最后一个夏天

作者：[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第一章

　　四四年，也象逝去的四三年一样，是在我军猛烈的冬季攻势的隆隆炮声中开始的。但那时候，一年以前，战争还在俄罗斯腹地，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土地上进行，而现在已经远远地朝西方，跨过第聂伯河，向乌克兰的河右地区推进了。

　　一月底，列宁格勒的包围圈已经完全瓦解；二月，在科尔宋——谢甫琴科夫斯基近郊围歼德军十个师。三月和四月，德国人在乌克兰几乎全线溃退，被迫放弃乌曼、赫尔松、文尼察、普罗斯库罗夫、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切尔诺夫策、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我军进入罗马尼亚北部，接着又解放克里木，而在五月初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然而，即使把以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这翻天覆地的一年之内即将开展的重大事件的前奏。

　　从四月中旬开始，攻势逐渐缓和下来。各条战线先后结束了自己的战斗以后，就停留在春季已经到达的界线上。而在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以后，继之而来的是全面的长期沉寂，这标志着发动新攻势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对已取得的成绩的欣慰和对未来的憧憬，在人们的意识中交织在一起。从这种憧憬中，从对我军现在在军事上已占绝对优势的不断增长的信心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即将来临的第四个夏天将是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个夏天。不管怎样，大家心里总是这样想的……

　　只有体验过这种感情，才能理解一个军人在此紧要关头突然为一种偶然的因素所支配、不得不离开战场、起先是躺在手术台上、然后被送到医院的病床上会感到多么懊丧和焦急！谢尔皮林乘吉普车给撞伤了，折断了锁骨，还受到轻度脑震荡。他进了医院，现在在莫斯科近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耶军人疗养院里治疗已有两个多星期了。五月已快结束，还要足足等待十天，等医务会议作出决定，如果准许的话，才能重返前线。

　　事故发生在离斯图典涅茨不远的一条通向铁路线的大路上。这个地方自从四一年以来一直深深地印在谢尔皮林的记忆里，那时候，他从莫吉廖夫城郊突围出来，夜间带领师的余部穿过这条克里切夫－奥尔沙铁路，而现在，时隔三年，他的集团军经过冬季的几次战役以后，又集结在这一带地方，与仍在德军占领下的莫吉廖夫对峙。

　　谢尔皮林旧地重来，在各处绕了一圈之后，返回司令部。前面一辆侦察处军官坐的吉普车突然滑到路边，打了一阵子空转，轮子触到了鬼知道什么时候埋在那里的地雷。

　　谢尔皮林的司机把车子拐了个弯，一下子撞在树上。司机现在也来到了莫斯科，以便在司令身边听候使唤。他至今还是灰溜溜的，尽管他没有什么错，车子之所以会撞在树上，是由于夜里天黑，而地雷的爆炸又把他的眼睛搞花了。当然，如果当时不是拐弯，而是立即刹车，可能更妥当些。但这一点谢尔皮林没有说，他不想使人过分难堪。不过他心里暗自盘算：回到前线后，是不是换一个司机？出了这件事故，司机以后开车也许会顾虑重重，怕出差错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谢尔皮林在汽车里苏醒过来，从那时候起，他对所发生的事一直感到万分懊丧。他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的时候开赴新的地方，在他离开的时候得到了补充，在他离开的时候分析敌人的防御力量，准备夏季的战斗，而他却还在跟医生打交道。他的左手还不大灵便，需要每天在医生指导下做体操。疗养院里治疗得很认真，因为他们接到过这样的命令。目前是战斗的间歇阶段，医疗工作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充满了期待和焦急的气氛。大家都眼巴巴地等待着夏天。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等待着夏天，但那时的心情是惶惶不安的，大家都担心着：德国人会不会再一次给我们打击？

　　然而在等待今年的夏天时，大家都深信不疑，夏天一开始，我们就会发动进攻。

　　在疗养院里治疗的，除了军人以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谢尔皮林三十年代的老相识，乌拉尔炮厂的厂长。该厂制造的反坦克炮初速很大，曾经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显神威，现在已开始把这种炮安装在坦克上。这个人在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之后，虽然不久前病情才稍有好转，然而谢尔皮林在和他的谈话中却了解到，他也梦寐以求地急于要回到乌拉尔自己的工厂里去。大家都很着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在战场上，整天待在自己的集团军里，接触的都是和自己在一起作战的战友。可是在这里，在疗养院里，就好比在十字街头，人们来自四面八方。谢尔皮林甚至已不再感到惊奇，在三星期内他竟然碰到了这么多的熟人。有军事学院的同学，有自己见习时的老师，也有一起服役的战友。

　　……

　　今天早晨吃过早餐以后，他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漫步，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唤他：［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是你吗？］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集团军的前任司令巴久克。巴久克穿着一件棕黄色的厚绒布棉睡衣和一双软底便鞋。

　　尽管剃得光光的头和乌黑的小胡子是熟悉的，但谢尔皮林没有一下子就把巴久克认出来——这次见面实在太突然了，况且巴久克穿着棕黄色厚绒布睡衣的样子，也显得异乎寻常。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以后，谢尔皮林奉召赴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临走前他向巴久克辞行，那时巴久克站在自己的吉普车旁边，冬装打扮：身穿毛皮短大衣，头戴毛皮高帽，脚上是皮底毡靴。留在他记忆中的巴久克就是这个样子，此后他们没有见过面．而现在却是穿着睡衣和软底便鞋！

　　“你好，伊凡·卡比顿诺维奇！”谢尔皮林认出了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确实是巴久克，就迎上一步说。

　　也许不单是谢尔皮林，巴久克也觉察到他们在开始拥抱之前有点儿迟疑不决。因此在两人拥抱的时候，巴久克故意迟迟不松开手，显然想以此表明，他对过去的事心里并无芥蒂。

　　“这样倒也不错，”谢尔皮林心里思忖着，同时再一次感谢那时不宜飞行的天气，使双方都避兔了难堪的局面：当谢尔皮林终于乘飞机来接替他的集团军司令职务时，巴久克已在前一天乘火车到莫斯科去了。

　　“我已经知道你在这里了，”巴久克说，同时松开了拥抱谢尔皮林的手。“昨天来到这里，了解了一下情况：伤员大队里有些什么人？我来看过你，可是护士说，你到女医生那里喝茶去了。我不想来打搅。你现在是一条光棍嘛。”

　　谢尔皮林默默不语。他不想回答。然后，他看了看巴久克健康的、晒黑的脸，问道：［你可不是到我们伤员大队里来的吧？］

　　［老天保佑，］巴久克说，［克里木一仗之后，我获准休息两星期。我的近卫集团军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后备队，而我被送到了这里。我的职务暂时由参谋长瓦尔福洛梅耶夫代理。和你一样，是军事学院出身的。不过他没有指挥的才能，因此不会挖我的墙脚。”

　　“我可没有挖过你的墙脚……这要说明白，”谢尔皮林平心静气地说，然而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我是说着玩的！我知道你没有挖我的墙脚，”巴久克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到处寻找你了。这儿花园里的小路可不少……我听说你还没有结婚，这消息可靠吗？”

　　“可靠。”

　　“我可在等我妻子到这里来。飞行员答应今天把她从鄂木斯克送来。”

　　“好久没有见面了吧？”

　　“战争开始后就没见过。我本来想自己到她那儿去，后来决定让她到莫斯科来。儿子在打仗，孙儿还没有。”

　　“你儿子现在在哪儿？”谢尔皮林问。他记得用时候，四三年，巴久克的儿子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炮兵部队里服役。

　　“还在老地方，在卡累利阿地峡。他在那里是第二次参加战争了。毕竟还是在我们南方战线愉快些，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嗯，”谢尔皮林含糊地说，他想起了四二年和巴久克一起从顿河向伏尔加河撤退时的情景，还想到，就当时而论，究竟在列宁格勒愉快些，还是在南方愉快些，还无从知道。“嗯……”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重复说。“当然，现在在南方比较愉快。”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争。然而巴久克看到他脸上的神色，以为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在沃罗涅什一仗中阵亡的儿子。

　　“那时候我和扎哈罗夫原想把他调到离你近些的地方，调到我们集团军里来，”巴久克说。“但没来得及。假如早调了，说不定他至今还活着。不过战争终究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他们两人都非常清楚，这是怎样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人待在什么地方能活，待在什么地方会死，是多么难以预料。

　　“我的那一个只受过一次轻伤，就在列宁格勒。躺了一个月，又归队了。”巴久克谈到了自己的儿子。他没有停顿，接下去就问：“关于我们克里木的情况你听说了吗？”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关于克里木的情况，他和所有关心战事的人一样，听到过不少。他认为，在战争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是一个吉利的预兆。他知道巴久克的集团军在克里木作战，担任主攻，不过在初见的时刻，大概是由于对方穿着这种厚绒布的睡衣，因而一下子没有想到。巴久克由于这几次战役不仅荣获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而且还在战争中第一次得到提升——成了上将。这个消息一星期以前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刊载过。

　　“祝贺你双喜临门，”他握着巴久克的手说。

　　巴久克踌躇满志地笑了笑：在克里木一举成功之后，他终于在战争中爬到了他认为自己早就应得的地位。

　　他现在指挥的是近卫集团军，并且获得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和上将军衔，而谢尔皮林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虽一度在军衔上追上了他，可现在却仍旧是中将，这一切使巴久克觉得似乎比谢尔皮林又高出了一头，尽管他们的职务同样是集团军司令。他们之间重新保持了距离，这不禁使巴久克扬扬自得地回想起他们在一起作战而谢尔皮林作他下属的那段时光。

　　［你的集团军情况怎样？］巴久克问。［你接替我以后，撤换了很多人吧？］

　　［我几乎没有撤换过什么人，是战争把人撤换的。有的在哈尔科夫城郊，有的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他向巴久克列举了几个阵亡的和受了重伤以后不再回到集团军的校官。

　　［军事委员仍旧是扎哈罗夫吗？］

　　［仍旧是他，］谢尔皮林点了点头。［集团军参谋长是莫斯科派来的——一个叫作鲍依科的，原先是上校，现在是少将。］

　　［怎么，不够理想吗？］巴久克从［一个叫……的］这种措辞中感到有一种不满的味道，因此就问。

　　不过谢尔皮林使用这种措辞并不是出于不满，而是由于过去沙皇军队里遗留下来的多年老习惯。

　　［不，很理想，］他说。［关于皮金的事，你大概已经知道，发过通报。］

　　［我看到了。他给你添了麻烦，这狗崽子。幸而你没有受到牵连。］

　　［是添了麻烦，］谢尔皮林同意说。［不过，我不相信他真是个狗崽子。］

　　［为什么不相信？通报里说得很清楚，随身带着作战地图，当了俘虏。］

　　谢尔皮林皱了皱眉头。起先他不想详细谈论他本人侥幸没受牵连的这个严重事件。但后来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了巴久克，并且说，就在当时，四三年三月，他在哈尔科夫城郊递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上面是这样写的：他了解皮金，关于皮金乘‘Ｙ－２’型联络机，由于飞行员迷航误降德军阵地一事，他不信皮金被俘时会不销毁随身携带的作战地图。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皮金来不及开枪自杀而被德军生俘，正是由于首先急于要销毁这张作战地图。

　　“通报里不是这样写的。说他是带着作战计划投降的。”

　　“是的，”谢尔皮林承认。

　　“德国人也报道过这个情况。我们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的。”

　　“是的，他们也报道过，”谢尔皮林说。“但他们的情报可能是假造的，为的是要打乱我们的计划。既然俘获了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为什么不说他带着作战计划呢？难道我们没有利用过这种机会，没有报道过类似的消息吗？”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巴久克说。“然而他们也许不是偶然迷航呢，你不认为有这种可能吗？不管怎样，他终究在三Ｏ年被清洗过——这不是平白无故的；战争开始以前他是在后备军里……”

　　“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多少次看到他在战斗中的表现，因此不能作这样的设想。”

　　“不管怎样，他总是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巴久克说。“你把他调到作战处来，也过于性急了。”

　　“这是确实的，我过于性急了。”

　　接着，他们继续并排走了一会儿，由于话不投机，大家默默不语。回思往事，突然有一股恼恨的情绪涌上巴久克的心头，他不禁想到，谢尔皮林还是象过去一样自命不凡：“我了解”、“我看到”、“我不认为”……老是“我、我、我”的。他象过去一样，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而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在思索自己和皮金的事：“我信任过他，而且现在仍旧信任他——这是对的。至于我接管了集团军以后马上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作战处长，这确实是过于性急了。由于参谋长是新来的，自己对他不熟悉，想在他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这是我的偏心，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弱点，事后终于使我懊悔不已。皮金担任工程师的工作倒是合适的，而调到作战处来，这样的规模未免使他穷于应付，何况哈尔科夫城郊的局势又是以外的严重。他由于自己疏忽，没有即使把撤退的命令通知两个师，后来联系中断，就自己要求飞去，亲自去挽救局势。］谢尔皮林同意了这个要求，结果却给自己添了麻烦。

　　后来有人想把这件事算在他的帐上。然而结果通报里甚至连责备他的话都没有。谢尔皮林至今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其中的缘故。军事委员扎哈罗慎照例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曾向方面军司令部打了报告，说明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光有他帮忙还不够。多半是——谢尔皮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一点——这件事情报告到最高当局，斯大林考虑到，他不久以前才把谢尔皮林提升为集团军司令，因此，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不同意马上把谢尔皮林撤下来。至于有人建议撤消谢尔皮林的职务，那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件事上，谢尔皮林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单以他对皮金的信任为由，并不能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可是除了这种信任以外，又没有任何旁的证据。

　　［你还记得巴拉班诺夫吗？］巴久克突然问。

　　［记得，］谢尔皮林抬起头来朝他看了一眼说。

　　他感到巴久克的问话中带着挑衅的意味。可他错了，巴久克不过是想起了巴拉班诺夫这个人也曾经给自己添过麻烦，正象皮金给谢尔皮林添过麻烦一样，虽然两人的情况并不一样。

　　［去年夏天他出院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求我原谅他过去的荒唐。他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会重新收留他的。］

　　［你收留了没有？］

　　［收留了。他低声下气地到前线来见我，成了上尉，由于企图自杀，降了两级。可现在又是少校了。］

　　“在当副官吗？”

　　“当副官。他要求到侦察队去，可是我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搞熟了嘛。要知道，没有他在身边，我感到无聊。他当副官倒是挺出色的。”

　　“不错，”谢尔皮林说，“假如你当初不是硬要我派他当团长，那么你也不会感到无聊，他也不至于自杀。”

　　巴久克把谢尔皮林仔细端详了一下，仿佛在他脸上突然看到了一种早已忘怀的东西：“嗯，我看，对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在背后说我什么来着，说我性情暴躁，甚至什么出口伤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不错，我性情暴躁，但不念旧恶。可你呢，外表和气，手段可厉害呢。谁要是妨碍了你，你是决不肯罢休的。”

　　“他妨碍的不是我，伊凡·卡比顿诺维奇，而是事业。”谢尔皮林用巴久克熟悉的那种平静得吓人的声调说，这就是巴久克所指的“外表和气”。“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他不能当团长吗？”

　　“可以说不能，也可以说能！只要不喝酒，就能。他已经有十个月滴酒未沾了。”

　　“这样说来，现在甚至可以派他当师长了，”谢尔皮林笑了起来，他用笑来减轻所说的话的分量。

　　“你怎么样，照旧喝一点，还是健康不允许？”巴久克问。

　　“车祸以后，我戒酒了。医生说，终究受过脑震荡。在这以前，还保持着原有的量。晚上在最后一个文件上签了字，临睡前喝上那么半杯。”

　　“懂得厉害吗？”

　　“我不记得了。据说，甩出去大约五公尺才着地的。”

　　“我不喜欢这种吉普车，”巴久克说。“没有它不行，可是不喜欢。这种车子太危险，听说，我的前任坐了吉普车到前沿阵地，车了开过了头，到了德国鬼子那边——被德国佬用机枪迎头扫射！”

　　［我看，这跟吉普车没有关系，］谢尔皮林表示不同意。

　　［怎么没有关系？］巴久克说。［开得这样快，警卫人员都跟不上。听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件事可做得没有头脑。连忙后退，可已经完了！胸部中了十二颗子弹。就这样，他去了，我来了。我和他留下的原班人马一起作战。一个也没有调动。……在那里，在塔夫利雅和克里木有一种牛乳酒味道很好。早在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就尝过。我一到集团军里，马上就要他们早晨和晚上都送牛乳酒来。］

　　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他回想起在军事委员会的食堂里，不管怎么样，总要给巴久克准备一份酸牛奶。他很少喝酒，只是在兴致好的时候喝一点儿。而且即使喝过了酒，晚上仍旧要喝一杯自制的酸牛奶。

　　在打仗的时候，每逢巴久克大发雷霆，许多人都以为事出有因，他不会无缘无故冒火的；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原因，巴久克之所以要大叫大嚷地发脾气，是出于一种长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这样对事业有利。

　　［嗯，］谢尔皮林心里想，［我倒想看看他现在在前线是怎么一副样子。他究竟改变了多少，改变在什么地方？用粗话骂人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秩序越是正常，借故骂人的机会也就越少，而且官兵们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因为仗打得越久，他们心中的负咎感就越少，自豪感就越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现在打仗打得出色多了。］

　　巴久克仿佛顺着谢尔皮林的思路，说出了实际上相同的话。

　　［我们还在克里木的时候，有时向草原一瞥，就能看见遍地都是没有掩埋的白骨——是四一年留在那儿的。只要你一回想起我们经受过的一切遭遇，就会对人们的忍耐力惊异不止：那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也会对自己的忍耐力惊异不止：你经受了这一切之后，怎么还会活着？看着这些白骨，心里就会想：那时候由于这儿退却，那儿失守，谁没有骂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谁又没有骂过自己！……而现在呢，巴不得能使他们起死回生，把他们拥抱在怀里，可是他们在哪儿呢，……我昨天到过莫斯科，有人对我讲到新的教学制度：从今年秋季起学校里将实行男女分校制。你听说过吗？”

　　“好象有这么回事，”谢尔皮林说。

　　他已经听到过这种男女分校的制度，他认为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学习；这对于应征前的军事训练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对军队是有好处的。四一年的创痛记忆犹新：那时有多少人直接从学校应征入伍，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都没有经过训练，对打仗一窍不通，简直可恨！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巴久克问。

　　“我赞成这个决定。”

　　“是的，这些年轻人，”巴久克说，“在战争初期他们使我们吃了不少苦。”

　　“应该说我们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吧？”谢尔皮林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说出这句话，突然发问，而在这以前，他似乎也是和巴久克一样想的。

　　“上将同志，您该去透视了。您要迟到啦！”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

　　护士追上他们，站在他们面前。她年轻、高大，脸庞和脖颈都是鲜红的，她一股劲儿奔过来，差点儿撞在他们身上，感到很不好意思。

　　“的确，该去啦，”巴久克说，同时把睡衣的翻袖口卷了起来。“看你跑得这样，象一辆坦克……”

　　他朝她的被白色工作服裹得紧紧的年轻、丰满的身体看了一眼，带着奇怪的怅惘之情，用一种既包含着善意、又有点儿粗鲁的语气说：

　　［瞧你这个样子！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安置你们啊？］

　　护士热泪盈眶。由于她的脸色没有马上随着改变，仍旧带着她刚才在巴久克和谢尔皮林面前站定时的那种惶惑的微笑，因此这眼泪显得那样突然，仿佛是对他们心坎的猛然一击，仿佛触及了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的难言之隐。

　　谁知道她，也许是她突然感怀身世，想到战争结束以后她还会有什么亲人。

　　［我们走吧。］巴久克对护士说，但脸并不朝向她。

　　临走的时候，他向谢尔皮林转过身来说：［要是我妻子今天不来，我们晚饭后再一起走走。］

　　谢尔皮林点点头。

　　巴久克和护士离开了他，沿着小径并排走去。现在，他望着他们的背影：巴久克身材矮壮，步子沉重，护士和他在一起走，显得更加高大和年轻了。

　　［真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安置她们呢？］谢尔皮林心里思忖着，同时想起吃午饭的时候要留下一点甜点心给孙女儿吃。儿媳妇今天休假，副官在午休后会把她和孙女儿带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所来。

　　吃过午饭，在回病房休息之前，谢尔皮林走到疗养院的前厅，在一幅跟整堵墙一样大的地图旁边站住了。地图上用小旗子标志着战线，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已经越过国境，向罗马尼亚推进了一百公里左右。最近几天来，地图上的小旗子没有移动：战局没有变化。

　　我们的夏季攻势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暂时只有最高统帅部知道，然而根据许多迹象判断，发动夏季攻势的意图是坚决的。谢尔皮林还在医院里的时候就已经看过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上面的语气对军人说来是相当清楚的：不仅谈到肃清我国境内的敌人，还提到解放我们的兄弟——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读过这个指示以后，只消看一看地图就能明白：未来的进攻任务，用军事术语来说，要解决一大片纵深地区。不然的话，斯大林就不会提到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了。

　　谢尔皮林站在地图前面，多少次用目光估量着西方战线的总部署，同时思考着未来的夏天。

　　德国人还占领着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象一个巨大的楔子插入北部波洛次克和南部科韦耳之间的我军阵地之中。

　　不久以前，从友邻部队抽调人员编组了一个新的方面军，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就是属于这个方面军的，它驻防的地段正对奥尔沙、莫吉廖夫和贝霍夫，恰巧是德国人的楔子插入我方最深的地方。

　　“多半是我们右邻和左邻的方面军将担任主攻，而我们只是助攻，”谢尔皮林心里想。“从地图上看，很难作另外的设想。”

　　地图有整堵墙壁一样大，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而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时开赴并驻防的地段，看上去象半根火柴梗一样小。严格说来，甚至连集团军司令都不能把司令部的工作地图随身带到医院和疗养院来。当然，可以向总参谋部去要一张，或者派副官坐吉普车到自己的集团军里去拿一张不标明形势的普通地图……反正问题不大。这张地图，和接下去的两张朝东方叶尔尼亚方向的地图，还有一张朝西方包括莫吉廖夫在内的地图——这几张地图从四一年起就都深深地铭刻在谢尔皮林的记忆里，现在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能说出这几张贴在一起的地图的样子。在这些地方，他起先进行过多次战斗，后来又带领师的余部冲出重围。甚至地图折缝处由于极度磨损而字迹不清的那些居民点，他都能—一背诵出来。

　　在他的想象中浮现出这幅二俄里缩成一吋的地图，他看到第二张上莫吉廖夫城郊战场的一角，现在他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时已开赴那里。当他们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从莫吉廖夫突围的时候，起先穿过森林，直奔勃拉戈维契，然而无法突破，于是折向东北方，朝谢科托沃、德里宾、斯图顿涅茨、靼鞑斯克的方向行进，正好是通过这个地区。

　　在他的记忆里，三年战争中的一切经历和遭遇都标记在地图上。将来什么时候，战争中留下来的这些地图没有了，可能会连战争都回忆不起来。

　　而现在，即使没有这些地图，它们照样都历历在目：莫吉廖夫形势图和莫斯科城郊形势图，是四一年的；夏季形势图，是四二年从顿涅茨向伏尔加河撤退时的；冬季形势图，是斯大林格勒的；春季形势图，是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城郊的；还有一些新的形势图，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防御战开始以后，一张接一张，越来越朝西方移动，直到第聂伯河上游。

　　现在，除了这些地图以外，马上将会有另外一些新的地图，这是总参谋部测绘局预先印好的。德国人的地图绘制到莫斯科，甚至更远的地方。而我们的地图想必已绘制到柏林。至于在战斗的过程中，生活将在这些地图上标志些什么，怎样标法，我们以后会看到的。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你本身在内。在用分界线把你与左右邻分隔开来的这些地图上，延伸着你自己的生命线——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所指挥的集团军前进的路程……现在这条线在莫吉廖夫以东被一条表示德军阵地的蓝色蛇形防线所切断。在地图上，只消用橡皮擦一下，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要花很大的力气。

　　命运之神使谢尔皮林重新回到他开始参加作战的地方，这使他不禁百感交集。作为一个军人，在什么地方跟德国人算帐，似乎是无所谓的，只要能算帐就行！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算帐。可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不是无所谓的。

　　“怎么，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在看地图吗？反正不会让您提前出院，”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在他背后说。同时他感觉到，这个女人并没有从他身边走过去，而是站在他背后，等着他转过身去。

　　他转过身去朝她看了看，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产生过的想法重又浮上他的心头：他觉得她很美，同时预感到这种想法将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请准许我向您报告，奥尔地·伊万诺芙娜……”他直视着这个女人说。

　　“既然是‘报告’，就应该用军衔相称，”她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

　　“请准许我报告，中校军医同志，我现在主要的不是在考虑未来，而是在回想过去。至于未来，我是把希望寄托在您的明智上面。您不会把一个在战场上多少有些用处的人过久地留在这里吧。”

　　“您说我明智，真要谢谢您。这话不是从每个病人那儿都能听到的，”这个女人说，同时举起一只漂亮的手，看了看手腕上的男式大手表，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根据我的明智看来，您该去休息啦。”

　　“遵命。”

　　谢尔皮林稍稍低下头来，也朝她的带着男式大手表的漂亮的手看了看，并且说：“可有人说，外科医生的手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手拿凿子，一手拿锤子，是吗？”她一本正经地说。“有多少外科医生，就有多少双手。只是我们比其他的人洗得勤些，洗得仔细些，还用热水、肥皂、刷子、酒精，因此，它们的样儿就不总是很理想。不过现在看来还可以，”她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纤纤的手指和剪得很干净的指甲，又笑了说：［因为跟你们这些将军打交道，我与其说是外科医生，不如说是个保姆。简直搞腻了。我要离开这个莫斯科近郊的乐园，请求调到您的集团军医院里去当一个外科主治医生。您看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不是当真。］

　　［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当真。我们走吧，您还有什么没看完吗？］她朝地图那边扬了扬头。

　　［马上看完，］谢尔皮林说，［再过五分钟，我保证就去休息。］

　　［就算相信您吧。晚上请到我这儿来喝茶。我邀请在先，因为傍晚以前不一定能看到您。］

　　［谢谢，但我是不是到您那儿去得太勤了？］

　　［随您的便吧，］她停了半响说。

　　［我倒是很愿意的。］他老实地说。

　　［那么就不要抑制自己的愿望吧。据说，这是对身心有害的。］她笑了起来，走出了前厅。他知道她现在是到自己的诊疗室去了，于是便走到窗口，看到她在小路上走，大概已经不再想到他了。她急急忙忙地走着。她那戴着浆过的白色工作帽的优美的头不住地左右摇晃着，仿佛她一边走，一边在自言自语，也许是向自己提问，也许是和自己争论。远远看去，她显得还非常年轻，比近看更年轻。

　　昨天她无意中说，她快四十了。那么，四一年冬天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三十七岁……但那时候她看上去比现在老。

　　他一直在看，直到这个女人在屋角后消失为止。当他离开窗口，重新回去看地图的时候，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她的倩影。

第二章

　　午饭后，谢尔皮林久久不能入睡。

　　他起初想着巴久克，后来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眼睛瞪着天花板躺着、直到午休时间结束。

　　巴久克跟他见面时那副高兴的样子使他感到惊奇。显然是他把巴久克想得太坏了。巴久克对你怎么会不笑脸相迎呢？虽然你过去对他有意见，但没有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你不习惯做这种事——而是尽心竭力地在各方面协助他：你在他手下竭尽参谋长的职责，从工作出发和他争论，说服他同意你认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在参谋长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也是对他有帮助的。

　　至于后来你接替他司令的职务——这一点不能怪你，只能怪斯大林。

　　甚至也不能怪斯大林。被派到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军里当副司令，巴久克当然会感到不大高兴。但也不能算受委屈。何况过了一年，他重新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又是近卫集团军，而且在很好的时刻——发动进攻的前夕。

　　然而又怎么突然发布了这个任命呢？方面军副司令的作用是不会令人注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看来，斯大林终究没有把巴久克置于脑后。战争拖得很久了，剩下的人屈指可数，没有很大的储备量。况且不久以前光是新编的坦克集团军就有六个。还有几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要派司令。只要你反躬自问，就能记起，你自己也常常犹豫不决：要不要把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长马上提升为师长？当团长是很好的，但担任另外的职务，在另一种规模下，是否能称职呢？

　　而决定派什么人当集团军司令，更要难得多。有时想冒险提升一个年轻的新人，有时又恰恰相反，认为老马识途。巴久克终究已经担任过近两年的集团军司令。不消说具备各方面的经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有他的勤勉之处，在司令部里待偶税收，每天一早就下部队，我们这儿很看重这一点。巴久克本人非常勇敢，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了这种勇敢的作用；这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成为习惯。任命他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来到了一个很好的集团军里，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有着很好的司令部，很好的战斗传统。他到了那里，开始继续作战，据他自己说，他没有打乱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没有调动人员。这在现在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上面不让调动！战事的进行，完全符合经过周密考虑的作战计划，还得到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从效果来判断，这任命没有错：集团军在巴久克指挥下在克里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许在另外一个人的指挥下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评价战争的难处，因此，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积累了经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巴久克显然也并不例外。但提高了多少？这就是个问题。无论对他、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假如不宽于责己，回顾以下十五个月来自己指挥集团军的工作，那么，应该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各次战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谢尔皮林自己是在十分顺利的环境下接受集团军的。先前已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经验，况且大胜之后士气正旺，人们都觉得，他们今后简直能够排山倒海。

　　有了这样的开端，使人感到前途将会一帆风顺，然而结果却并不这样，自己的第一次战役却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集团军被紧急地调到重新被德军占领的哈尔科夫城郊，必须再度经受已经不再习惯的一切。起先是堵住一条三十公里长的缺口，然后是边战边追，在没有防御装备的阵线上阻挡德军。这一切都刻不容缓，战士们刚下了军用列车，踏上遍地是雪和水的三月的泥泞道路，立刻就投入战斗……

　　当时的情况是原先的计划中没有估计到的，一会儿缺这，一会儿缺那。后勤部队下车较迟，没来得及安排工作，马上就开始撤退了。

　　应付不了紧急局势的方面军司令被撤职了，任命了新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来到了前线。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还在三月的哈尔科夫城郊张牙舞爪。必须拼死挡住他们。在阻击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他这里来过三次。最后一次和他的谈话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不禁使他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撤销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但假如把他撤了下来，他也不能怨天尤人，因为他退却了，没有能完成挡住德国人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他最不爱听的话：他的集团军不象是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他本人也不象个司令，而是……他默不作声。因为他无言可答。

　　后来终于在一处地方稳住了阵脚，在第二处，第三处……接着又抵挡不住，后退了数公里，然后又有一个师稳住了阵脚，接着是第二个师……稳住了，坚持下来了。假如在四二年，这显然是抵挡不住的，但现在他终于把德国人挡住了。所以能够挡住，那是因为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经受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考验，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新调防以后，开始了战争中的第三个夏天——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长时间的间歇，难堪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人在哈尔科夫城郊重新耀武扬威，促使我们对未来的战斗准备得更加努力，甚至超过命令规定的范围。德国人在夏天将用他们所能集中的全部力量来打击我们，这一点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得到。这样纵深的防御工事过去从来没有建筑过。我们废寝忘食地训练部队，似乎每一天的训练都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还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把两个自行火炮团，一个［喀秋莎］旅和九个炮兵团配属给集团军。应当学会的已经不是怎样堵住漏洞——这是过去的事——而是怎样控制全局。

　　最后的检验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尽管作了这一切准备，尽管有守住的信心，最初的三天在德国人的打击下终究还是后退了——有的地方退三公里，有的地方退五公里，有的地方甚至退八公里。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终于能够报告，集团军前方的德国人已被全部挡住。

　　第五天的战斗和以前一样激烈。在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周而复始。然而并非如此。德国人虽然继续在遵照命令行动，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命令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第六天早晨，谢尔皮林已感觉到，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的集团军后退一步了。

　　他等待着，希望德国人重新向他进攻，并且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攻中耗尽自己的力量。

　　早晨德国人通常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刻过去了，然而他们没有开始进攻，过了一小时，又是一小时，他们始终没有开始。他并不象过去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感到松一口气，而是感到失望，这实际上就是感到自己对敌人已占优势。

　　之后，我们转入了进攻。不论是北边的奥廖尔，南边的别尔哥罗德，还是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都转入了进攻。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前进的方向，没有尽人皆知的大城市。在最高统帅部发布的通报中，他的集团军一共只被提到过三次。他的集团军收复的那些居民点，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说，大概从通报中才第一次知道。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非但没有进入大城市，而且，还得渡过许许多多的中小河流，通过泥炭沼泽和变成沼泽的洼地。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攻的时候，几乎永远是企样的，总会有一个集团军要穿过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会儿掉在后面，一会儿又赶上那些比较幸运的友邻部队，用自己的行动来保证友邻部队在通报中取得荣誉。

　　在战争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性格，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所担负的默默无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对友邻部队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把目光　于自己的界线以内，如果对左右友邻部队的情况漠不关心——一管它们是死是活！——那么你还不能算是集团军司令，只能算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市侩。当然，在大合唱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独自引吭高歌，好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然而在战争中现在很少独唱，而且指挥很严格。不过这也很好，这就是说，战争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感到这种说法有点古怪：战争是不是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好象战争还会有什么轨道似的。不过谢尔皮林心里正是这样想的。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他就记起了将在十天以后召开的医务会议。他不由得摸了模自己的锁骨，心里思忖着：“医生说，长得很好，再好没有了。的确，儿乎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过手还不能挥动自如。”

　　他想从病床上站起来，双手小心地作了医疗体操中的几节动作。然后把左手捏紧、放松，一连试了几次。手仍然感到麻木，而手指象被针刺一样痛。

　　但总的说来，他感到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头已经不痛了，不再常常惊醒。而最初的时候，由于做到着非常逼真的困人的恶梦，每夜总要醒四、五次。

　　在战场上可以说只考虑到精神，而肉体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的。他的肉体有时坐在吉普车里，有时在堑壕里走来走去，有时看地图，有时打电话，一昼夜匆匆忙忙地吃两顿饭，夜里尽可能沉沉地睡一觉，再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打一两个钟点磕睡。它默默地干着向他要求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医生一下子又是怎么说的呢？不久，在发生车祸以前，他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可是照医生的说法，他全身都是病。他不想争论，医生怎么吩咐就怎么办：打针就打针，浴疗就浴疗，做操也好，电疗也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全身都是病，那就彻底治疗吧。

　　他把治病看作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忍受离开自己集团军的痛苦。为了不妨碍治疗，他甚至把需要乘车到莫斯科去的几次拜访也取消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跟儿媳妇见了几次面，在她的休假日，她在午休时间以后带了孙女儿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来看他。

　　他看了看表，走出房间，到了花园里。副官迟到了十五分钟。

　　［她们出了什么事？也许孙女儿病了吧？］他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就看见自己的副官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沿着林荫道向疗养院大楼走来。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突然看到了谢尔皮林，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她们出了什么事？］谢尔皮林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不来了……”副官脸上仍旧带着惊慌的神色。

　　“怎么不来了？为什么？”

　　“这是给您的便条。”

　　副官走上一步，把提在手掌里的便条交给谢尔皮林。

　　在半张方格练习本纸上写着：“您好，爸爸！我没有来，请您原谅。我不能来，我不好意思见您的面。一切情况由阿纳托利面告。安尼雅。”

　　“既然她托你转告，那么你就讲吧。”谢尔皮林慢吞吞地把目光从便条上抬起来，看着仍旧站在他面前的副官。

　　副官站着一言不发。在他带有稚气的和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感到难以启齿的惶恐。

　　“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好。“她们出了什么事故？”

　　他听到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由于和他心里所想的对不上号，因此显得有点儿可笑：“我跟安娜·彼得罗芙娜结合了。我劝过她，可她说，现在不敢来见您。”

　　“你劝过她什么？”谢尔皮林仍旧用开始时那种严厉的语调问，等到问出了口，才明白过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劝她一起前来说明情况，但她不愿意，叫他一个人来。

　　副官仍旧笔直地站着，可是，让他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谈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方便的。

　　“让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吧，”谢尔皮林说。坐下以后，又补充了一句：“把制帽脱下。”

　　副官脱下制帽，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现在你说明一下。既然是叫你说明的。结合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结合的？］

　　［结合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结合就是结合。而如果想问，他们有几分真情实意，这也是多余的。这从副官的脸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昨天结合的。］副官顺从地回答。他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

　　［你是素来不喜欢多说话的，这我知道，］谢尔皮林说。［但总得给我说个明白，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你竟会这样报告。你也得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

　　谢尔皮林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尴尬，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但副官把他的苦笑当作是生气的表示，因而越发不知所措。

　　说明什么呢？对司令说，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很晚才回去，在她家门口告别时，两人都感觉到，这件事迟早总会发发生，但在这以后，他们还是尽一切力量克制了两个星期——难道说这些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因为昨天是她首先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地靠在他身上，由于感到已经身不由主而哀哀　泣，后来又是她首先吻他——难道这样说明吗？对司令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如果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究不能推　责任，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难道这样说明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只是说了他此刻心中的感觉：

　　［我有错。］并且习惯地补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我现在还是你的什么司令，］谢尔皮林说。［你不是已经成了我的亲戚了吗？］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儿媳妇的性格，关于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如果不是爱上了他，她就不会随便跟他结合，该能自制的吧？］谢尔皮林心里想。

　　“我们要去办结婚登记手续，”副官急忙说。“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她怎么，要取得我的同意吗？”

　　谢尔皮林站起来，副官也紧接着站了起来，他担心谈话会到此结束。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谈话到此结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谢尔皮林说，同时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来回地走着。

　　谢尔皮林在长椅旁边踱来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动着。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时，天还没亮，女孩子还要过很久才醒来，可她已经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他还回想起她说的话，她说，她现在很不幸，可是尽管这样说，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还回想起她把这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门外。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虽然早已来到这里，却一直在花园里徘徊，不敢拿着这张便条来见谢尔皮林。这是他自从服役以来第一次迟到。

　　而谢尔皮林来回地走色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儿媳妇。“这么说，她不敢来！所以派这个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她这样做，有点不象她的为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大概她写的确实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敢来见他，不愿意硬着头皮来。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难道以后跟她谈话一直要通过这个人转达吗？”他暗自思量，他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感，只是想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实际上他一生中总共只看见过儿媳妇五次：两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见和召见后回来的时候，三次是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带了孙女儿来看他。在这中间，她只写信到前线来。

　　她甚至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和父名——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她对他说“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后来在寄到前线的第一封信上写：“您好，爸爸。”大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她认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亲，就应该这样称呼他。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媳妇称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称代词用“你”，这里用“您”，表示安娜对谢尔皮林特别尊敬。——译者。）

　　她经常来信，但写得很短——小练习本上的一页纸，下面用印刷体代替孙女儿附上几笔，具她的名。

　　就这样，在儿子牺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这个女人和孩子，逐渐在他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他通常每隔两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时候回一封信——不会更多，还给她汇军饷，寄包裹。最后一次是在秋天，就是这个因事到莫斯科来的副官顺便捎来的。

　　他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副官回来后，对他描述过这次访问，管儿媳妇叫安娜·彼德罗夫娜，还讲她怎样请他喝茶。不，那时候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否则，他一定会觉察到，因为副官向来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正象有些人所说，他老实得甚至有点儿傻气。首先由于这一点，由于可以绝对地信任他，谢尔皮林才赏识他。

　　谢尔皮林想到了面临的损失：对一个不象他那样孤单的人说来，这种损失也许算不了什么。而他将受到损失，那是无可讳言的。因此，她在他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从她的性格来说是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她今天没有来，她感到惭愧，因为他的儿子去世还只一年，而她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她感到惭愧，因为曾经在寄到前线的信中对他说：［您好，爸爸］；她感到惭愧，因为她领了他——亡夫的父亲——的军饷，却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了。现在她将不再领取他的军炮，也许她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当然，他要让她来和他谈谈，免得事情搞得很僵，但损失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损失，而且是双重的损失，因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定会和她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一来，他也好象是谢尔皮林的亲戚了。而亲戚是不能当副官的。只得让他离开，虽然让他离开也是很难受的：对他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已经习惯了，已经一年多啦，在战争中每天在一起。

　　“她看中了他什么呢？……非常简单，看中他年轻力壮。还有，可能是象小牛犊一样地温顺。怎么能不爱他呢？比他差的人也有人爱。难道他比不上我的儿子吗？”谢尔皮林象往常一样力求公正地想。“她过单身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怎么是一年多呢？”他记起在儿子牺牲以前他们夫妇俩已经有一年多不见面了，就纠正自己。“不是一年多，而是两年多。一个女人这样长期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倒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谢尔皮林朝副官看了看——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他看，——接着说：“别把脖子扭伤了。靠边一点儿坐！”

　　他坐下来，把双手搁在长椅背上，又朝副官瞟了一眼。现在副官的眼睛直看着靴尖。他笔直站着的时候，象个大人，而现在不戴制帽坐着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象小孩子一样皱紧眉头，板起了嘴。

　　“你把详细情况谈一下。”

　　副官的抖动的嘴唇极得更高了。他声音很低，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详细情况——我不说，司令同志。”

　　他以为要他说他们俩结合的详清细节。

　　“怎么‘不说’？你终究要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况且她比你大六岁。对这一切你都有了思想准备吗，都考虑过吗？我是问你这个！”

　　［我什么也不管，甚至不考虑，］他带着幸福的狂热情绪，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诉说着。［她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过将怎么办。她怎么说，就怎么办。］

　　［‘她说，她说’，］谢尔皮林生气地说。［怎么，现在看来还要等女人来替你拿主意吗？］

　　他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突然一转念，就不说了。

　　［她是你生平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吗？］

　　［是第一个，］副官低声说，同时抬起眼睛，盯着谢尔皮林的脸，仿佛这个佩着军官肩章的、长得高高的男孩子将来是否还会象以前一样地爱你和尊敬你，就决定于你接下去再说什么话和说话时的表情。

　　［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比你大六岁，还拖着一个别人的孩子，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感觉到副官看他的这种目光，心里思忖着。［可是不管怎样可怕，还是下了决心。这就是说，她既相信你的爱情，又相信自己的力量。］

　　他还想到了一点，他想到了战争，想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不顾一切地扑到一个一星期以后就要远离她重返前线的人的怀抱里。

　　副官望着谢尔皮林沉静而忧伤的面容，重新对他怀着负咎的感觉，他想，司令的脸色所以这样难看，一定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我今天给妈妈写了信，］副官仍旧望着谢尔皮林的脸说。

　　［哦，原来你还有一个妈妈，］谢尔皮林仍带着忧伤的脸色点了点头，继续思忖着。［身在千里之外，每天盼着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说明儿子还活着，每天担心会收到‘英勇牺牲’的通知，而现在从一封三角形的信中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做了婆婆和奶奶。然而她看了这封信，还不知道对她来说最重大的变化。对母亲来说，最重大的变化—一这在她收到信的时候多半已经发生——并不是儿子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而是为了这件事，他不能再当集团军司令的副官，要重新下部队去打仗，更加接近前线，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死亡。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不可能继续让他当副官，而安排他到后勤部门去工作，他自己又不愿意。”

　　“我说，阿纳托利，”谢尔皮林违反平日的习惯，直呼副官的名字，这无意中使所说的话变得缓和了。“假如你需要取得我的同意，那么可以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你们两人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等我们回到了前线，你考虑一下新的工作。列宁早在二十年代就教导过我们，亲戚不要在一个部门工作。”他微微一笑，用这种微笑又一次来缓和斩钉截铁的语气。

　　“我明白。我今天早晨已经对她说过了。”副官回答。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没有说谎，确实对她说过，然而从他的睑上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点，谢尔皮林这样快采取这个决定，使他大为震惊。

　　“她明天做哪一班？”谢尔皮林问起儿媳妇的工作。

　　“第二班。”

　　“你对她说，叫她明天白天上工以前到我这儿来。”他顿了顿，在想明天他要做哪些治疗，在什么时候做。“把吉普车给她用，让她在十三点以前来。一个人。”他看到副官脸上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又补充说：“别害怕，我不会责怪她的。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

　　说这话的时候，谢尔皮林不仅想到了他和她，而且还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去吧！”

　　副官急忙站起来，戴上制帽。

　　“要不要让她把小女儿也带来见您？”

　　大概他认为，她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会好过一些。

　　“已经说过了：让她一个人来。”虽然谢尔皮林心里很想看看孙女儿，但明天的谈话，有女孩子在场不妥当，对她没好处，何况儿媳妇还可能哭哭啼啼。

　　副官举手敬了个礼，沿着小路走了。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谢尔皮林喊住他。

　　“是，司令同志！”

　　“召见的事怎么办？”

　　“他们答应明天办好手续。”

　　“假如明天办好手续，那么你准备一下，后天就走。”

　　“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走吧。”

　　副官重新转身走了。谢尔皮林站着，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拐弯为止。谢尔皮林怅然若失，要是副官看到这个刚才一下子轻而易举地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这种脸色，一定会大吃一惊。

　　谢尔皮林感到怅然若失，这是由于他想到了自己。他对副官说，“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差，也许更好一些”，这句话表露了他对副官恋恋不舍的感情。

　　当副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有时是靠某个人的情面、有时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原先是巴久克的副官。巴久克为了“培养”自己的巴拉班诺夫，把他派去当团长以后，就从军官预备队里要了这个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巴久克称赞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汽车开得很好，抵得上司机，并且说，这个小伙子是在对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他巴久克一起喂过虱子的一个已故的老同学的儿子，这次偶然碰到，就把他留下来当副官。

　　这是谢尔皮林在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成为他的的副官以前所知道的一切。

　　谢尔皮林突然奉召赴莫斯科的时候，把自己原来的副官放走了，吩咐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免得他无所事事。当他从莫斯科接受任命回来的时候，巴久克已经走了，他惊奇地看到了出现在他眼前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巴久克没有把他带走，还是他自己愿意留在集团军里，谢尔皮林不想追根究底。适合，就留下；不适合，就另外挑选一个。

　　谢尔皮林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最初几天的行动中看到：他并不力求待在谢尔皮林身边。这是谢尔皮林当时喜欢他的第一点。他沉默寡言，勤于职守，有文化，善于按地图或就地确定方位，从没有发生过中途耽搁或迷路的事。派他去传达命令，每次都能把命令直接交给本人，在战争中，这一点不仅证明他善于确定方位，而且还证明他很勇敢。找不到人通常不是真的找不到，而是不肯冒着危险去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却每次都能找到。

　　一个半月以后，在哈尔科夫城郊，他进一步表现了自己的才干。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非常艰苦的。早晨他们到自己的一个往后撤退的师里去，路上碰到了别人的后勤部队，甚至不知道是谁的，也在往后撤退，乱作一团。管它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总得停下来整顿一下秩序：在军队里哪能分彼此！

　　一到自己的师里，就遭到第一次轰炸，之后，从这个师到另一个师，路上又遭到第二次轰炸。傍晚从前沿返回自己的指挥所，在交叉路口遭到德军的重炮轰击。司机的背部中了弹片，受了伤。吉普车几乎翻车，幸亏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及时从后面抓住方向盘，拨正了方向。他们躲在满是泥浆的排水沟里，等到轰击过去以后，浑身又脏又湿，重新爬上车子。他们让司机坐在后座，由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驾驶。

　　似乎一切都过去了，突然从低低的云层里钻出两架“密塞尔希米特”，就在公路上空，嗖的一声在车子上面掠过。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刹住车子，整个身体扑向谢尔皮林，把他压在自己的身子下面，差点儿使他从车子上摔下来。谢尔皮林一下子甚至还不明白副官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直到一切都过去以后才醒悟过来。“密塞尔希米特”重新飞入云层，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挡风玻璃上满是裂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下臂中了子弹，打在肉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起初他什么也不说，继续把车子开了三公里，直到指挥所。当他扑过来把你按在坐垫上的时候，是不是救得了你，这很难说，因为子弹是不生眼睛的。也许这样恰恰是救了他自己。但他心里总是想救你，而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之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被送到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谢尔皮林在为他呈请奖励的时候，把他的档案拿来看了一遍。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父亲是个副团长，一九二九年牺牲于中东铁路。母亲是打字员。他夫人是独子，四一年七月十八岁的时候上前线当志愿兵，曾获得“勇敢”奖章，中士军衔，受过伤，住过医院。后来在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绩优良，获得中尉军衔，重新上前线。

　　经历并不长，但值得重视。

　　当巴久克的副官终究不是无缘无故的。谢尔皮林头脑中曾闪过一个念头：可能是母亲凭老交情写信来，请求巴久克帮忙的。

　　副官从医院回来，谢尔皮林亲自向他道谢，并且打趣说，由于副官下的毒手，自己身上的青紫斑一星期还没有退去。然后，谢尔皮林代表组织在他胸口别上“红星”勋章。

　　从那时以后，他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你尊敬我，我爱护你。要没有今天的事情，一定会继续这样工作下去。

　　“是的，让他离开自己是很难受的。他从不使人上当，从不失信于人，从不利用自已副官的地位盛气凌人，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也许他能在团里当一个负责侦察工作的副参谋长：他很勇敢，足以担当这个职务。现在他大概已经快到她那里了。特别是自己开车。他急于要去和她商量。我们也该去吃晚饭了，去吃奶渣和酸牛奶。各人有各人的事……”

　　想到这里，谢尔皮林叹了口气：事与愿违，生活使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去。要不要回到房间里去把桌子上那一包“卡兹别克”牌纸烟拿来？碰到这种事情，要不要抽一支烟？然而他没有回去，他不想破坏自己订的规约——出院前不抽烟。

　　在往餐厅的路上，他追上了走在他前面的巴久克。白天巴久克穿的是睡衣，现在却穿着全套将军制眼。

　　“我去接过妻子了，”巴久克说。

　　“接到了吗？”

　　“见他们的鬼！”巴久克气呼呼地挥了挥手。“答应送到，却没有送到。还是不要答应的好。让她在古比雪夫过夜了，说什么莫斯科天气不好。天气怎么不好，不是挺好吗！”

　　谢尔皮林抬头看了看。天空浓云密布。

　　“也许天气预报说有雷雨？”

　　“什么雷雨？一定是飞行员的妻子住在古比雪夫，就借口说有雷雨。这样的天气能说不好吗？”

　　谢尔皮林不想和他争辩。不管天气怎样，总之是巴久克希望今天就能看到妻子。战争开始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巴久克和他并排走了几步，说：“斯大林同志在召见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起或问起过我？”

　　巴久克大概早晨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他什么也没有问。”

　　“他自己没说什么吗？”巴久克全神贯注地问。

　　对开门见山的问话必须如实地回答：当时，谢尔皮林问斯大林，预备把他派到哪一个集团军去，斯大林回答说，接替巴久克，并且说明了原因。

　　谢尔皮林明白，斯大林这些话对巴久克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他把当时听到的原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巴久克同志在集团军司令的位置上停留太久了，现在有人提议把他提升，让他有更广阔的天地发挥他的才能！

　　他当时感到斯大林这些话中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讽刺意味，但这一点他没有说，他认为没有权利这样做，况且这又何必呢？

　　“嗯，”巴久克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的，当时打算提升我，可是后来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跟我捣鬼……谢谢你告诉我。值得考虑一下。”接着他叹了口气，补充说：“上次把我调到一个没人注意的方面军去加强领导也好，这次派我到近卫集团军来也好，两次都没有召见我。”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对巴久克很熟悉，但在这次战争中，却一次也没有召见他，这一点使巴久克仍然感到不安；不过他总是尽是宽慰自己——斯大林实在太忙了。然而在他旁边走的那个人，斯大林还是能抽出时间在一年前召见了他。

　　“扎哈罗夫向我解释过，”他沉默了半晌重新说．“你那时是由于写了一封关于格林哥的信而被召见的吧？”

　　“是的。”

　　“后来怎样？”

　　“他说，如果找得到，让他回来。”

　　“看来没有找到吧。”

　　“他死了，”谢尔皮林简短地回答。

　　①格林哥是三十年代和谢尔皮林同时被捕的一个军长，参阅《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二部第十九章。——译者

　　“哦，格林哥死得太早了，”巴久克说。“多半是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说出了一个在军界赫赫有名的姓氏，“那时到远东去，在他那儿转了一圈，要不然，他的遭遇也许会完全不同。真是乱搞一通！”

　　突然，巴久克又前方不搭后语地说：

　　“原来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至今还在你身边！我从飞机场回来，看见他坐了吉普车离开这里。既然你给了他‘红星’勋章，看来你对他很满意。”

　　“给他‘红星’勋章，是因为他立了功，”谢尔皮林说。“假如他不是我的副官，甚至可以获得‘红旗’勋章。你当初干吗不把他带走，而让他留下来呢？”

　　巴久克摇摇头。

　　“你这话说得真怪。好象只有你一个人尝到过被叫到莫斯科去是什么滋味：知道自己到哪儿去，但去的结果怎样，却心中无数！我也是这样，突然看到命令：速来移交集团军职务，真是心乱如麻。去的时候，一路上思前想后。哪儿还顾得上把副官带走？把一个人从前线带走，却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这怎么行呢？不过这小伙子倒是很出色的，不是个见缝就钻的人。他在你身边，这很好。”

　　“嗯，他在我身边，这很好，”谢尔皮林心里想。“不管怎样，对她说来，也是好的，”他又想到了儿媳妇。

　　他想趁巴久克情绪好的时候向他说明，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分手，但结果没有说——他们已经走近餐厅了。

　　“晚饭以后还散一会儿步吗？”

　　“我要回病房去，今天已经散步很久了，”谢尔皮林要了个花招。他记得有人请他去喝茶，不想迟到。

　　“今天心口有点儿疼，很想到外面走走，”巴久克说。“也许天气真变啦。一方面，我的力气还不小，另一方面，要知道，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一次伤，国内战争中受过三次伤，这次战争中又受过一次重伤，加在一起的话……有时侯很好，有时侯心口发疼，就会使人想到：只要能打到最后一天，打到胜利，那么死也瞑目了！”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谢尔皮林说。“我可恰恰相反，我认为胜利能使我们所有的人增进健康。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活下去，更要活下去！”

　　于是他想起不久又将上前线，这使他联想到军级政委李沃夫，现在的军衔是中将，就是刚才巴久克谈到远东的时候提起的那个人。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方面军编组的时候，李沃夫被任命为军事委员。”

　　巴久克不胜惊讶，甚至打了个唿哨。

　　“这个消息倒还没有听说过！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哪儿没有派他去过！你算吧！两年之内在五个方面军里待过！跟哪一个司令都合不来。还满不在乎呢。你们的方面军司令真倒霉——跟这样的军事委员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谢尔皮林不想跟巴久克争辩，但说的却是实话。“也许人家说了他一些闲话。恶名难洗哪！”

　　“你一共见过他几次？”巴久克问。

　　“到目前为止，还只一次。”

　　“好，你以为会认识他的。”巴久克冷笑了一声。

第三章

　　邀请谢尔皮林去喝茶的那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等他。茶壶就放在她身旁，上面遮着一块餐巾，再用护耳帽盖着。桌子上除了这把茶壶、一个糖罐子和一盘饼干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她把茶预先煮好了，因为她不喜欢临时张罗。

　　她住的这个房间是公房，但她喜欢这个房间窗明几净，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在目前战争的年代里，亲人都不在一起，房间里放许多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她坐着，把一双手指纤细、指甲修短的漂亮的手搁在桌子上。谢尔皮林很欣赏这双手。她在想，今天是她四十岁生日，在这一天，她所渴慕的那个人将到她这里来作客，这是多么好啊！

　　她井不打算告诉谢尔皮林今天是她的四十岁生日，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他们的谈话按照另一种不是她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说不定他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取一瓶白兰地——他桌上放着一瓶白兰地和一包纸烟，他经党风趣地说：这是为了与诱惑作斗争。而她却希望今天能够继续昨天的谈话。经过昨天的一席谈话，她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个既不漂亮又不年轻、比她大十岁的人为什么对她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她认识谢尔皮林已经很久了，是在八年以前，她的已故的丈夫在火车站介绍他们相识的。那时她丈夫和谢尔皮林一起从军事学院到白俄罗斯去参加一次大规模演习。后来她又匆匆地见过他两次。那时候，在战争以前，她对谢尔皮林既感兴趣，又有芥蒂，因为他自已对她的丈夫也心存芥蒂。这是丈夫对她说的，她对此深信不疑。

　　但那几次见面的情况她几乎全部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次，那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在四一年十二月，她的丈夫已在突围时死去，她去见刚从医院出来即将重返前线的谢尔皮林，了解她丈夫去世的情况。

　　这次会面，使她当时就对谢尔皮林产生了好感，而一年以后，这种好感更增强了。

　　她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谢尔皮林对她扯了个谎，说她的丈夫是英勇牺牲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另外一个人向她说明，她的丈夫并不是英勇牺牲的。他销毁了证件，乔装改扮，在森林中被他们碰上了；之后，他们一起突围，她的丈夫由于经不住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在路上开枪自杀了。

　　要不是她向这个人苦苦哀求，说谢尔皮林在战前和她丈夫关系不好，因此她对谢尔皮林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感到怀疑，这个想法使她非常苦恼，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诉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至今还会蒙在鼓里。

　　她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她和谢尔皮林谈话的时候，她似乎感觉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在他说她的丈夫英勇牺牲这句话以前，有点儿吞吞吐吐，似乎对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

　　这个人显然是敬爱谢尔皮林的，当时听了这话，为谢尔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说，恰恰相反，谢尔皮林那时对她的丈夫太好了，因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该枪毙的，这件事要不是谢尔皮林插手，而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早就这样办了。

　　听了他的冷酷无情的话，她并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请求他说，既然他敢于对她说这些话，就请他把全部经过情况详细地告诉她。他把详细情况说了，她明白这全是实情，她默默地听完了实情，只问了一句：“再没有别的了吗？”听到回答说：“是的，再没有别的了。”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谢尔皮林开始怀着负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给他写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她在荣获勋章的将军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来的伤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尔皮林的姓名，于是就在早晨医务人员开碰头会的时候提出，由她亲自来给他治疗，虽然别的外科医生也一样能够治他的病。她这样做，为的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经不再想写信给他了，然而她看报的时候经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还活着，在当集团军司令，她感到很高兴。她高兴，是有她个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对自己丈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前几年，她经常要丈夫向她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而且讲得很多，超过军队中一般许可的范围。他曾经向她讲述过自己和谢尔皮林的冲突：谢尔皮林不应该用强调德国总参谋部活动的优点作为军事实例来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可是他却顽固地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对谢尔皮林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是奇怪的。“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完全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力量，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丧失自信力。”

　　丈夫对谢尔皮林很生气，也许是妒忌后者在学员中的威信。当时他还告诉她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总的看法，她那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来的战争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从军事学院回来（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心情激动地说，今天谢尔皮林当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儿寻求共同语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敌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证”，“宁可估计过高，不要估计不足”，“使学员们对敌人的认识不足，那就等于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及其他的信条。她的丈夫说，谢尔皮林的神态仆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顾，谈话的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也考虑到怎样对我方军队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顶谢尔皮林几句。结果不欢而散。

　　她之所以记住这次谈话，不仅是由于丈夫当时很激动，而且还因为这次谈话之后隔了一星期谢尔皮林被捕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丈夫巴兰诺夫上校会把自己同谢尔皮林旅长的谈话向上级告发，当时没有这样认为，现在也并不这样认为。她只是感到吃惊：不久前他们谈过话，吵过架，不久前她丈夫还对谢尔皮林生过气，情绪很激动——而现在谢尔皮林已经不在了……

　　丈夫获悉谢尔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后，两手一摊，说：“他是咎由自取。”——仿佛这是必然的结局。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想起“咎由自取”这句话，她确信，丈夫不可能参与这件并；如果他参与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说这句话的。

　　她是这样想的，但谢尔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他已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了。

　　不久，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他们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为，在她看来，不象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到萨拉托夫卡的双亲那儿去了。当巴兰诺夫到她那里去请求她问家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几乎习惯于过单身生活了。

　　在他到萨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他深深地爱着她。如果你本身在这段时间内只剩下强者对

　　弱者的怜悯，如果你觉得两人的亲近只是习惯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么，就难以感觉到这一点。

　　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们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强。她知道，这种女人，正是把这一点当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并不想做这种女人。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以强者自居的生活已经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了。

　　后来苏芬战争爆发了。巴兰诺夫上校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在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待了三个月。她和孩子为他的生命担心，等候着他来信。

　　他终于回来了，并不是普普通通地回来的，而是胸前挂着勋章。

　　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

　　一瞬间，他的眼睛华闪现出严峻的光芒，以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也曾流露过这种目光，这种目光使人想到，这个人不仅会怜惜人，也会派他们去死。

　　“是的，我希望知道真相，尽管我对它感到害怕。总之，我不需要听假话。”

　　“可我觉得是需要的。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从什马柯夫那儿知道以后，把全部事实都写信告诉了儿子吗？”

　　“不，没有写。但后来见了面，都告诉了他。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让他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您不怜惜他。”

　　“我爱他，但不怜惜他。”

　　“也许，您是正确的，”他说。“那时我对您扯了谎，我妻子还把我骂了一顿。”

　　他没有说：“我的亡妻”，但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而且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类消息在医院和疗养院里经常是不径而走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谢尔皮林的亡妻，现在也不想去猜想她的为人怎样，容貌怎样。但听了谢尔皮林的回答，她想他的妻子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跟他很相配。她想到他的妻子，象想到她自己一样，而想到他，象想到一个非常熟识的友人。她明白，要充分评价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只能在他作战的战场上，不能在这里，在他治疗的地方，然而她毕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力量。

　　她喜欢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林萌道上走路的样子：脚步很快，没有将军架子，穿着一套旧的蓝色滑雪衣，关于这件衣服，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说过，他曾经穿着它考得了劳卫制证章。从他走路的样子，从他的筋骨强健、体格魁梧的身躯中，可以感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这与其说是由于象他这种人有着健康的体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喜欢他的长长的、毫不漂亮、但坚强而聪明的睑，还喜欢他的眼睛，不论他在微笑还是生气，他的眼睛深处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当时，她告诉他说，在前线她工作的那个医院里，象传送带那样，日日夜夜接连不断地送来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人体——肢体被弹片炸得残缺不全，或者由于受内伤而浑身发青，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声嘶力竭地呼救，——看到这种情景，她就会对他们这些将军产生不可遏止的激忿。每一次进攻都是这样……

　　“难道你们不能换一个样子，把仗打得好一些，使这种情况稍微减少一些吗？”她问。她这时不仅考虑到那些经常送到她这个外科主治医师这里来的重伤员，而且还考虑到自己的两个从未上过手术台的儿子。

　　“看样子，不能，做不到，”他气恼地回答。“我们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会做到使你们没有工作可做，不管我们多么卖力，”他越往下说，就越加气恼。“如果您以为我们还不够卖力，还没有拿出我们的全部能力，那么您还是不要和我讲话，倒不如朝我脸上吐一口唾沫。假如您这样想，您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而他的眼睛深处却还是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并没有这样想。”

　　“您没有这样想，就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这种事即使您不说，三年来也老是使人感到心痛。要一直痛到战争结束为止。只要情况许可，请您还是少考虑这些事吧。”

　　使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打断了她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该随便谈这方面的事”，而是最后一句关于“情况许可”的话。她从这句话里感到，他冤枉了她，责备她为什么不到前线去，而留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

　　“可以奉告您，”她理直气壮地说，“一星期以前我的体格检查已经在医务会议上通过，我已经打了报告，要求把我重新派到集团军的医院里去。还有别的问题吗？”

　　“请您原谅，”他感到她有一肚子委屈。“也许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可是您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怎么能认为我的话是在责备您这样一个妇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个人却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上前线的妇女部感到十分抱愧。我真希望妇女能够不上前线。我不过是想对您说，请您尽量不要去考虑您刚才谈的那些事情，这是战争的规律，不能老是去想它。”

　　“好吧，”她说。她相信，他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委屈而让步，他说的确实是他的心里话，于是，为了表示和解，就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紧按着桌子的拳头上。“我不怪您了，我明白了，问题已经解决……别对我捏着拳头吧！”

　　他放开拳头，微微一笑。

　　“这不是对您，是对战争。”接着，他用另外一种温和的语调继续谈论刚才谈到的话题：“您说，我们把他们送到你们的手术台上。是的，我们送了。可是，在每一次战斗以前，为了尽量不使他们上你们的手术台，我们——不管是头脑聪明还是笨拙，动了多少脑筋啊！‘爱惜人’这句话，如果只是空谈，那是一钱不值的！这话不能光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订入作战计划！我们这儿是这样，你们那儿大概也是这样。难道在你们那里，只要对病人多说几句体贴的话就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接着，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她怎么会当外科医生的问题。她说，现在早已把当医生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很难推究最初的动机。

　　“我跟父母很亲，我们的家是靠行医为生的。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概这一点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是一个教授，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到我们家里来。”

　　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到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她回答说：不，他们在战争前一年已相继去世了。她继续讲着自己的身世，想对他尽情倾诉，这种心情甚至使她自己也感到惊讶。

　　她开始回忆自己在前线的两年生活，接着突然说：

　　“尽管我在您面前自吹自擂，您可别以为我是个没有错误缺点的人。我既有缺点，又有错误。甚至去年秋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还和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中校发生过关系。”

　　“后来怎样，他恢复了健康？”谢尔皮林莫名其妙地问，从他这句话的内容来看，好象是在开玩笑，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又是很认真的。

　　“恢复了。”

　　“那么您呢？”地问。她从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他不相信她说话时的那种轻松的口吻，他明白，她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我作了确切的诊断，也恢复了健康，”她仍旧用那种轻松的口吻回答，她不能不用这种口吻。“我终究是个外科医生，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简单、明白的。”

　　“我不相信您的自白，”他气呼呼地说。

　　他不相信是有道现的，事情根本就不简单；就对待自己的问题来说，她完全不象个外科医生。她身上那种纯粹是女性的感情把她吸引到那个人身边去，但是，她身上另外一些——同样是女性的——感情，却反对她跟他接近。她试图把这两种感情分割开来，但没有成功，而她却越来越察觉到他精神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接近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达到，而肉体上的接近，很快就变成了每夜匆促地重复着的没有乐趣的活动，割断它比延续它更加简代

　　由于这件事，她当时骂自己下贱，并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这样明白的问题上，却还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于是她象一个失足的少女似的带着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实意地爱慕的人面前把这一切都吐露出来。其实，他本人是绝对不会向象她这样一个四十岁的妇女问起这一类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听她这些话。

　　不知什么缘故，她总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不是由于傻，而是认为必须这样。并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怎样重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不久以附那种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的失败的尝试，那么她也就不成其为她了。必须让他知道，她实际上怎样一个人。否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对她说“我不相信您的自白”这句话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默默不语，后来他说：“关于您所说的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件事呢？”他严肃地问。

　　“真的，为什么呢？”她重新考虑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过去：

　　“大概我是一时冲动，把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您。”

　　“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可别引得我也打开话匣子，我的许多废话会叫您听得腻烦的。”

　　她想说，她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但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站起来告辞了。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害怕讲述自己的事情呢，还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关的什么事情，认为还是不说为妙。

　　现在，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觉得他今天可能不会来赴约。

　　从半开的窗子外面突然传来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脚步声。她探头一看，那里寂无一人。她对自己的激动感到生气，就关上窗子，再也不去倾听了——恰恰在这个当儿，谢尔皮林敲门了。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和巴久克上将同桌吃饭，这顿饭老是吃不完。”

　　“吃得这样津津有味吗？”

　　“不见得怎样好吃：奶渣。不过在吃奶渣的时候谈到了夏天将怎样作战的事情，还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了很久：象我们这种人能不能在三十七岁就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因为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担任这样的职务年纪不是太轻了吗？这样年轻能够掌握战争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吗？”

　　“您认为怎样，能够吗？”

　　“我认为能够的，谢尔皮林说。“可是巴久克将军把我所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和你议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们也没有掌握我们这种人所必干的个部知识。’他回答说；‘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掌握，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战争，那时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吗？’他回答说；‘这是另一回事，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年轻。’我对他说，拿破仑三十三岁就当了总司令。他回答说：‘拿破仑对我们不足为法，我们有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他们是在多大年纪取得胜利的？’总之，比我们年轻的人都不应该爬到我们上面去！我甚至试图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这也帮不了忙。他说：‘当然，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但这个人选终究是别人向他推荐的，他不过批准一下罢了。但愿他不要后悔！’就这样，我们俩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一致。”

　　“可没有扯着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学着谢尔皮林的语调问。由于他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她感到很高兴。

　　“还不算厉害，不致于影响健康……假如象《闵豪生男爵奇游记》中那样，把我们所有这些将军在这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争论冻结起来，到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再把它解冻，那么，一定可以听到许多关于战争和相二谈论的趣事。”

　　“如果在整个战争期间写日记，不间断地写，那么，甚至象我这样的人写的日记，读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她说。

　　“日记我们是明文规定不准写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写，”他说。“不过战争中反正会留下许多文件，以后哪怕你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战斗报告啊，作战汇报啊，侦察汇报啊，战斗日志啊，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团里，如果有人牺牲的话，第四副参谋长每天还要编写阵亡将士名册：姓名、军衔、亲属地址、阵亡经过、埋葬地点。在每一个连里，司务长要统计人数，以便按名额领取全部给养。在一个集团军里，这样的司务长有多少啊！他们每天晚上都坐着写。你们的医疗报告单、化验单、病史记录不也是这样的吗？你们的全部记录，从战场经过急救站、卫生营、后送医院、卫生列车……一直到初愈伤员大队，要是加在一起，那么，战争以后，光是你们的医疗记录大概就能装满一幢四层楼的房子。”

　　“为什么是四层楼呢？”

　　“我是按一年一层楼计算的。您想要五层楼吗？”

　　“还是让它四层楼吧。”

　　“您将坐在这幢房子里翻阅这些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写学位论文。”

　　“您今天不知为什么攻击起医学来了？”

　　“恰恰相反。我想到了你们的事业的重要性，你们做医生的手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你们使每四个伤员中能有三个回到我们部队里来。只要想一想，假定从战争开始起，你们不曾使一个伤员重返部队，那么今天已经没有人打仗了！我自己要不是走上了军人这条路，一定会象您一样，当一个医生。也许仍旧当一个医士。会接到应征通知，戴着有三个菱形标志的领章。在你们的集团军医院里，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您过去在哪一个集团军里？”

　　“四十九集团军。”

　　“假如是在四十九集团军，方向是：塔鲁萨——康德罗沃——尤赫诺夫……是吗？”

　　“是的。不过我很难想象您会当一个医士，”他说。

　　“这是为什么？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我恰恰是一个医士，直到十月革命后才选拔我当营长。我的父亲也是个医士。至今还是医士，在五十年前的老地方，弗拉基米尔省的土马。”

　　“他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岁。说不定您还能看到他。我在设法给他弄一张通行证，让他到这边来见一次面。我预备派副官去接他。昨天我问您怎么会当医生的，同时就想到自己——我也曾经想过当医生。我们家也和医学有联系，当然不象你们是教授世家；我们是学识淡薄的村医之家，不过却样样都会。譬如说，您接过生吗？”

　　“在五年级实习的时候，当过一次助手。”

　　“您当过助手，可我却接过三次生，都很顺利。因此，假如按照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至今还在我们的麦谢拉地区当医土。”

　　“我原先以为您完全是另一种血统。”

　　“这是指什么而言？”他一开始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以为您出身于军人家庭，象……”她本想说“象我的丈夫一样”，但不知怎的却说不出来，只说了：“象巴兰诺夫一样。”

　　“我可没有这个缺陷，我不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纵声大笑。“没有的事总归是没有的。甚至在那个时候，人家给我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于是他们接触到了她认为反正不可避免的话题。本来可以回避，但她不想回避，就问道：“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过去对巴兰诺夫有什么看法，现在又有什么看法？”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对她看了看。她明白：他本来不想和她谈这个问题，但既然她自己提出来了，那么他也不怕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以前不知道您需要了解这一点，甚至现在也吃不准，”他用一种异样的、沉重的语气说，接着就沉默不语，似乎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她叫他别说下去。

　　然而她没有这样做，虽然她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危险的成分；她注视着他的眼睛，默默不语。于是他明白，已经非说不可了。

　　“您要知道，”他说，“我这个人不善于遵守‘对死者隐恶扬善’的规矩。我谈论死者跟谈论生者一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坏。”他不说下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可是他抬起头来朝她看了看，终于又补充说：“我说的不是关于战争时期的事。在战争初期，胆怯的不止他一个人。我还知道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早就以实际行动洗刷了自己的污点。我认为：如果他还活着，他也可能洗刷掉自己的污点。虽然我不完全相信，但还是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对他的坏印象是从您所知道的那个时候产生的。”

　　“您以为他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吗？可我不相信这一点。”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怎么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呢，我的天啊！”她高喊一声，但看到他沉痛的目光，就住口了。

　　“奥尔达·伊万诺夫娜，”他说，“甚至跟您，我也不想谈这件事。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我认为，象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再去回想这件事。在现在这样的战争时期，我们何必再去讲那些不幸被我们记住的事情呢！至于您信任自己的丈夫，您尽管信任吧。我知道您的为人，我也想和您一样地信任他。不过这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怎么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呢……”

　　“您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他又打断了她的话。“对于我个人，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是微不足道的。我刚才对您说，我对巴兰诺夫的印象非常坏，并不是指这件事，而是指他在军事学院的年代里——三六年、三七年，直到最后一天看到他的时候的表现。难道能够象他那样培养学员，来对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战争吗？如果他是个只会信口开河的人倒也罢了！然而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一套，讲的又是另一套。有意扯谎！经过苏芬战争以后——虽然晚了一点——我们的头脑毕竟清醒起来了，要不然，我们会弄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他站起身来，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地走着；他暗暗责怪自己，不该沉不住气，向这个很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的女人讲这些话——他厌恶她丈夫的所作所为，但她是毫无过错的。

　　“您一开始就不相信他是心口如一的吗？”她问。

　　“我不相信，”谢尔皮林没有站停下来，他边走边说，井且摇了摇头。

　　“我那时是相信的。”

　　“我可不相信。确实有那样的人，他们真的认为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这些人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们还活着……可是谁也不能相信象他这样聪明博学的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带着忧郁的神情在她那间他感到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注视着他，几乎想告诉他很久以前她和巴兰诺夫之间一次可怕的谈话，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的那一次谈话。

　　然而她忍住了：不，那时候一切都并不那么简单。她和那个现在已经去世的人的夜间的谈话，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房话；而谢尔皮林和她的丈夫之间争论的老问题，究竟谁是谁非，早已由战争本身作出了结论。她丈夫好象不怕这场战争，其实是故作姿态而巳，但谢尔皮林……

　　“谢尔皮林……谢尔皮林又怎样呢……”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她眼睛望着谢尔皮林，心里想到了完全另外一件事；他在四一年受伤以后——这是在他的病史上记载的——走起路来腿有点儿瘸。

　　她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现在当他在她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她发现了。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怎么？”

　　“请坐下。您是来喝茶的，那么请喝吧。怕凉了吧……”

　　谢尔皮林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下，从茶壶上揭去护耳帽和餐巾，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突然又把杯子推开。

　　“请原谅，为了明白起见，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您尽管说吧，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她试着说一句笑话。

　　他板着脸，不去理会她的笑话：“我知道，我说了许多使您难过的话。尽管我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可我不能收回所说的话。”

　　“不用收回，”她说。“您的话里很少使人愉快的东西，这是事实。可是我也并不期望听到使人愉快的话。您不要以为您说的一切对我是什么特别的新发现。其中大部分我自己早就料想到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的。我向您问起这些事情并不是出于女性的弱点。而是象您所说的，‘为了明白起见’。因此，‘为了明白起见’，我可以告诉您，我老早就过孤苦无依的生活了，就象一株‘独木’似的。您明白吗？您刚才把杯子往旁边一推，好象要对我说：谈过这番话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喝茶了，我却想回答您说：没关系，请喝吧。”

　　他们默默地喝着茶，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疲乏。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以后，看来似乎它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象所有这一天的谈话一样，只消有一个地方彼此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解，就会发展到以后即使双方共同努力也无法挽回的地步。

　　“您怎么会突然想到我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喝完了茶问。

　　“您身上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军人气质，仿佛您从小还另外受过这种教育。”

　　“‘另外’，”谢尔皮林苦笑了一声。

　　“您笑什么？”

　　“我想，我在军队里待了近二十年，除此以外，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使我更象一个军人吗？自从实行军衔制以来，我有时在谈话中发现有些人对我们那些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的人过于推崇了。我可不同意。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良　不齐。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曾经当过医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谈到我以前所属的那个方面军的司令，说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这一点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是什么呢？是由于他在沙皇军队里就当过准尉！按照那个人的看法，他后来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了业，还在和平时期当过红军的师长和军长，而在这次战争中，当了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他曾经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这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这话出于一个年轻尉官之口，倒也罢了，可是这却是出了一个中年人之口！”

　　“顺便说一句，”她笑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但突然改变了主意。“从今天起我也是个中年人了，整四十岁。”

　　他瞠目望着她，以为她在说笑话；她的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

　　“完全是真的。一星期前两个儿子都给我寄来了祝贺信。他们是提早几天写的，怕不能及时送到，现在的邮递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您别站起来去取白兰地，我知道您有，不过今天不想喝。等下一次另外找个机会再喝吧。”

　　“感谢您在这样的日子叫我来，”谢尔皮林停了半晌说。“我向您祝贺啦。”

　　她想，他马上要吻她的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吻。

　　“不应该您感谢我，而是应该我感谢您到这里来，”她说。“除了您以外，今天我谁也不想看到，对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当然，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会儿我就写信告诉他们，我请您来喝茶，吃饼干。”

　　她打算把关于自己生日的谈话转为轻松的说笑，但结果却相反，谢尔皮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突然问道：“您准备写信告诉儿子，说我在您这里作客吗？”

　　她从他睑上的神色看出，他是从和她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准备写，”她用和他一样认真的口气回答。“我一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写信告诉他们。”

　　“这对我说来也是重要的，”谢尔皮林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接着，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仿佛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甚至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里。

　　谢尔皮林记起了不久以前进炮兵学校的她的小儿子，就提起今天他和巴久克已经讨论过的实行男女分校制的问题。他问她的看法怎样：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好处大不大。

　　“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也许是好的，”她说，“但从其他各方面看，我不赞成。”

　　“为什么？”

　　“可您赞成吗？”

　　“我赞成的。”

　　“那么请您先说：为什么？”

　　他说，在只有男孩子学习的学校里，更能培养斯巴达式的精神，战争结束以后将会有一代训练有素的军人参加军队。

　　“您要他们干吗？况且，照您所说，还要训练有素。战争结束以后，您打算重新打仗吗？是为了这个吗？”

　　“说‘打算’，那是过分了，但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职。”

　　“好吧，就算我提了一个糊涂的问题，就算您现在已经有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这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呢？”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女学生。特别是在医士学校里。”

　　“好，请不要光从字面上理解我的问题。我用另一种方式问您：在您的生活中，有女人在您身边的时候，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妨碍您成为一个军人？妨碍您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妨碍您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现在在战争中她们妨碍着您？难道要把她们单独编一支队伍吗？……不，不，”她看到他微微一笑。“我是完全认真的。您有过妻子，她多年来和您一起分担着您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难道她什么时候妨碍过您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还是恰恰相反，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她这样直率地提到他的亡妻，使他大为震惊。“我说的是学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那么您希望怎么样？让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跨出校门以后，看到姑娘们就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吗？您认为这样就能增加他们的勇气吗？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是在我这个做妈妈的裙子边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虽然我不懂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对他们说四个字：‘是’、‘非’、‘好’、‘坏’。”

　　谢尔皮林没有作声，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他想到的不是男女分校，不是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女人的儿子，而是他自己的一生，他自己的儿子；想到他在前线碰到

　　各样的人的对候，曾经不止一次痛苦地想过：“什么树结什么果”这句俗话有时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争论？”她问。

　　“我不想争论了。我想到自己在十五岁以前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去世，我也象您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裙子边绕来绕去。她是个靼鞑人，她脱离家庭，受了洗礼，嫁给了我的父亲。这样，她就和娘家断绝了一切关系，远亲无戚，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对我是多么宠爱啊！有时我想，她生前对我的宠爱，已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她从他的话里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深深地埋藏在内心的柔情，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抑制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始终保存在他的心坎里，成为他早就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她是怎么死的？”

　　“被牛撞死的。为了奔过来救我。”即使现在已经事隔多年，一回想起这件事情，他的脸还是抽动了一下。“她临终以前受了一昼夜的折磨，用靼鞑话说着呓语，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懂。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几句靼鞑话，至今还记得。”

　　“您父亲大概很爱她吧？”她问。这大概是一般女人一定要问的问题。

　　但谢尔皮林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不回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你谈了你一生中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这段身世？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白呢？在你年已半百的时候，怎么会想到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她将怎样看待你的这种经历？她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让她想到你的一生经历，这难道是必要的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

　　他沉默着，一直不开口，内心在进行着斗争。由于这种思想斗争，他脸上流露一种严峻的神情；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现在也正是这样．然而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以为，他现在不是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是在责怪她。

　　“我是顺路搭车，跳上了您的车子的踏板，请您不要见怪。我可以跳下去，……不过我心里不大愿意。”

　　就在这当儿——不是在她刚才等待着的时刻，而是现在不再等待的时刻——他俯下身去，吻了吻她搁在桌上的双手：吻了一只，又吻第二只。然后，他把身子伸直，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说：

　　“搭车的不是您，而是我。因此，如果需要把谁谁下踏板的话，恰恰应该把我推下去！”

　　这话说得非常有力，甚至太有力了，以致再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可以说，这等于承认你是他需要的，而这话是出于这样一个人之口，所以它比一般见人口中常说的“你多么美”、“我多么喜欢你”之类的话更要有力得多。她还很美，这是她知道的；他喜欢她，这曾经多次听他说过，她也是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但他能够以这样强烈的感情对她说，她是他所需要的——这一点是她过去不知道的。尽管她的理性使她一下子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战争、年纪。儿子等等，尽管她生性喜欢椰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产生一种朴素而又非常幸福的想法：“命运终于使人结合在一起！”虽然命运还没有使他们结合起来，也有可能不使他们结合。

　　她对他所说的关于“踏板”的话并不回答，只是用目光表示，他们两人谁都不需要跳下去。她开始谈起公事来了。她从疗养院院长那里获悉，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曾用高频电话跟莫斯科联系，迫不及待地询问谢尔皮林的健康状况。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免得引起他内心不必要的波动。但她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集团军内科主任日内将到我们这里来会诊，我带您去见他，您要尽量使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气色给他一个良好比印象，免得以后在医务会议上突然被卡住。我不希望医务会议作出不合乎您期望的决定。即使把您留在这里，反正您的心也不会在这里，而在那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留在这里。”

　　她微微一笑，而他认为，既然已经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那么看来该站起来告辞了。

　　“去吧，您确实也该走了，”她看到他的期待的目光，就这样说。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两人互诉衷曲以后，现在她已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要么说这一句，要么说“您就留在这里吧”。

第四章

　　当谢尔皮林和巴久克远离前线，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回想到方面军军事委员李沃夫中将的那一天，李沃夫也想起了谢尔皮林，他打了个电话给集团军军事委员扎哈罗夫，要他来见自己。

　　“什么时候来？”扎哈罗夫问。

　　“马上！”李沃夫用这样的口气回答，表示这个问题提得不很恰当，“您路上需要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我等您。”

　　深更半夜，甚至也不问一声“您现在能不能来”，就把人叫去，对这一点你不必感到奇怪。李沃夫有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他喜欢在夜里工作，至于别人的作息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睡觉，他都不管。

　　扎哈罗夫骂了一声“见鬼”，便穿上军大衣。临走以前，他先去找代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参谋长鲍依科。

　　“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鲍依科问。

　　平时他们把一切工作料理完毕，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拟定了第二天的计划以后，就一起吃晚饭——这还是谢尔皮林定下的规矩。

　　“我不能吃了，”扎哈罗夫说，“李沃夫同志不知有什么事要我去。”

　　“马上就去吗？”

　　“要我亲自去，立刻就去！甚至问了路上需要多少时间。你感觉到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一整天总共只来过两次电话。”

　　“这么说，他一定深更半夜在我们今天的集团军报上发现了什么问题。要么社论写得不得当，要么排版有问题，要么突然想到了什么新主意，不能等到明天……本来只要用电话通知一下也就行了，但他决定多敲一次警钟，检查一下我的战斗准备状态！……再见啦！”

　　“那么到七十一军去的事情怎么办？”鲍依科问。

　　“照原先约定的那样，七点钟去。你一起来就打电话叫醒我。要是我在那里耽搁久了，就直接去。在路上睡一会儿。”

　　扎哈罗夫叹了口气，带着倦容抚摸了一下圆滚滚的脑袋上的灰白色头发，就走了。

　　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磕睡。

　　“咱们走吧，尼古拉，”扎哈罗夫推推他的肩膀，在他身边坐下来说。“如果我睡着了，要注意：必须在一小时五十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虽然感到很疲乏，却不想睡。

　　“将军同志，您有没有听说，司令什么时候回来？”司机看到扎哈罗夫没有睡，就打听起来。他还是从战前扎哈罗夫在莫斯科军区工作的时候起就给他开车的。

　　“谁知道他。他写信来说，身体渐渐复原了，但决定权不在他手里，在医生手里。你问这干吗？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战士们中间听到了什么小道新闻？”

　　“随便问问。我看，他不在这里，您很想念……”

　　扎哈罗未确实很想念谢尔皮林，不过现在他忙得连想念的时间都没有。集团军里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为战斗和强渡江河进行着准备。每天不是训练，便是操演，不是召集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集训，便是检查工作。虽说是处于战斗的间歇阶段，实际上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想念”——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说说是容易的。而事情的实质是：即使谢尔皮林不在，也必须使一切都照常进行。

　　“鲍依科比较年轻，一年前他还是上校，而现在是身兼两职：除了自己原有的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谢尔皮林的工作。他到处奔忙，但工作照干，甚至没出现忙乱现象。虽然累得浑身是汗，但没有显出筋疲力尽的样子。”扎哈罗夫不喜欢那些只会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的人，他怀着尊敬的心情想到鲍依科。

　　“他叫我去是为了什么呢？”他又想到了李沃天。

　　上一次也是在深更半夜，李沃夫把他叫去，命令他在集团军报辟一个专栏介绍狙击运动的经验，并且花了整整一小时说明这个专栏应当怎样编。他讲得头头是道。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为什么要在夜里叫去？为什么要亲自去？

　　不管这个专栏多么重要，总不需要军事委员亲自去编排吧，只要跟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编辑谈谈也就够了。样样都抓，必然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提法：怎么？我方面军军事委员也能够样样都管，我也有时间做这些事情，难道你集团军军事委员就没有时间吗？

　　这样一来，怎么反驳呢？但还是可以反驳的。我所忽略的或来不及做的事情，你在上面看得很清楚，或者大家认为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在上面突然想到要亲自抓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当然只会感到高兴！这是很明白的事！然而由于抓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在上面有没有忽略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呢？这不是我应该问的问题。不过完全有这种可能。哪怕你一昼夜只睡两小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动手反正是办不到的。因此，总得有所分工：有些事情自己做，有些事情让别人做。当然，首先得假定他们都能尽职。而使每一个人都能尽职——这才是最最主要的，没有这一点，不管你抓了多少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

　　“奇怪，叫我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扎哈罗夫又思索起来。“也许，他熟悉了集团军的情况以后，想抽调个把他喜欢的人到方面军政治部去？……要是能把巴斯特留科夫从我这儿调走就好了。看样子，巴斯特留科夫博得了他的欢心。夜里在他那儿谈了两小时，走出来的时候满面春风，扬扬自得。如果他要，我就给他，决不惋惜……”

　　如果终于把巴斯特留科夫从他那儿调走。无异给他帮了个大忙，这一点恐怕是李沃夫自己意料不到的。扎哈罗夫一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您怎么啦，将军同志？”司机问。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我们的军人服务社主任被德国鬼子俘虏去了。我们报告了司令，并且问：‘您要不要下个命令把他夺回来？’司令说：‘不用啦，我们已经吃了他两年苦头，现在让他们也去尝尝吧……’我想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记起了这个笑话。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您曾经讲过一次。”

　　“那么你第二次为什么还要笑呢？看来我的记性已经不行啦，现在到了不该笑而该哭的时候啦……”

　　他们来到方面军司令部，在李沃夫使用的一所小木房前面停下来，正好是午夜一点钟，没有迟到。

　　扎哈罗夫脱下军大衣，把它丢在吉普车的座垫上。

　　“你睡觉的时候，把它盖在身上。”

　　他用左手擦了擦右手——右手一路上握着吉普车的前支杆，被寒风吹得冻僵了。他向站岗的自动枪手出示了证件，走上台阶，推开了门。

　　桌子后面，有一个胖胖的上校靠在墙上睡觉，他用一只肥大的手撑着胖鼓鼓的脸颊。此人很久以来一直是李沃夫的副官，同时又是为他办现重要公务的军官，象尾巴一样，跟着他从一个方面军转到另一个方面军。

　　“他在这样一个坐不不定的首长手下办事，怎么还能保养得这样肥胖呢？别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扎哈罗夫看到这个题造的上校，心里思忖着。他恶作剧地叱喝了一声，使那个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奉中将之命来到！请报告……”

　　上校吓了一大跳，眨巴着浑浊的睡眼，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用不满的口吻说，李沃夫同志在司令那里，还没有回来。他不按照军队的规矩——用军衔和职务称呼自己的首长，而是称他“李沃夫同志”，并且习惯地使这个称呼含有一种独特的意味：他的首长现在是中将，但“中将”这个称呼还不及他过去和现在一直保持着的“李沃夫同志”这个称呼来得有意思。

　　上校隔着桌子和扎哈罗夫面对面站了一会儿，最后似乎对他让了步，朝门那儿扬了扬头：“进去吧，在那儿等着。”

　　扎哈罗夫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让门仍旧开着。他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他从上校的语气中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人犹豫不决的心情

　　他把房间打量了一下。上一次李沃夫接见他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邻村的方面军政治部：在那里突然想起了要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就把他叫到那里去。

　　这个房间相当宽敞，圆木的墙壁很干净，也许特地洗刷过。墙上什么也没有挂：既没有房东留下的旧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房间的一角，从地板到天花板，用一大块拼接起来的军用油布遮挡着。其余的部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只保险柜，靠另一堵墙，还有四把椅子。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桌子上面，放着一本新的大拍纸簿、一枝粗的红蓝铅笔和一个眼镜盒。既没有文件，也没有地图。

　　当然，这桌子是办公桌，有抽屉，大概文件和地图不是放在抽屉里便是放在保险柜里，因为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现在主人不在房间里，这些东西也就不放在外面。

　　扎哈罗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就坐下来，他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集团军军事委员，而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待接见的来客。

　　这椅子是一般办公室里用的硬板椅，漆成黄色。它和靠墙放的另外三把以及桌子旁边的一把式样相同。桌子也同样漆成黄色。

　　扎哈罗夫心里想，这些东西大概是李沃夫随身带来的，从一个方面军带到另一个方面军．大家都知道，李沃夫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能待得长。

　　那个用六块军用油布拼接起来的有铜圈的帷幕，多半也是他随身带来的。帷幕后面是什么呢？大概总共只有一张行军床和一只手提箱。

　　不知什么缘故，在想到李沃夫的时候，觉得他会把这张办公桌和这些椅子随身带来带去，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除了一只手提箱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即使这只自己的手提箱和行军床，他也用帷幕遮起来不让别人看。生怕他们想到，他象所有的人一样，也要在行军床上睡觉，也要在手提箱里放干净的衬衣。

　　看了这个房间的陈设，甚至不需要贴“公家重地，非请莫入”之类的字条，谁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扎哈罗夫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心里在思索着李沃夫给他的至今还不甚分明的印象。

　　关于李沃夫的传闻他听到过很多，有一次在远东，他还被李沃夫召见过十五分钟。但那一次见面不能算数，因为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实际上，他们真正相识是在这里前线，特别是不久前李沃夫在他们这个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开始的。

　　这三天内有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可以理解，也有的不易理解。李沃夫深夜把人叫去谈话——刚刚睡着而突然被叫去的人们，眨巴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在这个彻夜不眠的首长面前感到内疚。其实，如果通盘计算的话，大概他们不会比他做得少，也不会比他睡得多。

　　唯独巴斯特留科夫大概预先摸到了李沃夫的脾气，白天睡大觉——亏他睡得着！———夜里精神抖擞。

　　当然，严格地说，在战场上是不分昼夜的。必须时刻准备着。如果确实需要，当然应该这样。然而扎哈罗夫觉得，李沃夫喜欢把人家搞得很紧张，不管有没有必要。仿佛他们在战场上还不够紧张似的！

　　在前线，李沃夫曾多次爬到前沿阵地，这在不同的情况下使扎哈罗夫产生不同的感觉。在一个团里，李沃夫不仅走遍所有的前沿阵地，而且还爬到了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到最前面一个坑中的最前面一个士兵那里。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做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听到了反映，那里已经两昼夜没有送热的食物去，甚至干粮也没有了。于是他亲自爬去进行调查。有一个连里，情况确实如此。这样一来，连的司务长就被送交军事法庭，政治副团里遭到训斥，政治副师长和扎哈罗夫本人都感到脸红……

　　但在其他地方，李沃夫爬到前沿阵地去却不知为了什么。他爬来爬去，仿佛想挑选一个突破口，了解敌人的前沿阵地。而实际上他既没有挑选，也没有了解，又没有询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是爬来爬去，毫无必要地拖了一大批随从人员——从政治副军长到政治副团长。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生命安全吓得面如土色。他这样爬来爬去，仿佛想以此椰　他们；他不来，他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现在他来了，他们也不得不来！而实际上，在必要的时候，即使他不来，他们也常到这里来。

　　他在堑壕里和很多人谈过话，有时谈得很久，特别是在德国人发现动静而开火的场合，仿佛想以此来考验周围的人。他了解到士兵们把马合烟放在口袋里，烟叶都弄碎了——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就命令后勤部门立即缝制一些烟荷包。然而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一句亲切的、有人情味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也发生过一些使人难堪的小事。他在他们的集团军里总共只过了三夜，有一夜是在前沿阵地过的，这当然很好。然而他随身带来了一个卷成辊状的薄得象坐垫一样的床垫，并且吩咐把这个床垫和自己的床单、被子铺在已经替他准备好的被褥上面，这就没有必要了。不知是怕虱子，还是认为集团军里不会给他准备一床干净的被褥……他从来木和人一起喝一口酒，好象拒人于千里之外。主要是他的什列约夫，就是那个上校，不仅为他带了一个热水瓶，还带了一只供他专用的杯子，又用油纸包了一些供病人吃的菜丸子和另外一些专门为他准备的东西。但尽管这样，他却善于在大白天趴在泥地上爬到战斗警戒散兵坑……

　　扎哈罗夫看了看表——他已经等了三十分钟，——把李沃夫的房间又打量了一番。这房间似乎表明，它的主人除了交给他的任务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的同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加弗里林讲到李沃夫的妻子的事情：李沃夫的妻子并不年轻，甚至可以说已经上了年纪，在方面军的一所医院里当配方处主任，曾经到丈夫那里来过几次。从这个医院到方面军司令部大约有四十公里。加弗里林从旁人那里知道，李沃夫的妻子第一次是搭了顺路的汽车来回的。后来他顺便问起李沃夫：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李沃夫的车没有空，可以另外找一辆嘛！可李沃夫回答说：“我不给她创造特殊条件。让她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来吧。”“解决的办法当然有，”加弗里林含笑对扎哈罗夫说，“经过这次谈话以后，后来的几次我只得派自己的汽车去接她——终究人非草木啊！”扎哈罗夫听了以后，当时就想到，现在重又想到，李沃夫的这种过分拘泥小节的表现有点装腔作势，他处心积虑地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把一切细小问题提高到原则上来无情地攻击别人……

　　“您好，扎哈罗夫同志，”扎哈罗夭听到背后李沃夫的声音。

　　李沃夫走进来，随手关上了门，赶忙把手伸给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扎哈罗夫，然后走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搬一只椅子坐下来，我们谈谈。”

　　扎哈罗夫搬了一只椅子，放在桌子前面，面对李沃夫坐下。

　　“今天我回想起来了，我和您在哈巴罗夫斯克见过面，”李沃夫说。

　　“在我们集团军里待了三天也没有回想起来，现在倒突然回想起来了，”扎哈罗夫心里想，“大概看过了我的档案材料。”

　　于是他朝角落里的保险柜瞟了一眼，仿佛他的档案材料一定就放在这只保险柜里。

　　“一九三八年五月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见过我，”扎哈罗夫说，“那时候您召见过我们很多人，我以为您已经忘记了。”

　　“不，没有忘记。那时候关于你们的命运的问题是相当令人注目的。”

　　扎哈罗夫一句话也没回答。

　　“一开始就谈这些干吗？有什么目的？”他心里思忖着。“要提起过去的关系，完全可以谈其他的事嘛。也许他是想强调指出，那时候我的命运操在他的手中吗？在我们这些人中间仿佛已成默契，尽可能不提那些使我们感到痛心的事情。但是他却偏偏提了。显然，他并不感到痛心。”

　　“要喝茶吗？”李沃夫问。

　　“谢谢，刚赶了路，喝一杯也好。”

　　“什列约夫？”李沃夫用高而失的嗓子朝门外喊了一声。

　　门一开，马上就出现了胖上校和他的睡意未消的白脸。

　　“准备茶，”李沃夫说。

　　上校出去了，随手关上门。

　　李沃夫把拍纸簿移到身边，从桌子上拿起铅笔，用蓝笔在拍纸簿上写了个数目字“1”，又加上一个括号，但其他什么也没有写。

　　他有着一张瘦瘦的三角脸：尖尖的下巴额儿，宽阔的前额，上面是一头浓黑、粗硬的卷发。

　　现在，当他坐在那儿，垂下沉重的眼皮，眼睛望着拍纸簿的时候，从他的眼皮上，从眼睛旁边的皱纹上可以看出，他年纪已经不轻了，而且一脸倦容。

　　“他比我大十二岁，我早已有了白发，而他还是一头黑发，”扎哈罗夫心里想，同时看了看李沃夫的光光的鬓角——大概今天他刚理过发，——在他的鬓角好容易才能发现几绺白发。“那么第一点谈什么呢？”

　　李沃夫把目光从拍纸簿上抬起来，朝扎哈罗夫看了看，似乎自己也没有决定，第一点谈什么，第二点又谈什么。

　　现在，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上去要年轻些，不象个五十八岁的人。他的眼睛并不看着扎哈罗夫的眼睛，而是稍高一些，看着扎哈罗夫的前额。似乎他感到兴趣的，并不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而是藏在前额后面的思想——这是必须知道的。

　　“切尔年科，”李沃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他并不说下去，眼睛看着拍纸簿，用蓝笔在数字“1”和括号后面写了“切尔年科”这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问道：“您对他的看法怎样？”

　　旅级政委切尔年科，现在是上校，自从来到集团军以来，在扎哈罗夫跟前已经工作了足足两年了。四二年，正在撤退的当儿，他来接替牺牲了的政治部主任，第二天自己也受了伤，颈部被子弹打穿了，但他没有下火线。在这两年中，后来又受过两次比较轻的伤，两次都没有下火线。

　　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了解得很透彻，了解他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勇敢，粗暴，急躁，很讨厌动笔，善于用最简单的几句话鼓舞土气，不善于有计划地使他们领会某种含意深刻的指示。切尔年科在战斗中是不知疲倦的，而在战斗间歇的日子却很懒，而且在前沿阵地上有避开首长的习惯。

　　扎哈罗夫认为切尔年科虽然有严重的缺点，却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轻易地把他撤掉，但很难找到代替的人。

　　假如在扎哈罗夫而前的不是李沃夫，而是另外一个能够理解一个人身上可能既有特殊可贵的优点、又有特殊严重的缺点的人，那么，扎哈罗夫按照自己的性格，会把自己对切尔年科的看法全部讲出来。然而依他看来，李沃夫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因此他怀着戒心，冷淡地回答说，切尔年科是称职的。

　　“完全称职吗？”李沃夫问。

　　于是他开始列举切尔年科的罪状：不注意集团军报纸的工作，不理解它的重要性，把许多工作都推给副主任去干，甚至最近一次根据五一二号指令召开的政工会议他也不亲自主持，而是把工作交给了副主任，自己却在集团军的后勤部门闲逛。对政治汇报很不重视，有时自己不看就签上了名，有时把反面材料都勾去了，据他看来，这些材料是无足轻重的，而实际上却很能够说明问题。

　　扎哈罗夫一边听，一边在想，那天夜里巴斯特留科夫在李沃夫那里坐了两个小时，可没有浪费时间：不仅把自己上司的罪过向李沃夫—一细述，而且还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大作——后来被切尔年科大加删节的政治汇报草稿。

　　“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那是确实存在的，中将同志，”扎哈罗夫完全知道李沃夫不喜欢人家称他中将，而喜欢称他“李沃夫同志”，但他不想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但关于在后勤部门闲逛的事，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是在后勤部门闲逛，而是得到军委的同意，去参加后勤人员对付冲过来的坦克的演习。他自己和他们一起坐在堑壕里，向他们证明，这并不怎么可怕……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我去和他谈一次话，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称职的。”

　　“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很好，”李沃夫说。“那些一下子就改变自己意见的人，我并不尊重。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应当，出于固执，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在我所列举的事实中您目前只反驳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中将同志。三枚‘红旗’勋章，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如果说他至令还没有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这是因为对政工人员一般很少授予这种称号，这您自己也知道。要不然，他早就得到了！集团军领导上曾经提出过申请。在战斗的时刻，他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在最危险的地段。事实可以为他作证。”

　　扎哈罗夫知道，李沃夫是一个看重勇敢、蔑视懦怯的人，因此，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认为李沃夫是难以反驳这些话的。然而李沃夫却反驳说：

　　“也有这样的情况，扎哈罗夫同志，看上会所有的事实似乎都说明某一个人的优点，但他仍旧不能算称职。如果把他调任别的职务，这些同样的事实将具有另一种价值。您可以考虑一下：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是不是更恰当些？这样他可以更接近前沿，也可以摆脱那些他不能胜任的工作。他的职务，可以另外派一个人担任。或者我们给，或者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

　　关于“我们给”，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至于“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那么，在什么地方找，找到谁，都是非常清楚的。找一找，结果一定会找到巴斯特留科夫。

　　当然，如果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他是不会感到难受的。他会很好地打仗，心里也不会感到什么委屈。然而让巴斯特留科夫接替他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可不敢赞同！

　　“别的事情还可以商量，可这绝对不行！”扎哈罗夫心里打定主意。“死也不答应！嘿，真有你的，已经在首长面前叽叽喳喳告了一大状！”他想起了巴斯特留科夫叽叽喳喳的单调的声音。接着说：“中将同志，副军长我们已经有两个了，两个都很称职、而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据我看来，也是称职的。我看不到有调职的必要。”

　　讲这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他明白，如果李沃夫现在能够不征求你的意见就撤换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如果切尔年科不仅有缺点，而且还发现某种可以把他一下子拉下马的事实，那么谈话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然而，没有这样的事实！假如你同意，那就可以撤换。如果你，集团军军事委员，不仅不同意，相反还提出异议，那么上面就可能不理会和不支持李沃夫的意见。李沃夫的职务已经今非义比，他不象过去那样显赫了，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不过谁知道他呢，也许他会不顾一切，蛮干到底的！”扎哈罗夫心里想，同时望着李沃夫的眼睛，而李沃夫的眼睛却依旧不看着他的眼睛，而看着他的前额。

　　“好，那就暂且搁下吧，”李沃夫平心静气地说，仿佛对整个这次谈话并不怎么重视。“不过我想，您将来会后悔的。”

　　接着，他提高嗓子，又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

　　上校走了进来。

　　“茶好了没有？”

　　“好了，”什列约夫又走了出去，并没有把门关上。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倒茶的声音，扎哈罗夫以为，现在将由传令兵把茶送来，然而走进来的仍旧是什列约夫，他送来两杯茶，茶杯下面带有茶碟。

　　他走进来，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就走出去了，随手关上了门。

　　“他的脸有点儿浮肿，他这样虚胖，大概心脏有病。还不让他睡觉。”扎哈罗夫突然同情起他来了。

　　“请喝吧，”李沃夫从茶碟上拿起一把小匙子，开始搅拌杯子里的糖。

　　扎哈罗夫怎么也弄不懂，既然已经吩咐过拿茶来，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叫唤“什列约夫”。

　　也许这里有这样的规矩，不叫唤，谁也不准进来，哪怕是送茶。

　　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

　　“既然喝茶，那就还得听他说些什么，”扎哈罗夫心里想。

　　李沃夫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但很快就喝完了，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很仔细地擦了擦嘴唇，仿佛他不是喝了茶，而是吃了粥，然后，不加任何开场白，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集团军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司令了。我今天打电话到莫斯科去问了一下情况。他们无法确切地回答，还要过多少天他才能回来工作。要取决于检查结果。这就形成了不能容忍的状态。集团军参谋长还没有足够的指挥经验，在未来的战役中不可能提升为司令。事态在向前发展，而司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即使来得及回来，”李沃夫仍旧那样严厉地说，“他的健康在战前就损坏了，在战争初期又受了重伤，而现在，在车祸中还得了脑震荡……即使医生让他回来，这样一个虚弱的人能不能用全副精力指挥集团军，还是个疑问。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还是让他担任别的工作好？”

　　说过这些话以后，李沃夫就不作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决定，用不到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也没有什么可询问的了。

　　然而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还是问道：“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不同意，中将同志！”扎哈罗夫不假思索地坚决回答。

　　“为什么不同意，在哪一点上？”李沃夫很快地问。

　　“不同意说他是个虚弱的人，”扎哈罗夫说。他朝李沃夫看了一眼，心里思忖着：谢尔皮林虽然经受了这一切磨难，幸而仍旧身强力壮，必要的时候，能把你这样的人一把抱起来，你连叫都来不及叫出声来！

　　这种放肆的想法他当然没有说出口，只是补充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当那些年轻小伙子都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司今却象机器一样继续工作着，一点也不在乎。

　　“现在医生的意见显然和您的看法不同啦，”李沃夫冷冷地说。“所以至今还不能说出什么时候让他回部队。而集团军却正在形成越来越不能容忍的状态。”

　　“我不知道您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将同志。我以集团军军事委员的身分向您报告，鲍依科将军在这段时间内正常地执行着司令的职务。至于我自己，虽然疏忽之处在所难免，但关于集团军里形成了不能容忍的状态，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您说过，也没有听到其他人说过。”

　　“不是‘形成了’，而是‘正在形成’，”李沃夫说。“我指的不是您的疏忽之处。疏忽之处是有的，需要加以改正。但请您不要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去。现在所谈的是长时期没有司令。这是主要的。”

　　“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中将同志。但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必要，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说出来，”扎哈罗夫说。他想让对方明白，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权，只要他不同意李沃夫的意见，那么一切违反李沃夫意愿的事他都会干。结果会怎么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干是会干的。

　　扎哈罗夫的话说得很坚决，但他同时却怀着不安的心情思考着：从李沃夫的态度看来，他的信心很足。尽管他性格如此，但除了性格以外，这样的信心一定还是有来由的！也许他已经和方面军司令谈过，并且把司令说服了。他刚才就是从司令那里回来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他还是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就是说，仍然需要我的协助吗？要使石头从山上滚下去，有时只要再推一把就行。只要你推一下……它就下去了！

　　扎哈罗夫侧着眼睛朝李沃夫面前的拍纸簿看了看，只见那里已经用蓝笔写上数目字“2”，后面是一个括号和两个字。“司令”——没有写姓名，只打了个问号。

　　李沃夫把手伸向放在桌子边上的电话机，似乎想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这个人能把一切问题立时解决，使接下去的谈话变得毫无意义。可是他还没有把手伸到那里，就改变了主意，拿起杯子，把剩下的一口冷茶喝掉。

　　“现在该放我走了吧，”扎哈罗夫心里想，“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然而李沃夫没有放他走。

　　“作为集团军军事委员，请向我谈谈您自己对司令的看法，”李沃夫心平气和地说，不过他在“自己”这个同上加重了用气，似乎预先表明他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扎哈罗夫从谢尔皮林在他们集团军里当师长说起，说到后来怎样当了集团军参谋长。同时还提醒说，提升他当司令是在他奉召赴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同志之后的事。

　　李沃夫并不打断他的话，他一边听，一边在拍纸簿上写。他仍旧用蓝笔写，但现在字写得很小，扎哈罗夫看不清他写了些什么。

　　“历史过程不必叙述了，”当扎哈罗夫开始列举他们那个集团军参加过的战役的时候，李沃夫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知道的不是事情的经过，而是您的评价。”

　　在战争中，对一切事情的评价和料占的经过这两者之间怎么能截然分开呢？然而向首长报告，时间不是你要多少就有多少，而是给你多少是多少。扎哈罗夫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习惯，一上劲，说话就不象军队中要求的那样简单扼要，于是就停下来问道：“我还能讲五分钟吗？”

　　看到李沃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就在五分钟之内讲了他所知道的谢尔皮林的一切优点。他讲了一个政工人员应该讲的话和应该讲到的一切方面，对长期来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司令作了自己的评价，还补充了一句看来似乎不需要说的话：和他共事过的三个司令中间，谢尔皮林处能力最强和最有前途的。

　　他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前途目前还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继续当司令，”李沃夫这样说，似乎对其余的一切都置若罔闻。“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

　　“关于缺点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值得引起注意的缺点，没有。”

　　“对一个军事委员来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立场。您不是用党的眼光来看一个司令员，相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您是用他的眼光来看一切事物，而且跳不出这个框框。”

　　“的确，我常常用他的眼光来看作战形势，”扎哈罗夫说，“我向他学习，而且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在其他方面，我有自己的眼睛，我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

　　他明知说这番话可能会闯祸，但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呢，清楚地知道，李沃夫曾经受过降级处分，从集团军级政委降到军级政委，降级的原因恰恰是由于他不把司令放在眼里，一个人独断独行，擅自决定作战问题，结果造成许多错误，至今大家都还记得。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李沃夫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扎哈罗夫的话冒犯了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铅笔捏得嘎的响了一声，然后仍旧用以前那样冷淡而平静的语调说：“问题不在于说他不好，而在于您在他身上除了优点之外，看不到别的，这就是说，您在他身上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在哪一方面是真正称职的，哪一方面还不够，根据您的吹捧是很难作出结论的。而这样的结论却已开始形成：您作为军事委员并不称职。总而言之，在您的话中一点党性的气味也闻不到。”

　　“我不知道，”扎哈罗夫站起身来，“大概是缺乏自知之明吧！党派我做这个工作，党在必要的时候，会把我撤换的。”

　　“在必要的时候，会撤换的，”李沃夫仍旧没有提高嗓子，象回声一般地说。

　　扎哈罗夫转过身来，端起自己坐的椅子，走到房间的另一边，把椅子放回原处，摆得和其余的椅子一样齐；借助于这些从容不迫的动作，他定了定神，转过身来，笔直地站着问道：“可以走了吗？”

　　“走吧，”李沃夫说，但扎哈罗夫还没有来得及转身他又补充说：“介绍狙击运动经验的专栏我看到了。标题不够醒目，其他还可以。您布置一下，听听士兵们有什么反应。”

　　“布置过了，”扎哈罗夫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说。

　　“走吧。”

　　扎哈罗夫走下台阶，看了看表。已经三点多钟了，应该直接到七十一军去。到那里路上要花两个半小时。“从时间看甚至还可以在路上睡一觉，然而经过这样的谈话以后，鬼才睡得着……”

　　扎哈罗夫让眼睛在黑暗中适应下来以后，开始寻找车子。可是房子的前面和左右一辆车子都没有。

　　“我的汽尔在哪儿？”扎哈罗夫问那个站岗的自动枪手。

　　“往下边，将军同忐，过八幢房子，在一条小胡同里。有命令让所有的汽车都停在那儿。您的司机已经来等候过您，现在又回到汽车那边去了。”

　　扎哈罗夫向左边长长的一排乡村房子走去，同时点着房子的数目。

　　完全正确，应该让汽车停到别的地方去。然而现在，经过和李沃夫的一席谈话之后，连这一点也使他感到气愤。

　　“天上乌云密布，在这样的夜里，也可以不必叫汽车停到别的地方去，从天空中谁也看不到它们……”他心里想。

　　现在夜里已经不怎么寒冷了。即使冬天，他也习惯于不扣上衣服纽扣，但现在从李沃夫那儿走出来，却感到牙齿在打颤。

　　“怎么会这样的？竟然吓得浑身发抖？”扎哈罗夫心里想，他对自己很生气，不禁冷笑了一声。“不，绝对不是！他不过惹得我冒火，但毕竟没有使我感到害怕。切尔年科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应当感谢巴斯特留科夫同志的小报告。但谢尔皮林的事呢？他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撤换司令？几乎还没有见过面呢！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是怎样产生的？应当写封信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给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让他知道，不仅他本人，我们这里也等得不耐烦了。从作战处派一个人把信送去。到了七十一军再说，和鲍依科商量一下……”

　　扎哈罗夫想着心事，把房子数错了，所以走过了头，找错了地方，没有找到自己的汽车。他往回走，听到了自己司机的声音：“我在这里，将军同志，这儿，往右拐！”

　　“干吗不睡觉？我不是命令你睡觉吗？现在你没有睡好觉就开车，准会象古特科夫对司令那样，把我甩出去。”

　　“我睡过了，将军同志。我听到您从这儿走过去的脚步声，就跳了起来……您要穿上大衣吗？”

　　“好的。”

　　司机探身从汽车里取出军大衣，想帮扎哈罗夫穿上。

　　“给我吧。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这样。”

　　“天这样黑，您会找不到衣袖的，”司机在黑暗中笑了笑。

　　“天确实很黑，”扎哈罗夫说，他把手伸进袖子，穿上大衣，感到暖烘烘的。看来尼古拉没有扯谎，在他到来之前，的确一直披着大衣睡着。

　　“我们走吧，”扎哈罗夫说，他坐上车子，把大衣的前襟拉到膝盖上盖好。

　　“哪儿去？回去吗？”

　　“不，直接到七十一军去。”

　　他们在出口处的拦木前面出示了证件，就开到公路上。

　　扎哈罗夫坐在车上，足足有半小时之久没有讲话。后来他朝司机瞟了一眼，心想：“一定是在战士们中间漏出了什么小道新闻，要不然，刚才他不会向我打听，谢尔皮林是不是很快就会回来……”

　　“请问，将军同志……”司机觉察到扎哈罗夫的目光，就说。

　　“怎么，不说话受不了啦？”扎哈罗夫笑了起来。“你等着吧，司令回来以后，更有你受的。他可不象我这样，开车的时候你别想开口说话。”

　　“嗯，要是他坐我们的汽车，我只得把嘴封起来，”司机说。

　　“没关系，这对你有好处。你也实在太爱说话了。你想问什么？”

　　“您今天怎么情绪不太好，将军同志？”

　　“不是不太好，可以说坏极了，”扎哈罗夫说。“因为夜里是应该睡觉的，可偏不让睡。”

　　“您现在睡一会儿吧，路还很远呢。”

　　“如果你再没有问题了，我就试试看。”

　　司机不作声了。扎哈罗夫心里想，从一方面看，自己对尼古拉过于放任，以致他的举止有时候太随便；从另一方面看，他坐在你左边开车已经有许多年了，不管白天黑夜，几乎每天总要好几小时，凡是能做的事他都肯做，凡是自己所有的一切，他都肯献出来，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因为是经过考验的。经过刚才在小木房里和李沃夫的一席长谈之后，现在有尼古拉这样的人坐在身边，感到非常需要。因为他们两人亲密无间，你尊敬我，我爱护你。

　　现在，在扎哈罗夫感到困难的时刻，这种看来最朴素、最单纯的感情，使他感到自己比留在那边小木房里的那个人力量大。扎哈罗夫不仅自己不喜欢那个人，而且还感觉到，所有其他的人也不可能喜欢他，因为他自己不可能、也不会喜欢他们。

　　“很意思，国内战争时期，他被派在第十四钢铁旅当政委，开始在沃罗涅什，最后在波兰作战，那时候他是怎样的呢？难道那时候也是象现在这样的吗？真教人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要找谢尔皮林的麻烦，我和司令合得来，难道就不好吗，假如我不会、也不愿意换一种方式行事，那又怎样呢？这样，照他看来，我就不成其为政工人员了鸣？他听了我的话，认为我和司令‘唱一个调子’。显然，他是这样看问题的。但我们并不是‘唱一个调子’，而是协同一致。在他看来，这没有什么区别，协同一致和唱一个调子根本就是一回事。怎么，我难道应该给他打小报告，诬陷好人，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用党的眼光看人吗？即使有打小报告的情由，我也多不打小报告。我会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的心决不会发抖。这样的事情在一生中也经历过不少了……”

　　扎哈罗夫回想起一生中经历过的这类事情，想到他今天并没有畏缩退让，心里很高兴。有必要闹翻，就闹翻！难道李沃夫真的认为你即使有必要也不会跟谢尔皮林闹翻吗？跟他，方面军军事委员，必要时不怕闹翻，而跟自己的司令倒怕闹翻吗？李沃夫尽管头脑清楚，但他是不能很好地理解人们的！而谢尔皮林还在疗养院里治疗，他不会知道自己头上已出现了乌云……

　　扎哈罗夫突然回想起很久以前他和李沃夫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那次会面，把那一次和这一次联系起来，想到谢尔皮林那时的命运，心里不禁凉了半截。

　　“你这样上劲干吗？”他又想到了李沃夫。“也许，你之所以不喜欢谢尔皮林，是由于对他过去的历史感到不放心？……斯大林同志己经放心了，而你却还不放心？……”

第五章

　　扎哈罗夫离开后，李沃夫还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眼睛仍旧直盯着墙壁那边扎哈罗夫刚才站着的地方。

　　后来他从裤袋里掏出保险柜的钥匙，从办公桌后边走出来，俯身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本密码电报纸，重新关好保险柜，把钥匙放回口袋里，然后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由于头痛而皱了皱眉头。

　　他很少在早晨五点以前睡觉，但今天还不到四点，就感到比往常更加疲乏。

　　和脾气执拗的扎哈罗夫谈话，只是他一天十八小时长时间辛苦工作的结束。在这十八小时中间，他在自己身上总共只花了二十分钟：十分钟吃午饭，十分钟吃晚饭。早饭不算在内：早晨的两杯浓茶，他总是一边喝，一边手执铅笔，翻阅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师当天的报纸。

　　然后，他就到第二梯队去，听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在拍纸簿上记下获得的资料，再到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去核对具体情况，直到黄昏。

　　他巡视了两个炮兵仓库和一个燃料仓库，然后又到一个飞机场去检查航空汽油是否已经送到，又顺便到一个医院里去看了看，那个医院和汇报的情况相反，至今还没有向前方迁移。最后，又先后到两个补给站去，那里正从铁路上运到发动进攻所必须的大量物资。

　　其实，按照职务分工，一切有关后勤和补给的检查工作不是属于他管的，应当由军委第二委员管。但是李沃夫认为那个人对这项工作不能胜任，就越祖代庖了。

　　他一贯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所有和他共事人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种想法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可缺少的人。

　　假如他没有这种想法，那么，他心里就会产生疑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派我来做什么？

　　他认为自己是特地派来纠正别人错误的，这种想法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他一接到新的任命，马上就预先想到，他将与之共事的那些人，在他到任以前，一定没有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

　　今天，他在后勤部门绕了一圈回来后，既感到不满意，又感到满意。对别人工作的不满意，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他们这个方面军为准备未来的进攻而进行的补给工作不能算坏。然而和后勤副司令早晨的汇报比起来，实际情况毕竟不是没有缺陷的。

　　有几列军用列车没按运行表的规定开到。在一个车站上，空车皮停在那里役有使用。在另一个车站上，急需的物资停在较远的地方，比次要的物资卸得晚。

　　除此以外，有根据认为，没有到达的军用列车中至少有两列被人中途扣留，转发到友邻方面军去了。

　　关于这一切情况，除了采取内部措施以外，还得向莫斯科交通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后勤部拍三份强硬的电报。

　　他现在把自己的拍纸簿和一本密码电报纸并排放在面前，正是要做这件事。

　　李沃夫给这三份密码电报起了稿，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当什列约夫带着睡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李沃夫吩咐他去把译电员唤来。

　　什列约夫出去了。李沃夫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密码电报纸放回保险柜，收好以后，重新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心里想把给斯大林的那份最主要的文件拖到明天去写，但他打消了这种想法，克服了自己的疲倦，决定不拖延、今天就写好。不过必须把事情的各个方面再考虑一番，主要的，要把自己的论据写得简单扼要。

　　扎哈罗夫愤愤不平地从李沃夫那儿离开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李沃夫本身说来并不是主要问题。不管是调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职务的意图，还是想在及时撤换谢尔皮林的打算中挣得支持的愿望——这一切综合起来，也不过是李沃夫对未来的夏季攻势所感到的焦虑的一部分。

　　李沃夫任军事委员时间最长的那个方面军，在一个半月以前一分为二，两个方面军都委派了新的司令，李沃夫本人被派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的方面军。

　　划分以后，虽然那一个方面军在力量上要比这一个方面军强一些，但李沃夫并不怀疑，把他派在这个次要的方面军里也是正确的，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显然，斯大林认为，只有他李沃夫才能不怕困难，尽一切努力去提高这个新编的方面军的战斗力。如果有什么人妨碍他这样做，他就会不顾情面，毫不犹豫地打报告。

　　他认为，不管他的命运怎样变幻不定，但自始至终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而是由斯大林亲自安排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而且早就变成一种信念，它使李沃夫在其一生最困难的时刻感到安慰。怀着这个信念，他经常毫无顾虑地接受艰巨的任务。怀着这个信念，他在遭到挫折以后，能顺从地接受任何处分，哪怕把他派到团里去工作也行．只要斯大林认为有这个必要。

　　假如他怀疑，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决定他的命运，那么，天晓得，他是否还会这样顺服？然而他恰恰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即使受到命运的打击，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打报告，汇报别人的一切真实的和不真实的错误缺点，而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不请求上级宽容自己。

　　当然，在他突然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时候，他不得不迫使自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过他惯于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在最初的时刻自然而然产生的委屈和痛苦的感觉，这种习惯早就成了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甚至对自己能够不顾个人的情绪这一点，也引以为荣。

　　他不是一个只会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节也是不放过的。正因为他能苛待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苛责别人．

　　今天在谈到切尔年科的时候，他对扎哈罗夫说：“您将来会后悔的。”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想以此恐吓扎哈罗夫。他所指的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切尔年科虽然很勇敢，这一点谁也不否认，但由于他的所谓讨厌文读主义——实际上，在这种借口后面，隐藏着他的懒惰和无纪律性，——他现在不适宜，将来也不会适宜于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这在不久的将来反正会得到证实。到那时候，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后悔，到那时候，情况将对切尔年科本人、对扎哈罗夫和对事业都更为不利，而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同意撤切尔年科的职，还不只是调动他的工作而已。

　　在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李沃夫认为扎哈罗夫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能够深入部队，作为军事委员是称职的。虽然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巴斯特留科夫向他暗示，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有偏心，但他并没有对此过分重视。他把扎哈罗夫叫来的时候，认为巴斯特留科夫的话中即使有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扎哈罗夫有足够的认识，不仅能够解决切尔年科调职的问题，尤其能够理解集团军在进攻前夕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司令的不正常状态。

　　可惜的是，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的看法表明他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人。而在对待谢尔皮林的问题上，他的发现更坏。在两者中间，他和司令员意气相投，习惯于过一团和气的生活，为了能一切照旧，甚至损害事业也在所不惜。宁可让集团军由于没有司令而受到损失，也不愿让另外一个不熟悉的人来当司令。

　　总之，扎哈罗夫作为军事委员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差得多。当然，李沃夫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扎哈罗夫实际上比他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换成别人，也许会对下属——这里指的是扎哈罗夫——的无礼顶撞恼羞成怒。但李沃夫不然，反而认为扎哈罗夫做得好——一个能这样讲话；回答你的人，在别的场合，在和集团军司令的争论中，一定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正是对他的要求！但尽管这样，看来扎哈罗夫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一个地方一工作得太久了，就会受到和他共事的人的影响，不能用自己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丧失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要使扎哈罗夫这样的人重新发挥作用，应当把他和他所熟悉的人分开，让他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只要替他创造另一种环境，他还不至于丧失做一个政工人员的资格。

　　如果正在治病的司令还是要回到集团军里来，那么就得换一个军事委员。如果一个新的司令，那么到那时再看吧。问题还得搁一搁。不过这是很不好的，长时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了！

　　扎哈罗夫认为，关于谢尔皮林的问题李沃夫已经和方面军司今谈妥，其实他错了。相反，李沃夫去和司令谈的时候，预先就料到他们不会取得一致意见。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去了，因为他希望使事情明朗化。

　　李沃夫直截了当地坚决提出另派一个集团军司令代替谢尔皮林——一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提出这类问题，——然而方面军司令并不象他所等待的那样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他甚至宁愿对方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这样便于把争论的问题提到上面去，在那里申述自己的观点，使问题马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往后拖——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司令心平气和地把李沃夫的意见挡了回去。他没有直接说“不”，而是转弯抹角地说，李沃夫忧虑得过早了。鲍依科代理集团军司令职务，目前还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甚至出乎意料地好，因此，就可以再等一等，再去询问一下谢尔皮林回来的确切日期。他说，在未来的进攻中，他将让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因为由方面军统率的三个集团军中，唯有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具有在广大的纵深地带进攻的经验，而其余的两个集团军和它们的司令都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虽然他自己也感到，谢尔皮林在战斗的准备阶段暂时不在未免是个缺陷，但如果把一个和司令部还不能很好配合、对部队还不熟悉的新人派到担负主攻的集团军里去，那就更糟了。

　　“要是他不仅不能及时回来，而且经过车祸和脑震荡之后体力不济，那怎么办呢？”李沃夫问。

　　“我们不能代替医生，”司令对这一点回答说。“在什么样的健康状况下让一个人出院，应该由他们负责，不是由我们负责。况且他们显然知道，他出院后要上前线，而不是参加残废军人大队。我们稍等一下吧！不要急于作出结论。”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一碰了个软钉子！

　　李沃夫急不可待地要立即采取行动，但被司令“过早”呀、“目前”呀等等一套话给难住了。在李沃夫的这个意图中并没有个人的目的。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实际情况：在进攻的准备阶段，恰恰是那个即将担负主攻的集团军已经近一个月没有司令了。如果还是免不了要派新的司令，却不是现在就派，而要在临进攻前才派，哪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现在就派，为什么预先就断定他不如谢尔皮林呢？剩下的时间还相当充裕，为什么他不能熟悉集团军并且和司令部很好配合呢？为什么不能代替？不能代替的人是没有的。过去由李沃夫领导的那个方面军，如今已由别人接替他的工作，而且在那里正在准备进攻。而他李沃夫则来到了这个新编的方面军，在这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必要把“配合”这个词神秘化，在战争中，命令你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假如现在谢尔皮林身体健壮，生气勃勃地在这里工作，那么，他的问题显然不会产生。现在既然他不在这里，那么这个问题就产生了！

　　和司令谈话以后，李沃夫想到谢尔皮林就感到恼火，把他看作是实现自己的迫切愿望——把什么事情都弄得一清二楚——的障碍。但是，扎哈罗夫想到，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李沃夫还对谢尔皮林过去的历史感到不放心，这个想法倒与事实相去不远。

　　李沃夫并不是不信任谢尔皮林，或者有什么根据认为他是一个不称职的集团军司令。无论是集团军的现状，还是他们俩仅有的一次会面给李沃夫留下的印象，都没有为这一点提供足够的根据。然而从李沃夫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第一天起，他心里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愉快的感觉，老是想到在他属下的三个集团军中，有一个集团军是由战前在集中营里待过四年的人指挥的。

　　有关谢尔皮林的一切事情，应该知道的，李沃夫都知道。他知道谢尔皮林给斯大林写过信，知道斯大林对他的信感到满意，并把他提升为集团军司令。李沃夫还知道以后的情况，这情况谢尔皮林本人却并不清楚，只是心里猜测而已。德国人散发传单说，集团军作战处长皮金降落在他们的阵地上，已经向他们投降。由于这次糟糕的飞行是谢尔皮林亲自批准的，因此，就有人打算撤他的职，并且报告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同意，他说：“我信任他。”

　　这一切李沃夫都知道。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不满意：既不满意谢尔皮林待在他的方面军里，也不满意集团军军事委员认为这个人无懈可击，还不满意方面军司令对他特别推崇，强调他的作战经验。

　　现在恰巧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根据工作上的正当理由把他摆脱掉，然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以阻挠。

　　李沃夫是一个毫不圆通的人，使他感到难受的是，现在在战争中必须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这些人是从过去他认为一去之后不能复返的那个地方回来的。他不能象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他们，仿佛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仿佛他们一点也没有变化，仿佛他们经历了这件事以后，仍旧和设有经历以前完全一样。

　　在战争中，他们目前的职位迫使他无可奈何地容忍着，让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指挥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战争进行得越长久，他们越能博得上面的信任，和那些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的人毫无区别。

　　然而在一切由他本人决定的那个部门，他从来不容许自己的直属部下中有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甚至他认为历史上有疑点的人：从敌人那里单独突围出来的，或者从前去过国外的。他希望能够离这些人远些，也希望这些人离他远些。

　　他要求清楚，在他看来，他们这些人终究有点不清不楚。

　　斯大林任用这些人，甚至让他们当方面军司令。假如他处在斯大林的地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内心就是这样想的：不，决不能这样做！没有他们也能打仗。

　　生平无论做什么事，要做就要做得彻底，决不中途改变！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本人教导他的。他看重斯大林的这个特点，把这一点看做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大优点。但既然要做得彻底，就应当在一切事情上贯彻这个原则，不要有任何例外。

　　忠于斯大林是李沃夫生活的核心，他活着是为了忠于斯大林，他做一切工作也是为了忠于斯大林。但是，也许正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耿耿忠心，他认为自己有权在内心不赞成斯大林的某些行为，特别是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心中早已形成的斯大林的形象———他过去的、现在的和应有的那种形象。

　　斯大林让许多象谢尔皮林那样的人回到军队里来，要他们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忘掉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在李沃夫看来，是斯大林的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弱点。无论如何，他希望斯大林不要这样做。

　　假如处在谢尔皮林位置上的是另外一个人，李沃夫同样要考虑及时撤换有病的集团军司令。而现在，既然这个集团军司令是谢尔皮林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那么，李沃夫就更急于要把他撤换，并且对遇到的阻力感到恼火。

　　被叫来的译电员从桌子上拿起三张填写好的电报纸，用询问的眼光朝李沃夫看了看。

　　“今天就是这一些，”李沃夫说。

　　译电员转了个身，响起了皮靴的沉重的　　声。这个突然而来的响声传到了李沃夫的耳朵里。根据这种响声，而不是根据透进掩蔽的窗子的光线，他感觉到时间已经很晚了。

　　然而还是得把给斯大林的报告马上写好，以便早晨派信使送到莫斯科去。

　　李沃夫为这个新编的方面军存在的困难感到不安，在这一切不安之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越来越确信方面军司令日前已经不能胜任，而今后将更加不能胜任他肩负的一切工作。他对人要求过低，软弱而又轻信。说他对未来的战斗的准备工作很少关心，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是关心的。但怎样关心的呢？他完全相信，人们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检查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说，老是让人们感觉到你不信任他们的良心，那无异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

　　总之，过多地讲到良心和自尊心，对一切事情很少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检查工作。

　　现在，在准备阶段，还可以应付过去，还可以等待，看一看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如果将来在战斗的时刻也是这样，就可能会弄到危险的、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中，在通信联络部门，在一切有关部队管理的工作中，漏洞百出。这本来不足为奇：方面军是新编的。然而依李沃夫看来，司令对这些漏洞过于宽容了。主要的是对在这方面有错误的人过于宽容了。他总是下不了决心——甚至对那些李沃夫认为已经无法容忍的人，既不同意撤职，也不同意调职。

　　他宁可损害事业，而不愿意搞坏关系吗？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李沃夫告诉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和这一天的实际情况不符，可司令是怎样处理的呢？当李沃夫说后勤副司令“谎报”的时候，他用手势阻止李沃夫，并且说：“您这样讲太过分，不够慎重吧。”

　　然后他打电话给这个副司令，不是对他申斥，而是用名字和父名称呼他，①用略带责备的语气对他说，没想到他的汇报这不精确，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事情……

　　①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对方，是表示尊敬和客气。——译者

　　在进攻开始之前可以一直抱这样的希望！但是结果会怎样呢？相互之间客客气气，彼此深信不疑，而弹药基数和汽油却没有备足！

　　司令的这种软弱、松劲似乎和他过去的战斗经历中的某些篇章很不相称，那时候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在艰苦的防御战中以顽强见称。李沃夫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司令目前体弱多病，他的糖尿病加重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而感到信心不足。甚至他下部队去的时候，还随身带了一个女医生，让她坐在吉普车的后座，她每天给他打两次针。

　　李沃夫今天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需要打针，下部队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一个别的什么人。甚至可以从作战处经常随从的军官中派一个人学一下，注射胰岛素并不是复杂的事情。

　　司令只是气呼呼地说了一句：“嗳，这事您就别管啦……”

　　这事怎么能不管呢？下面已经有反应了：人们议论纷纷地说，司令到前沿阵地来带着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啦？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显然，由于身体不好，就对自己信心不足，对别人要求也就不严，这差不多总是有连带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这个人没有大规模进攻的经验。防御的经验，主要是集团军范围内的防御经验，他是有的。而进攻的经验却没有。因此，他抓住谢尔皮林不放，把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放在主攻的地位。谢尔皮林有进攻的经验，而他本人却没有。

　　他本人的勇敢，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那时候，他知道：决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就会被赶到海里去——他出色地解决了自己的艰难而又简单的课题。

　　现在，他将怎样指挥整个方面军进攻呢？既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人又不严厉，缺乏严格要求的精神，怎么能带领部队一天天地向前推进呢？

　　李沃夫在内心深处经常用自己的情况来衡量别人的一切，认为严格要求的精神能够补救经验和知识的不足。但如果既没有经验，又没有严格要求的精神，那会怎样呢？

　　未来的进攻使他感到忧虑。由于他是斯大林派到这个新编的方面军来的，因此他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应有的果断精神：写信报告斯大林，方面军司令不称职，这里需要一个更加刚强、更加严厉的人。

　　战争的第二年，是李沃夫生活中遭到变故的最困难的日子，他由于独揽大权，把一个虽然学识渊博但优柔寡断的司令压在自己下面，终于自食其果。那时候，在发生变故以前，李沃夫的处境是颇为得意的。他忘记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起着司令的作用，而那个优柔寡断的司令却成了他的顾问。两年来，不管他被派往哪一个方面军，关于那次事件的记忆一直象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因此，他现在反而害怕和一个要求不够严格、意志不够坚决、不能把战斗进行到底的人并肩作战。他感觉到方面军司令正是这样的人。

　　过去一段时期，李沃夫能够凭自己的地位和自信力擅自把司令撂在一边，独揽大权。在军队中，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斯大林还是把他派到这里来，那就是说，继续对他寄予厚望。方面军司令对未来的进攻不能应付裕如，而他李沃夫处身其间，却不能及时扭转局势，这种忧虑最近以来一直折磨着他。

　　他决心要写一份报告，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斯大林，同时提出集团军司令至今出缺的问题。决心是有了，但他现在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对着写报告用的拍纸簿和铅笔——他这样坐着，迟迟不能下笔。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就举棋不定。

　　如果斯大林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他的意思，那会怎样呢？

　　四二年的那次事件——他起初把方面军司令撇在一边，越　代庖，后来在战斗中遭到失败——终于成了他本身的悲剧。

　　在那次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救一切尚能救的人。而且他极少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以致后来有人说他想以死自赎。这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想以死自赎，因为他既没有考虑到自己，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那次事件是那样的严重，足以给他带来一切严重后果。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怎么可怕，他感到最可怕的，是他辜负了斯大林的期望，给斯大林添了麻烦。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受了撤职和降级的处分，被派到前线当集团军军事委员。但是，他还有希望，因为斯大林并不就此把他一脚踢开，而仍旧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比起这一点来，职位上的变迁也就而得微不足道了。

　　他的职责缩小到只及过去的十分之一，但这个工作是斯大林亲自派他做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只有斯大林能够决定怎样对待他。

　　他知道，那些不喜欢和不了解他的人是怎样设想他的，他们料想今后他会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来到集团军当军事委员，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可是他一到之后几乎立刻就直接写信给斯人林，报告他在前线看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对他们的集团军，而且就整个战事来说，都是严重的问越。他写了，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被采纳了。

　　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斯大林不想见他。不能轻易地原谅他。然而他写给斯大林的信，斯大林看了，并已采纳了那些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李沃夫当了几个月集团军军事委员以后，斯大林又任命他为方面军军事委员。

　　然而，在四三年，他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斯大林不再了解他了，总而言之，不象以前那样了解他了。

　　以前他仗着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作用，并且竭力争取发挥这种作用。他把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看作政治生活的准则，他不顾情面，把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切足以引起对某个人不信任或需要予以警惕或加强控制的事情，都向斯大林报告。

　　他并不捏造反面的事例，但在收集事例方面却不遗余力，他认为不能把事例本身分成值得注意的和不值得注意的。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细小的事例，都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明显的缺点，那么必定有细小的、不明显的缺点。不可能不是这样。应当去搜寻和发现这些不明显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在四三年初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以后，就急忙写信给斯大林，报告方面军司令的缺点，暂时还是所谓“细小的”缺点。

　　两个月以后，他从这个方面军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事后他知道，方面军司令向斯大林告了状，要斯大林决定，他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两人中间究竟谁留在方面军里。显然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个方面军里几乎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他和司令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他的一生中，他和其他人也没有找到过共同语言。他没有想到要找，而且并不认为寻找共同语言是他的任务的一个部分。他只是孜孜不倦地汇报他在任何人的工作中看到的一切缺点、错误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写信报告关于某些人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行为。结果，五个月以后，他又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在这第三个方面军里，他和新的司令又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同时把问题提交斯大林，这一次两人都被解除了职务。

　　一个半月以前被一分为二的那个方面军，是他待过的第四个方面军，而现在这一个是第五个。可是他本人却依然故我。他不让别人欺侮自己，也并不由于碰了钉子而变得聪明起来。他仍旧把自己认为应该写的一切都写信告诉斯大林，从不考虑后果。

　　他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不改变与人们相处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不和司令在一起，而是自己单独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去配合司令的工作，不给自己寻找安定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别人明白，他既不纵容别人，也不宽贷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应该的：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不论何时何地，不惜任何代价，都坚决不辜负这种信任。

　　然而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合他的理想，他不能彻底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由于斯大林已经不再了解他了。怎么会不再了解他了呢？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事情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似乎还能称职，而现在，尽管有许多缺点，事情进行得比以前好得多的时候，他倒反而不行了，不称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以前是非常需要的，而现在虽然也需要．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吗？为什么现在上面对他送去的一些关于失职和不正常现象的报告，往往置若罔闻？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事情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最近一年半来他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很明白，甚至非常明白，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撤换方面军司令，并且还要在三个集团军司令中撤换其中一个司令，这件事现在对他可能包含着多么大的危险。

　　他几乎从来没有完全信赖过任何人，现在在自己的内心忍受着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悲哀。他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现在对他的信任不如以前了，相反，对其他一些人的信任却比以前增加了，这些人尽管立过战功，通晓军事，但在政治上和他李沃夫比起来，却只是些初出茅庐之辈。

　　这是什么原因？究竞发生了什么变故？

　　现在如果退缩下来．那是个么简单啊！和所处的环境妥协，这中间包含着多大的诱惑力！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既然不相信——一那就算了吧；既然不重视——那就算了吧。

　　但他一贯鄙视这种思想，也鄙视把这种思想作为行动准则的人，因此，一想到这里，他就把拍纸簿移到身边，戴上眼镜，拿起铅笔，用自己粗大的字体在纸的上端写上：“呈斯大林同志”。

　　他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一贯是这样写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现在都是这样，——只写“呈斯大林同志”，不写名字和父名。称名字和父名——这是后来在晚一辈人中间时兴起来的习惯。而在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中，还保持着二十年代的习惯。那时候他刚开始和斯大林一起工作，在斯大林身边，向斯大林学习怎样工作。

　　“呈斯大林同志”——他写了这样几个字，而在正文中又重复了一遍。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

第六章

　　三三二步兵团团长、苏联英雄伊林中校同集团军作战处派来的一位少校一起返回自己的团部。他们一清早出去巡视团的前沿阵地，沿着朴罗尼亚河滩的沼泽地带整整走了一天。前沿离莫吉廖夫的距离，假如按直线计算．是五十公里，但如果正式进攻的话，当然还要远些。

　　他们整天都步行，现在回团部时才骑马。伊林命令在傍晚前给他们备两匹马，另外再派一名护马兵来。左翼的一个营驻扎在树林里。从营部到团部的这一段路还没视察过。

　　德国人用一两门炮每天进行若干次骚扰性轰击。由于团部在这儿设防已经一个多月了，因此人家都清楚，他们一般在什么时间、往哪些地方开炮。除此以外，只是偶然才能听到枪炮声。

　　天色阴沉，但天气很暖和。傍晚时分下了一阵蒙蒙细雨，路上尘土不扬。经过一天的劳累，现在骑着训练过的快马返回团部，心胸为之一爽。去年冬天，伊林当了团长后，马上下令把前任团长骑的一匹劣马换掉。既然按规定可以有一匹马，那就该备一匹好马。伊林喜欢骑马，也擅长骑术。他喜欢凡事样样在行。

　　早晨，伊林从电话里得知集团军作战处要派一个军官到他的团里来，他心里感到不痛快。不论是集团军作战处的军官还是军部作战处的军官，他们总以为有能力帮助你指挥你的团。战争中老是讲互相帮助，甚至在妨碍你的时候，还认为是在帮助你。

　　可是伊林却有个毛病———就是不喜欢别人帮助他。团长本来就不是孤家寡人——他有团部，有副团长，有编制规定的全部助手。如果除此以外，上级还要派人来帮助他，那事情就糟了！

　　伊林独自思忖着。他才二十四岁，但当步兵团的指挥员已有五个月了。然而，他这样想并非由于年轻气盛，因为经过三年的战争，他已经不再感到自己年轻了。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感觉到：团长不是栅栏，如果你自己站不稳的话，无论别人想用什么东西来撑住你，都只是白费劲！

　　一个星期以前，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本来，他们这个团不仅被看作是全师，而且是整个集团军的榜样，可是突然平地起了风彼。于是到团里来检查的人接瞳而至。哪儿没派过人来啊！连后勤副司令也来过。接二连三的检查把伊林搞得焦头烂额。但是，当他看到这次来到的少校时，不禁喜出望外，早先隐藏在心头的反感顿时烟消云散。这次从集团军作战处派来的军官是伊林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的战友，他的老营长辛佐夫。伊林听说，辛佐夫伤愈回来后在集团军司令部工作，但一直没在自己的团里见到过他。伊林认为，由于他左手装了假指，大概只让他同文件打交道了。

　　事实恰恰相反，辛佐夫经常到部队去，不过总是去其他各师。要不是平时到他们这儿来联系的扎瓦尔津少校生了黄疽病，他和辛佐夫今天也不会相遇。

　　“总算做了一件好事——病得正是时候，”伊林指的是扎瓦尔津。

　　“看来，你不喜欢他？”辛佐夫问。

　　“总的说来，你们这些视察员我都不喜欢。”

　　“事情很清楚，”辛佐夫噗哧一笑。“部队里的人都是天使，司令部里的人都是女妖，只不过穿着军裤而已。让我们撇开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还是谈谈团里的情况吧，我认识的人中间，谁还在，谁不在了。”

　　从早晨开始的谈话，直到现在他们回团部时还没有结束。当然，他们并没有把整天的时间都用来回忆往事。伊林把团的前沿指给李佐夫看，辛佐夫作了检查。监视敌人前沿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观察到了些什么？记录写得怎么样？对两周前下达的严格命令执行得怎么样？这道命令要求在德国人观察得到的地区内保持固定的火力射击和人员沈动——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内，昨天出现多少人，明天也应该出现多少人。射击次数应该不少于、也不多于昨天和前天。

　　这样严格的命令，表明进攻即将开始。后方正在进行准备，而前方必须按照命令保持原状，以免德国人看出什么变化来。伊林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命令，所以他从早上起就自信辛佐夫不会发现任何违反命令的情况。事实也正是这样。因此他们有时间谈论其他的事：在各营视察时是如此，现在回团部时也赶如此。护马兵骑着马，慢吞吞地跟在后面，同他们保持二十步的距离。四周的一切沉浸在黄昏前的寂静之中。

　　伊林从清晨起就开始注意辛佐夫的那只残废的手。大拇指只剩下一节指骨，其余的四个指头全都没有了，装上了僵硬的铁制假手指，外面套着黑色的皮手套。假指也许不是铁制的，但伊林总有点不好意思问是什么做的。辛佐夫把叉子夹在大拇指剩下的一节指头和手套中间吃饭。取地图时也用这段残指解开图囊。

　　早晨，伊林看到辛佐夫的这只手，问道：“怎么，能骑马吗？”

　　“当然能，”辛佐夫说。

　　伊林仔细看了一阵，最后也就把这件事忘了。现在当他们来到浅滩时，伊林才瞥了辛佐夫一眼——他能对付得了吗？没什么，对付得了，因为这时辛佐夫已策马渡过了小河。

　　“看来已经习惯了，”伊林看着辛佐夫，心里思忖着。他不能想象，如果他自己装上了假手，怎么能感到习惯。可是辛佐夫却已经习以为常了。否则，手受伤以后，怎么能在前线生活下去呢？非如此不可啊。

　　“习惯了？不感到妨碍吗？”他们渡过小河以后，伊林问道。他觉得，现在可以提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习惯了……但对工作似乎没有妨碍。不过，最初由于司令的坚持，把我派到作战处去的时候，人家很不欢迎。第一天上班，我进去得不是时候，正好听到有人在议论：‘硬是给添了个累赘，他那螫子光会撕破地图。’从此以后，我就小心翼翼，免得把地图撕破。”

　　“工作本身怎么样？你喜欢不喜欢？”

　　“没让我做别的工作，”辛佐夫说。“我争了一个月，要求不给我发免役证，后来又争了一个月要求让我上前线。经过这一番周折之后，无论派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感激不尽！怎么，难道你以为作战处的工作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吗？只消命令一下，你们就自己行动吗？”

　　“好一个自己行动！如今没有你们作战处，即使你有这个愿望，也休想前进一步！谢谢你提醒我。”

　　“怎么！既然我在干这一工作，我必须说明，作战处是需要的！”

　　“需要当然需要。问题只在于地点、时间和人数。有时根本不需要，你们却来纠缠不清。”

　　“命令要我们来多少，我们就来多少。你以为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是轻松的差使吗？何况还有比你更糟的呢？”

　　“我糟在哪儿呢？”伊林笑了起来。

　　“糟就糟在你喜欢接到命令就执行，执行后就报告。在你执行命令时，如果有我们在场，你就不高兴。如果我们直接向上面报告你这儿的情况，你大概也会不高兴。糟就糟在这里。从我们的角度看，你有什么好呢？”

　　辛佐夫说得一本正经，以至伊林没有立即领会他话中诙谐的语气。后来，他理会了，不禁哑然失笑：“好的碰到过没有？”

　　“好的也碰到过，”辛佐夫用同样的口气说。“有些人一接到命令就盼着—一帮助鼓舞士气、扭转局势的人呢？他们在哪儿？要是还没来，那么什么时候来？在我们看来，这种人就是好人！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尽可出谋划策，施展参谋人员的本领，事后又能报告说，我们进行了帮助，保证了命令的执行。同这种人打交道，我们大有可为。而同你呢？休想！”

　　“难道你们真是这样看问题的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拿你们来说，你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不给他一根拐杖，他就不能好好地走路，对他的报告不进行检查，他就会撤谎。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你愿意到我这儿来当参谋长吗？”伊林突然问。

　　“你现在不是有参谋长吗？”

　　“有。但你问答我的问题。假如有了空缺呢？”

　　“什么假如不假如的，” 辛佐夫生气地说，“等有了空缺再谈吧。”

　　“那时再谈就晚了。我在这里，而你在那里……”

　　“好吧，就算愿意吧。”辛佐夫勒住马说。“那又怎样呢？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想跟你在一块儿工作。”

　　“我也想，我早就想离开作战处了，可是手成了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向上级强求。不过，我们谈这话是无意义。参谋长还在就谈论这件事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会把他往子弹底下送吗？他自己打了报告要走，这是师长告诉我的。”

　　“为什么他要走？”辛佐夫问。“他是一个基干军官，根据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年纪也不轻了。恐怕是你对他发脾气了吧？”

　　“我没有对他发过脾气，”伊林说，“我脾气大，这是确实的。但造成这样的局面却另有原因：屠玛年从团部调往师部当参谋长以后，留下我和这位纳索诺夫。我是作战副团长，他是参谋长。他是基干军官，军衔已是中校。我是少校，是在团里土生土长的军官。他以为会任命他当团长，结果却任命了我。我没挖过他的墙脚，但既然任命了我，那就该我指挥，他服从。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就是不大灵活。加上现在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任命伊林，而不任命他？由于老是想这个问题，其他脑筋也就不动了。现在事情已成定局——他一定会走。可能就到我们师部去当后勤副师长。要是你来的话，我们把这个团好好搞一下，使它成为全集团军最好的团！”

　　虽然伊林自己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但他的内心仍然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现在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的激情毫无掩饰地迸发出来了。

　　辛佐夫笑了笑说：“如果我要求归队，说不定给我的职位比你许的愿还要高呢？我毕竟在作战处工作一年了！”

　　“要是派你担任更高的职务——你尽管去，我会谅解你的。”

　　“我是说着玩的。哪会派我担任更高的职务！战争中不可能一通百通：取得了这一方面的经验，就会失掉另一方面的经验。不，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回去后你把我们谈的话对师长说说。自己人私下谈谈。他终究是你的内兄。”

　　“这是过去的事，现在早已事过境迁了，”辛佐夫说。

　　“这有什么？你们总是同志吧？何况又不是要求从火线调回后方，而是要求从后方调往火线。”

　　“如果情况许可，我就说，”辛佐夫答应了。

　　“你的……”伊林想起了塔尼雅，本来想说“你的妻子”，但话到嘴边打住了。战争中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他们曾想到要结婚，但后来可能情况有了改变……“你的塔尼雅怎么样？”

　　“三月里就送她离开前线了。生了个女儿。”

　　“嘿，你们倒会抓紧时间！”伊林脱口而出，然而自己也感到这话说得不大得当，窘得脸都红了。

　　但是，辛佐夫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塔尼雅离开前的往事以及她目前的情况，说来话长，如要同伊林畅谈一番，得花很长时间。

　　“你自己的事怎么样？”

　　“仍旧光棍一条。没时间考虑这方面的事，”伊林说。“职务如此——得指挥一个团。待战争结束以后再把战时的损失全部捞回来。”

　　他们两人骑着马，沿着郁郁葱葱的树林边缘，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今年春天雨水充沛，天气暖和，林中的草木长得比往年茂盛。

　　“四一年七月间，我同谢尔皮林就是从这一带地方突围的。”辛佐夫继注注视着树林说。“刚才在你的第二营，看到那边有一条小溪流向峡谷，我甚至觉得，那时我们正是沿着那条峡谷走上通向克申切夫的大路的。”

　　“你听到过司令的什么消息没有？他能回来吗？健康情况允许吗？”伊林问。在他的问话中，除了人皆有之的同情心以外，还可以觉察到普通士兵对上级领导中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漠不关心的语气。由于他们很少同集团军的高级首长见面，又由于上下级之间地位悬殊，所以这种漠不关心的心情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听说一定会回来。别的情况还没听说过。”

　　“要是能回来，他将会在熟悉的地带进攻，这很好，”伊林说这话时，克制着想询问辛佐夫的愿望：你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对于这个问题，辛佐夫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他，因为这类事情是不能讲的。总的说来，问题很清楚，进攻已经为期不远了。伊林心里已多次盘算过，这一切将如何进行。他们的师已经在前线驻防很久，在进攻前夕很可能调防，转入第二梯队。这是常有的事，但这一点伊林连想都不愿意想。他的计划恰恰相反：增调部队从左右两翼加强前线，他们的师恰好位于突破口的尖端，而他的团属于第一梯队。

　　“二十六日夜里我们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渡过了第聂伯河，三十日，所有活着的人都到了这儿，”辛佐夫又回忆起往事。

　　“能够在三天内从这儿打回去，打到莫吉廖夫，那就不错了，”伊林说。“可是，要打到第聂伯河，得先后横渡好几条河。可笑的是，这些河取的都是女人的名字：朴罗尼亚、巴县、弗露夏、玛露夏。”

　　辛佐夫笑了起来。这儿并没有叫弗露夏和玛露夏的河流，朴罗尼亚和巴夏这两条河倒确实是有的。在作战处经过反复考虑而初步制定的计划中，强渡这两条河的方案占了不小的地位。

　　他们并肩策马而行，各自想着对方的事情。伊林在想，为什么辛佐夫不愿意谈他的塔尼雅，只说她走了，生了个女儿，其他就什么也没有谈。他们的关系也许不怎么好？他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所以一声不吭。是啊，如果没有坚强的性格，手伤成这样难道还会重返前线吗？他说将在我们师里待三天，每团各一天。应当留他在我这儿过夜，让他明天早晨到邻团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和他谈谈。但愿不要再来一位不速之客，象上星期的方面军军事委员那样。”

　　伊林想到上次军事委员的到来给他和全团带来了很大的不愉快，于是他就象牙痛似地皱起了眉头。这件事真叫人难过得要掉眼泪。就在他这个全师甚至全军最优秀的团里，就在他这个习惯于不责打人、斥骂人的团里，偏偏有一个连出了事儿：连长生病，司务长出了纰漏，执行战斗警戒任务的士兵没吃上饭。这不仅是全团的耻辱，也是个师的耻辱。方面军军事委员就找上门来，要追根究底！

　　伊林瞟了辛佐夫一眼，心里想：“不知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你听说过我们这儿发生的事吗？”

　　“听说过。”

　　“你没问起，我还以为你没听说过呢。”

　　“有什么好问的呢？一个好团长出了一点漏子——这就好比中了流弹一样。问什么呢？问从哪儿飞来的，为什么要飞来吗？流弹总是流弹嘛。”

　　“是不是好团长现在还很难说，”伊林痛苦地说。“人家过去认为是好团长，现在也可能改变看法。”

　　“要是改变了看法，就不会把你留在团里了。既然把你留下，就认为你是好团长。”

　　“你相信吗，”伊林说，“出事以后我两夜没合上眼。老是在想：怎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不相信？得知土兵们没吃上饭，理应睡不着觉。而且说不定还不只是你一个人受折磨呢！大概你也没让你的部下睡觉吧？”

　　“正是这样。”

　　“这是意料中的事，”辛佐夫说。“你这脾气，难道你以为我不记得了吗？我是记得的。”

　　伊林点点头。他知道，他的部下同他一起工作并不容易，有些人甚至感到跟他共事很吃力。但他却为此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对他在工作中要求严格的赞扬。

　　辛佐夫的话虽然刺伤了伊林的自尊心，但伊林喜欢他的直率。要是辛佐夫真能到团里来当参谋长就好了。对有棱角的下级，对这种不会卑躬屈膝的人，伊林并不怕。他怕的倒是那些会卑躬屈膝的人。在你面前卑躬屈膝的人，在灾难面前也会卑躬屈膝。伊林任团长以后，立即提拔团里最倔强的营长丘贡诺夫，让他接替自己的作战副团长的职务。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时，伊林就同当时做连长的丘贡诺夫吵骂过，但是他很清楚，在德国人面前，丘贡诺夫会比在首长面前更加倔强。

　　“他的第四枚勋章不知是怎么得到的？”伊林看着辛佐夫，心里想。他经常注意别人有几枚勋章。“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辛佐夫到营里来的时候，有两枚。第三枚，通令中说是由于俘虏了了个将军。第四枚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颗‘星’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冬天，”辛佐夫不知为什么笑了笑说。

　　“你笑什么？”伊林问。

　　“没什么。这颗‘星’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二月间我们在斯柳迪扬卡河占领了登陆场，但没能扩大阵地，这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被派到二０二师——大家以为他们已进攻了三天，——要我亲自去检查一下前沿的位置。我爬到前沿作了检查，并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参谋长鲍依科作了报告。我报告说，他们仍旧待在原地不动。而根据他那儿的其他一切材料来看，他们已按照命令向前推进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相信谁？事情很清楚，当然是相信在地图上向前推进的人罗！要复查是办不到的。刮着暴风雪，电台收不到，电话联系也断了。鲍依科对我说：‘我要撤你的职！我不相信你到过前沿！由于你谎报军情，要把你送军事法庭！’接着打电话命令：‘接检察员。’司令部警卫长走到我跟前说：‘跟我走。’他把我带到警卫室，命令我交出手枪，要我坐在角落里，由一名红军战士看守着。

　　“我坐了一小时，两个小时。警卫长来了，他打开桌子抽屉，把手枪还给我，同时说：‘走吧。’‘哪儿去？’‘命令我把枪还给您，并叫您回作战处去。’一个月以后，我和别的人一起列入了授勋名单。鲍依科亲自写了呈请授勋的报告。”

　　“他用勋章表示了歉意。”伊林说。

　　“我认为是这样。我没听到他说过什么道歉的话。”

　　“看来，你们那儿的情况有时也很紧张，”伊林说。“我听师长说，参谋长很严厉。”

　　“对撒谎的人他很严厉。总的来说，他是个能力很强的参谋长。公正，勤劳。健壮如牛。这也很重要。人又年轻。只比我大三岁。是一九O九年生的。三十五岁就当上了将军。”

　　“是啊，真是飞黄腾达！”伊林用不胜羡慕的口吻说。他大概在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将军，怎样才能当上。

　　他们继续并肩策马而行。辛佐夫朝伊林膘了一眼，伊林身材瘦小，长着一个长鼻子，稳稳地坐在高大的枣红马上。早晨他说，这匹马是从侦察兵那儿牵来的。不管侦察兵把它的嘴扎得多紧，它总是要叫——不适宜于作侦察用！

　　可是，辛佐夫现在认为，伊林所以要挑这匹马，可能还由于它躯干高大：他骑在这匹马上，自己可以显得高些。他仍旧为自己长得矮小而苦恼。

　　他望着伊林，心里想，他们在一起服役的时间并不长。他出院后，于一月九日晚进攻的前夜来到营里，二月二日早晨负伤后，就把营交给了伊林。相识的时间仅二十五个昼夜。但在这二十五个昼夜里，他对伊林已有了足够的了解。他们两人最初几次的坦率谈话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次印象特别深。那一天，伊林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感到自己有军人的天赋，却没有在七年制学校毕业以后进军事学校。那年春天刚巧他父亲去世，所以他不能留下母亲和三个妹妹到别的城市去，只能在他们区中心的师范学校学习，晚上还得挣钱养家活口。他毕业后虽当了教师，但是仍旧打定主意，决心过三年应征入伍后永远留在部队里。然而生活提前迎合了他的愿望：三九年八月颁布法令，把应征的年龄从二十二岁改为十九岁，于是伊林参了军，并在蒂拉斯波附近以师部上士文书的身分开始了战斗生活。以后，战争的发展没使他浪费时间。

　　大规模的战争在发展，小小的伊林大踏步地往前闯。在他还未获得尉官军衔之前，就自动接替被打死的营参谋长。以后他又接替负伤离队的辛佐夫的营长职务。而且也跟第一次一样，先是代理营长职务，后来才得到正式任命，并从少尉越级提升为上尉。他以营长的身旁迎接库尔斯克会战。在战斗的第一天，德国人的坦克冲过了他们的阵地，但他们挡住了步兵。他们不顾德国坦克的来回扫射，坚守阵地，没爬出堑壕逃跑。德国步兵再次冲过来时，他们重又对着步兵开火！这样重复了四次，直到深夜团里派人爬到他们的阵地传达命令：要是还活着——就撤退。

　　关于这次战斗，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报纸后来都作了报道。营里一下子就有四个人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除了伊林以外，其他三个都已阵亡。他同时获得了英雄称号和大尉军衔。三个月以后屠玛年调他当了自己的作战副团长。后来，到了冬天，他又接替屠玛年当了团长，成了少校！在最近的五月通令中他已提升为中校了。

　　他升得很快，但是人们给他的一切井没超过他应得的范围。诚然，英雄的称号对职务的升迁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在战争时期，情况又怎么样呢？假如他是英雄，但却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员，现在也不会单凭他是英雄而提升他。在处分的时候，有时会考虑到这一点。可在提升的时候，就不考虑了。要提升可不容易啊。

　　辛佐夫对伊林没有妒忌的想法。从伊林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一切来看，团长的职务、中校的军衔和胸前的“星”章他都是受之无愧的。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得的。要是说伊林在战争中走运的话，那只有一点：他不仅活着，而且没受过一次伤。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除了打仗以外，没有为任何事情浪费过时间。一次也没有。没有接受过改编，没有留在后方待命，也没有住过医院。整整三年中没碰破一点皮，可不象辛佐夫啊。但愿他永远一帆风顺！

　　战争正在进行。在战争中，人们或者死去，或者象伊林一样成长。“当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进行着，有的人却停步不前。它拉着他们前进，可是他们却停步不前，后脑勺朝前，眼睛朝后，望着过去，”辛佐夫心里想着，笑了一下，突然问道：“二十五岁还没到吧？”

　　“这要看怎么算法，”伊林说。“有的人认为：一九一九年生的，现在是二十五岁．可我认为我现在只能算二十四岁。还差五个月呢！”

　　他微微一笑，但他的言外之意却具有严肃的内容。也许他在对自己作一番评价，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做到。也许他怀着妒忌的心情在思索，在整个集团军内有没有比他更年轻的团长？目前似乎没有。二Ｏ二师有过一位，但在斯柳迪扬卡河地区的冬季战斗中牺牲了。

　　“自尊心强的人往往自恃过高，但他仍然有自知之明，”辛佐夫心里想，同时记起了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一件事，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伊林的内心世界。

　　有一次，战斗即将结束，他们占领了德国人作为指挥所的一个地下室，这儿原先是德国人的师部。他走进地下室，就听到伊林一个人在朗读德国人留下的一份文件。这种文件，桌上、桌下到处都是。根据辛佐夫的判断，伊林读得相当流利，没有别别扭扭的地方。

　　“原来你会德语？”辛佐夫问。“为什么一直隐瞒着？”

　　“这难道能算会吗？我只是想试试能不能读。在我们巴拉绍夫那地方住着许多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我曾在师范学校同他们一起学习过，听惯了他们说的话……”

　　这就是伊林的为人和伊林的性格。那位雷波奇金只认识五十来个单词，就自告奋勇要为俘虏翻译了。伊林可不这样做！他的德语比雷波奇金好得多，但他从来没说过。他不愿意在德国人面前，也不愿意在自己人面前丢丑。

　　然而，他偷偷地读着德国人的文件，检验自己的水平。

　　“我们分手以后，你的德语有进步吗？”辛佐夫想起了这件事，就问。

　　“Nicht so gut，”伊林说，“aber ein biBchen besser，alles in　der alten　ZEIT nach　Stalingrad！”①他说得相当流利，因此自己也笑了起来。“进入德国以后会有用处的。自从命运又一次使我和扎瓦里欣碰到一起以后，我就向他学，我们挤出了一些时间。”

　　（德语：“不怎么好，但好些了，一切就象过去向斯大林格勒进军时一样！”）

　　“怎么挤啊？从睡觉时间中挤吗？”辛佐夫含笑说。

　　伊林点点头。不问也知道，当然是从睡觉时间中挤。团长和政治副团长还能从哪儿挤时间呢？勤勤恳恳的人在这样的职位上是很少有空闲时间的。

　　提起扎瓦里欣，伊林说：政治副团长差一点又象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那样，被调到方面军政治部七处去。花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留了下来。

　　关于扎瓦里欣的这件事，辛佐夫还不知道。当时，在德国人投降以后，扎瓦里欣曾被调去做了两个月的俘虏工作，但他争取回到了部队。回来后还晋了级。到七处去的时候是政治副营长，回来后当了政治副团长。

　　“我生怕人家把他从我这儿凋走，” 伊林说到扎瓦里欣时仿佛是在谈什么不忍割爱的家珍。“我力求不偏爱任何人，但对他却有偏爱。”

　　伊林竭力不偏爱任何人，对此辛佐夫是了解的。他作为作战处的军官，经常要到各个部队去，见过各种不同的指挥员，善于识别装腔作势和真正的紧张。那些慌忙地叫喊出来的“是’、“明白”、“照办”可以蒙骗不少能力不强、不能明察秋毫的首长；而只有在真正严格和精通军事的指挥员那儿，他的部下才会表现出真正的紧张。

　　伊林的团里不是一般的紧张。他们那里都能坚决执行命令。同一道命令不需要重复第二遍，也不需要再听第二遍。这可以从伊林本人的作风以及他部下的行动中感觉得到，甚至也可以从护马兵现在的行动感觉得到，他和他们保持着二十步的距离，一路上始终没有改变过。

　　“才二十四岁……”辛佐夫心里想着伊林，突然问道：“你的几个妹妹现在几岁了？”

　　“大妹妹十九岁，二妹妹十七岁，小妹妹十六岁。她们长得都很漂亮。我象父亲，她们都象母亲。不过，我担心，在战争的年代里她们找不到对象。经过这样的战争以后，不可能把个妹妹都嫁出去。”

　　“未必会这样吧，”辛佐夫说。

　　“你知道我的母亲现在多大年纪？”伊林说。“四十三岁。她十九岁生了我，三十五岁做了寡妇。一九四一年我在蒂拉斯波服役，她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同意她再嫁。”

　　“要你同意干吗？”辛佐夫问。

　　“如果我表示反对，她就不打算再嫁。”

　　“你同意了？”

　　“当然罗。那时她才四十岁。而且那个人我也认识……五月间我祝愿母亲同她的新丈夫幸福。到了九月，我写信告诉她我们已经突围，她回信说：‘谢天谢地，你总算还在，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已经死了，我收到了阵亡通知书。’三九年我去服役时，她还年轻、漂亮。从那以后就没见过，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离她很近，只两百俄里。”

　　“当时你没跟我说。”

　　“干吗要自寻烦恼呢？那时谁会给我假期？上星期我给在邮局工作的大妹妹写了一封信：既然根据法令规定，现在不能收你，你就志愿到部队来当通信兵。到前线来——一就可以嫁人。只有这儿可以……你笑什么？你以为由于这个缘故而争取到前线来的姑娘还少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只要她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工作。”

　　“我问你，尼古拉，难道你在前线真的没有爱过什么人吗？”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②，”伊林说。“目前没有，从去年夏天我们重新投入战斗以来一直没有过。你正好是要女儿吗？还是要儿子？”

　　①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②伊林的爱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阵亡。见《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译者

　　“她要女儿。”

　　“为什么要女儿？”

　　“不知道，”辛佐夫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她没有讲。”

　　“依我看，还是儿子好，”伊林说。“战争结束以后，留下的女人本来就会比需要的多。”

　　他说过以后，自己也笑了起来。

　　“我们习惯于从战争的角度衡量一切，希望男人多一些……可是等到你的女儿长大成人的时候，就会同战前一样，一个对一个了……”

　　辛佐夫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他脑海里浮起了他同塔尼雅在集团军汽车修理场附近分别的情景。

　　从那里每隔一两个钟头就有一辆卡车开到莫斯科去装运备件。人家答应让她坐在驾驶室里，可是辛佐夫不能等到她走，他得赶回去执行任务。她一个人留在那儿等候卡车，他自己坐上吉普车走了。

　　她要女儿，而他无所谓—一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只要她本人平安无事。他为她担心，特别是在她拼命束紧腰带、不让别人看出她怀孕的那段时间。

　　令人奇怪的是：她起初说无论怎样都不要，当她突然感觉到他不小心的时候，就生他的气。但到后来，在他们一个月没见面以后，她突然心平气和地说；既然有了，就准备生下来！

　　当他责备自己，说自已没爱护她的身体时，她摇摇头说：“你真笨。你不明白我正要为这件事感谢你呢！我要做一个女人，象所有的女人一样，这难道你不明白吗？”

　　后来，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过夜，因为那天很凑巧，和辛佐夫同住在一间土屋里的人，一个到前沿阵地去了，另一个到其他地方去过夜了。

　　那天夜里，她同他窃窃私语，直至清晨，尽说些蠢话：“我是温柔的，我是善良的，我是个女人。”好象他不知道她是个女人，不知道她是温柔的、善良的。

　　她把嘴凑在他耳边，仿佛在诉说着内心的隐秘：“自从我知道以后，我就决定今后不再喝一滴酒，不再抽一支烟。你以为我自己没感觉到我的嗓音嘶哑了，人变得粗鲁了，还学会骂人了吗？”

　　后来，在回答一开始就盘旋在他心头的疑问时，她说：“我把孩子生下来后，自己照看一个时期，然后把她留在妈妈那里，我自己回到你这儿来！”

　　“你生产以后再说，”辛佐夫说。“到那时，战争也许完全结束了。”

　　“不会结束的，”她说。“我对自己很了解，我不能让你在这儿而自己留在那儿。假如我们两人都在那儿——那是另一回÷事……”

　　“你胡说些什么啊，”他生气地说。“我们俩怎么能都在那儿呢？可你现在可以留在那儿。谁会离开吃奶的孩子上前线去？任何法令中都没有这种规定。”

　　“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你别说了吧，”她说。

　　他明自，她放心不下的是他的那只手。他也明白，战争使她厌倦了，假如他现在能同她一起走的话，她会感到幸福。但是，她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且她认为她自己也只是请假离开前线。

　　他好久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突然改变了对这一切的态度，仿佛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的想法有了根本的转变。以前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生孩子，她再三说：“我不要！”想起去年的塔什干之行，她就变得粗暴起来。她说，“现在后方的女人多得很，男人却屈指可数。你怎么能叫我离开你呢！你以为我们中间没有那种可怜的女人吗？她们做梦也想到前方来，为的是要做一个女人！在这儿至少有人看看她。在那儿连看也没人看！”她讲的话。同今天伊林提到他妹妹时所讲的话，完全一样。

　　她患了伤寒症住院，并在后方生活了四个月以后，在去年六月间回到了前线，头发剪得短短的，人变瘦了，手里一直夹着自己卷的纸烟，连说话也跟以往不同，变得生硬、粗鲁起来。她竭力打起精神，掩饰自己的虚弱。他觉得她整个人就象没有愈合的创伤，只是面上结着一层痂。

　　在这儿前线，她对人们的苦难看惯了，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后方；她却对人们困苦的生活忍受不了。她可怜他们，但爱莫能助，所以她变得粗暴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而他正首当其冲。

　　她抱怨他们见面的次数太少：不是她不能留在他那儿，就是他不能到她这儿来．虽然她为此作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们仍旧象生活在两个城市里一样。在前线，如果不忘掉别人，就无幸福可言。连一夜的幸福也不会有。在前线，幸福总是短暂的，总得要不顾其他的一切才能得到，因为别人就连这一点也得不到！至于在其他的时间里，如果你要别人把你当人看待，你就得考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有一次，她害怕自己已经怀了孕，就责骂自己，说这是逃兵行为，还说了其他一些话……怎么劝也没用，直到后来，她自己弄清楚，这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事情弄清楚后，她却噙着眼泪，显出疲劳、痛苦的神情，低声对他说：“大概是伤寒帮了我的忙，没出什么事。我瘦成这个样子，今后怕是不会生育了。”

　　但是，以后她仍然忘不了这件事，而且经常提醒他。她恼恨地说：“你怎么啦？想把我从战场上撵走吗？”

　　他有时真的想把她从战场上撵走。这样，就只需要让她为他担忧，而他自己可以不必为她担忧了。

　　当他提到孩子的时侯，她气呼呼地打断他的话说：“住口！要是我不会生育，战后我们去领一个。”或者，当她想到她的女儿还可能找到时，她就要他相信，她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后母。

　　“你应该有自己的孩子，”他表示反对。

　　“应该，当然应该，”她突然同意了。“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找个地方住下，每夜都尽力而为。”

　　她怨恨战争，故意用粗鲁的话撩惹他。但是，在这些粗鲁的话中，有时会透露出一缕柔情，为此，他似乎更爱她了。

　　“够了，别抽了，戒了吧！”他看到她一支接一支地卷着烟卷，就责备她。

　　“不抽……战争一结束，我第二天就不抽。要是你要我这样做的话，当天就不抽！”她继续抽着烟说。

　　“抽得浑身都是烟味。”

　　“你讨厌的话，就别吻我。”

　　“不，我并不讨厌。可是你瞧你自己成了什么样儿！请你戒了吧。你有……”

　　“别提我有病了，听腻了！我知道自己是个废物！你让我见鬼去吧，你要我这个病鬼干吗！”她气冲冲地说。她一面生气，一面为自己耍态度、说粗话而笑了起来，同时继续抽着烟卷。

　　有时，她出其不意地说：“哼，我和你算是什么夫妻？我们只不过彼此有些来往罢了……”

　　女人在战场上的不正常状态使她感到痛苦。她知道他爱她，并将继续爱她在战场上的这个样子。但是，她仍然想重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为他和自己生儿育女。她越是想撇开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头，越是想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就越是想要。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她在一天之间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由于她变成了跟以往不同的另一个人，而是由于她终于突然有了她想要而不敢要的东西。所以，一旦事情发生以后，她就听其自然了。

　　她分娩的日子比预料的时间早。一到那儿，她就生了。也可能没来得及赶到目的地。使他担忧的是，她信上的邮戳是“阿雷斯”。为什么不是塔什干，而是阿雷斯？没来得及赶到塔什干吗？使他担心的还有她来信的笔迹，而且在收到这封信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回到司令部后可能会收到信，”他心里思忖着，眼睛看了看前面绕过楔形林带的道路，问伊林：“好象快到你们团部了。绕过这片林子，不就是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你可不是从这边，而是从师部到我这儿来的啊？”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辛佐夫说，“每天都要在地图上标上同样的情况，我们夜里做梦也会看见地图。只消眼睛一闭，就看到地图上的这片楔形林带、林带后面的峡谷以及画着十字的圈圈—一你的团部。可不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伊林说。“再过五分钟就到了。”忽然他又问：“如果有了空缺，你到底愿不愿意到我这儿来当参谋长？”

　　辛佐夫诧异地朝他看了看。跟伊林谈了这么多话，没料到他还会提这个问题。

　　“你怎么兜了个圈子，又来问这个问题啦？”

　　“我听你说做梦也看到地图，心里就想：究竟是你们那儿的工作干净。也许你舍不得离开。”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如果你不清楚，我可以详细地给你介绍。不过你应该清楚，不管怎么样，你毕竟是团长啊！”

　　“请原谅，可别见怪，我不是这个意思，”伊林说。

　　“上帝会原谅你的。我可不轻动不动就生气的人。”

　　“要是你的塔尼雅在这儿的话，她对这件事上有什么看法？”伊林问，他仍旧在为自己唐突地重新谈到原来的话题而感到不好意思。

　　“要是她在这儿？我不知道，”辛佐夫说。“我正在为她担心。她生孩子的消息来得很快，十六天就到了。在这以后已有二十六个昼夜了——一直杳无音信。她身体不好，生过严重的伤寒症，差一点死掉。在这以前又负过重伤——伤在腹部，也差一点死……”

　　“没关系，”伊林说，“我们都长得又矮又瘦。你看我有多少重量——简直是皮包骨头。但是，两普特①重的哑铃我每天早晨都要抛上去，接住它，来它个十来次。”

　　“谢谢你安慰我……现在都明白了，没有问题了。”伊林毫不犹豫地援引自己的例子——这种土兵的机智使辛佐夫不禁哈哈大笑。

　　“科兹敏，把马牵去！”伊林向护马兵喊了一声，轻捷地跳下了马背。

第七章

　　辛佐夫决定留在团部吃饭和住宿。他在这儿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伊万·阿甫杰伊奇——一他在斯大林格勒时的传今兵。

　　伊万·阿甫杰伊奇的权样几乎一点也没变。在战争中，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变化总要少些。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又增添了两枚奖章，而已离他的家—一离他的家属所住的地方亚历大罗夫盖又远了一千多公里。

　　“虽然更远了．但现在的邮递工作却很正常，”当辛佐夫在饭前洗脸时，伊万·阿甫杰伊奇对辛佐夫说；“同您在一起时，我一封信也没收到，现在他们经常来信。”

　　“写些什么？”

　　“总是老一套——但愿快点胜利！他们盼望早日结束战争，总以为我们不着急！”

　　“同中校一起生活怎么样？”辛佐夫指的是伊林，因为他记得伊万·阿甫杰伊奇过去不大喜欢伊林。

　　伊万·阿甫杰伊奇用责备的目光望了望辛佐夫：难道现在是向他提这种问题的时候吗？他作为一个士兵，对首长们的过去和现在，能说长道短吗？等将来退了伍，回到家里，到那时再问不迟！

　　他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然而并没有避而不答—一既然问了，就该回答。

　　“自尊心太强，其他都不错。”为了说明自己和伊林的关系，他补充说，“我没要求留在他这儿，也不想离开他另找去处。就这样一起生活到现在。”

　　辛佐夫洗脸前先解下左手的假指。伊万·阿甫杰伊奇一面给他倒水，一面看着放在树墩上的黑手套和辛佐夫的残废的手，然后问他痛不痛，会不会擦伤皮肤。辛佐夫对这位待他很好的老人直言不讳，说了对任何别人都不会说的活：开始时很痛，也擦伤皮肤，现在好些了，只是到冬天手冻得厉害。

　　“我们的医术真了不起，”伊万·阿甫杰伊奇看着辛佐夫扣上手套，说：“负了这样的伤，居然还能回来打仗！”

　　辛佐夫明白，伊万·阿甫杰伊奇这话讲的不是医术，而是他：手伤成这副模样，为什么还要到前线来？当然可以用回答医务委员会的话来回答他——这是一种例外……但是，伊万·阿甫杰伊奇喜欢照章办事，不喜欢有任何例外。

　　“您怎么看，伊万·阿甫杰伊奇，”辛佐夫一面穿军便服，一面问，“中校会拿酒款待客人吗？”

　　“当然罗。他白天就来电话要我们准备了。”

　　“这很好，”辛佐夫说。“否则我还以为你们这儿禁止喝酒呢。白天在营里时一点口风也没露。”

　　“他白天禁止全团喝酒，”伊万·阿甫杰伊奇赞许地说。“他只准许晚上一切办完之后喝……”

　　团部设在山岗背面的斜坡上，在一片欢腾声不绝的茂密的幼松林中。这儿同团里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令人感到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只有长期驻防的部队才会有这种情况。

　　从峡谷到林子只有一条汽车道，周围没有杂乱的车辙。林子里只踏出了几条必要的小径，团部土屋和帐篷附近的掩体上面都铺着草皮。

　　“怎么，这儿干燥吗？”辛佐夫洗好睑，从小溪走上斜坡时，问伊万·阿甫杰伊奇。

　　“这地方看起来应该很干燥，实际上却比较潮湿。可能是春天的缘故，也可能一直是这样的，谁知道它，”伊万·阿甫杰伊奇嘴里的莫吉廖夫地区仿佛是某个无法习惯、也无法理解的地方。

　　团长的小屋子辛佐夫在洗脸前已经进去过，它一堵墙嵌入山坡，另外三堵墙露在外面。跟普通的屋子一样，有一扇门，两扇窗，但做屋架用的原木都按木工的方法标着号码。

　　“准备随身带走吗？”辛佐夫问伊万·阿甫杰伊奇。“是工兵标的号吗？”

　　“不。这些屋架是我们占领阵地后在离这儿不远的树林里找到的。屋子的主人大概在战前就把它拆了，搬到别的地方。可给中校看到了。”

　　辛佐夫走进了小屋，伊万·阿甫杰伊奇留在门外没跟着进去。辛佐夫知道他的习惯：他在执行命令或者做职务内的某件事时，如果你同他交谈，他很乐意回答你的话，而且还会使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在任务完成以后，他就立即走开了，要是无处可去的话，也会变得不声不响，仿佛在接受下一道命令以前他并不存在似的。

　　伊林没在屋子里。他和辛佐夫回来后，自已就到团部去了。

　　门两旁的窗子跟前摆着两张安在十字形木架上的桌子，一大一小，旁边各放两只长凳。大桌子上摆着饭菜，用报纸盖着。屋子的另一半用干净的木板隔开，里面放着两张铺着被褥的木床。

　　“他同谁住在这儿？同政治副团长吗？”辛佐夫心里想着伊林。他转过身子，看到扎瓦里欣走进屋子来。这一年来，扎瓦里欣胖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伊林马上就来，”他们互相拥抱后，扎瓦里欣说。“现在在那里多耽搁一会儿，待会儿就可以不再离开这儿了。”

　　“明白了。”辛佐夫注视着扎瓦里欣，看到他意想不到的变化，脸上露出了微笑。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改变模样，这是意料中的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似乎应该永远保持你原先记得的样子。在辛佐夫的想象中，扎瓦平欣正是这后一种人。

　　然而，他却变了，而且变得多么厉害；过去，他的圆框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显得特别大，可现在他的脸发胖了，眼镜也就显得小了。

　　“你笑什么？”扎瓦里欣含笑问。他的笑容也跟以前不同了——过去，在他瘦削的睑上，腼腆的微笑一闪即逝；现在，在他的圆圆的睑上，笑容就消散得慢了。

　　“老实说，象你这样不安静的人，我没料到会这样，”辛佐夫说。

　　“我自己也没料到，”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看到我们已经必胜无疑，心里感到踏实了，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上个月我到集团军医院去了一次，”他收敛了笑容说，“第一个医生说我心跳不正常。第二个医生说我新陈代谢失调。第三个医生完全是胡说八道，要我留院检查……真是天意莫测：我还象过去一样走路，一样吃饭、睡觉，工作增加了，心事不少担，可结果呢——你瞧！”

　　“可能还是心脏有病吧？”

　　“什么都可能，”扎瓦里欣说。“也许老天早就作了安排：战争的前半期让我骨瘦如柴，好象一支没有配备齐全的部队，然后才逐渐补足配齐。同我一起生活的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伊林有没有告诉你，我差一点被调去同德国佬闲扯？”

　　“他告诉我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摆脱这份差使的吗？我向上级打了报告，说我不愿意去，于是我马上被召到方面军司令部，直接去见李沃夫同志。我，上帝的奴仆，到了那儿，站在他面前。‘为什么您拒绝到七处处去？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您知道吗？’‘是，我知道。’‘您会德语吗？’‘是，我会。’‘那么究竟为什么不去？理由是什么？’我回答说：‘我请求留在火线上。没其他理由。’他听了，挖苦说。‘您是政治副团长，你待的地方哪算得上什么火线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说。‘我是以列兵的身分参军打仗的，并没提出过要求授予我军衔。要是您认为我离火线不远，那么我准备重新当列兵。’”

　　“你是这么说的吗？”

　　“一字不差。我那时给他气坏了，什么都豁出去了。”

　　“那他怎么说呢？”

　　“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只听到他说：‘走吧。’我来了个向后转，

　　朝门口走去，就回到了团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心中压抑不住的怒火救了我。原来，他有个毛病：喜欢到火线上去。他认为谁在他面前发抖，谁就会害怕到火线上去。而我却相反，提高了嗓门！甚至后来他到我们这儿来教训我们时，也没有撤我的职。只把我带到前沿阵地去走了一圈，试试我的胆量。真是个疯子！怎么直到现在他还没丢掉脑袋！”

　　辛佐夫听着扎瓦里欣的话，感到他不单单是外貌起了变化。在战争中，他变得成熟了，以往那种软绵绵的性格已经不见影踪，连同他那腼腆的、一闪即逝的笑容消失了。现在很难想象，他的脸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笑容。

　　“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既然你会德语，为什么不愿到七处去工作呢？”

　　辛佐夫嘴里向扎瓦里欣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心里却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你也想到这个团里来？你在那儿有什么不好？

　　“是这么回事，”扎瓦里欣说。“这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德语是我童年时代的语言，是天真、纯洁的儿童读物上的语言，在我上学前，妈妈就是用这种书教我识宇的。虽然我母亲是俄罗斯人，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她都教我说德语，所以德语不仅是我童年的语言，而且也是我妈妈的语言。后来我妈妈就在那儿，在列宁格勒饿死了，因为我无法把她从那儿接出来。我所以不能把她接出故是因为我那时在打仗，而所以在打仗，是因为……由于德语是我小时候学会的，所以我同现在这些德国鬼子讲话，不仅不感到容易，反而更感到困难了。对我来说，德国鬼子讲的语言并不是德语！我从小就会的那种语言和现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那时讲德语的德国人和他们也完全不同……当然罗，假如强迫我到七处去的话，我也会去的。但是，我自己不乐意去。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俘虏他们，越多越好。至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就让其他人去跟他们谈吧！总而言之，离上层建筑远些，离经济基础近些，”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到我们的营里去过了吗？”

　　辛佐夫默默地点点头。扎瓦里欣明白他为何沉默不语。当时，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正是他们这个营在伊林的指挥下，不顾坦克的冲击，坚守住阵地。后来，到夜里撤出阵地时，整个营只留下十九个人。何况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战争……

　　“三营啊三营，”扎瓦里欣若有所思地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时，我已经是政治副团长了，”他补充了这一句，好象在为自己还活着作辩解。过了一会儿，他问：“哈尔钦柯大尉你看到了吗？”

　　这是过去他们营里留下的、辛佐夫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和实际上已经看到的人。

　　“对不起，来迟了，”伊林走进屋子，打断了扎瓦里欣的话。“为什么还不吃饭？”

　　“我们在等您的命令，”扎瓦里欣说。

　　“请吧，”伊林掀开盖着饭菜的报纸，第一个坐了下来。

　　桌子上摆着一只军用水壶、一只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大瓶子、四只有柄的杯子、一盘堆得高高的面包片、一碟压得变了形的粗粗的腌黄瓜、两罐头美国灌肠以及一只盖着锅盖的军用饭盒。

　　伊林一坐下来就揭开盖子，往军用饭盒里瞧了瞧。

　　“土豆还是热的，没剥皮。你们随便吃。肉饼子和茶马上就送来。丘贡诺夫我们不等了。”伊林把头朝第四只杯子一摆。“他在营里有事。过一会儿来，会赶上我们的。好，各取所需吧。”

　　他拿过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瓶，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

　　“他喝的是什么？”辛佐夫问。

　　“这是他自己用干果做的酒，”扎瓦里欣噗哧一笑。“早上他吃干果，到晚上就从名厂的酒瓶里倒这种玩意儿喝。我们怎么样，喝真正的酒吧？”他把军用水壶拿在手里，拧开了壶盖。

　　“我们喝真正的酒，”辛佐夫说。

　　扎瓦里欣斟了伏特加，于是他们同伊林碰了碰杯。

　　“欢迎你，”伊林说着，把杯子里的果汁一饮而尽。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扎瓦里欣喝完酒，朝喝过果汁正在吃脑黄瓜的伊林扬了扬头，说。“这位是团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伊林中校。也叫柯里亚。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骂人。战争结束后我们马上把他送到展览会去。”

　　“什么展览会？”辛佐夫含笑问。

　　“这倒不知道。但总会有这样的展览会。否则这样的奇男子我们往哪儿送呢？在展览会上他会得第一名，成为模范团长，如果到那时他还没有升师长的话。”

　　“吃土豆吧，再胡扯下去，就一个也不剩了。”伊林把盛土豆的饭盒椎到扎瓦里欣面前。

　　扎瓦里欣跟他开玩笑时，他已经吃完了黄瓜，把土豆剥去皮，蘸上盐，接连吃了三个。

　　“我已经打过电话，说你今天在这儿过夜，明天把你送到邻团去。师长不在师部，到军部去了，参谋长同意了，”伊林又拿起一个土豆，边剥皮边说。

　　“昨天我开始工作时，师长也不在，”辛佐夫回想起来说。“屠玛年一个人在师部。”

　　“老是操练啊操练，”伊林说。“一会儿操练，一会儿地形侦察。不知怎的，直到现在还没授予我们师近卫师的称号。这次战役以后，我们也许会得到吧？”

　　“你说的是哪个战役？”辛佐夫故意逗他。

　　“怎么，我们整个夏天就这样待下去吗？随便乱说不行，但不能禁止人们用脑子去思考，去领会！难道能不准人们懂得象二二得四这样尽人皆知的真理吗？”

　　“不准懂得二二得四，当然办不到。”

　　“在路旁沼泽地带我们一营的阵地上，有三辆我们的‘BT－7’型坦克，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辛佐夫说。

　　“从四一年起就在那里了，真可怜，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只剩下空壳子了。但是，有的地方绿漆还没完全剥落，你注意到了没有？还有一辆装甲车，在转弯的地方，你看到了吗？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不由得为四一年的事怒火中烧！这笔帐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清算？你可知道，在我们视察我们过去的那个营时，我一直注视着你。整个营只碰到一个熟人，对吗？”

　　“对。但是，在经过如此残酷的战斗之后，我没抱任何别的希望。能够看到哈尔钦柯，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说是残酷的战斗，”伊林说，“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什么叫做‘残酷的’战斗？战斗要么是顺利的，要么是不顺利的。每一次战斗总有一方是不顺利的。而残酷的战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谁对谁残酷？我们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们？假使我们打死他们的人多，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次战斗是残酷的；假使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多，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对任何一次战斗我都这么看：鲜血要流得少，战果要取得大。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指挥的。另外，我还希望做到亲身深入体验士兵的生活。这会使指挥员清楚地了解，在战场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所谓的残酷的战斗，在我看来，就是决定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并在战前就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决策得以实现。这种残酷的战斗我不怕，它对德国人才是残酷的。只有当我们一个劲儿往前冲，可是仍旧寸步难移时，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残酷的。那年冬末，我们在斯柳迪杨卡河地区的战斗就是这样。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而转入防御的命令还没下达。这是最糟糕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帮人却偏偏象来找麻烦似的，从上面一个个接踵而来：一个来自师部，另一个来自军部，第三个来自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全都搡着你的背催促，检查你的每一份报告。我并不反对检查。但是，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别以为我们当团长的只要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清楚，就万事大吉啦。我是一丝不苟的，是什么情况就报告什么情况，至于我的邻接部队怎么报告，这不干我的事！可是，如果你的报告跟邻接部队的报告不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团跟你左邻和右邻的团一样，进展都不大，只取得表面上的成功。然而你严格根据事实上报了，而你的邻接部队却说得很活。你报告说敌人损失二十人，而他却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一个连’。什么叫做‘近一个连’？不到一个连都可以称作‘近一个连’。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在跟邻接部队相同的作战条件下，假如你的报告接近真实情况，你就比别人差。问题不在于你本人，问题在于你的团似乎比别的团来得差！”

　　“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要不要对你们进行检查？”辛佐夫微微一笑。

　　“办法只有一个：尽量打好仗，以取得真正可以报告的内容，”伊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我们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关于人员的伤亡，他们能如实上报，困为这是无法隐瞒的。推进多远，也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撒了谎，早晚总会被戳穿。这样，只有在一个题目上可以大做文章：他们面前的敌人非常可怕！在遭到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同他们作战的敌人是不属于同一个团的两个营，他们就报告说是两个团；如果消灭了一个连，就说是‘近一个营’。要核实的话，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夸大事实是最危险的风气！要养成这种习惯并不难，但以后要摆脱这种习惯，却谈何容易！幸亏对这种大吹大擂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了。过去往往报告过就完了，现在还要求你证实！”

　　伊林转身对扎瓦里欣说：“你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听。”

　　扎瓦里欣微微一笑。

　　“今年春天，军政治部对邻师某团的一份政治报告进行了查核，”扎瓦里欣说。“当时的战斗，正如伊林所说的那样，是很糟糕的，进展微乎其微。可是有一个聪明人写了一份政治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两百名，狼狈逃窜了。既然是狼狈逃窜，那就无法追上敌人，加以查核。可是两百具尸体在哪里？于是就派人去那儿核实。这个团在占领林边的地段后，确实在前沿阵地上埋了二十九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一点核实了。然而其余的尸体呢？嘿，这个聪明人被查问时也没惊慌失措。‘其余的尸体，’他说，‘都被他们拖走了。他们总是尽力要把尸体拖走！’尽力要把尸体拖走，这也是确实的，但既然是狼狈逃窜，他们怎么能把这一百七十具尸体一下子全部拖走呢？笑话归笑话，报告的撰稿人被撤了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亲自来处理了这件事。不管是谁扯了这种谎，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我们撤这种人的职还太少，”伊林说。“因此，如果报告写得完全实事求是，你在签署的时候，有时不禁会暗自思忖：傻瓜，你真是个傻瓜！”

　　“我有点弄不清楚：你这是在骂自己还是在称赞自己？”扎瓦里欣问。

　　“是在称赞自己，”伊林顶了他一句。

　　“那好，既然是称赞，你就别忘了，这样的傻瓜不只是你一个人。还大有人在。他们在凭良心写报告这一点上并不比你差……”

　　“说吧，说吧，”伊林说。“你好久没批评我是唯我主义了！”

　　“可不是吗？”扎瓦里欣说。“我顺便提一下，俄语专门为代词‘我’设置了陷阱。比如说，‘胜利’这个动词的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是怎么样的？是‘я　цобедю’‘я　цобежду’、‘я　цобежy’？还是‘я　цобежy’还是别的什么？‘поегy’③娃有的，但‘цобедю’③是没有的。为什么？显然是为了使这个动词只应用于复数形式。瞧，这倒接近于真理。”

　　“这个寓言你是什么时候想出来的？”伊林问。“我还没听到你说过。”

　　“今天刚想到。我独自一个人从营里回来时，想到了你，就把它想出来了。”

　　“从早晨起我们一块儿工作，到了晚上就进行自我批评，”伊林朝扎瓦里欣摆了摆头，说。“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辛佐夫以为，伊林这时会把请他来担任参谋长的建议告诉扎瓦里欣。但是，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伊林一直没提到这件事。他只问辛佐夫，多久前见到过阿尔杰米耶夫。

　　①俄语动词“　цобедть”；没有单数第一人称形式，即没有“我将胜利”的形式。—一译者。

　　②意为：“我将跑。俄文中“跑”和“胜利”在词形上相近。一 译者。

　　③”我将胜利”。—一译者

　　“半年前，”辛佐夫说。

　　“我想，你们是亲戚，总能经常见面。”

　　“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见过两次。”

　　“他接任库兹米奇的职务来到我们师以后，我起先对他没有好感，”伊林说。“好做表面文章，装模作样。后来，到了六月份库尔斯克会战之前，他的妻子到这儿来看他。她爬上阵地，拉动炮索——说是开炮，又是骑马，又是开吉普车，甚至把车子也弄坏了……虽说是妻子，但是……”

　　“把话说完嘛，干吗憋着难受呢，”辛佐夫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十九个月来我恪守誓言，即使躺在坦克下面，也没骂娘……她在这儿住了几天，竭力破坏他在师里的威信。但后来在战斗中，我不能说他一句坏话，指挥一个师表现得很老练，自己在行，也不压制团长们的主动精神。战斗的时候，他不来打搅我们，不是每隔五分钟就来一次电话，提出‘怎么回事’、‘怎么样’、‘为什么’等问题。我认为这很好。但是尽管这样，当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时，总还是念念不忘库兹米奇。”

　　说到这儿，伊林突然学着库兹米奇的样子，用高亢、急速的语调喊道：“好样的！你有二十岁了吧？有了！……那好，你就离开你娘往前冲，要冲得快，冲到你晚上应该到的地方去，我也会到你那儿去的……好，你们去吧！”

　　他学得如此逼真，使辛佐夫大笑起来：“记得可真牢啊！”

　　“这还用记吗？”扎瓦里欣说。“自从他回集团军以后，已经到师里来过三次，其中有两次是到团里来的。一星期以前，他就坐在你这个座位上，一面喝茶，一面为执行战斗警戒任务的士兵没吃上饭的事故责备我们。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样，但伊林那时连耳根子都红了。”

　　“你也一样，”伊林说。“受到良心的责备，连眼镜也冒汗了。”

　　“他把我们责备了一通，”扎瓦里欣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问伊林：‘你首先是什么人？’伊林自然说，他首先是团长。‘不，这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首先到底是什么人？’伊林没作声。他不知道。‘首先你是革命的士兵．假如你团里的司务长克扣战士的口粮，你作为革命的士兵，即使人在三俄里以外，在三俄丈以下也应该觉察出来。这是我们从国内战争就开始的传统。至于你是中校，我是中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战争给人们各种各样的官衔，也包括天堂里的官衔。我们期待着进一步提升，但战争，嘿，一下于就让你越过所有其他的街头，叫你进了天堂！可是那个世界是没有的。你在生前犯下的罪过无法在那儿赎回。人死不能复生，饿汉没法喂炮。既然如此，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就要记住：战争是神圣的事业，在战争中活着要问心无愧。’他给我们上了一课，然后转身对他的副官说；‘手风琴！’他的副官是个手风琴手，吉普车里放着一只手风琴。他命令副官把手风琴拿进来演奏《辽阔的海洋》他听着乐曲，显出闷闷不乐的神情，以此提醒我们，人总是要死的。接着，他站起身，没再说什么话就走了。而我们就把这件事记住了。”

　　“至于集团军司令，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我在团里只见过他一次，”伊林说。“那是去年三月，我们从哈尔科夫撤退的时候。他来了，要求我们在天黑以前守住防线。夜里他将下令撤出阵地，命令下达之前，不准后退一步。”

　　“后来下令撤了吗？”

　　“下令撤了。我们怎么答应就怎么做了，他也一样。从这一次以后，他没到团里来过，”伊林说完后，象是嫌自己的话不公正，又补充说：“如果情况正常，他干吗要到团里来呢？你在司令部总能常见到他。。不管怎么样，你同他总要接近些。”

　　辛佐夫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暗自笑了一下。他有好几次以值日军官的身分向谢尔皮林汇报形势，有四次陪同他下部队去。经常见面——这是确实的。至于说到“接近”……在整整一年中，非职务性的谈话只有过一次，那是在塔尼雅害过伤寒症回到部队的时候。谢尔皮林问了问她的情况，并要他代为致意。就到此为止了。事实上也理应如此。否则，要找司令的人就太多了：有的人跟辛佐夫一样，曾经同司令一起突围过，有的人同他一起住过院，还有的人跟他在军事学院一起学习过……不久前有人告诉辛佐夫，后勤部有一个志愿服役的老头儿，是沙皇军队的大尉，在上次对德战争中当过营长，当时司令是他手下的医士。现在该怎么办呢？司令是不是要经常到后勤部去同他一块儿喝茶呢？

　　“军事委员扎哈罗夫我们倒经常见到，”伊林看到辛佐夫不回答，就继续说。“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更是常见——来过十来次。他喜欢到处跑。他的工作就是要到处跑。如果不到处跑，叫他干什么呢？”

　　“又要找政工人员的岔子了，”扎瓦里欣说。

　　“是这样。要是你同意去七处，你就不会同我打交道，而去同德国佬打交道了。”

　　“怎么，是不是还要我考虑一下，跟谁打交道轻松些？”

　　伊林又问辛佐夫，库兹米奇病了将近一年，怎么还能回到他们这个集团军里来，并且担任副司令的职务？

　　但是，辛佐夫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作战处里传说，库兹米奇写了一封信给谢尔皮林，请他为自己在集团军里找个位置，后来是谢尔皮林本人请他担任这个职务的。

　　“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嫌老了，”伊林说。“五十八岁啦。”

　　“要是把你的年龄跟他的加起来，再平分一下就好了，”扎瓦里欣说。“恰好是军人的成熟年龄。”

　　“去你的，”伊林挥了挥手。“我说的是正经话。假如这个职务是需要的，那么他担任这一职务嫌老了。假如并不需要，为什么要因人设事呢？”

　　“你怎么找起他的岔子来了？”扎瓦里欣说。“你不是自己说过，他指挥师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老头儿吗？”

　　“我现在又没说他是个蠢材。我说他老了。他离开我们这儿时是怎样从长凳上站起来的，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

　　“这么说来，你还是没有看出来。我可看出来了。经过三次战争以后，他的身体就象一块块拼凑起来似的。”

　　伊林说这话时，表露了他那刚强的性格对库兹米奇所能怀有的最大限度的同情。但是，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他年轻气盛。他不能容忍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把毕生精力消耗殆尽的人重返前线，而且还担任这样的职务。难道在整个集团军里就找不到一个年轻点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吗？……

　　“待战争结束以后，”扎瓦里欣预先露出了笑容，表示他要说的是一句笑话。“有朝一日，等我们的柯里亚担任了集团军司令或者更高的职务，他立刻会把比他年纪大的部下统统撤换，让他们退役。只把比他年纪轻的人留下。”

　　“等我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我的头脑会比现在聪明些，你以为不可能吗？”伊林笑了笑说。

　　“是否会聪明些，我不得而知，”扎瓦里欣仍旧面带笑容说。“你的头脑是正常的。然而，职务的升迁会改变人的心理状态，这也许是对的……”

　　这时有人送来肉饼子和茶。这人不是伊万·阿甫杰伊奇，而是另一个士兵。他年纪很轻，身体健壮，军服上紧紧地绷着一件白色的炊事员短上衣。他把东西端了进来，放在桌上。

　　“他身体很强壮，干这种活儿不合适，”士兵出去后，辛佐夫指出。“应该让这种人去扛‘德什卡’机枪！”

　　他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他早就对那些留在指挥机关围着首长转，并且吃得胖胖的年轻传令兵感到厌恶了。在营部或连部，那又当别论；在那儿，眼下是传今兵，一分钟以后就是自动枪手了。

　　“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调他到火线去的，”伊林说。“这位丘贡诺夫怎么还不来？他平时不是这样拖拖拉拉的。”

　　伊林摇了摇电话机的摇手柄，通过通信兵找寻丘贡诺夫。在他原先待过的那个营里没有找到他。原来，他到另一个营里去了。

　　“要是那儿也不在，那就是在路上了，”伊林没放下听筒，说。

　　然而，丘贡诺夫并不在路上，他恰好在这另一个营里。

　　“瓦西里·阿历克赛耶维奇，你躲到哪儿去了？”伊林同丘贡诺夫接通电话后问，但是丘贡诺夫在线路另一头说的话使他睑色骤变。“你讲吧，”他说。“在什么时候？……抬出来了吗？……”

　　他连连应着“对，对”，表示赞同丘贡诺夫在那个营里采取的行动，最后他说：“我准许你留下，”随即搁上听筒，睑色仍旧没有恢复常态，接着他看了辛佐夫一眼，仿佛刚看到他在这儿似的。

　　“对不起，忘了代你向他问好。”

　　然后，他转身对扎瓦里欣说：

　　“马克西缅科被打死了。”

　　“什么时候？”

　　“傍晚。丘贡诺夫说：二十一点左右听到枪声，二十一点四十五分有人爬过去换班——他已被打死，躺在那儿。子弹从左眼进去，右耳根出来。”

　　辛佐夫听了进一步的说明，了解到出事的是伊林今天提到过的一个狙击手。最近两周内，他不仅击毙了好几名德国人，而且还发现了德军防线上过去我们疏忽了的某些细节。辛佐夫在营里时，伊林由于没能直接询问马克西缅科而感到遗憾，因为马克西缅科正好在狙击点里值班。

　　可是，现在这个马克西缅科被德国狙击手打死了。丘贡诺夫打算趁黑夜偷偷地把观察哨移到前沿外面，明晨从几个点测定德国人的位置。

　　伊林向扎瓦里欣说明了这次死亡事件的经过悄况以及丘贡诺夫留在营里的原因，讲完以后就默不作声了。

　　事情已经过去，但这里仍旧笼罩着死神的阴影。

　　它，这个死神，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三个活人坐右的桌子跟前游荡。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认识死者，第三个人不认识。但是，问题不在于认识与否，而在于人是在什么时刻被打死的。

　　战争中有不同的日子。在有些日子里，连续的大量伤亡，使人们神经麻痹，感觉失灵，直至清醒过来以后，才会慢慢地意识到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新一个一个地回忆已经不在人世的那些人。

　　在另一些日子里，人们等待着进攻，并且象又常一样，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尽量减少伤亡，虽然他们事先就知道有许多人免不了要被打死。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不愿意，也不要求推迟终究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一切。

　　然而，在战争中也有沉寂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暂时恢复了原来正常的人的感觉，因此在他们重新听到“人被打死了”这样的话时，似乎又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突然被打死意味着什么！原先平静无事，他活着，可是后来他突然被打死了，现在得把这个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还好好地活着、不愿意死也不准备死的人埋到地下去……

　　此刻，伊林、扎瓦里欣和辛佐夫之间并没谈论这些，但正是死神的突然降临所引起的这种感触，使他们默默地坐在饭桌边，半晌无言可说。

　　“有几天没写阵亡通知书了？”辛佐夫问。

　　“六天没写过一份阵亡通知书，”扎瓦里欣说。“有受伤的，但阵亡通知书一份也没写过。不过，有过一个，庶务连的，是得化脓性阑尾炎死的。他忍着痛没说，等到送医院时，已经变成腹膜炎了。”

　　“阵亡通知书上是怎么写的？”

　　“写了‘死亡’，”伊林说。“在作战部队执行勤务时死的，同样发给抚恤金。这是法令规定的。”

　　“是啊，在战争中也有不少人并非在战斗中死去的……塔尼雅那个时候也可能死于伤寒症……”

　　辛佐夫又不安地想起，为什么她的三角形的信上打的邮戳是“阿雷斯”……

　　这时，伊林和扎瓦里欣谈到，应该打个电话报告师部，并再一次呈请授予马克西缅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哪怕是死后追授也好！以后他们可以把勋章作为特种邮件，按通信地址寄出，通过兵役委员会转交死者家属……

　　“不过，”伊林突然怀疑起来，“他是从西乌克兰来的，他的家乡好象还没解放，我记不太清楚了。”

　　“他不是西乌克兰人，”扎瓦里欣说，“他是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地区人，他的家乡在开春时就解放了。他已经收到过那儿寄来的信，一星期以前他跟我说起过。”

　　“既然解放了，那么兵役委员会就会恢复工作，”伊林说。“蒂拉斯波—一我在那儿开始打仗的城市，也早已解放。这些城市都在那边，都在南方！可是在这儿，在我们面前，还有整个白俄罗斯呢！”

　　“不是整个白俄罗斯，”扎瓦里欣说。“应该说是半个白俄罗斯。一半土地在德国人脚下，另一半是苏维埃政权——游击队的天下。”

　　“我看，你们这些政工人员的计算方法未免太浮夸了，”伊林说。“难道在战争中能把一半土地看作半个国家吗？德国人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一切首要因素——一城市、车站、交通要道，在几乎整个白俄罗斯，至今还被德国人的魔爪牢牢控制着！为什么要言过其实，说成半个白俄罗斯！好象我们只剩下一半事情要做了。至于游击队的功绩，谁也不想抹煞。这儿有游击队……要是到处都有这样的游击队……”伊林没把话说完，笑了一下。“两星期以前，我们这儿抓到了一个‘舌头’。在移交给侦察兵之前，我同他谈了几句，实践一下德语。他是个二级下士，年纪已经不轻了。他对这儿的游击队评价可高呢！整个冬天和春天，他都在明斯克和巴拉诺维齐一带守卫铁路线。后来他犯了错误，被派到了火线。他来到火线，摆脱了游击队以后，你可知道他有多么高兴？真安静！Ｓｏ　ｇｕｔ，ｓｏｒｕｈｉｇ，ｓｏ　ｅｉｎｅ　Ｓｔｉｌｌｅ！他说，在那边，在后方，不好——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ｅｈｒ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Ｊｅｄｅ　Ｎａｃｈｔ　Ｓｐｒｅｎｇｕｎｇｅｎ，　Ｕｂｅｒｆａｌｌｅ，　Ｓｃｈｕｓｓｅ……总之，每天夜里有紧急指况！他说，在前线，却非常安静！只是他不走运，大便不是时候，也找错了地方！当然，我们这儿也不是完全平静无事的。五天前的一个夜里—一我们打过报告，也许你也看到过。—一我们观察到在我们正前方的德国人那儿，发生了一起猛烈的爆炸：在泥炭沼泽地带，一座窄轨铁路的桥梁完蛋了！是谁干的呢？是游击队，不会是别人！这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贴近火线的地方。怎么能不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呢？”伊林重复了一下，借以表明他同扎瓦里欣的争论，其用意并不在于要贬低游击队的功绩。

　　（德语：多么好，多么宁静，多么安逸啊！——译者。）

　　（德语：不好，很不好！每夜都有爆炸、偷袭和射击……——译者。）

　　“可以进来吗？”

　　一个身材矮小、辛佐夫感到眼熟的大尉走进屋里，随手关上了门。

　　“您说吧，”伊林停了半晌说。

　　“您说过，要我弄清情况后马上向您报告，”大尉说。“卫生营外科主治医生否定了原来的结论。他断然否定了！他建议进一步调查。详细情况我明天早晨再报告。现在我要去睡觉了。”

　　“他否定了？真奇怪！”伊林惊奇地摇了摇头。

　　“怎么，这不好吗？”扎瓦里欣问道。

　　“不，这很好．甚至叫人难以相信。”伊林着了大尉一眼。“你到哪儿去睡觉？既然来了，就跟我们一起喝茶吧。瞧，辛佐夫来了，我们在请他吃晚饭。”

　　大尉没回答什么，脱掉军大衣，摘下船形帽，往钉子上挂好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先梳了梳散乱而稀疏的头发，然后走近桌子。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辛佐夫终于想起他是谁来了。

　　进来的大尉是原先的特工处驻国特派员叶甫格拉福夫上尉，辛佐夫在斯大林格勒接任营长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他，后来还经常在营里看到他，特别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怎么样，为他干一杯吧？”等叶甫格拉福夫在桌子边坐下后。扎瓦里欣指了指辛佐夫问。

　　叶甫格拉福夫点点头，于是扎瓦里欣就往杯子里斟伏特加：给他倒得满一些，给自己和辛佐夫倒很少一些——因为已是第二次干杯了。

　　“在团长的准许下，再一次祝你健康，”扎瓦里欣说着，同辛佐夫碰了碰杯。叶甫格拉福夫点点头，也跟辛佐夫碰了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他吃了一点菜，问辛佐夫：“在作战处吗？”

　　“对。”

　　“有人通知我，” 叶甫格拉福夫说，“集团军作战处有一位军官上我们这儿来了，只是没说出您的名字。”

　　“这么说来，你手下的人工作还做得不够？”扎瓦里欣笑了起来。

　　“这跟我手下的人有什么相干？”叶甫格拉福夫说。“传令兵库图耶夫说，你们这里有客。我决不定进来好还是不进来好。后来我想，既然答应立即向团长汇报，就决定进来了。”

　　“您一直在这个团里吗？”辛佐夫问。

　　“他离开我们到哪儿去呢？”扎瓦里欣说。“我们同他之间的关系仍旧象你在这儿时一样。我们跟他没发生过纠葛，他也没给我们添过麻烦。过去是特派员，现在是一级特派员。一年半之内增加了一颗星——就这么一些变化。”

　　“对我们来说，要给我们增加些什么的话，总要考虑三番五次，”叶甫格拉福夫说。“要是按照火线上通行的惯例给我晋级的话，我早已是中校了。如果是中校，那么根据军衔早就把我调到师部或军部去了。谁来待在你们团里呢？”

　　“你发什么牢骚？你跟我们搞熟了。”

　　“是搞熟了，这一点我听说过两回了。但不是从你们嘴里听到的。”

　　“你怎么啦——带来了好消息，自己却闷闷不乐？”扎瓦里欣问。

　　“人家差一点被平白无故地这交军事法庭，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叶甫格拉福夫用迟疑的眼光看了看一直没开口的伊林，然后又看了看辛佐夫：现在就当着辛佐夫的面把了解到的情况说出来，还是留待明天再说？

　　“现在就说吧，”伊林说。“这样，明天头脑可以清醒些。”

　　叶甫格拉福夫又看了辛佐夫一眼，开始叙述一桩罕见的事件。

　　有一个刚从军校毕业派到团里来的中尉，在他开始服役后的第三天早晨，跑到卫生连去，说他的左手掌被子弹打穿了。他要求尽快地给他包扎，让他回去，他说要留在连队里。关于受伤的经过，他说，他在天亮之前爬上了堑壕的胸墙，向德国人那边了望，他的手突然给击中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清楚：左手受伤，子弹穿过掌心，伤口边缘有烧伤的痕迹——一显然是用枪顶着手或者贴近手打的——这是故意枪伤自已！他说要留在连队里，这是为了要避免嫌疑；但他不知道，现行制度规定，只要有一点自伤的嫌疑就必须立即上报。

　　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一个以优良的成绩刚从军校毕业，做梦也想尽快上前线，担心会赶不上打仗的中尉怎么会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来？

　　怎么会干出这种丑事来的？中尉在回答叶甫格拉福夫的问题时，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由于人家不相信他而难过得流眼泪，而且他似乎压根儿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拘押，仍旧要求回连队——他说，伤势不重，不住院也能对付过去。

　　他被押送到卫生营去作鉴定。

　　外科主治医生花了很长时间检查伤口，并要中尉把他被德国人打伤的经过情况重新讲述一遍。主治医生没打断他的话，听完之后，只留下叶甫格拉福夫一个人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检查结论：他认为中尉所说的完全是实话。子弹并非象卫生连所说的那样，是他用自己的武器打的，子弹是从步枪里打出来的，而且不是顶着手打的。这颗子弹是从远处飞来的，看来是一颗弹头含磷的试射弹，因此子弹打进去的伤口有类似烧伤的痕迹，而且顶着身子开枪时一般都会留下的火药末和硝烟的痕迹也找不到。

　　他说，他记得过去有过这样的一次事例，因此也可能有第二次。至于子弹恰好射中手掌——这无非是战争的恶作剧！可能由于他年轻力壮，劲儿没地方使，正在张开手臂舒展舒展身子——子弹就冷不防穿进了他的手掌。如果要找的话，也许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颗子弹。

　　“着手进一步调查了吗？”伊林听他说完后问。

　　叶甫格拉福夫耸耸肩膀说；

　　“天亮以前，德国人朝这个连的地段内发射过零星的曳光弹。经调耷，这一点已核实。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子弹恐怕未必能找到——到底不是在房间里打的枪。除非您命令全连爬过去……”

　　“别开玩笑了！”伊林觉察到叶甫格拉福夫话里带刺，气呼呼地说。“既然没必要，就不必去找！但是，假如为了全团的荣誉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会亲自爬过去找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叶甫格拉福夫说，“可是现在，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我原来就不相信这件事。”

　　“你不相信，我可相信，”伊林说。“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今天一整天，这种感觉老是缠住我不放。我觉得，由于他玷污了团的荣誉，我会亲手把子弹打进他的前额！”

　　“这跟团有什么关系，”扎瓦里欣说。“他到团里来一共才三天。”

　　“一共才三天！我倒要看看，你在政治报告中怎么解释这一点！不管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总是你的人了！虽然大家都明白，还不是你的人，但还是要算作你的人。如果你得到了补充兵员，第一天就命令他们投入战斗，结果仗打得很顺利，取得了胜利，人也活着，那就应该给他们发勋章，难道你不给他们呈请奖励吗？你会说，这些人还不是我的人，来了还没两天，给他们发勋章为时太早吗？我还没听到过有谁说这种话！也没听到你说过。”

　　伊林往叶甫格拉福夫的杯子里看了看，给他倒满了茶。

　　“喝吧！直到现在，只要想起那个司务长，我的手就发痒。白天想到，做梦也忘不了。要是再加上这一位，真不得了！”

　　“算了吧，”扎瓦里欣说。“别难受了！往事已成过去！但是，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的情景：我跟你陪同这样的一些人——方面军军事委员、集团军军事委员、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副师长——一六个人一起，就在大白天，趴在地上，向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去，我们为首长的安全胆战心惊，差点儿没祷告上帝！真是永世难忘！”

　　但是，伊林睑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不否认他勇敢，”他气呼呼地说到李沃夫。“但是，那时只消一颗德国人的迫击炮弹，我们这些人就全部报销了！”

　　“匹夫之勇！”一直默不作声的叶甫格拉福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那张在辛佐夫看来原来显得神态安详的扁平的阔脸顿时涨得通红。他竭力控制自己，但终于控制不住——话就脱口而出了。

　　“你这是指谁？”扎瓦里欣笑着问。

　　“应该指谁，就指谁。这种勇敢你们在这儿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我在塔曼就领教过了，由于他的缘故，整个海峡都漂浮着无檐帽和船形帽……我看到他站在岸上拚命指挥！可我才不稀罕他的勇敢呢，那时我们整个分队只剩下两个活人，伏在车胎上游了出来！其中一个人身上中了两颗子弹，另一个人——三颗。我在医院里躺了半年，老是回味他的勇敢，直到来你们这儿。”

　　“从来没听到你说过这件事，”扎瓦里欣说。

　　“听过了——就忘掉吧。”

　　“好吧。”

　　叶甫格拉福夫喝完茶，没再说什么，站了起来。

　　“哪儿去？”伊林问。

　　“睡觉去。累了。”

　　叶甫格拉福夫穿上军大衣，戴好帽子，没有告辞就走出了小屋。

　　“他多大年纪了？”辛佐夫问伊林。

　　以前他只知道叶甫格拉福夫年纪不轻了，但从没想过他有多大岁数。

　　“四十二岁，”伊林说。

　　“他是从哪儿来的？来集团军以前在哪儿？”

　　“你当营长时没问过他吗？”伊林拍起头间。

　　“没问过。”

　　“我也没问。他自己能讲就好了。我们睡吧？伊万·阿甫杰伊奇马上会来收拾桌上的东西，我们给你把两只长凳并起来，有草垫，也有被褥……”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伊林伸手抓起听筒，贴近耳朵，说：“我是伊林……您好，一号同志，……在我这儿……我们没干什么事，想睡了……是！”

　　“师长来电话，”伊林说着，把听筒递给了辛佐夫。“要找你，你听吧。”

　　“我是辛佐夫。”

　　“怎么，已经准备睡觉了吗？”听筒里是阿尔杰米耶夫的声音在问。

　　“我们准备睡了。”

　　“睡不成啦。来了命令，要你在天明之前回到集团军司令部。你到我这儿来待上半个钟点，我想见见你——然后送你继续赶路。伊林会派车子送你到我这儿来的。他有一辆缴获的‘奥普耳’。司机也有，……把听筒交给伊林……”

　　“是，”伊林对着听筒说。“是……一定照办……”

　　他用公事公办的冷漠语调说着，但是当他搁上听筒后，他的脸上就显出委屈的神情。

　　“做得很不漂亮。”

　　“为什么？”辛佐夫问。

　　“团长请人作客，他却把人要走了。不能这么干。”

　　“他说有命令要我回集团军司令部去。”

　　“那又当别论了。要你回去干什么？”

　　“没告诉我。”

　　“也许要提升你，”伊林半真半假地说，接着他就打开门，向黑暗中喊道：“库图耶夫，快来！……”

第八章

　　师在开阔的路线上设防。汽车从团部到师部要摸黑开十来公里路，因为最近在火线附近，连营者伪装网的车前小灯也严禁使用。司机被人半夜里叫起来，心里不乐意，所以一声不吭。辛佐夫坐在司机旁边，在这辆缴获的奥普耳厂生产的狭小的“卡杰特”汽车里，想着心事。为什么突然要他回去，猜测是徒劳的。在战争中，你身不由己，在作战处较之在其他部门，更是如此。他想的不是要他回去的原因，他是在回顾自己的遭遇。今天同伊林的谈话促使他想起了往事。

　　“是啊，今天伊林建议我到他那儿去当参谋长，我同意了。为什么呢？想更接近战斗生活吗？那么，我现在的工作不算战斗生活吗？难道我在作战处工作了一年却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伊林说我们是‘视察员’。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经常的和首要的任务毕竟是帮助别人！但有时也得汇报不正常的情况。这是难免的，自然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有时候，由于别人说了说话，你就得爬到战斗最炽烈的地方去查核，而当你证实别人确实是在撒谎时，你会感到心情沉重。因为你明白：人们虚报以至于谎报军情往往不是由于他们卑鄙无耻，而是由于局势严重的缘故。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毅力最后完成任务，离开目的地只差一点儿，可就是没有冲到、爬到或达到目的地；但假如你跟他们易地以处，谁知道你能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一些，报告得更真实一些？有的时候，你似乎觉得能做到！但是有的时侯，当你设身处地想一想的话，你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你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情况：你来了一下就走了，这样，就能离开危险地带，略事休息，而人家毕竟要一直留在那儿战斗……冬天，在融雪的日子里，遍地泥泞，你穿着湿漉漉的毡靴，往火线走去，每跨一步都是跌跌撞撞的。经过长时间的轰击之后，雪地上布满弹坑。尸体还没搬走。零星的迫击炮弹引人注目地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你好象是往地狱走去。但是，你去的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充其量不过是营指挥所，不会比这更远！”

　　辛佐夫回忆起夺取斯柳迪扬卡河对岸登陆场上一个高地的那次冬季战斗。上面一连下了六道命令——占领高地！到了傍晚总算把高地拿下来了。战斗结束后，师长塔雷津少将在观察所喝了三分之一壶酒，亲自到那个高地下去收集伤员：

　　“少校，跟我一起去！”

　　负伤的人很多，遍布于高地之下。塔雷津尽管喝了三分之一壶酒，却没有喝醉，甚至看不出他喝过很多酒，只是样子有点古怪，精神沮丧。不知他是想对横卧在高地下的伤兵表白自己呢，还是由于可怜他们，或者由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苦闷的心情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之后紧紧地攫住了他，于是，他便带着辛佐夫，自己的副官、传令兵和两个自动枪手来到了战场，同在高地斜坡上来回奔波的卫生兵一起，踏着厚厚的湿雪收集伤员。有时，他只帮着抬，有时，当他自己在一边找到伤员时，就把伤员背在自己肩上，送到担架跟前。后来，他看到辛佐夫帮他时手脚笨拙、动作不便，突然间想起了他那只手，就说：

　　“你算了，走吧。你为什么跟我来？”

　　可是，离开他往哪儿去呢？他们来回忙碌着，又收集了一个钟点。在火线上什么事不会发生呢！讲给别人听，别人未必会相信。后来，一切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向前挺进，当辛佐夫又到上述师长那儿去的时候，连他也认不得师长了，好象师长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不仅仅是那个高地已经远远地留在后面，就连收集伤员的那位师长也留在那个高地下面了……

　　“是啊，我深知火线是怎么回事，”辛佐夫想到塔雷津，沉思起来。“不管我当什么——当团长还是当参谋长，——在战争结束以前我还会担很多风险。但是，我仍旧要接近火线。既然在出院以后我没领免役证，现在我就要干到底。”

　　他思考着他在战争中思考过不止一次的问题。“时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好事使人变坏，坏事使人变好……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被坏事改变成跟战前不同的人的。我怎么能忘掉渡过第聂伯河时的情景，那时德国人在岸上用自动枪向我们迎头扫射，杀人就象用弯刀砍白菜一样？我怎么能忘掉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从德国人手里夺过来的那个关押我军被俘人员的集中营？我在那儿找到了布杜索夫。他现在还活着，还在打仗。从集中营出来以后，他继续当连长，后来由于他不顾三令五申，不肯生俘德国人，被降为列兵。他被降职后负过伤，不久前来信说，他已回到了部队，又在当连长了。他和我一样，也不希望战争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结束。在战争中，我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呢？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希望能够活着。除此以外，我不希望再得到什么特殊的东西。伊林问我，我想到团里来，塔尼雅会有什么看法，赞成还是不赞成？她嘴上会说：赞成！但她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她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一回事，而她是否有力量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另一回事。人对自己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并非一切都能办到。我是这样。她也是这样，”他一想到塔尼雅，更是忧心如焚了。

　　司机突然刹住了车子。车子前面，一个士兵手持自动枪，挡住了去路，他身后横着一根拦木。

　　“很少见到你，”辛佐夫被带领到作为师部驻地的农舍后，阿尔杰米耶夫劈头第一句就这样说。“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五个多月以前……”

　　“快六个月了，”辛佐夫说。

　　“那更久了。喝茶吗？”阿尔杰米耶夫把头朝桌子那儿一摆。桌上放着一只热水瓶和两只茶杯。“别的我不请你了，我知道人家已经招待过你了。”

　　“茶我也不喝了。”

　　“我要喝。到了夜里就想喝。有时半夜醒来也喝。”阿尔杰米耶夫拿起热水瓶给自己倒了半杯红茶，随即拧上了瓶盖。

　　“为什么要叫我回去，你知道吗？”

　　“不知道，想必是他们需要你回去。你们的彼列沃切科夫亲自来电话通知：不管你在我们这儿办完了事没有，必须在六点以前回到那儿！”

　　“我还没办完事。只去过两个团。”

　　“这我知道。你观察的结果怎么样——谈谈吧！”

　　阿尔杰米耶夫习惯地把桌上的拍纸簿移到自己面前，开始听取辛佐夫的报告。但是，他几乎没记什么东西。根据辛佐夫的意见，在师里他到过的地方，除掉少数的例外，在部队伪装、火力射击和人员流动方面，情况均属正常。对伊林的三三二团更是无话可说。

　　“伊林总想争第一，”阿尔杰米耶夫听完辛佐夫的报告后说。“自从发生了伙食事件以后，尤其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你追我赶。你可知道，我们的战时生活包括哪些方面？”

　　“你说呢？”

　　“跟任何生活一样，只包括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方面现在多得多了，但坏的方面也还不少。当然，当着上级的面不该这么说！”

　　“你指的是我吗？”

　　“就算是指你吧。在战场上，除掉士兵，全都是上级。明天我将到你去过的前沿走一趟。我认为，有的人也可能在司令部来的同志面前耍花招。”

　　“我想不会，”辛佐夫说。

　　“算了吧。你到底不是基干军人，不了解我们的全部底细。”

　　“伊林了解吗？”辛佐夫问。

　　“伊林了解，虽然他也不是基干军人。他什么都学会了。你怎么能同他相比？伊林四十年后躺进棺材的时候，也会穿着军装。假如在这以前要他退伍，那简直是要他的命！而你只是在战争时期才参加打仗。可以说，你的仗已经打完了，现在是志愿到前线来的。”

　　“算了，别谈这些了。”辛佐夫皱起了眉头。

　　辛佐夫感到，在阿尔杰米耶夫讲了这些话以后，现在要同他谈伊林的建议，未免难以启齿。但是，辛佐夫还是跨出了这困难的一步。

　　“伊林太性急了，”阿尔杰米耶夫听完后不满地说。“纳索诺夫确实打了报告，但我们暂时不会满足他的要求。屠玛年离开团部时，他们两人都想当团长。纳索诺夫经验丰富，伊林年轻有为。最后选中了伊林，使另一个也是很好的军官暂时受了点委屈。等到有了空缺——不管是我们这儿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纳索诺夫也可能会去当团长。目前暂时让他们在一起。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听了你的话以后，我对此更深信不疑。这就要请你原谅啦。”

　　“不，应该请你原谅我提到了这件事。要不是伊林……”

　　“你瞧，”阿尔杰米耶夫大笑起来。“你说他们不会要花招！可你的朋友伊林第一个蒙骗了你！他把愿望当作了现实。这是战时最危险的歪曲真相的表现。”

　　他收敛了笑容。

　　“你想回到团里来，我尊重你的愿望。要是我能办到，我会成全你。但目前我无能为力。”

　　“办不到就办不到吧。”辛佐夫心里想。他觉得阿尔杰米耶夫嘴里虽说“我会成全你”，但态度犹豫不决。至于尊重——那不过是原则上这样说罢了。实际上，他不愿意让我到他的师里来。他想到我是他的妹夫，所以他不愿意。

　　阿尔杰米耶夫好象急于要证实辛佐夫的猜测似的，把话题转到了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上面去了：

　　“假如我们不切实际地作一番设想，让我们现在在这儿沿着地图上这条五十四度纬线笔直向前冲，那么在我们的前方首先是莫吉廖夫，其次是明斯克，然后是利达。我们穿过格罗德诺所在的经线时，离开这个城市只有二十公里．当然，这只是在童话中才有的事，在战争中是不会有的……在这以前，有的部队要调防，有的部队要变更进军路线，有的部队要调作预备队……”

　　他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一切可能，似乎想使自己摒弃这种不切实际的，但早已牢牢地盘踞在他头脑中的想法：他们的集团军和他的师最后恰恰会推进到格罗德诺。

　　“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辛佐夫说。“不管进军路线怎么样，我和你总要想到这件事！”

　　想到这件事，意味着想到留在格罗德诺的老奶奶和小女孩——阿尔杰米耶夫的母亲和辛佐夫的女儿。在阿尔杰米耶夫和辛佐夫两人之间，除了把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一切因素以外，还有着这个共同的心事。这个老奶奶和一岁的小女孩没来得及从格罗德诺附近的军人区逃出来，因为这个城市在战争开始后的第十六个小时就落在德国人手里了。对此，无论是当时在后贝加尔当团长的阿尔杰米耶夫，还是同妻子一起在克里木度假的辛佐夫，都是无辜的。

　　但是，负疚的感觉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两人的心头。任何一个身心健康的男子汉，当他眼睁睁地看到无力自卫的人在他面前死去时，都会有这种沉重的心情。甚至连那些体力上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在他自己幸免于难以后，也会感觉到自己对遭难的人是有责任的。如果这些遭难的人是妇女和儿童的话，那就尤其如此了。

　　阿尔杰米耶夫和辛佐夫也都怀着与此相似的心情，虽然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在这场战争中都没想逃避危险而保全自己。诚然，他们在理所当然的范围内也保全过自己，比如在遭到扫射时卧倒在地或低下头来。但是在其他场合，他们不曾为了保全自己而逃避危险。起初，当战争的车轮滚滚向前，要朝他们以及千百万其他的人身上轧过来时，他们尽力加以阻挡。现在，他们把它挡住了，迫使它往回滚，滚向它开始滚过来的地方。

　　人们对情况不明较之对任何其他遭遇更难忍受。然而，人们对此也渐渐习惯了。三年来，阿尔杰米耶夫和辛佐夫对这个老奶奶和小女孩的情况毫无所知，但他们对此也已经习惯了，而且这成了他们战时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长时间的情况不明，虽然已经使你习惯了，但这件事就象留在肉里的弹片一样，有时会使你感到隐隐作痛，叫你想到它。现在，当阿尔杰米耶夫提到格罗德话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从很多迹象来看，他们都明白，夏季攻势已经近在眼前。不管他们的集团军在哪儿推进，在最近阶段的作战计划中，显然已经列入了解放整个白俄罗斯，其中自然也包括解放格罗德诺的方案。不久前还觉得遥遥无期的事情已经近在眉睫了。三年来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不明的状态应该结束了，或者会转化为欢乐，或者会变成悲痛，在等待生活对此作出回答的时刻，不管你是不是会由于害怕而闭上眼睛，反正两者必居其一！

　　“当然，要请你原谅，”阿尔杰米耶夫说，“当我想念她们时，总只想到母亲……你们的小女儿我只从照片上看到过。同母亲到底生活了一辈子……”

　　辛佐夫点点头：“当然罗，还能怎么样呢？”

　　他自己对女儿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时她才一岁。现在如果她还活着，已是四岁了。要别人告诉他这是他的女儿，他才认得出来。

　　“塔尼雅怎么样？”阿尔杰米耶夫问。“冬天，我听你说过，你们要添孩子了。”

　　“已经让她到塔什干她母亲那儿去了。生了个女儿，”辛佐夫说，但没提及他内心的焦虑。

　　“祝贺你。正是时候！这儿马上就会发生麻烦。让她在那儿逗孩子玩，由我们在这儿解放白俄罗斯。等打完这一仗，不管有没有借口，我也要到莫斯科去一次，哪怕去一天也好。忍不住了。从去年十一月以后一直没见过娜杰日达！上次跟你见面之前不久，我到莫斯科去溜了一转，待了一昼夜。从此以后就没去过！从前天开始，是第七个月了，这怎么行？只要能去一次，哪怕犯错误，哪怕负伤，我都心甘情愿！”

　　阿尔杰米耶夫解下武装带，解开军便服的领扣，双手插进马裤的口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上次你去过以后，她没能亲自到这儿来看你吗？”辛佐夫问。

　　“她怎么不能！”阿尔杰米耶夫苦笑了一下。“她什么都能。但我不能让她到我这儿来。我禁止她这么做，绝对禁止。你会问这是什么原因，但你大概也知道，她去年夏天在这儿出足了洋相！你们那儿把我当成笑柄，这儿师里也是风言风语的。我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我都知道！”

　　他拍拍大腿，哈哈大笑。

　　“闲话真不少！虽然她实际上没对任何人做过什么坏事。她把傻里傻气的副官戏弄了一番，她突然跑到前沿，想看看我在战斗环境中的样子！她说服炮兵，开了几炮！她骑上马到处乱跑——多么了不起！她甚至把吉普车也弄翻了，但也没伤什么人，只是自己从车子里摔了出来。假如换了别的女人，这种事情本来是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可是，她乱跑，乱问，结果出了翻车事故。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干出来的！这个女人！即使她不想这样干，也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何况她硬是要这么干！我吃够了她的苦头，以后还会吃她的苦头……”

　　阿尔杰米耶夫话虽这么说，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完后，为自己说的话大笑起来。

　　“一想到她我不能不感到高兴。有什么办法呢！”

　　他那始终如一的坚毅而开朗的性格，突然压倒了一切，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使辛佐夫想起了从前的阿尔杰米耶夫，那时他还不是什么师长，而是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正准备毕业后进军校学习。那时他谈到娜佳说，她别以为他会长时间追求她。

　　“看到你心情愉快，我很高兴。”

　　“心情确实不坏，”阿尔杰米耶夫说。“到师里来已经是第十六个月了。我当过侦察兵，也当过作战参谋，但现在，在指挥员的岗

　　位上，我才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可是去年夏天在库尔斯克会战之前，我险些儿把这个职位给丢了！都是由于娜佳的缘故。可是在战斗间隙阶段，她以正式妻子的名义来到我这儿。她是从一位大首长那儿得到批准的，谁也别想找她什么岔子！但是，谢尔皮林对这类事严厉得很，他不喜欢娘儿们在前线闲荡。他注意着她，当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出了几次洋相以后，他把我叫了去，让我坐在他的对面，问道：‘对您说来，哪个更宝贵：妻子还是师？’我想用一句笑话搪塞过去，就说：‘两者都宝贵，司令同志。人总是人嘛。’但他回答说：‘对。但是，服役总是服役。它的实质是要求我们忘掉人总是人，有时是暂时地忘掉，有时是长久地忘掉。现在事情明摆着，您的夫人不适合待在作战部队的环境里。如果您打算继续指挥师的话，您必须请您的夫人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离开我的集团军管辖的地区。怎么跟她说，您自行决定。现在您可以走了！’他跟我的谈话只花了两分钟。过后，我跟她却谈了二十来个钟点！结果她回到了莫斯科，而我呢，嘿，仍旧留在师里。工作够多的，大概也能对付过去。可是，我忘不了那次谈话，司令也不会忘掉。我觉得，从那时以后，他不喜欢我了。”

　　“我不知道。不过依我看，他是一个公正的人。”辛佐夫说。

　　“也许是这样。但是，与其指望他的公正，不如依靠自己。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和我的师在最高统帅部的通报中已提到过三次，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

　　“我想谁也不打算抹煞，”辛佐夫说。“我重说一遍，他是一个公正的人。”

　　“他能这样，那更好。但是，现在他不在这儿，我同鲍依科相处得更好。要知道，我作为师长，有我自己的难处。从四二年起，在这个师里当师长的，我是第三任了。前两任在哪儿呢？都在这儿！集团军司令在我之前指挥过这个师。集团军副司令在我之前也指挥过这个师。一方面，他们对这个师有感情，这当然很好。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他们在我之前指挥这个师的回忆是否太多了些？他们当师长时怎么样？我当师长又怎么样？在我们师里，有些人就喜欢拿我同我的前任相比，尤其是当我为了什么事责骂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说我的好话，而说：我的两个前任一个心地善良，天赋很高，另一个经验丰富，非我所及，无怪乎他当了集团军司令！要是让我看出谁的眼睛里流露出这种神色，我决不放过他！”

　　“人家眼神里未必有这层意思吧？”辛佐夫问。

　　“这也可能，”阿尔杰米耶夫冷笑了一下。“但总得把心里的话讲给谁听听吧？所以我跟你谈了。这些话不是对任何人都能谈的。”

　　“那么，你跟别列日诺依的关系怎么样？”

　　“嘿，跟别列日诺依吗？”阿尔杰米耶夫说。“也成问题。我们相互之间尊重倒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喜爱，我可不善于表示单方面的喜爱。不久前，库兹米奇中将到我们这儿来。我按规定向他报告了情况，然而他对我说：‘你是师长，是个忙人，我不想让你丢下工作……’接着，他指指别列日诺依说；‘至于马特威·伊里奇，他做的是政委的工作，比你总要空些，我就同他到团里去走走。’叫我怎么回答呢？于是他们就凭着老交情，手挽着手地在各个团里转了两天。最后，集团军副司令没同师长告别就离开了我们师；他叫别列日诺依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和谢意。现在我等着，集团军司令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视察我们的师。对我说一声‘您好’，就同他过去的政治副师长一块儿走了。别列日诺依倒好，一个人先后同我们三个人共事。我们调换了，他照旧留着。但愿他们把他从我这儿调去高就吧！”

　　“呦，你的性子变得急躁起来了。过去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样。”

　　“我们不在一起服役，所以你不知道，”阿尔杰米耶夫说。“部队的工作使人们的脾气往一个方向发展，司令部的工作使人们的脾气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结果是，我变得急躁了，而你比较冷静。要是你在司令部里感到厌倦了，你真的还是回部队来吧。战斗一打响，就会有伤亡，马上会有人向你们上级机关报告哪儿出现了空缺。谢尔皮林跟你毕竟是有交情的，找个机会请他帮个忙吧。不过最好在战斗之前预先提出来……”阿尔杰米耶夫没说完，看了着表。“你走吧。真的，我怎么婆婆妈妈地唠叨起来了。似乎各方面都谈到了。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给妻子写信时，代我问候！”

　　“你也代我问候。”

　　虽然根据过去学生时代的回忆，辛佐夫不大喜欢娜佳，但这在目前又有什么意义呢？

　　“塔尼雅跟我说过，她同你的娜佳一九四三年在莫斯科娜佳的家里见过面。塔尼雅那时很喜欢她。”

　　“唉，万尼亚，万尼亚！”阿尔杰米耶夫用力把手指捏得咯咯作响，暮然说。“在战争中，如果后方不可靠，日子可难过啊。我只跟你说，因为你是我的妹夫。可不能再对任何别的人说。”

　　“还能对谁说呢？”

　　“甚至对塔尼雅也不能说……”

　　“这也用不到你关照！”

　　“娜佳同我在一起时，”阿尔杰米耶夫说，“我知道，我是她最中意的人，她再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人。可是，当她不同我在一起时，我就不知道她会怎么样。也不想知道。但有时又恰恰相反，我很想知道！她好几次写信给我，要求我让她以妻子的身分到这儿前线来，做一个打字员或者我能给她安排的任何其他职务。假如她不需要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她在莫斯科不好吗？这里反而好吗？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为什么她要求我这么做？是不是怕自己一个人留在那里？然而，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知道，要是她在我身边，我就没法作战。”

　　他们两人都已站了起来，只待告别了。

　　“我出去送送你。”阿尔杰米耶夫从钉子上拿下两用油布，披在身上，仿佛自己也觉得奇怪似的，扭动了一下宽阔的肩膀。“不知怎的，傍晚身上感到发冷。早晨，我今年第一次在小河里洗了澡，大概着凉了。等一等，电话铃响了！”

　　阿尔杰米耶夫从门口回到桌子跟前，在拿听筒之前不满地看了看表——电话来得这么晚，但愿不要出什么事……

　　然而，从谈话的情况来看，辛佐夫立即明白，什么事都没发生。

　　“还在这儿。我留了他一会儿，交换一下观察到的情况。明白了，明白了！”阿尔杰米耶夫重复着说。“是！知道了！既然如此，我马上送他走！”

　　然而，搁下听简后。他对辛佐夫说的话却完全相反：“既然如此，我再留你五分钟。请坐！”他取下披在身上的两用油布，把它放在长凳上自己身旁，朝困惑不解的辛佐夫笑了笑说。“是彼列沃切科夫打来的电话。”

　　“这我知道，”辛佐夫说。

　　“他问你动身了没有。他所以要问，是因为军事委员打电话给他。原来，他们打算派你到莫斯科去办什么事，所以命令你在明晨七点整去见军事委员。得到这样的消息，你应该请客。”

　　辛佐夫耸耸肩膀。他记得，作战处的军官越过方面军司令部直接带着任务到莫斯科去，过去也有过两三回。但是，为什么现在恰恰派他到莫斯科去，他想不出其中的原因。况且他正在为惦念塔尼雅而心神不定，因此对这次出差并不感到怎样高兴。

　　“可以另找一个做梦也想去的人去。”

　　“我们这儿一贯如此，”阿尔杰米耶夫苦笑了一下。“象我这样做梦也想去的人倒不派。”他把拍纸簿移到面前。“你坐一会儿，我给娜佳写一张便条。你到莫斯科后亲手交给她，并把她离开后我这儿的情况告诉她……你看看报纸。”他把夹着报纸的文件夹从桌子上推到辛佐夫面前。《红星报》刊登了几篇有趣的文章——关于俄罗斯军官史的文章。我都剪下来了。昨天是第四篇，你大概还没看过。”

　　但是，辛佐夫并没看阿尔杰米耶夫剪辑的关于俄罗斯军官史的文章。现在他没有心思看这些东西。他突然想到，在莫斯科他可以尝试一下在作战部队里无法尝试的办法：可以到中央电报局去，发一封预付回电费的加急电报到塔什干给塔尼雅的母亲，了解一下塔尼雅为什么一直不来信。为什么第一封信上的邮戳是“阿雷斯”？是她没到达目的地，在阿雷斯生产了呢？还是为了早日把信送到，她在塔什干把信交给了哪一个便人，请他带到莫斯科来投，但那人没带到，中途把信投在阿雷斯了？

　　五天前，最近一班军邮到达后，他仍旧没有收到信。他要了一辆车子，开到第二梯队卫生科去找塔尼雅的朋友，女医生齐娜依达·谢尔盖耶芙娜谈谈。他暗自希望她的话能使他安心。

　　然而，当她听到辛佐夫说，他后来一直没收到信，她就骂起塔尼雅来：“固执得象驴一样！我跟她说过，她负过那么重的伤，医院里会准许她人工流产的！我甚至想跟你谈谈，叫你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她留着！不过我怕她以后知道了会臭骂我一顿！她很可能早产，在阿雷斯被人从火车上抬下来——完全可能！”她说着，压根儿没想到应该安慰辛佐夫几句，因为她自己也喜欢塔尼雅，自以为并不比辛佐夫少为她担心。

　　他从她那儿离开的时候，心中未得到半点宽慰，相反，更加焦虑不安，直到现在他才彻底明白，塔尼雅自己事先比任何人都清楚，她这样做冒着多大的风险。

　　“我告诉娜佳，”阿尔杰米耶夫突然打断丰佐夫的思路说。“让你在她那儿吃饭和住宿，假如你要耽搁几天的话。在我们家里还可以好好地洗个澡：有煤气。你只要在卫戍司令部登记一下，把地址告诉他们——这对高级军官是允许的。”

　　“好吧，到了那边再说，”辛佐夫不愿意中断自己的思索。

　　他在考虑明天早晨动身之前应当到战地邮局去一次——说不定这两天内会来什么邮件。也许今天回去后，床上已经放着一封信，信里说：一切都好！

　　“她那里还放着我们老住所的钥匙。你要的话，就拿了钥匙到那边去。这个住所现在实际上是属于你的了，”阿尔杰米耶夫又打断了辛佐夫的思路说。他刚好在给娜佳写这件事。

　　辛佐夫点点头，心里想起了这个住所：“皮罗戈夫大街上这个包括两间房间的住所，原来是属于阿尔杰米耶夫家的，但现在究竟属于谁，我们的，我的，还是你的？这可闹不清楚了！”当他和阿尔杰米耶夫一起在七年级读书时，他常到那里去，那时玛莎还很小，是三年级的学生……后来，他同玛莎在战前结了婚，搬到了格罗德诺去住。而阿尔杰米耶夫在赤塔服役，这个住所里只剩下了老奶奶一个人，于是它就成了他们公有的住所，谁到莫斯科来，谁就住在那里。阿尔杰米耶夫和娜佳结了婚，战后也许会同她住在高尔基大街她的前夫柯赛廖夫给她留下的宽敞的寓所里。而皮罗戈夫大街上的这个老住所……

　　“你还为它付房租？”他问阿尔杰米耶夫。

　　“那当然，”阿尔杰米耶夫说，一边继续写信。“仗不会打一辈子！不管情况怎么样，总会有用的。首先是对你有用。”他停下笔，说。“你以为，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她会不接受你的塔尼雅，会不理解你吗？！但愿她能活着！”

　　说完后，他又埋头写起信来。

　　辛佐夫心里想：“好吧，既然有这个住所，也有钥匙，我就去一次吧。有房子，这很好，手弄成这个样子，战后未必会留我当干部。有了这个住所，将来可以在莫斯科住下。”

　　对于一个很早就参军，很早就上战场的人来说，他的生活较之任何其他人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要复杂些，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要简单些。军纪本身为他规定了关心亲人的限度。他只能够为他们做他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情，但他不能够也不应该做超出这个限度的任何其他事情。战争似乎使他摆脱了他对无法办到的事情所负的责任。

　　但是，现在当辛佐夫的思想脱离了这个习惯的轨道以后，一想到他的战后生活将会跟眼前的战时生活完全不同，就感到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好了。”阿尔杰米耶夫站起身来，把他赶写好的几张信纸折成对折。“放在口袋里。耽搁你不止五分钟，而是十二分钟了。”

　　“再长一些也无妨。要我早上去，还有时间。”

　　“唉，”阿尔杰米耶夫挥了挥手说，“反正不可能全部写进去。请把回信带来。最主要的是想听你说说你在她那儿的情况。你一回来就通知我。”

　　“一切照办。”

　　辛佐夫把信又折了一折，扣上了军便服的纽扣。

　　“在去莫斯科之前，别忘了把信装进制服口袋里去。”

　　“我多半就穿这身军便服去”辛佐夫说。他只想到，早晨以前应该缝上干净的领子。

　　阿尔杰米耶夫重新把两用油布被在肩上，没戴上帽子就跟着辛佐夫走出了屋子。

　　“你还是到老住所去一次吧，”阿尔杰米耶夫劝辛佐夫说。这时他已经站在自己的吉普车旁边，辛佐夫将乘这辆车去集团军司令部。

　　辛佐夫听了他这句话，心里想，这个老住所对阿尔杰米耶夫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后备阵地。也许，他有时还是会想到，他不可能同自己的娜佳白头偕老。

　　“卡拉什尼科夫，”阿尔杰米耶夫对司机说，“第一，不要急于赶路，天黑林密，还有迎面开来的弹药车。第二，出了树林，过岔道口时，要开得快．他们夜里往那儿打炮。咋天有一辆小卡车被击中……＂

　　最后一句话他不是对司机，而是对辛佐夫说的。然后他转身问司机：“明白吗？”

　　“都明白了，上校同志。”

　　“那么走吧，”阿尔杰米耶夫命令说。

　　他没同辛佐夫拥抱，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直到辛佐夫坐上吉普车以后，他才松开了手。车子开动后，他依然站着，目送它离去……

第九章

　　“把这交给司令，除送信以外，你还要想法子让司令感觉到，我们在等他。能办到吗？我想你能办到，”扎哈罗夫说，同时把信交给辛佐夫。“我们想，他看到你会感到高兴。我听他说过，在困难的时刻，你不是由于职务的关系，而是出于本人的自愿，留在他那儿。就在这一带地方。是这样吗？”

　　“是这样。”

　　“这么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疗养院里跟你一起畅谈往事啦。”扎哈罗大笑了笑。“有朝一日，我们大家都会无事可干，光是回忆战争……”他又变得严肃起来，说：“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他的健康情况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既不能催促他，又想催促他。你看情况斟酌着办吧。”

　　扎哈罗夫没再说什么，打发辛佐夫去见参谋长。

　　鲍依科将军也把自己写给谢尔皮林的信交给了他。信放在信封里封着，摸上去很薄——只有一张纸。

　　“您到作战处去了解一下今天早晨的形势，过后向司令报告。准许您携带地图，但不能标上形势。得凭记忆报告。另外，转告司令……”鲍依科压低了声音，虽然屋子里除掉他们两人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他命令辛佐夫把还没反映到司令部地图上的集团军最新消息告诉谢尔皮林。

　　听完这些话以后，辛佐夫等着鲍依科惯常说的一句话：“去执行吧”，但是鲍依科默默地注视了他一下，补充说：“对于司令提出的问题，您要如实回答。不要添枝加叶，也不要凭空臆测，您自己掌握多少就谈多少。”

　　他这么说，好象预先提出警告似的。他有这种防患未然的习惯。

　　在办完这一切之后，辛佐夫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路上所花的时间要比预料的多。轮胎已经磨平了，备用轮胎也是旧的，不得不接连三次补胎打气；半路上一块钢板弹簧飞了，最后蓄电池也没电了，只得下车推，直到发动机开动。

　　辛佐夫以为，既然派他给司令送信，那一定会给他一辆好车子，可以不用检查，坐上车就动身。结果他失算了。在路上，辛佐夫从司机嘴里了解到，集团军汽车营营长另有打算：他要把他自己用的那辆吉普车开到莫斯科去，这辆车子已经很旧，早就需要调换轮胎、蓄电池、后桥和别的零件了。他交给司机一张便条，要司机到莫斯科去找他的一个战友——汽车修理厂厂长。凭这张便条，在吉普车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内，应该把能够调换的东西全部换好，翻新以后再开回前线。这位汽车营营长估计，坐这样的车子照样能到达莫斯科：作战处的一个少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汽车营营长还是考虑到辛佐夫所担负的任务，不过他厚着脸皮，怀着侥幸的心理，作了三种估计：或许汽车能开到；即使开不到——或许不会向上报告；即使报告了——或许也能对付过去！

　　辛佐夫担心他们来不及在早上八点钟，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起床时间以前赶到莫斯科，按照命令，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去见谢尔皮林。最后，他们虽然弄得精疲力竭，但终于在半夜里到达莫斯科市郊的最后一个通行检查站。根据司机的请求，他们把汽车拐进路旁的小树林，就在车子里沉沉地睡了三个钟点。

　　这样，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进入了莫斯科。大波里雅卡街上，如同和平时期一样，正在洒水，不过清洁工现在都是妇女。

　　然后，他们从石桥上看到，克里姆林宫依然象过去一样巍然矗立着。

　　虽然辛佐夫不止一次听到，在整个战争时期，没让一颗德国炸弹落到克里姆林宫上面，但克里姆林宫安然无恙地矗立着的景象，仍然使他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他最后一次在莫斯科的情景。那时，他在红场上，站在队伍中间，透过越下越密的大雪注视着列宁陵墓，注视着斯大林。接受检阅后，队伍沿街道斜坡往下走去，经过斯巴斯克大门，走过沿岸街，然后沿大波里雅卡街，穿过谢尔普霍夫广场，开赴前线，迎击侵犯莫斯科的德国人。

　　……高尔基大街已经洒过水了。战争开始以来，柏油路面损坏得很厉害，但由于水还未干，仍然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辛佐夫让吉普车停在中央电报局对面的拐角上。下车后穿过了马路。

　　电报局里人不多，但是因为时间还早，有些窗口还没开始工作。辛佐夫等了几个人，才轮到他。

　　窗口里面坐着一个瘦瘦的姑娘，脖子又细又长，象小鸡的头颈，叫人看了心里难受。辛佐夫问她：打到塔什干的加急电报要几个钟点才能到？她半睡半醒似地想了好久，才回答说，六个钟点内应该到达了。

　　“应该到达，还是能够到达？”辛佐夫问。

　　她苦恼地耸耸肩膀，似乎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种问题来折磨她，然后又迟疑了片刻，回答说，大概能够到达。

　　“预付回电费的加急电报你们办不办？”

　　“办。”

　　“如果回电发到你们这儿，留局待领，需要几个钟点？”

　　姑娘又考虑了一下说，如果留局待领，回电应该比发出的电报要快，因为不需要送电报的时间。

　　辛佐夫向她要了一张电报纸，走到桌子跟前，等着仅有的一支钢笔从别人手里空出来，同时心里在考虑，电报发出后结果将会怎样。如果他在莫斯科逗留一昼夜，而加急电报确实能在六小时内到达，并立即送交恰好在家的塔尼雅或塔尼雅的母亲，她们收到电报后，马上到电报局去给他发回电，那么，他将在明天早晨，甚至在今天晚上就可以收到她们的回电。但是，假如加急电报送到时她们不在家，塔尼雅还在医院里，她的母亲在上日班，要到夜里才回家，那么在这一昼夜内他将收不到他们的回电。如果他不能在莫斯科多耽搁，马上要回去的话，那么他将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钢笔终于空出来了，于是他就用这支漏水的笔，在露出麦秆的粗糙的电报纸上匆匆地填上了已经打好腹稿的电文：“速告健康状况中央电报局待领留莫斯科一昼夜吻你万尼亚。”

　　加急电报里还能写些什么呢？

　　“回电预计多少字？”姑娘收了他的电报纸问。

　　“三十个字。”

　　姑娘在电报纸的上端填写了几个字，然后口中念念有词，花了很长时间计算这份电报该付多少钱。

　　他付了电报费以后，她说：“您晚上来看看，少校同志，说不定回电很快会到。到底是加急电报嘛。”

　　辛佐夫从她的话里感到了她对他的同情，因为她从电文中看出了他的不安。他一面从她那孩子一般细的手指中拿取收据和找头，一面想着，这位坐在窗口里面的姑娘说话没精打采，头脑迟钝，计算缓慢，也许并非象他起初生气地想到的那样是由于她没有睡醒，而是由于她饿得虚弱无力，做什么都力不从心，连说话、计算、在窗口里面坐着都感到吃力。

　　“她大概有职工配给证，但有人要靠她养活……”

　　他想起塔尼雅去年对他讲过的塔什干人的生活情况，心里更加为她担忧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来信？”他离开电报局的大厅，走进了电话总局大厅。除了打加急电报以外，他还想试试用电话传呼，让她们在塔什干的电话局里跟他通话。

　　大厅里密密层层地挤满了人；这儿的情景顿时使人想到，战争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啊！人们互相拥挤着慢慢移动，有的人站在墙边或坐在椅子、长凳和窗台上。每当扩音喇叭发出沙哑的声音，招呼人进通话间听电话的时候，人群中就有人警觉起来，但另一些人也许从昨天晚上起就已开始等候了，因而挤在一起打着瞌睡。

　　辛佐夫挤了半个钟点，才挤到窗口跟前。人家告诉他，塔什干的线路坏了，即使修复，也要到二十四点以后，也就是塔什干时间半夜三点以后，才接受新的预约。但是，在塔什干，谁会半夜三更去找她们，叫她们到电话局去接电话呢？

　　他在窗口又站了一会儿，这时人们推推搡搡地涌上来，把辛佐夫挤到了一边，他就向出口走去。

　　大厅墙上的时钟指着六点四十五分。他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表来，拔快了两分钟。过去他把表戴在手上，但是，现在如果把表戴在右手上，那就得用左手的假指去扣表带——实在太费事了！

　　如果仍旧把它戴在左手上，那也不方便：必须把表戴在装假指的皮带上。

　　该是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了。路上花四十分钟就够了，但应该留有余地。

　　辛佐夫把表放进口袋，记起了阿尔杰米耶夫的信，于是他取出信，看了看地址：高尔基大街四号六室，就在这儿附近，电报局的对面。

　　信封上没写姓，只有地址、电话号码和名字、父名：娜杰日达·阿历克赛耶芙娜。早先他也看过信封，但直到现在才想到为什么信封上没写姓。

　　这可能是由于她嫁给阿尔杰米耶夫后没有改姓。虽然柯赛廖夫早已死去，但是他的名字人们还记得，从西班牙战争起他就闻名了。因此，她没有改姓。而阿尔杰米耶夫出于自尊心，不愿意在信封上写别人的姓。原因很简单。

　　辛佐夫走到公用电话跟前，按信封上的号码拨了号：他决定一清早就打电话告诉她，他给她带来了丈夫的信。

　　听筒里连续响起了长长的铃声。他数到十，就挂上了听筒。也许，那边房子里的人还在睡觉呢。

　　辛佐夫到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时间要比预计的早。他从登记处打听到了谢尔皮林中将住的大楼和病房，就穿过花园，来到大楼前，时间才八点缺一刻。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都知道司令总是在六点正按时起床的，但在这儿疗养期间怎么样，谁知道他……既然命令你八点钟到，就没必要早去。

　　辛佐夫在林荫道尽头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解开军用背包，又检查了一下包里装的东西，然后重新扣好背包．心里盘算着，如要申请归队，应该今天直接跟司令谈：不会有比这更方便的机会了。

　　他看了看表——还要等十分钟。但是当他把表放回口袋时，看到谢尔皮林从大楼里走了出来。谢尔皮林身上穿着蓝色滑雪衣，脚上穿着便鞋，站在台阶上。

　　他对着太阳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一会儿手心向下，手臂向两边伸开，一会儿握紧拳头，把手弯向肩膀——他大概为自己能够做这样的动作而感到高兴。

　　后来，他张开眼睛，看见了走到他眼前、现在离他只有五步远的辛佐夫．

　　“瞧，”他几乎没有流露出半点诧异的神色，走下了台阶。

　　“司令同志……”辛佐夫按规定报告了自己的身分，说明奉谁之命来到这里，然后动手解军用背包的皮带，准备取信。

　　但谢尔皮林制止了他：“等一会儿给吧。首先得向你问好。”他用力握了握辛佐夫的手，把辛佐夫的手指捏得隐隐作痛——他开了个玩笑，借以表明他已经恢复了健康。松开手后，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我们就在这儿长凳上坐下吧。离开太阳很可借。你瞧，今天的太阳多好啊！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什么都感到高兴，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谢尔皮林没戴上眼镜就看起信来，只是把信纸拿得离眼睛远一些。辛佐夫坐在司令旁边，从侧面看着他，感到他现在比在前线时显得年轻。他穿着蓝色滑雪衣，好象一个足球教练或拳击教练：人虽瘦，但筋骨结实，短上衣下面的肌肉隐约可见。

　　谢尔皮林把鲍依科的信看了一遍，扎哈罗夫的信看了两遍。看完第二遍，他皱起眉头，沉吟片刻，然后转身问辛佐夫：“有铅笔吗？”

　　辛佐夫把铅笔递给他，把军用背包放在他的膝盖上，便于司令在公文袋上签字。

　　谢尔皮林签了字，注明了签收日期和时间，然后把公文袋还给辛佐夫，信仍旧拿在自己手里。

　　“带地图吗？”

　　“带着。”

　　“那我们进小屋去，听你汇报形势。”

　　司令的“小屋”宽敞雅致，里面放着一张镀镍的床、一只镶镜子的衣橱和几把套着帆布套的椅子。房间中央是一张铺着长毛绒台布的圆桌，上面放着一叠书和一只盛水的细颈玻璃瓶。

　　谢尔皮林朝桌子摆了摆头，表示汇报用的地图应该摊在这儿，接着自己捧起书，放到窗台上。辛佐夫把细颈瓶搬到床边的小柜上，再把桌上的长毛绒台布拿掉。谢尔皮林回到桌子跟前，想动手帮他，但辛佐夫迅速地收起台布，把它一卷，搭在椅子背上。在旁观者看来用残废的手难做的活儿，对他来说实际上并不难，倒是那些谁也不会留意的小事，例如要扣上军便服右边抽口上的两颗纽扣等等，他反而感到难对付。

　　辛佐夫摊开地图，开始报告形势。他用铅笔打着淡淡的记号，以便报告完毕后能用橡皮擦掉。地图上既没有标明敌我前沿，也没有注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指挥所、后勤部队和射击阵地，凭这种地图汇报形势，需要很强的记忆力。辛佐夫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不出一点差错，虽然他明白，眼前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不是射击阵地的轮廓或各指挥所的小旗，而是透过所有这一切细节逐渐呈现在他面前的另外的东西。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是他看到他的集团军驻扎在一个狭窄的地段内，前沿只有两个师，四个师留在纵深地带，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可以预料，方面军的主攻地段就在这儿，在他的集团军驻地内。假如他的集团军处于助攻方向，那就未必会把这么狭窄的地段划作它的驻地，井把它所属的师作这样的纵深梯次配备。

　　辛佐夫喘了一口气，用铅笔在地图上面划了一个圈，但笔尖没触及地图。这个圈子离前线约摸三十公里，包括一片树林和几个居民点。

　　“鲍依科将军命令我向您报告，有一个步兵军正开进我们这一地段，这个军已经划入我们集团军的编制。”

　　“这个情况你一开头就该说了！是哪个军？军长是谁？”谢尔皮林高兴地问。

　　从他的脸部表情看来，他听到这个军的消息非常高兴：既然又给了他一个军，那么，他的集团军将担任主攻任务，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不知道，司令同志。”

　　“即便这样，我也得感谢你，”谢尔皮林仍旧高兴地说。“把地图折起来留给我。”

　　辛佐夫折好地图，从军用背包里取出战地记事册。

　　“请签字，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签了字，把铅笔扔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仿佛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站在他面前的辛佐夫。后来，他停住脚步，问道：“你吃过早饭吗？可别说谎！”

　　他听到辛佐夫还没吃早饭，就说，别的不能保证，但可以请他吃乳酪和麦米粥。其他问题，待吃饱了肚子后再说。

　　“走吧。不过先让我拿条毛巾，吃过早饭我马上得去治疗，你在花园里待一会儿，好好思考一番，问题多着呢！”

　　他从床架上取了毛巾，把它搭在肩膀上，问道：“你来莫斯科还有其他附带任务吗？他们不可能不给！鲍依科将军不是那种人……”

　　辛佐夫没来得及回答，门打开了。一个身穿白罩衫的高高的女人——大概是医生——走了进来。她象首长对下级一样，严厉地问谢尔皮林：

　　“您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去吃早饭？我到处找您。内科主任来了……我已经跟他说好，让您马上就去，可您哪儿也找不到……”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站在房间另一个角落里的辛佐夫。她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没看到您有客人。”

　　“这是我的军官。他带来了信，汇报了形势。除此以外，他还是我的战友，我同他一起突围过……认识一下吧。”

　　谢尔皮林显得不大自在，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这个女人的到来似乎使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当他说最后一句话时，他面带笑容，甚至搂住辛佐夫的肩膀，把他推到她跟前。

　　“我是给你们司令治病的医生，”这位妇女说。“我知道我打扰了你们，但必须走了……现在对您来说，首要的事是去见内科主任！”

　　她这句话不是对辛佐夫，而是对谢尔皮林说的。说完，她第一个走出了房间。在林荫道上，她也一直走在他们前面，有时回过头来，催促他们跟上她。

　　辛佐夫跟在她后面走，望着她的背影，不能不注意到，她的身材长得非常好，从背影看去，好象只有二十来岁。

　　“实际上恐怕比我年纪大，”辛佐夫想到，她的脸长得很漂亮，但显得已经不怎么年轻了。“大约有三十五岁了，不会更年轻……＂

　　谢尔皮林默不作声地走了一百来步，然后朝按规矩走在首长稍后一些的辛佐夫递了个眼色，示意他跨上一步，而后并肩走，同时问道：“让我们继续谈下去。你还有没有别的任务？”

　　辛佐夫回答说还有别的任务：他奉命顺便到总参谋部测绘局去领取新的地图。

　　“什么样的地图？”

　　辛佐夫说出了他要领取的地图编号。谢尔皮林听后满意地笑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进攻即将开始，辛佐夫要领取的地图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你另有任务，”谢尔皮林又默默地走了几步说，“我们就这么办：现在你先去办你的事，明夭九点钟，你准备上路以前，到这儿来取回信……奥尔迪·伊万诺芙娜，您看内科主任会留我多长时间？”

　　“这我无法向您报告，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她没放慢脚步，转过头来说。“我认为，您不要舍不得在内科主任那儿花些时间。需要您留多长时间，您就留多长时间，只要对您有好处就行。”

　　她说完后又继续走去。

　　“司令同志，请允许我谈一件私事，”辛佐夫提出了请求，因为他估计离主楼只剩下几分钟的路了，而跟谢尔皮林谈这件事最好是在他给集团军写信之前。

　　“好，说吧，”谢尔皮林说。今天早晨无论谈到什么，他都是兴致勃勃的。“再说你从作战部队把好消息送到了首都莫斯科，在沙皇时代，单凭这件事，信使就能获得十字勋章！”

　　辛佐夫说，他不久前到——一师他原来的团里去了一次，见到了伊林。现在他很想回部队去。一年来，他对自己的假手已经习惯了，相信回部队后不会有什么妨碍。

　　“等我回去后，我们再考虑。可以派你当团参谋长……”谢尔皮林回顾了辛佐夫在前线服役的经历，差一点补上一句：“也可以派你当团长”。但是，他把话咽下去了：宁可许愿许得少一些，做得多一些。所以他只是简单地说：“战斗打响以前你将回部队去。这个请求我会满足你的。没其他事了？”

　　“没其他事了，司令同志。”

　　“关于我们——一师的情况，你明天早晨跟我谈谈，我好久没去了……到莫斯科来路上花了多少时间？”

　　辛佐夫没有抱怨诉苦，根据实际情况报告说，走了二十一个钟点，但又补充说，回程可能会快些。

　　“时间太长了，”谢尔皮林说，大概他想到了自己，在考虑自己回前线去的路程。

　　前面已是疗养院的主楼了，向左拐弯就是大门，辛佐夫的车子就停在大门外。

　　“明天九点钟，如果天不好，你到小屋里去找我，”谢尔皮林说，“如果天好，我将在这儿散步。”

　　“明白了，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同他握手告别，女医生也向他伸过手来，她的脸色变得和蔼可亲，仿佛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似的。

　　“希望今后永远不会再有一颗子弹碰到您身上！”

　　她说完后就同谢尔皮林走进了大楼。

　　辛佐夫不理解，为什么她突然热诚地说出了这句话。是她注意到了他的手以及六次负伤的标志呢，还是另有什么不得而知的原因……

　　辛佐夫要办的事足足得花一整天的功夫。首先，他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部去登记，领取就餐券以及司令部军官招待所的住宿许可证。然后，同司机一起到雅乌扎桥附近的汽车修理厂去。而且不但是去去就够了，还得亲耳听到，明天八点前车一定能修

　　好。他把车子留在那儿，。乘电车来到市中心。他在传达室等了个把钟点。打电话给负责发放出入证的首长，联系好后，等人家把出入证发下来。领到出入证后，他上了楼，才弄清楚领取整套地图不仅要得到他求见的那位首长批准，而且还要得到另一位首长的同意，于是，他就不得不再等那位首长。谁知地图不在这里发，而在别的一个部门发，这个部门在城市的另一头。他到了那儿，又打电话，重新等人家发给他出入证。时间已近晚上六点。那儿的人吩咐他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来取地图。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妥了。明天去取地图反而好；要不然，没有车子，拿着这些地图，他怎么在莫斯科度过这黄昏后的时间呢？你一直要把地图捧在手里，被它捆住了手脚。

　　虽然他知道时间尚早，回电还不会到，但他还是乘车来到中央电报局。他挤到“留局待领”窗口前，把身分证递进窗口，然而他听到的回答是，没有伊万·彼得罗维奇·辛佐夫的电报。

　　在这以后，他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阿尔杰米耶夫的妻子。一天内他已给她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这次也没人接电话。

　　“无论如何应该去走一趟，把信投在信箱里，以后再打电话去。也许她突然到什么地方去了，谁知道她……”一刹那间，辛佐夫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娜佳。“尽管他们在学校里一起读书时她对阿尔杰米耶夫百般折磨，尽管后来她同他分道扬镳，各自东西，可最后她终于回到了他身边。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现在她跟阿尔杰米耶夫一样，已经有三十二岁了，至少也有三十一岁了……”

　　好象没有愈合的伤口碰在坚硬的尖角上一样，辛佐夫又回忆起他和塔尼雅度过的最幸福的一个夜晚。她患伤寒症痊愈后回到前线，找到了他。她整夜都不想睡，含着笑，向他诉说在这以前没来得及告诉他的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琐事。在说笑中，她突然讲到她怎样认识了娜佳和她的母亲，讲到她在她们家里用手枪吓唬一个投机分子，当时他正在同娜佳的母亲分走私运来的砂糖。她说娜佳倒是个好女人。那时，辛佐夫没同她争论——在那个夜晚，干吗要争论呢。这是在六月底，库尔斯克会战开始前一星期的事……

　　辛佐夫走出电报大楼，沿高尔基大街向下走去，不时把手举向军帽帽檐，向迎面走来的军人致敬或回答他们的敬礼。莫斯科的军人很多，从清晨起他就觉察到这一点。战争规模很大，从前线到后方或从前线到前线，很多人都要路过莫斯科。辛佐夫这一整天都感觉到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在传达室等候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感觉，在各局、各处来回奔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

　　一个因公从前线来到莫斯科的前方少校，感觉到自己在这儿莫斯科只是这场战争中的一粒沙子。没有一个人耽搁他的公事，相反，大家都对他很和气，甚至用尊敬的目光着着他胸前挂着的四枚战功勋章和7枚奖章——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奖章，以及六条负伤标志——三条金色的标志表示三次重伤，三条红色的标志表示三次轻伤。但是，他来办的事，充其量不过是这架战争机器在每天的运转中必须要办的成千上万件例行公事中的一件。这架机器指挥着十一条正在作战的战线和两条尚未开战的战线——外高加索战线和远东战线、十个军区以及交通运输、通信联络、几千所军医院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各种机关部门。莫斯科街道上军人众多，只不过是这架战争机器的强大威力和巨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

　　辛佐夫走到高尔基大街最低的地方，穿过马路，沿着对面的人行道向上走去。根据门牌号码来看，娜佳应该住在这儿右边的第二幢大楼里。

　　他停住脚步。这块熟悉的地方勾起了他的回忆，使他想起了四一年十月的情景。他最后一次经过这儿时，十月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刮着暴风雪的十一月的早晨，他站在队伍里去接受检阅。那个早晨留在他记忆中的并不是街上的房屋，而是沿着整条高尔基大街一辆接着一辆排列成行的坦克。然而，十月十六日那一天他记得的恰恰是房屋和其他细节：打碎了玻璃的公用电话室以及没有听筒的随风摆动的电线，从窗户里抛出来的烧焦了的纸片，用沙袋严密地堵着的商店橱窗。现在沙袋不见了，橱窗玻璃完整无损，擦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到里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站定后，发觉有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人用好奇的目光匆匆地扫视了他一下。这个人身材矮小，生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身上穿着象他的头发一样火红色的衣服，胸前挂着一条打细结的花领带。辛佐夫感到这人似曾相识，但他仍旧站在那儿，望着商店橱窗里面的人群。这时，那个人蓦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营一营一营长，您好！”这个人说“营长”两个字时口吃得厉害，所以辛佐夫马上就记起来，他在哪儿见到过这个火红头发的口吃者——去年一月间，在斯大林格勒冬季进攻的头几个昼夜里，这个人曾和柳辛一起到过他的营里。

　　“我是古尔斯基，”火红头发的人说。“假如我没搞一搞错的话，我到过您的营，就在一三七·二高地，您超一超过命令向您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根一根据您自己的意愿，把这一这个高地拿了下来。所以我记住了。没一没认错吧？”

　　他向辛佐夫伸出了长着火红色汗毛、布满斑点的手。

　　“没认错，是我，”辛佐夫说。

　　“能在这个不一不适宜于步一步兵营长们长一长期生存的人一人世间看到您，我很高兴，”古尔斯基说。“一般说来，能再次看到熟人，我总感到高兴。这种机会不是常一带有的，因为我由一由于职一职务的关系，行踪不定，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您在莫斯科做一做些什么？”

　　“短时间出差。明天就要回前线。”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问是哪一哪一条战线？”

　　辛佐夫说出了自己所在的战线。

　　“瞧您跑一跑到哪儿去了。我最一最近几个月可一直待在莫斯科。尽管我没有受过完一完全的中等教育，编辑却硬要我去写一写俄罗斯军官史的专一专栏文章。您也一也许已经看到了吧？”

　　“头两篇我看过了。但我没想到是您，我以为是跟您同姓的哪一位老军官写的。”

　　“很遗憾，由一由于根一根本不适宜服军役的缘一缘故，我直到现在还不属于军一军官阶层。”古尔斯基用手指点点自己的厚得象瓶底一样的眼镜。“仍一仍旧是一个没一没受过训练的非军事人员。从一从家庭出一出身来说，我和斯大林同一同志一样，是鞋匠的儿子。”

　　辛佐夫忍不住要发笑。他当然记得，根据传记记载，斯大林是鞋匠的儿子，但在战争进行了三年后的今天，还提这件事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用一用过膳吗？”

　　“还没有，”辛佐夫听到他用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来表达最平常的意思，又不禁哑然失笑。

　　“您有一有什么个人计一计划吗？”

　　“可以说没有，只有一封信要去投入信箱，就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辛佐夫指了指离他们站着的地方不远的一幢大楼。

　　“您去投信，”古尔斯基说，“我等一等您。我请您赏一赏光去用餐。也就是说，吃一顿非正式的便一便饭。”

　　他说话咬文嚼字，好象是在套用他的有关俄罗斯军官吏的文章中的词语。所以辛佐夫又笑了笑。

　　“去哪儿吃饭？”

　　“这得由一由我来决一决定了。今一今天轮到我请客，以答谢您在斯大林格勒的盛情邀请。”

　　“我好象记不得我们请您吃过饭。”

　　“您不一不记得，我可记一记得你们的牺—罐头猪肉麦一麦片汤和双一双份食用酒精。酒是你们团一团的政治副团长让给我喝的。他怎一怎么样，还健一健在吗？”

　　“牺牲了。”

　　“真是怪一怪事。为一为什么好人往往比败一败类急一急于到另一另一个世界去。好，那您走吧，我一我在这儿等您，一步也不离一离开。”

　　辛佐夫登上四楼，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按了下电铃，然后把信投入放邮件的门洞里，就回来了。古尔斯基等着他，真的没离开原来的地方，连姿势也没有变——站在那儿沉思着。

　　“您在想什么？”辛佐夫问。

　　“关于这个世界中的缺一缺陷。正一正派人在独自一个人的时一时候还能够想一想些什么呢？”古尔斯基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到那边去，再一再往上走一点儿。有时候我一我在那儿吃一吃饭，付的钱同一同在别的一些饭一饭店里一样，但是吃得要稍一稍微好一好一些。”

　　“我们不会破产吧？’辛佐夫想到他带的钱很少。

　　“您不会破一破产，因为我请一请您客。我也不会破一破产，因为我刚拿一拿到一笔钱，一下子拿了三一三篇社论的稿费。要半一半公升酒和几盘好一好菜，绰一绰绰有余。”

　　“我在报社工作时，不喜欢写社论，”辛佐夫说。“不过你们的《红星报》有些社论还不错——能抓住实质问题。”

　　“谢谢，”古尔斯基认真地说，仿佛辛佐夫称赞的是他本人，而且恰恰是他写的几篇社论抓住了实质问题。

　　他挽着辛佐夫的臂肘说：“别让汽车撞一撞倒了，对前方战士来说，这样死不一不是死一死得其所，即一即使人们按一按照习惯仍会写什么英一英勇牺一牺牲之类的话，但总死得冤枉。可是我喜一喜欢写社论。”他继续挽着辛佐夫的手臂，虽然他们已经穿过马路，又在人行道上走着。“我已经习一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无一无名英雄。除一除此以外，也一也许您也知道毛一毛奇关于总参谋部军官的一句名言：‘应有真才实学，不要徒务虚名。’”

　　“听我们的作战处长说过，”辛佐夫说。“他喜欢用这句话安慰自己。”

　　“您现在在作一作战处？”古尔斯基问。他没等辛佐夫回答，朝辛佐夫的手看了看：“您这是在哪一哪儿负的伤？”

　　“还是那时在斯大林格勒，在战斗的最后一天。”

　　“明一明白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古尔斯基停住了脚步，好象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把他拦住了。

　　“当您说到最一最后一天的时一时候，我想到了将在战争的最一最后一天牺一牺牲的人。自一自然，他们将比其一其他人更一更值得惋惜。在战争的最一最后一天，似乎可一可以不一不发生这类事情了。然而，事实上，正由一由于这是战一战争的最一最后一天，这一天里就应该死一死掉最一最后的数百人或数一数千人。战争必一必然有最一最后的一天，这是在战争开始的第一第一天就由双方预先安一安排好了的。问题只在于，这一天将在什么时一时候来到，将在什么地方来到。”

　　“那么，依您看，是在什么时候？或者，就说是在什么地方吧？”

　　“从最一最近的事态发展来看，是在柏林，只要我们的盟一盟国不抢一抢在我们前面。从战一战后的设想出一出发，我们不一不希望盟国抢在我们前面。”

　　“战后的设想！”辛佐夫冷冷一笑。“谈论这些未免太早了吧？”

　　“为一为什么太早？要是等战一战争结束之后再来作战一战后的设想，那就太一太迟了。这种设想必一必须在战争期间就考虑好，并且由它来决一决定这次战争和下一下次战争之间的间一间隙的长短。至于在这次战一战争结束以后、下一下次战争发生以前所作的那些设想，已经不一不能称作是战一战后的设想，而应该称一称作战一战前的设一设想。很遗一遗憾，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事情正是如一如此。”

　　“让您和您的历史观点见鬼去吧！”

　　“我同一同意。但把它藏一藏到哪一哪儿去呢？它活一活在世上——却什么事也于一干不了。这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谈另一另一个问题时说过的话①。把它浸一浸在伏特加里吗？遗憾的是，办一办不到，即使两一两个人喝一喝完一公升伏特加，也办一办不到。总之，历史这玩意儿为欢一欢乐装一装备得还少。这也是那一那位马一马雅可夫斯基说的③。我是怀着忧一忧伤的心情跟您说这老话的，因为我是一个天一天生的历史学家。’

　　①见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日的诗》一诗：

　　………

　　然而诗这玩意儿——

　　是混蛋已极的东西：

　　它活在世上——

　　却什么事也干不了。

　　译文引自〈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卷，第404页。——译者

　　②见马雅可夫斯基的〈给谢尔盖·叶赛宁〉一诗：

　　为欢乐

　　我们的行星

　　装备得还少。

　　一应当

　　从来来的日子里

　　夺取

　　欢笑。

　　译文引自〈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卷，第122——123页。—一译者

　　辛佐夫想起，古尔斯基在刚才他们相遇时说过，他没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于是开玩笑说：“尽管没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是吗？”

　　“完一完全正一正确。有教一教养的人之所以有别于没一没教养的人，其原因就在于他始终认为，他受的教育是不一不完全的。不一不是这样吗？”

　　辛佐夫什么也没回答。他想，不同的人总是企图用不同的方式证明他胜过你：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地向你表示，他虽身居要职，但对你却体恤宽容；另一些人则排命要你相信，他们是多么聪明能干！而这一切往往是由于他们本人的生活不如意所造成的：有些人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去完成托付给他们的任务，而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他们得不到自以为能胜任的工作。

　　古尔斯基卖弄聪明，这并没使他生气，他甚至怀着惋惜的心情看了看这位过分聪明的火红头发的人。

　　“您看一看我干吗？”在辛佐夫的目光注视下，古尔斯基象敏感的野兽似的全身颤动了一下。

　　“您很聪明。”

　　“是啊，有一有时我自己也感一感觉到这一点，”古尔斯基笑了笑说。

　　“你自己感觉到了，”辛佐夫心里想。“但别人倒不一定经常能感觉到。”

　　他们走进饭店，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这张桌子上放着一只“定出”的纸牌子。

　　“我不一不喜欢‘定一定出’这个词儿，这里面包含着某种不一不公平的因素。”古尔斯基把纸牌子翻了个身，于是招呼一个年纪已经不怎么轻、长得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齐一齐诺奇卡，麻一麻烦你给一给我们来半一半公升酒，随一随便你给我们挑几一几盘菜。另外，请一请厨一厨房里的柯里亚炒两客杂一杂烩。”

　　年纪不轻、也不漂亮的女人笑了笑，把烟灰缸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您常来这儿？”辛佐夫问。”

　　“要看收一收支情况。不一不常来，但有时也来花一点钱，免一免得人家把我忘了。人们是健一健忘的。”古尔斯基说毕，紧接着问：“你们的政一政治副团长是什么时候牺牲的？”

　　“也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最后一天。”

　　“怎一怎么牺牲的？”

　　“很平常，跟其他死去的人一样。他死后才一分钟战斗就结束了。一切生告结束。也许，您说得对，我们对那些在最后一天死去的人比对任何人都觉得可惜。”

　　“老一老实说，不一不管您相信不相信，”我当一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他活一活不长。”

　　“为什么？”

　　“他这个人太直一直率了。一个人要是能够弯一弯弯曲曲地走路，被子弹打一打中的可能性就小。当然，我是就广一广义而言的……”

　　女服务员端来了伏特加和面包。古尔斯基往酒杯里斟了两杯酒，不等下酒菜送来，就掰了一块面包，厚厚地撒上一层芥末，又蘸了些盐。

　　“您也照一照我这么办吧。祝一祝您健康。”

　　他没等辛佐夫，就把酒一饮而尽。

　　“我们在一在你们那儿采访以后写的那篇文一文章，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辛佐夫说。

　　“多一多少还接一接近真实情况吧？”古尔斯基问。

　　辛佐夫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古尔斯基也看出来了。

　　“用一用不到转一转弯抹角，直一直截了当说吧．”

　　辛佐夫说，当他在报纸上，特别是在《红星报》上读到关于自己的通讯报道时，他自然感到象喜事临门一样地高兴。但是，任何一次战斗总难描写得接近真实情况。在枪林弹雨中，如果有一个不会受伤的人，能够平静地观察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才能在事后把一切描写得接近真实情况。如果你回想一下，你自己在战斗中表现得怎样，做了些什么，那你自己也不会相信：难道你真的经历过这一切吗？

　　“胡说八一八道，”古尔斯基说。“您那个不一不会受伤的人对战斗的情况必一必然一无一无所知。若要有一有所知，恰一恰恰需一需要稍微会受一受点伤的人。可是，您一您对我们通一通讯的意见是对的，这篇东西写得低一低于中等水平：这是我同您的朋一朋友柳辛的最后一次合一合作。”

　　辛佐夫感觉到：古尔斯基在等他问柳辛的情况。但是，他不想问柳辛的事。假如柳辛活着——就让他活下去，假如他死了——就让他在地下长眠吧！

　　“柳一柳辛同志现在成了大一大人物，当了处长啦，”古尔斯基见辛佐夫没问，就自己说开了，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冷笑。“战争再一再打一两年，他会升上一上校和副一副主编。”

　　“去他的吧，即使他当上了主编，当上了随便哪一个报社的主编，当上了将军，或者随便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都不关我什么事，只要塔尼雅平安无事就好了，”辛佐夫突然这么想。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荒谬，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还是把这两件事联在一起，仿佛这不仅仅是担心亲人生命安全的问题，而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问题，同时，为了保障塔尼雅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向恶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说还要打一打一两年，您认为这是乱说一通吗？”古尔斯基误解了辛佐夫沉默的原因，就这么问。“依您看，战争会早一早结束吗？”

　　“我刚才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辛佐夫勉强中断了自己的思路，说。“至于时间问题——我们在前线通常只考虑目前正在进行的战役或者未来即将开展的战役。我们只考虑战役的问题，很少想其他问题。当然，不久前我们在私下交谈时，甚至用圆规计算过到某些地点的距离。根据我们的计算，从我们作战处驻扎的那片林子算起，到莫吉廖夫有八十公里，到明斯克有二百五十公里，到国境线有五百公里，到华沙有七百公里，到柏林有一千二百公里。进攻的速度无论怎样快，距离还是相当可观的。即使在目前，如果按地图计算的话，他们打到莫斯科的距离仍旧比我们打到柏林的距离要近一半。”

　　“从军一军事史中我们可以知一知道，在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还占领着法一法国国土的时候，德国就已经求一求饶了。”

　　“这我也知道，”辛佐夫说：“但是，什么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想推测。战争使我养成了思考具体问题的习惯：当我坐在集团军作战处的时候，我看到地图上在我们前面的是莫吉廖夫——我考虑的也是莫吉廖夫。我从莫斯科回去以后，将调任团参谋长，那么我面前的前沿将是一片沼泽和树林，纵深地带有三个高地和一座村庄——我将要考虑的就是这些。”

　　“可是，您为一为什么……”古尔斯基刚开口就打住了。

　　女服务员终于向他们的桌子走了过来。在这以前，古尔斯基已经好几次焦躁地伸长了长着火红汗毛的头颈，朝通往厨房的那扇门张望。看来，现在他准会责备女服务员。然而，他一看到她的托盘上除了一盆葱头大马哈鱼以外，还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土豆，就说：“啊，土一土豆！好样儿的，齐诺奇卡！现在我才看一看出来，你真一真的记得我。”

　　他们又各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咸马哈鱼和黄油土豆。辛佐夫称赞马哈鱼和土豆烧得好，一方面是因为这两只菜确实鲜美可口，另一方面他是想让古尔斯基高兴，因为古尔斯基一看到土豆简直眉开眼笑起来。

　　“一个有头一头脑的人应一应该善于从微一微小的生活乐趣中获得最一最大的快慰，”古尔斯基说。他一面嚼着土豆，一面仿佛在揣测辛佐夫心里正在想些什么，从开始谈话以来，他这样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一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价一价值的思想越多，那么，他生活中大一大的乐趣就越一越少了，只能指一指望微一微小的乐趣。让一让我们再来喝一杯，祝愿您能多一多享受一些乐趣。现一现在，我要向您提一个问题，刚才给土一土豆岔开了。为一为什么您要离开集团军作一作战处去当团参谋长呢？”

　　“想更接近战斗生活，”辛佐夫说。古尔斯基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不再问下去了。

　　“你们一开始进一进攻，我就要到你们那个团一团里去。我一我想，我会一会找到你们的。我一我们的编辑部消息非常灵通。不过，在你们还没开一开始进攻以前，我得结束我的有关俄一俄罗斯军官史的文章，否则你们在进一进攻以前会看一看不到结尾。”

　　“看不到结尾，我们就不发动进攻，”辛佐夫笑了笑说。“顺便告诉您，看的人都很感兴趣。还有很多吗？”

　　“快要结一结束了。已经从彼一彼得大帝写一写到斯一斯科别列夫①了。可惜遗憾的是，在俄日战争和俄德战争中，正一正面的例一例子不一不大多。我很想问一下，”古尔斯基沉默了片刻之后说，“关于第一第二战场问题，你们军一军官中间是怎一怎么谈论的？”

　　“我们很少谈到。对水中捞月的事儿已经厌烦了，”辛佐夫说。

　　古尔斯基冷笑了一声。

　　“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问题，有它自己的辩一辩证法，”他说。“一方一方面，第二战场多拖一拖延一天，我们在战一战斗中流血牺一牺牲的人也会多一些。这正合一合他们的心一心意。另一另一方面，他们开一开辟得越一越早，他们首一首先进入柏林的机会就越一越多。现一现在快要开辟了，今年春一春天，在我们推进到罗马尼亚国一国境线以后，对我个一个人来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是一清二楚的了。他们不会甘心让一让我们赶在他们前面，解放更一更多的欧洲土一土地。”

　　“但是，有时我想到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辛佐夫说，“他们最终会不会感到惭愧？”

　　“依您看，到底谁一谁应该感到惭愧？”古尔斯基问。“丘一丘吉尔应该感到惭一惭愧吗？为一为什么？”

　　“我不知道，”辛佐夫说。“但是，依我看，他们在内心深处终究应该感到惭愧。”

　　“好吧，他们中间或一或许会有什么人感到惭愧，更一更不用说在内一内心深处了。不过，他们要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那并不是由一由于他们感到惭一惭愧，而是由一由于他们需一需要这样做。”

　　①米哈依尔·季米特利耶维奇·斯科别列夫（１８４３一1882）——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的俄军将领。—一译者

　　“这样想最简单，”辛佐夫说。“但我总不愿意带着这种想法生活下去。”

　　他指的不是第二战场，而是隐藏在古尔斯基的议论背后的某种遥远和可怕的东西，它不仅涉及到第二战场，而且还关系到整个生活。。

　　“可是，一般地说，我一我们不是按一按照个人的愿望，而是根一根据需一需要生活的，”古尔斯基说。“您知道，在正一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一不允许自杀。想起来好一好象很一很简单；你不一不想活，就别一别活下去。但实一实际上对你的要一要求不是这样。你不想活，但还得活一活下去。因为这是社会的需一需要。即一即使你命一命途多　，使你愤一愤不欲生，但是你还得活一活下去。”

　　“真是活见鬼！”辛佐夫说。“您是怎么搞的，考虑问题老是希奇古怪，跟人家不一样。”

　　“并一并不是始终都是如此，但我总是尽一尽力这样做。”古尔斯基笑了笑说．“如一如果你能这样古怪地思考问题的话，你就能够摆一摆脱先一先人之见了，促一促使你去更一更深入地考虑问题。”

　　这时，服务员终于给他们端来了炒杂烩。古尔斯基又象刚才见到土豆时一样兴高采烈起来，因为菜是直接放在平底锅里送来的，而且刚从炉灶上端下，锅子里还在咝咝作响。

　　这道热气腾腾的菜使他们不知不觉很快就喝完了酒。

　　“怎么样，我的内容抽象的谈话使您厌一厌倦了吧？”古尔斯基问。

　　“是的，我这前方战士平庸的头脑不常听到这种宏论，所以听起来感到有点吃力，”辛佐夫一本正经地说。

　　“好一好样儿的，营长，刮一刮了我的鼻子，连笑一笑也不笑一笑。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比对方聪明——这是我的弱一弱点！现在让一让我们谈谈具体的问一问题。用不着给您安排住一住宿吧？”

　　“谢谢，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卫戍司令部里。”

　　“第一第一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待一待一会儿，我将到一位女一女士那儿去作客。我估一估计，那儿还会有其他的人。我可一可以带一带您一起去，您到一到底去不去，这由您自己决定。”

　　“我没兴致，”辛佐夫说。“我担心我的妻子会出事。我往塔什干发了一封加急电报给她，现在在等回电。”

　　“我一我认为，您在莫一莫斯科愉快地度一度过这一个夜晚，也不至于会给您在塔一塔什干的妻子带一带来任何灾一灾难。何一何况距一距离这么远。不过，您一您当然看得更清楚，”古尔斯基举起双手说。“您别一别生气。有时我开玩笑开得过一过了头。就一就算我失一失言吧！”

　　他从女服务员手里取过帐单，开始付钱。

　　“我看我还是参加一份吧？”辛佐夫问。

　　“下一次由您请客。在您的团里。”

　　古尔斯基付了帐，他们站了起来。

　　他们在几张餐桌之间穿过，向门口走去。远处的一张餐桌旁坐着几个女人和男人，有军人也有普通人，其中有一个人站起身来，向古尔斯基招招手：“鲍里亚，到这儿来。”

　　古尔斯基挥挥手，表示他会回到他们那儿去的，随即同辛佐夫一起走到饭店的前厅，站在那儿等辛佐夫到衣帽间去取制帽。

　　“好吧，”辛佐夫戴上制帽。“谢谢您的款待和内容抽象的谈话。”

　　“希望您不一不念旧一旧恶，”古尔斯基说。“虽一虽然我在您面前竭力炫一炫耀自己，但我基本上是一个好一好人。祝一祝您，营长，得到最一最大的幸一幸福。上一上帝保佑，愿您一您的妻子一切顺一顺利。当一当然，事实上，对您来说，这一这还不够！”

　　他紧紧地握了握辛佐夫的手。辛佐夫走出大门后，感觉到古尔斯基仍旧站在那里目送着他，并不急于去见在餐厅里等着他的莫斯科熟人。

第十章

　　辛佐夫同古尔斯基告别后，又走进了电报局。“留局待领”窗口里已经换了一位姑娘，但答复仍旧一样：没有回电。他只能到卫戍司令部的招待所去过夜了。

　　离开电报局以后，他为了问心无愧，又打电话给娜佳。铃声刚响，他就听到：“喂！”

　　“请娜杰日达·阿历克赛耶芙娜听电话！”

　　“你是万尼亚吗？”一个女人的声音急促地问。

　　“是我。”

　　“我刚回家，看过信了。巴威尔说，你会来。你马上就来。你在哪儿？”

　　“不远。”

　　“你来，好吗？”娜佳焦急地重复说，好象怕他托故不来似的。

　　“我马上就来。”

　　“你知道地址吗？噢，是你带信来的！快来吧。”

　　他走上四楼，看到门半开着。但是，他还是按了下电铃。

　　“进来，进来，”从寓所深处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我在厨房里，马上……”

　　娜佳肩膀上搭着一条厨房里用的毛巾，出来迎接他。她跟起脚尖，象对待亲人一样吻了吻他，然后拉着他的手从半明半暗的外间走进亮着灯的餐室，仔细打量着他。

　　①“巴威尔”是阿尔杰米耶夫的名字。——译者

　　“瞧你变成什么样了！少校……”

　　她用眼睛数了数他负伤的标志。

　　“你负了多少次伤啊？！”

　　她的目光又在皮手套上掠过，问道：“痛吗？”

　　“平时不痛。”

　　娜佳站在那儿，继续注视着辛佐夫，她仿佛站在远处，把现在的他同最后一次在学校毕业晚会上看到的他，作一番比较。

　　他也站着端详她。塔尼雅提到她的时候曾经说过，她是个美人。或许，她真是个美人。当时，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娜佳其人以及她的引人注目的美貌都使他感到厌恶。而现在，她的眼睛里不知何故闪现出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也许，她不知道眼前该怎样接待他，虽然是她自己催他快来的。

　　他想对她说，他坐一会儿就走，可是她又拉着他的手，走到桌子跟前。

　　“我们坐下来商量一下该怎么办。我已经动手为你准备晚饭，但还没做好。你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从电报局。”

　　“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早晨。”

　　“那么，我现在先去准备晚饭，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谈谈。然后你洗个澡，躺下睡觉。我给你把被子铺在这儿沙发上。夜里我写一封信，明天早晨让你吃了早饭动身。就这样说定了？巴威尔信里说，如果你需要的话，叫我把老房子的钥匙交给你。但是，我看，傻瓜才这样做。一个人在空房子里过夜……虽说一个月以前，我在那儿打扫过，还擦过地板，但事情反正一样。你在那儿也没事可做。我说得对吗？”

　　“说得对。”

　　“那么，说定了？”

　　“不。”他解释说，他已经在卫戍司令部的招待所里安顿好了。明天早晨司机将到那儿去找他。

　　看来，他不在这儿留宿，使娜佳心里感到很难过。也许她不想让辛佐夫以后告诉巴威尔，她象对待亲人似地接待了他。但是，她并没争辩，只建议说：“至少你得洗个澡。离宵禁时间还早。”

　　他想了想，点点头：“谢谢。”

　　说真的，他为什么急于要离开这儿到卫戍司令部去呢？那儿还有什么没看到过呢？遗憾的是，他把一包干净衣服连同肥皂和擦子都留在吉普车里了。他原来打算，只要天气暖和，就在回去的路上找一条小河洗个澡。

　　“你去洗澡，我准备晚饭，”娜佳说。

　　“你听我说，”辛佐夫在用“你”称呼她时，感到有点别扭。“是不是让我们换一个做法？先坐下来谈谈，然后我去洗澡，最后再一起吃饭。说实话，我刚吃过饭。”

　　“随你的便吧。”娜佳说。“对我来说，这样更好！我就来问问你情况。”

　　她换了个位置，面对着辛佐夫坐下，双手搁在桌子上。辛佐夫这时才注意到她的打扮。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毛料连衫裙，长长的袖子一直到手腕，扣着纽扣的衣领里面还露出一条狭的白色领子。

　　“象修女一样，”这时，他不知为什么对她怜悯起来。

　　她开始问辛佐夫前天夜里他在前线看到巴威尔时的情况。

　　她追问一切详情细节，最后把辛佐夫问得笑了起来。

　　“他那儿有些什么东西，怎么个摆法，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况且我是夜里到他那儿去的，当时又在考虑其他的问题。就是那么间小屋子嘛！”

　　“那么，你看，他那儿有什么人吗？”

　　“你指的是什么人？”辛佐夫用嘲弄的口吻问。

　　“你别拿我当傻瓜。”

　　“那我怎么跟你说呢？难道你提这样的问题是希望我回答说‘有’吗？”

　　“不，不希望。真的。那么到底怎样呢？缺少这个大概不好受吧？”

　　“大概不好受。”他想到自己有时虽然也感到不好受，但往往无暇顾此。这不光是说说而已，事实上，除了打仗以外，再也没有精力考虑其他的事了。

　　“也许，我应该谅解他，但我仍然会气得发疯！”娜佳说。看来，她说的是真话：她一想到这点，脸色就变得恶狠狠的。

　　“需要你谅解什么呢？依我看，目前没有什么需要你谅解的。”

　　“难道我愿意往这方面去想吗？”她突然激动地说。“我不愿意想，但总要想。我就是这么个坏脾气！”她沉默片刻，换了一种语气，心平气和地问：“在这次见面之前，你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他的？”

　　“跟你差不多时候，在去年十一月。”

　　“但至少通过电话吧v”

　　“在这段时间里同他通过两次电话，那是我在作战处值班的时候。”

　　“只有两次？”她的话里流露出诧异的神情，似乎她原先以为，他和巴威尔是经常通电话的。

　　“你对于师长的实际工作情况，而且一般地说，对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实际工作情况，大概很不了解，”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不了解，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她用挑衅的口气说。“我要了解，但他不愿意！……这事你知道吗？他跟你说过没有？”

　　尽管辛佐夫点了点头，表示这一切他都已知道，但她仍然向他诉说巴威尔是多么固执和愚蠢，不懂得她在前线只会给他带来幸福，而其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从她的语气来看，她虽然让了步，但没心悦诚服。

　　“难道一个感到幸福的人，打起仗来会差一点吗？”她突然问。“这方面你体会更深！”

　　这个问题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但怎么回答呢？回答她说：你不能同巴威尔一起待在前线！而塔尼雅同我却可以在一起。你在那儿不会生活，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而塔尼雅却会。这话怎么能当面跟她说呢？怎么能这样冒失地对别人的生活加以指摘，而且还引用自己的生活作为范例……

　　“干吗不说话？”娜佳问。“想找一个既不得罪我，也不使巴威尔为难的两全之计吗？”

　　“一点不错。我是在这么想。”

　　“那么，你想出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想出来。既然你和他一起生活，那你们就自己去考虑吧。”

　　“你好大胆！”娜佳眼睛直盯着他，好象他对她说了什么令人惊奇的话。“别人是不敢这样跟我说话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害怕。请你原谅。”

　　“不，恰恰相反，我倒喜欢别人不怕我。我已经习惯了，只要我一提出要求，男人们就在我面前低头哈腰，大献殷勤。你可要小心，今后再这么大胆，别让我爱上了你啊！”

　　她睑上掠过了一丝笑意，表示她的话不过是一句不可能实现的戏言，因为她自己认为目前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接着，她又问起巴威尔的情况：

　　“你给我讲讲你前次看到他的情况吧。”

　　辛佐夫耸耸肩膀说：“这是多久的事啦，快半年了，而且只是匆匆见了一面。”

　　“我没见到他的时间更长了。就连匆匆见一面的机会也没有。不管你们是匆匆见了一面还是怎么样，反正你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辛佐夫给她讲了当时的经过。他奉命去找师长，递交调防的命令。要求把命令交给师长本人。可是，阿尔杰米耶夫不在师部：他一清早就到他的一个团里去参加演习了。

　　“什么演习？”娜佳问。

　　“还会有什么演习呢？那时，他们得到了补充，正在训练这些新兵在火网掩护下进攻。”

　　“什么叫做火网掩护下进攻？”娜佳又问。

　　“在火网掩护下进攻，这就是说：在几个炮兵连开炮轰击后，步兵随即发动进攻，他们与炮弹爆炸地带始终保持两百公尺到二百五十公尺的距离，不断前进。”

　　“演习时打的是空炮吗？”

　　“为什么打空炮？就用作战时用的普通炮弹。”

　　“假如万一出了什么事……假如炮弹没到达目的地呢？”

　　“那就会打死人。不过不会达不到目的地。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

　　“好吧，”娜佳皱了皱眉头：“你是怎么见到他的？”

　　“我是在田野里见到他的。他同士兵们一道在散兵线里跑着。我跟在他们后面追，追上后把公文交给了他。这个时候刚好发出了停止进攻的信号。”

　　“他的样子怎么样？”

　　辛佐夫笑了起来：“主要是脏。刚下过雪，融化了，他们就在泥泞中进攻。你问他样子怎么样吗？他穿着联合服，全身溅满了泥浆。我走到他跟前，向他作了报告，他转过身来，用手帕擦了擦睑。然后，他从水壶里倒了点水洗洗手，才收下公文。在演习时，他大概在什么地方绊了一交，手撑在地上了。”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接过公文，签了字，说：‘您可以走了。”

　　“就这些吗？”

　　“他在签字时，问起塔尼雅身体可好。”

　　“他没提到我，没对你说他到莫斯科来找过我吗“

　　“大概他没来得及说。这次来以前我才听到他提起这件事。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递交了公文——就得继续赶路，到下一个师去。”

　　“就这么一些？”

　　“对。”

　　“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你厌烦了吧？’

　　“有一点儿。”

　　“我们女人在这一方面比你们男人傻。你们只要知道我们还活着，身体健康，就够了。可是，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光知道这一点还不够。我们什么都想知道：他的气色怎样？饮食起居怎样？脸上的神情怎样？什么时候想到我们？所以我们总要这么傻里傻气地向你们问这问那。你以为你的塔尼雅不一样吗？也一模一样！我从巴威尔的信里得知你们现在有了女儿。我真为你们高兴！那年冬天我见过塔尼雅，我非常喜欢她。真是个少有的好人！”

　　她走到墙边大餐具柜跟前，拉开抽屉，向辛佐夫招招手：“你来看。你也许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看的东西。”

　　辛佐夫走了过去，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叫他去。但当他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不知说什么才好。况且，他实际上也插不进话。她一秒钟也没停，紧接着说：“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你女儿的了！四０年我嫁给柯赛廖夫后怀了孕。那时他的同事刚好出国去，他托他们带来了一些婴儿的衣服。从那以后，一直放着。我在第七个月……”

　　她猛地挥了一下手，用手势表示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想多说了……医生说：由于以前接连做过几次流产……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应得的惩罚……”

　　她苦笑了一下：“说真的，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可怜你们男人，我喜欢在幸福中自我陶醉，也不使你们有所挂虑。可是到头来，上帝却为此惩罚了今依我看，这是不公平的一把地址给我，我明天就把这些东西寄去。”

　　“谢谢。暂时不需要。但愿不要发生什么不幸！”辛佐夫眼睛没看她，忧郁地说。

　　她正好在关抽屉，听到他突然说出这句话来，一不小心，把手指也夹痛了。

　　“什么不幸？”她问，同时把夹痛的手指舍在嘴里，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由于听到了他的话，脸上露出马上就要哭出来的神情。

　　“已经一个多月毫无音信了，”辛佐夫说。“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很担心。”

　　他本来不愿意提起塔尼雅和小孩的事，也不愿意谈到自己的忧虑。但是现在不得不谈了。这一抽屉搁置了四年多的婴儿衣服，本身就是不幸的象征，所以他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事。

　　“为什么巴威尔信里没告诉我？”娜佳仍旧把手指含在嘴里。

　　“他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我自己还一无所知，他怎么会知道呢？”

　　“你们全都是铁石心肠！”娜佳最后把手指从嘴里拿了出来。“你等一等，我到水龙头上去冲一下！你别以为我是装模作样，你看……”

　　他伸出了手，辛佐夫看到，她的手指确实被夹痛了：指甲下有一条青紫色的痕迹。

　　“我马上就来。”

　　她走出了房间。辛佐夫听到水从开足的龙头里冲出来的声音，心里想，女人一般都比较能忍受疼痛，她们生来就是这样的：“在这方面比我们强。”

　　娜佳挥着手，回到了房间里。

　　“我这是活该。太迟钝了。所以上帝惩罚了我。你们男人什么事都挂在脸上。你一到这里，我就该看出你坐立不安了。”

　　辛佐夫告诉她。他已往塔什干发了加急电报。娜佳点了点头。

　　“也许明天早晨真的会来回电。要是你动身前收不到片言只字，那我代你去取，当天就把消息送到前线，通知你。”

　　“你怎么通知呢？”

　　“我会想办法通知的，这你不用管。”

　　她说得很有把握，好象她完全清楚该怎么办。莫非是通过军用线路？她反正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虽然他不愿意乞助于她，但他相信她能办到。她的话里包含着某种东西，促使他这么想。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留在这里过夜？”娜佳问。

　　他摇了摇头。

　　“那么你去洗澡，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你喜欢盆浴还是淋浴？”

　　“最好是淋浴。浴盆里越洗越脏。”

　　“我去点上煤气。”娜佳出去了好大一会儿功夫。他听到她关门、放水的声响，接着又听到她走进住所深处的房间，把什么东西打开后又关上了。这套住所很大。后来，她回来了，说：

　　“我给你在那儿放了一套衬衣。完全是干净的，是我自己给巴威尔洗的，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应该把我带到前线去。但是，他不叫我去。能穿的话，你就穿上。瞧你长得多么高大啊。”她朝他打量了一下，眼睛里闪现出女性常有的那种神情，虽然目前这跟他毫无关系。

　　后来，当他走到门口时，她迟疑不决地问：“是不是需要帮你一下？”

　　他转过身来，开始没理解她的意思，但看到了她的目光，才明白了。她指的是他的手。

　　“谢谢。”他笑了起来。“我对它已经习惯了。它什么事都能做。只是不会弹钢琴。”

　　他不慌不忙地洗完澡，穿上了巴威尔的衬衣——衬衣刚好合身，只稍微嫌短些。他装好假手，穿上军便服，梳了梳头发。只要束上腰带就行了。他把腰带连同武装带和手枪皮套都挂在外间的衣架上了：他不愿把这些东西带进浴室。必须到外间去拿，但是，现在不便走出去，因为几分钟以前从那儿传来了吵闹声，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哪一个走进了住所，在外间吵吵嚷嚷，娜佳起初回答得很轻，现在越来越响了。

　　“别打扰我，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叫你不要不按铃就进来。真是蛮不讲理！”

　　“到你这儿来就应该这样，”一个男人的宏亮的声音回答。

　　“马上就走，听到吗？”娜佳克制着自己，但她的声音仍旧听得清楚。“你是从什么地方闯到我这儿来的？”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男人的声音说。“我们比预定的日期回来得早。我直接到你这儿来了。而你……”

　　“走。”

　　“为什么？”

　　“以后再谈。 走。”

　　“你先回答：谁在你这儿？”男人的语气变得坚决起来。“你以为我是瞎子吗？我可不是瞎子！”

　　听到这里，辛佐夫想到了自己的制帽和武装带。他感到进退两难：不知是留在浴室里被迫从门后听着这一切好呢，还是索性走到外间去。

　　“走！我不愿意跟你说！”

　　“永选呢还是现在？”

　　“现在。也是永远！你到底走不走！”

　　辛佐夫拉去门钩，走了出去。外间亮着灯。最外面的那扇门敞开着，娜佳反抄着手，倚在门边的墙上，满睑怒容。

　　在外间的另一端，通向餐室的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他身穿便服，外面套一件纽扣一直扣到颈部的雨衣，头发被太阳晒得颜色显得有些异样。他严然以主人的姿态，用手撑着门框，摆出一副挑衅的架势。

　　辛佐夫感到此人有些面熟，但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他来不及追忆到底在哪儿见到过这个人。

　　“瞧，耶稣显灵了！”年轻人看到辛佐夫，用带着醉意的声音说。“现在，至少全明白了。”

　　“不管明白不明白，走！走出去！听到没有！”娜佳叫了起来，她的脸抽动了一下。

　　看来，她不希望辛佐夫走出来。但现在已经晚了。

　　“需要我帮助吗？”辛佐夫转过身来问娜佳。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很尴尬，无论怎样做都不见得高明。

　　“他是谁，是你的打手吗？”年轻人在辛佐夫背后问。

　　娜佳没立即回答。起先，她用哀求的目光朝辛佐夫背后的那个人看了看，似乎还指望他会听她的话。

　　“随便你怎么办吧，万尼亚，只要能叫他走。求他已经求够了！”

　　辛佐夫转了个身，向面熟的年轻人走去；那人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在门口，露出惊异的神色望着娜佳，好象他不相信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您最好听从劝告，马上就走！”

　　象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样，辛佐夫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些什么，只有一点他是清楚的：无论如何现在必须叫这个年轻人离开这里。

　　“您最好别走到我跟前来，”年轻人逼视着向他走来的辛佐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辛佐夫睑上猛击一掌。

　　辛佐夫知道那个年轻人要打自己，但没来得及抓住他的手。等到抓住他的手时已经挨了打。于是辛佐夫便使出浑身气力，把他从门边一把拉过来，然后把他的手臂反扭到背后，扭得他的手骨咯吱作声。

　　年轻人试图挣脱被扭住的手臂，挥动左手，甚至碰到了辛佐夫的假手，但辛佐夫用右手把他背后的手臂扭得更高。于是那人呻吟起来，明白自己的处境不利。

　　“松手！”

　　“把你带到门外，我就松手，”辛佐夫说。“老实点走，要不然叫你再尝尝我的厉害！”

　　他觉察到，当这个年轻人叫痛时，娜佳差一点向他扑过去，但她克制住了，重又靠在墙上，只是含糊地低声说：“别把他的手臂扭伤了。”

　　“我不会把他扭伤的，只要他老老实实地走。”

　　年轻人不再对辛佐夫和娜佳说什么，默不作声地跨过门坎，在楼梯口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辛佐夫松开了他的手臂，仍旧站在他的背后，没移动一步。不知为什么，他不好意思马上回到屋子里，随即把门碰上。

　　年轻人动了动背后的手，仿佛试试手臂有没有坏，然后放下手臂，又走了一步，向辛佐夫转过身来。他脸上没有怒色，只有惊讶的神情：他没想到辛佐夫会这样扭他的手臂。也许他是看到了辛佐夫的假手，所以才动手打人。假如真是这样——他是个十足的浑蛋！但是，也可能他只是由于喝醉了酒，才这么干的。

　　年轻人不知是惊呆了，还是想记住这一切，在辛佐夫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才走下楼去。

　　辛佐夫走进屋子时，娜佳依然靠着墙，站在老地方。

　　“真不象样，”辛佐夫不知该说什么好，用手摸了摸脸。他的鼻子在淌血。

　　“把衣服脱下吧，”娜佳说，同时离开墙壁，走到他的身边。“你的军便服上有血。我给你洗一洗，时间久了，会洗不掉的。”

　　他没反对，随即把军便服脱了下来。

　　“我马上拿去洗，”娜佳又说了一遍。“你到客室里去坐一会儿。把头向后仰，这样会好得快一些。”

　　他走进餐室，坐了下来，从马裤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掉血，继续仰起头坐着，心里在想这个打破了他鼻子的年轻人。不管他有没有喝醉酒，总之事情很清楚，巴威尔不在这里时，他在这个家里享有权利。但愿她不要辩白，不要为自己开脱！但愿她别来这一套！

　　“怎么样？”娜佳走进来问。

　　“大概好了。”

　　辛佐大从圈椅里站起来，瞥视了一下整整齐齐地摆着两套餐具的桌子。桌上还放着一瓶伏特加、一盘香肠、一盘冷菜，甚至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新鲜黄瓜。

　　“军便服让它晾晾干，”娜佳说。“你就这样坐下吃饭吧。他把你打痛了吗？”

　　“象被鸡爪子抓了一下。但我的鼻子不中用。在孤儿院时就这样。稍微碰一下，鼻子就会淌血。所以打架时，我甚至不等流血就停手，怕打下去自己会吃亏，”辛佐夫骤然回忆起童年的情景，不禁笑了起来。

　　“他太放肆了！对不对？”娜佳说。“喝醉后总是这样！”她仿佛是在讲辛佐夫在这以前早就认识的一个人。“他总是突然从什么地方闯来，不按铃就进门。总之，他的行为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想法！使人想到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请你不要谈下去了，好吗？……”辛佐夫说。他的语气使她不由得沉默下来。

　　“要吃什么菜，你自己拿，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娜佳往酒杯里斟了两杯酒。辛佐夫取菜时，她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怕你把他的手扭坏了。真可笑！以后我看到他时，大概总免不了要笑他。不过，幸而没有把他的手臂扭坏，否则事情就麻烦了！”从她说话的口气来看，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人的手臂扭坏，辛佐夫应该明白这一点。

　　辛佐夫又试图追忆，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人，但仍旧记不起来。可是，他也不愿意问。

　　“不瞒你说，”娜佳说，“我在认识巴威尔之前，就跟他有过交往。而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我已经跟你说过，别详细谈了，”辛佐夫重复说。

　　“好，我不说了。你会把这件事告诉巴威尔吗？难道你会做这种蠢事？”

　　“你放心，我不会这么做。没有你，他那儿的事也够他操心的了。”

　　“问题就在于——没有我。假如我跟他一起在那儿，这儿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你以为我要这样吗？如果巴威尔和我在一起，你以为我还需要旁的什么人吗？没有他，才发生了所有这一切……”

　　这番话看来是真诚的，她说了实话，没为自己开脱。所以辛佐夫没打断她的话。

　　“嗯，事情就是这样……”娜佳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然后她抓住酒杯，但没把它举起来，转动了一下，仍放回原处。“我愿意上前线，到他那儿去，就是明天动身也行。”

　　“请你原谅，”辛佐夫说，“根据你的话来判断，事情只能是这样：要么让巴威尔把你带在身边，要么让他跟你一起住在莫斯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了……”

　　“对，只能是这样。没有别的出路了。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呢？剧场里才有各种出路：大门、边门、太平门，还有别的什么门。可是在生活中，每一种处境都只有一种出路。我不会一个人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别人不肯老实说，而我愿意坦白承认。差别就在这里。要是命运在另一个时候使我和你碰到一起，我大概也会看中你。你什么也不告诉巴威尔，这对他更好。假如你告诉了他，我反正会想尽办法，对他撒谎的。我会发誓赌咒，什么都干得出来，因为我怕失掉他。我怕失掉他，因为我爱他。老实对你说，甚至我在嫁给柯赛廖夫以后，我仍旧记着巴威尔。命里注定我是属于他的。我这样的人正好配他这样的人。你们男人应该理解这些……”

　　辛佐夫一面听着，一面在思忖，“你们男人”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既是可爱的又是可恨的——两者兼而有之。对她而言，他本人也是这个概念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她可能看中的男人——如果不是现在，那就象她所说的那样，在另一个时候。从“你们男人应该理解这些……”这一句话，可以引出离题很远的话……

　　他举起酒杯：“其他的都不谈了，来，为巴威尔干一杯。”

　　“不过你得相信，我是爱他的。要是不相信，就不用干杯了！”

　　辛佐夫一句话也没回答，默默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爱，还是不爱，全都是空话！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他想：“巴威尔又不是小孩子。愿他在前线身体健康。让他至少在战争时期，跟这一切离得远一些！”

　　“谢谢，你到底同我一起为他干杯了，”娜佳感动地说。她也干了一杯，随即又倒上一杯。“现在我要为你的塔尼雅干杯！祝她一切顺利，假如有什么灾难的话，我愿意代她承受！我心甘情愿。我说这话是出于一片真心！”

　　辛佐夫皱了皱眉头。他心里想：“就算是一片真心吧，但是，你的话里包含着人们通常不应该相互明说的东西，即使他们的谈话真是出于肺腑，他们也不应该说这种话。”

　　“不要这么说，”他开口说。“战争使我变得迷信起来。”

　　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她也喝了。喝完后，她好奇地问：“战争真的使你迷信起来了？”

　　“怎么对你说呢？有真有假，真假参半。战争中有促使人迷信的因素。”

　　“我可不迷信。柯赛廖夫去世前，我一点预感也没有。相反，当我送他上战场时，我想别人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他是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

　　辛佐夫的目光从盘子上抬起来，朝娜佳看了看。在斯大林格勒时，他曾经告诉巴威尔，他是怎样开始打仗的，当时，他还谈起柯赛廖夫牺牲的经过情况。但不知道巴威尔向她说过没有？或许没有说过……

　　辛佐夫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娜佳，而娜佳却凝视着墙壁，手在桌布上拨弄着一小团面包。

　　过了一会儿，她用平静的声音说：“你给我作细说说他自杀前后的经过情况吧。我一直想问你，但总是下不了决心。现在我下了决心。”

　　“这么说，他到底还是跟她讲了，他太饶舌了！”辛佐夫不满地想到阿尔杰米耶夫。“可是，有什么事能瞒住跟你一起生活的女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说出来了。”

　　她要求详细讲，但他觉得恰恰没有这个必要：柯赛廖夫是怎么自杀的？往哪儿开的枪？自杀后是什么样子？自杀就是自杀。这种事讲得越简单越好！

　　他说，他们在博勃鲁伊斯克附近的树林里找到了柯赛廖夫，但他以为他们是德国人，就向他们开了枪，然后自杀了。辛佐夫没有再给她讲任何细节，也没有讲自己受了伤。他心里想；“大概她已经从巴威尔那儿听到了这件荒唐的事儿。即使她不知道，她也没有必要知道。”

　　娜佳默不作声。随后，她继续望着墙壁说：“我只有一点对不起他：嫁给了他，但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爱他。其他没什么对不起他的。从战争一开始，我就等着他，假如真是象诗歌里所说的那样，等待能够救他的话，那我该是已经救了他了。但这全都是胡说八道。”她用低沉的声音补充了一句。

　　她终于把视线从墙上移开，用忧郁而润湿的眼睛朝辛佐夫看了看。

　　“确实是胡说八道，”他以正常人所具有的思维能力马上作出了判断。起先，她的忧郁的语调迷惑了他，但当她说到“从战争一开始我就等着他”时，他突然想到：“她何必说这种话呢？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等他的？等了多久？要知道，她丈夫的事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就发生了……”

　　“确实是胡说八道，”他头脑里重复着这句话，他对她的话感到不能容忍，因为他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的岁月，懂得什么叫做不幸，但那是真正的不幸，而不是口头上的空谈。

　　但是，娜佳没有觉察到他的心情变化，仍旧用忧郁的语调说着，但由于不合时宜，使他感到虚伪：“等这些地方解放后，我要去找他的坟墓。在没找到以前，我是不会安心的。这是我对他的唯一的义务。别的我不欠他什么了。就这一点我还欠着他。”

　　“难道当时没通知你，他埋在哪儿？”

　　“没有。当时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死了，还说已决定把他安葬在莫斯科，而且已经把棺材装上了汽车，派了护送人员起运了。谁知他们尽是些浑蛋，没有运到，把棺材丢了。我还得找他们算帐！”

　　“为什么是浑蛋？你干吗要这么说呢？”辛佐夫说。“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半路上遭到轰炸，跟汽车同归于尽了。大概你不了解当时路上的情况。人家可能牺牲了，而你却骂他们是浑蛋。为什么这样呢？”

　　她现在所说的话，句句使他感到刺耳，他都想驳斥。当她谈她所干的坏事时，不管她说到她对巴威尔变节的行为，还是她把这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似乎都能平心静气地听下去。他听着，没有反驳，心里想。去你们的，由你们自己去考虑吧！但是，当她谈到这个早已死去的柯赛廖夫时，她的不公正的话突然刺痛了他。他为这位在那个时候牺牲的人，为所有在那个时候牺牲的人，总而言之，为那个时候的一切，替她感到害臊。

　　“浑蛋，没把棺材运到”、“我还得找他们算帐……！”她竟然会用这样的话来追忆过去的那个时候！

　　“我的军便服干了吗？”

　　“我马上去看。”娜佳走出房间，随即拿着军便服回来说。“可以穿了。”

　　但她把衣服拿在手里，没有马上递给他。她用手指点点负伤标志问：“巴威尔对我说，你们想救柯赛廖夫，但他却开枪把你打伤了。这是真的吗？”

　　辛佐夫点点头，伸手去拿军便服，但娜佳仍旧拿住不放。

　　“刚才我冒冒失失地跟你说起负伤标志，后来才感到自己说了蠢话，因为其中有一次伤是由他造成的，对吗？”

　　“刚才你没有说什么蠢话，”辛佐夫想。“现在你倒是在装腔作势说蠢话。”

　　“当时他有可能把你打死的，”娜佳沉思地说。

　　“谈别的吧！”辛佐夫拿过军便服说。“他可能会把我打死，也可能不会把我打死！也许他反而救了我？你怎么知道呢？”假如我不躺进医院，也许我恰恰就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打死了？假如你在战争中要考虑由于什么原因、由于什么人的缘故，谁还活着、谁已经死去之类的问题，你准会变成疯子。”

　　他一面说，一面穿上军便服。然后，他到外间去拿了皮带和武装带，走回来说：“看到这些标志，我有时会想：最好不要戴这些东西，省得去回答人家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少记起往事。戴着有什么好处呢？”

　　“看来你准备走了，”娜佳说，他的话使她有点儿不知所措。

　　“但我们终究是俄罗斯人——现在人们都喜欢这样说。让我们临别时干一杯吧。否则路上会不顺当。”

　　“路上不成问题！除掉上前线，我哪儿也不去！”辛佐夫微微一笑。“我只希望明天不要下雨。一下雨，走最后五十公里路确实要遭殃了。”

　　他给自己和娜佳斟满了酒，用叉子叉了一块厚一点的香肠。他们把酒杯碰了一下，干了杯。

　　“明天早晨，要是你收不到回电，就打电话告诉我。”

　　“好，”辛佐夫说。“要是收不到，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突然他想起了信，便问：“那么，你给巴威尔的信怎么办？”

　　“我不给他写了。”

　　“怎么不写了？”

　　“心里写。你见到他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就得了。”

　　“可能不会马上见到他。”

　　“没关系，他自己会来找你的。他知道你到我这儿来过。你放心，他会来找你的，”娜佳又重复了一遍。她深信自己有力量控制她谈到的那个人，这使辛佐夫很反感。“要是我今天晚上坐下来写信，我会煞费苦心地编造谎言，好让他安心过日子，不要不放心。而且叫你带这样的信，我也会感到不好意思。至于口头上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这是你的事了。”

　　“好一个泼辣的女人，”辛佐夫心里想。他不由得为这个女人果断的行动感到惊奇，她竟然把所有的一切——真话和假话——一古脑儿全推给他去讲。“既泼辣，又精明——两者兼而有之！”她几乎完全有把握，我不会把她丈夫不该知道的任何事情告诉他。她想得对。我确实不会说。”

　　‘关于电报的事，你打电话告诉我。不管收到没收到，都打电话来，”娜佳说。“假如过了十点钟，就打到我工作的地方。”

　　她把桌上的报纸撕下一角，写上了电话号码，递给辛佐夫。

　　“我在工作，你觉得奇怪吗？”

　　“不，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辛佐夫感到很窘，因为他对这一点确实觉得奇怪。

　　“没什么，感到奇怪的不光是你一个人。可我已经工作很久了。”

　　“担任什么工作？”

　　娜佳笑了起来：“这很难回答。简单地说，是‘打杂的’。我在剧院工作，”她严肃地补充说。“起先管理服装，管行政事务，用打字机复打台词。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丈夫死了，妈妈疏散到后方去了，可我是个喜欢活动的人。战争初期，我由于苦闷才到那儿去，后来习惯了。最近我当了助理导演。”

　　“这职务是于什么的？”辛佐夫对剧院生活不太熟悉。

　　“这是负责剧务的。你不感到奇怪吗，为什么所有的演员都能及时上场和下场？为什么幕后能及时发出枪声？为什么大海能及时呼啸？为什么狗能及时吠叫个……这都是由我操纵的！”

　　娜佳一讲到剧院的事，辛佐夫立即想起，被他撵出门外、听娜佳的口气他不可能不认识的那个小伙子，究竟是谁了。

　　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在战前以及目前战争期间，这个人在电影里曾扮演过好几个角色。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从各方面来说，辛佐夫很喜欢他。他那一头颜色很怪、象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头发，使辛佐夫没能一下子认出他来。他大概是为了拍摄新的影片而把头发染成这样的。

　　“假如把他的手臂扭坏了，那就真会惹出麻烦来，”辛佐夫想到这一点，倒有些担心起来。他平心静气地想着，因为他同阿尔杰米耶夫的关系虽然很好，但终究不能完全同情他。

　　“真是自作自受，”他心里想。但他马上又为巴威尔辩解：“他爱她，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他又想起了站在门口看着娜佳的那个演员的脸。

　　“说不定这个人也爱她吧？”

　　“这么说，巴威尔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我在工作？”娜佳问。

　　“对，他没说过。”

　　“因为对他来说这并不重要！我在前线时，曾说过要到他那儿去当打字员，那时他就笑我。真不应该。其实，只要他需要，其他一切事情我也都能做到，”她苦笑了一下，“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打字员。我的手很灵巧。真的，确实是这样！万一发生什么事，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她又苦笑了一下，朝饭桌那边摆了摆头，说：“当然，这些东西不是凭我自己的配给证，用我自己的工资买来的，但也不是凭他的军人供给证弄到的。这是靠过去的余荫。人家凭老关系，每月照例给柯赛廖娃按规定价格发给定量的供应品。我原来看病的那个诊所的医疗关系也暂时没有注销。我给妈妈和其他亲戚经常送一些食品去，他们生病时，我也弄一些药品给他们。我没改姓，巴威尔对我很生气。他不该生我的气。我嫁给他时，那边不赞成，他们认为我应该寡居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恼火到剥夺我生活享受的地步。我暂时还能享受到一些东西。香肠还好吃吗？”

　　“不错。”

　　“瞧，这多么好。要不然的话，只能啃咸鲱鱼尾巴，至多也只能弄到一点凉拌菜。”

　　“就这些也能对付过去。”

　　“当然也能对付过去。即使停止供应，我也不会去上吊。不过，这样一来，妈妈和亲戚就会对我大发脾气。好吧，让我们告别吧。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还能在临别前吻你吗？象我们剧院里的老太婆所说的那样，愿上帝保信你，不要遭到不幸……”

　　她摆出一副严肃的，甚至悲痛的神色，给辛佐夫划了一个十字。

　　他下楼梯时，感觉到娜佳还站在楼上静悄悄地敞开着的门口。

　　在这告别的过程中，某种东西重新激起了他对她的不满。她同他告别时，好象为他在教堂里供上了蜡烛，虽然她自己并不相信这一套。

　　“现在牧师们又可以过舒心日子，又可以买卖蜡烛了，”他走到街上，怀着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童的敌意寻思着。

第十一章

　　上帝没有保佑辛佐夫，使他免遭不幸。

　　早上五点钟起身后，他就走出卫戍司令部的招待所，步行到电报局去，打算在司机把修好的吉普车开到之前赶回来。

　　辛佐夫把证件递进“留局待领”窗口。窗口里有一个姑娘趴在桌子上睡觉。这已经不是昨天白天他头几次来看到的那一个，也不是昨天夜晚他从娜佳家里出来之后最后一次来这儿见到的那一个，而是他没见到过的第三个姑娘。她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接过他的证件，开始翻查一叠信件和电报。她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眯起眼睛擦了擦，又从头翻起。这一次给她找到了。这一叠的最后一份电报正好是他的。他总算达到了目的，等到了自己的不幸！

　　他站在窗口，一遍又一遍地读电报，直到有人推推他的肩膀说：“军人同志，请在旁边让一让！”

　　辛佐夫挪动了一下身子，把电报又读了两遍。他并不是看不懂——这有什么不懂的呢！—一而是因为他不能相信电文的真实性。

　　电报纸上写着地址，下面是电文：“早产薇罗奇卡死来信均悉塔尼雅二十六日出院二十八日飞返集团军不许函告要面谈奥弗夏尼科娃”。

　　他离开柜台，朝四周看看有什么地方可坐的，最后在一只长凳上坐下，开始考虑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现在该怎么办。

　　“薇罗奇卡死……”去年冬天，塔尼雅打算离开的时候，有一次问过他已故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她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显然她在那时就已经决定：如果生的是女孩，那就用他母亲的名字叫她。她正是这样做了。可是结果呢，这个名字却只能使他们忆起薇罗奇卡的死。现在这件事将要在记忆中保留多长时间呢？一年，两年，还是五年？如果能再生一个的话，是否一直要保留到那一个诞生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现在谁也无法回答，包括她自己在内。

　　是呀，女儿用薇罗奇卡这个名字只不过几天。事情的经过正和他所担心的一样：塔尼雅没来得及到家。在阿雷斯生下了女孩，而在四月份第一周的周末，就把这个女孩埋葬了。她自己呢，产后在医院里住了五十天才出院。这就是说，她病得很厉害，差点儿死去。

　　一九四三年春天，她患过伤寒症，眼看没救了，只是侥天之幸才没有死去。她后来笑着对他说：“多亏你为我祈祷啊！”这一回，她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五十天，身体肯定很不好，但由于她既不想扯谎，也不愿直说，所以一直没有来信，因为反正谁也不会同意他离开战场去看她的。

　　他爱她从前那个样子——娇小玲珑，体态轻盈，象个小姑娘似的。在她怀孕之前，他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她抱在手上。他正是对她这样的身体怀着欲念和柔情。但是，他现在想起她这样的身体时，却十分担心，因为身体瘦弱，体重过轻，对她来说都是危险的因素。尽管电报中说她已经出院，但是是怎么出院的，出院时身体怎么样，这些都还是问题。她决定不把孩子的死讯写信告诉他，要跟他当面讲，所以她没来信。她觉得在医院里住得太久了，就出了院。出院还不算，又搭她碰上的第一架顺路的飞机马上飞回前方。

　　可是，她为什么在阿雷斯生下孩子呢？为什么早产？为什么？……可能是被人家无意中推了一下，就是这么回事！推她一下还不简单吗？也可能她在哪儿滑了一跤，从火车的踏板上跌了下来。

　　当他想象着这一切的时候，不由得全身一颤。也许，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过，而仅仅是因为她不能生孩子，而且以后也不能生了。这对她来说，要比真的跌一跤更加可怕。

　　二十八日——就是前天。这么说，在他来这儿时，她已经乘飞机离开了塔什干。大概，她象上次从塔什干飞往斯大林格勒那样，搭上了从那儿飞出的飞机。

　　她们在那儿收到了他的信件，这很好。虽然由于战时信件检查的关系，什么都不能明说，但是他尽量设法使她知道他们的集团军调防到了什么地方。他写道：“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在我第一次遇到你并和你一起走出来的那个地方的对面。”检查员未必会把这一句话涂掉。可是，她却可以不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现在驻防的地方面对着莫吉廖夫。至于其他的一切，她只要有归队的证件，途中是能够搞清楚的。

　　当然，她本来可以留在塔什干。由于她早产，加上住院五十天，是会给她病假的。母亲大概也劝过她。可是，看来没劝住。如果孩子不死的话，她是会留下的。但是孩子死了，她就不愿留下了。

　　也许，她现在甚至感到自己还是死了的好。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在他的心目中，他俩有没有孩子和她的生死问题比起来，不过是件小事。

　　“我俩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呢？”他想。他回忆起大约一年前她伤寒痊愈后返回集团军的情景。她没先到卫生部去报到，就直接到他这儿来了。她从顺路搭上的汽车下来时，从头到脚都是尘土，于是他向作战处处长波列沃切科夫上校报告，说自己的妻子病愈出院之后来看他，要在他的土屋里过一夜。彼列沃切科夫不满地回答说：“同意过一夜。可是你们如果要在这儿作战处安排家庭生活，我是不答应的。”

　　“在战争期间谁能答应这个呢？谁能答应谁？谁也不能答应谁。”辛佐夫已经不是在想一年前的事了，而是在想他们在前线重聚以后将怎么办。而且，不知为什么，他想象她会跟去年伤寒痊愈后一样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虽然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呢？记得有一次她对他说过，女人在感到难受和分娩阵痛的时候会乱揪自己的头发，所以要给她们把头发剪短。“可是我不让他们剪，”她说。“好不容易留到这么长！”“你怎么能不让他们剪呢？”“瞒过他们。孩子生下之前，我一声不哼。”

　　是呀，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往事……

　　电报局出口处的墙上贴着昨天的战报：德国人在蒂拉斯波近郊进行战斗侦察，我们在芬兰湾击沉他们的一艘潜艇，莫吉廖夫州的游击队炸毁德国人的三辆汽车，还有两个被强迫编入德国军队的法国洛林省人勃·约瑟夫和弗·皮埃尔向我方投诚，他们赞扬我们，痛骂德国人……

　　辛佐夫昨天就看到了这份战报，但是因为新的报纸还未出版，所以它依旧贴在那里。尽管他昨天和今天看战报时的心情有着巨大的差别，战报却还是那个样于。战争也还是那个样子。要使战争有一点什么变化，那就得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而你个人的不幸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只有一点弄不懂：为什么这一切偏偏都落到了塔尼雅的头上？难道要她见了上帝后才能得到补偿吗？某些人说，信教的人对死看得比较轻些。是不是轻些——不清楚，但上帝是没有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他还未能摆脱这些思绪的时候，就走到了卫戍司令部，看见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口了。他和司机打了个招呼，问他是否都准备好了。他听到回答说，开回去汽油已足够，就走进卫戍司令部，办好注销手续，在招待所里取了军大衣和两用油布，坐上吉普车，驶往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见谢尔皮林。

　　他坐在车子里陷入了沉思，竟没有发觉路上下起雨来了。司机停下车，支起了车篷。

　　辛佐夫直到抵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并在即将停下来的细雨中踏上湿漉漉的林荫道时，才完全控制住自己，因为他要按照军人的要求去见首长，必须摆脱个人的感情，随时准备执行别人的命令。

　　谢尔皮林在自己房间里等着辛佐夫，从昨天起他的情绪一直非常好。

　　昨天，不知道是哪一点对内科主任起了作用：是谢尔皮林坦率地解释了他必须尽快返回前方的原因呢，还是巴兰诺娃给内科主任看了谢尔皮林的病史和化验报告单呢，还是由于内科主任自己给谢尔皮林作了体格检查的结果？内科主任在作完检查之后，用他那白皙的大手在谢尔皮林的光肩膀上拍了一下，惊喜地说：“真没想到您这样结实！”结果不能再好了。内科主任吩咐提前三天召开医务会议。

　　临走的时候，内科主任朝巴兰诺娃扬了扬头，对他说：“别人都怕担风险，总想把病人多留个把星期，可她恰恰相反，一心只想把您尽快撵到前线！您碰到这样的好医生，真是太幸福了！”

　　他是开玩笑说的，自己也不知道这正说到了点子上。的确是幸福！说也奇怪，正是内科主任这个玩笑使谢尔皮林终于领悟了巴兰诺娃对他的爱情，因为他这时感觉到，她是多么会想他所想、急他所急啊。

　　到了晚上，她要谢尔皮林留在她那儿，他留下了。他明白：不论现在或将来，和他在一起，她都会感到幸福。

　　因此，今天整个早晨，他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神情，旁人看来甚至会感到可笑，可是这两个中年人却特别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幸福。

　　当辛佐夫敲门进来的时候，谢尔皮林已经不象一个疗养院的病人了，他象往常一样穿着军便服，不过皮带上没有别手枪。

　　“下雨了，没能去散步，”他说。“路上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地图拿到了？”

　　辛佐夫回答说，他本人和车子都已准备好了，只是地图要在十点以后才能拿到。

　　谢尔皮林看了看手表。

　　“我们先把信件解决掉。”他从桌子上拿起两封信交给辛佐夫。“如果你在夜里到达，不要去惊动人家，只要向作战处值班员报个到就行了，到早晨你再向扎哈罗夫和鲍依科他们两位报告。要是他们问起我的情况，你可以把自己的印象告诉他们。”

　　谢尔皮林嘴上说“可以”，但辛佐夫从他的语调里感到，这恰恰是他的希望。

　　“我在信里写了，再过三昼夜我就能回到部队。你瞧，我今天一早就穿了这身衣服，约定了要去总参谋部，让那儿了解我的情况。午饭后就得脱下来，换上疗养院的病员服。在这儿，要是我们病员在拿到出院证以前就穿上制服的话，人家就会怀疑你打算溜走。曾经发生过这种偷偷溜走的情况。”

　　谢尔皮林满意地耸了耸肩膀，接着把粗大的手指插进腰带，象士兵一样检查一下军服是否来得整齐，然后在桌子旁边坐下。

　　“我有一件个人的事要跟你谈谈。请坐，伊万，彼得罗维奇。”

　　辛佐夫坐了下来。谢尔皮林自从把出院后的辛佐夫召回集团军并把他安置在作战处工作以来，很久没有这样对待他了。

　　“我需要你，”谢尔皮林沉默了片刻，似乎在作最后一次权衡，然后说。

　　辛佐夫等着谢尔皮林说下去——需要就需要，但是需要他干什么呢？

　　“昨天你在这儿时，我答应满足你的请求，让你回团部。可是等你走了以后，我就想：你反正要离开原来的岗位，是不是可以请你担任另一个工作。我在这里治病期间，我的儿媳妇再嫁了，嫁给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这下我多了一个亲戚，却丢了一个副官。等我们回到前线，我就放他走。昨天我正好想起了你，记得我们一起突围的时候，你曾经当过我的副官。所以我就想让你重操旧业。不过要取得你的同意。我想明确说明；我不会象某些人那样把副官当勤务兵来使唤，我没这种习惯。现在，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事实上，谢尔皮林并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他觉得辛佐夫将会欣然同意当他的副官。仗打得越久，他就越相信，除了那些他认为没用的蠢物以外，他的部下都是乐意在他手下服役的。这种想法已逐渐变成他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自负，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辛佐夫压根儿没想到会要他当谢尔皮林的副官。但是，“我需要你”这句话使他感到没有权利拒绝谢尔皮林的这个建议，因为没有谢尔皮林的帮助，他早先恐怕根本就回不了集团军。说“不愿意”是不行的，而其他问题以后还可以考虑。

　　“如果对您合适的话，我没问题。”

　　“那就谢谢啦。”谢尔皮林认为问题已经到此解决，不过他想起了辛佐夫昨天的请求，为了问心无愧起见，又补充说；“如果你以后感到这个职务不称心，你就告诉我。我不强留你。等我另外找到一个，就放你走。”

　　“另外找到一个……如果我给你干得好，你不会另外去找。如果我自己都感到干不好，那又何必去干呢？”辛佐夫暗自思忖。

　　“咱们走着瞧吧”，这句话是不能讲的，可是回答别的话他又不愿意。

　　一种出奇的淡漠心情依然控制着他。他一直在忐忑不安地挂念着塔尼雅，一切旁的事情都被置于脑后，暂时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好吧！”谢尔皮林把辛佐夫的沉默看作是他愿意当副官的表示，别的什么都没想到。“你就准备担任新的职务吧。不过你暂时仍留在作战处工作。你们作战处对未来的战斗有什么想法？”

　　“司令同志，我们作战处目前还没接到‘想’什么的命令，更没有去想未来的战斗。”辛佐夫这时才第一次露出笑容。

　　“说话别兜圈子。”谢尔皮林也笑着说。“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事情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除了最高统帅部以外，谁也不清楚。就是我跟扎哈罗夫和鲍依科，也都一样。可是，你们这些作战处的参谋们自己打算什么时候进攻呢？你们那儿的青年土耳其党①的党徒们是怎么想的呢？”

　　①欧洲人对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统一进步党’的称呼，该党成立于1889年，其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官吏和军事学校的青年，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资产阶级革命后，该党曾掌握政权，1918年自行解散。——译者

　　谢尔皮林常常取笑作战处那些骄矜自负的年轻参谋人员，管他们叫青年土耳其党的党徒。因为他们在交谈中经常随心所欲地计划一切，自以为有深谋远虑，至少可以和集团军司令媲美，甚至比后者更高明。

　　“干吗不答话？你说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们作战处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六月中旬发动进攻。”

　　“确切的日期呢？”

　　“确切的日期——那看法就不一致了。”

　　“那么六月中旬是看法一致的罗？”

　　“是的。我们甚至还责骂气象员，因为他对六月中旬的降雨量作了不祥的预测。”

　　“可是，今年夏天，德国人也可能象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一样，首先发动攻势，这一点你们作战处想到过吗？”

　　“这一点没想过。没有一份侦察情报可以为这一点提供根据。在我们面前，敌人的前线和纵深情况至今都没有什么变化。”

　　谢尔皮林看了一下手表。

　　“还有十分钟时间。你就简单谈谈我们——一师的情况吧。”

　　辛佐夫开始讲述——一师的情况，他在那儿看到了谁。当他谈到伊林时，谢尔皮林摇了摇头，似乎自己也感到奇怪：

　　“很久没见到伊林了。从库尔斯克会战他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就没见过。不，见过一次，那是在冬天，我召集各团团长开会的时候。现在我们打仗已上了轨道，各人有各人的事，”谢尔皮林说。他的语气中带着忧郁的味道，辛佐夫听来感到很以外。“手头的摊子太大了。我倒很想跟从前一样到团长那儿去走走，可是往往办不到。你说，伊林的团部设在什么地方？”

　　“在谢利舍南面三公里的一个树林里。”

　　谢尔皮林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说：

　　“如果这样，那么在他的右侧有一个大峡谷，离开克里切夫大道不远。七月二十九日夜里，我们在这个峡谷里集合，然后一起向大道爬过去，是这样吗？”

　　“是这样，”辛佐夫回答说。

　　“你是现在想起来的？”

　　“不，在那儿就想起来了。我一看就想到了。”

　　“想到了，可就是不跟我讲。”

　　“什么都讲到是不可能的，司令同志。那儿每一步路都有值得回忆的东西。”

　　“是啊，那儿每一步路都有值得回忆的东西。”谢尔皮林沉思地说。

　　他大概是回忆起了四一年的情景，所以尽管整个早晨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可现在这种心情却消失了。同时他发现辛佐夫脸色憔悴。

　　“你好象心境不好？昨天你还比较愉快。”

　　要是谢尔皮林早一点发现这个情况，辛佐夫就不会把一切都讲出来，他会鼓起勇气说，一切正常。但是，对这个峡谷的回忆迫使辛佐夫把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因为正是在这个峡谷里，他们三个人——谢尔皮林和他以及塔尼雅—一曾在夜里一起隐蔽过，当时他们都趴在地上，彼此之间仅相隔几步。

　　“你俩可真是不幸。而我竟役有问一句，压根儿给忘了……真对不住象她这样的女人……你说，她已经飞回集团军了？”谢尔皮林又问了一句。

　　“电报上是这样讲的。”

　　“是呀，”谢尔皮林说。“如果她生了孩子，我决不会让她重返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生活。但是，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那她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摇了摇头，又重复说：“怎么搞的，我怎么会没问起她呢？是不是我的脑子在这次车祸中震坏了，什么事情都忘光啦？可是医生好象没下过这个结论，相反，他们说我运气好，闯过了危险。”

　　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把目光停留在辛佐夫戴着黑手套的手上。

　　辛佐夫觉得谢尔皮林马上要问起他的这只手了。但是，谢尔皮林说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问道：“记得你曾经说过，你从小是一个孤儿，进过孤儿院？是吗？我没搞错吧？”

　　“对，司令同志……”

　　“对什么？”出乎辛佐夫的意外，谢尔皮林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相反，一个人从小就失去父母，这是不对的。可是现在，经过这次战争之后，这样的人会有多少啊！……”同样出乎辛佐夫意外的是，他突然把话头转到自己身上。“我已经年满半百了，可是父亲还活着。今天我就在等他。我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到梁赞州去接他了。给他打了一张进入莫斯科的通行证………现在你走吧。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在疗养院大门口，辛佐夫看见在自己那辆吉普车旁边停着他熟悉的谢尔皮林的吉普车，还看到了他熟识的谢尔皮林的司机古特科夫。就是他和司令一起遭到了车祸。辛佐夫没想到，谢尔皮林在遭到车祸之后还会留他开车。但结果是把他留下了。

　　两个司机在聊天。谢尔皮林的副官托利亚·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反抄着手，在停着吉普车的场地上踱来踱去。

　　“你好，托利亚！”辛佐夫招呼他。

　　在作战处，大家都叫他托利亚，因为他年轻，和大家的关系也比较好。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奉司令之命来作战处联系工作，从来不摆副官的架子。

　　“我正等着您从司令那儿出来呢。”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

　　辛佐夫以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猜到了谢尔皮林跟他的谈话，所以想打听一下谈话的结果。但是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感兴趣的却是别的事情：集团军司令部里有什么新闻？

　　辛佐夫自己也正想问问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他这个副官的职务包括哪些工作。从旁观看是一回事，亲身经历是另一回事。但他忍住了，没有问。当一个人还在担任自己的职务时，不便问他这类问题。

　　辛佐夫没问这件事，他看了看沾满污泥、后面捆着一只备用油箱的吉普车，说：“今天我听说你去接司令的父亲了。接来了吗？”

　　“没有。”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无意讲述细节。“我马上去报告。”

　　他们告了别。辛佐夫坐上吉普车，望着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背影，感到自己好象有点儿对不起他。虽然，即使辛佐夫不同意接替他的位置，同样也帮不了他的忙。既然谢尔皮林已经决定要换一个副官，那么终归是要换的。

　　“又要下雨啦。”司机望了一下天空说，“下了雨，车子就开不快了。”

　　“不管下雨不下雨，反正命令要我们在首长起身以前赶到那儿，而且最好能提前两个小时到。就是说，清晨四点以前得开到。您就按这个打算开车吧。”辛佐夫说。

　　车子开动后，他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和今天整个早晨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念头：最可怕的事总算没有发生——塔尼雅还活着！如果她先到，那么明天白天或晚上，他就可以在前线见到她了。他将象人们平常见面那样见到她，而且不是在一年之后，也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而是在明天！他将走到她身边，触摸到她的身子，她活着……

第十二章

　　今天一点钟将召开医务会议，谢尔皮林已预定在明天早上返回集团军。

　　鲍依科收到辛佐夫带来的信之后，为了防止意外，除了原来的那辆吉普车之外，另外还从集团军汽车营里抽调一辆“道奇一3／4”型汽车，连同司机和一名中尉技术员一起派到莫斯科去。

　　虽然谢尔皮林昨天不问情由，对这个中尉技术员说，他们没有必要来，他们不来他照样能回去，但他们这样做还是对的。如果只有一辆车子，就有可能因机器发生故障而中途抛锚，对集团军司令来说，不值得冒这样的危险。现在和从前比起来，条件不同了，何况如今时间又特别宝贵。

　　在临走前的一天，有一大堆由于各种原因拖下来的事情必须处理。

　　午饭后，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皮金的妻子要来。谢尔皮林过去从未见过她，也不大想见她。但她写来了两封信，他就只好同意了。

　　总之，对他来说，今天是专门接见大客的日子。午饭后皮金娜要来。而现在，从一清早起，他穿着跟儿媳妇见面。她两次派人送孙女儿到他这儿来，而自己却象啄木鸟那样老是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好意思见您”。

　　但是，到了昨天，眼看自己马上要走了，他就叫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转告她：要么她来一次，要么一刀两断。虽然没有什么可多谈的，但会个面还是应当的。并且叫她别害怕——不会吃了她！

　　他在林荫道上散步，等候她到来。她从大门口进来，这林荫道是必经之路。他相信这一次她一定会来。

　　他老远就看见她从林荫道尽头走来。尽管她这次是专来见他的，但她走路的样子却好象害怕碰见他似的。然而，当她看见他之后，便立即加快脚步迎上前来。最后几步路她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了。她跑到他跟前，就一头扑到了他的怀里。

　　“请原谅我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由于情绪非常激动，她这句低语简直象在呼救。

　　谢尔皮林用手抚着她那末梢被烫焦的草黄色的粗硬头发，不假思索地说了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别哭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呢？人死不能复生，那就是说，你对他也并没有过错。”

　　儿媳妇离开了谢尔皮林的胸怀，用手擦了擦哭肿了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什么泪水，大概在家里和来的路上已经哭够了。她此刻在他面前好似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可怜巴巴地抽动着鼻子，垂着双手，象士兵那样笔直站着。

　　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瘦弱女人，两根锁骨在毛衣下面突了出来。她神情沮丧，睑色苍白，两片宽嘴唇都咬破了，眼窝底下有一圈青晕，不知是哭出来的，还是失眠引起的，也可能两者都有关系。

　　“看你象什么样儿啦！”谢尔皮林脱口而出。“你干吗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想表明你比他大六岁吗？”

　　“您以为我没对他说过吗？我一开头就跟他讲了。”

　　“不管你讲过几次，但是看来等于没讲，”谢尔皮林见她着了急，笑了笑说。“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具备美的一切条件。可以把你放在我们这个大门口，代替那个手握船桨的石膏像，你甚至比她更好看。应当让他欣赏你的美貌，可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现在没心思考虑这些．”她又是惊奇又是委屈地说。

　　“你既然要嫁给他，怎么能不考虑这些呢？你恰恰应该考虑这些。别的还要考虑什么呢？我们进屋去谈谈吧。干吗站在这儿？”

　　“最好还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吧。”她不等谢尔皮林回答，有气无力地先在长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马上就要走吗？”谢尔皮林一面问，一面在长椅子的另一端坐下。

　　出乎他的意料，她点了点头。

　　“上哪儿去？”

　　“我和他要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他一定要今天去。”

　　“他做得对。明天一早他就要动身了．他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

　　“所以我想在登记之前和您谈谈。”

　　“早就该谈了。”

　　“早些时候……我不能。”她咬紧嘴唇说。“我不好意思见您，因为是我自己找上他的。他对您没有一点儿过错，都是我一个人不好。”

　　“安尼雅，你听着。”尽管她的嘴唇咬破了，眼窝底下有一圈青晕，但这时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敢于自我牺牲的神色，谢尔皮林觉得她仍旧很美。“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可别生气。”

　　“随您问什么好了。”她仍然用准备作出自我牺牲的口气说。

　　“在你嫁给我儿子瓦季姆之前，你有没有跟其他人好过？”

　　她的胜则地红了起来，她正视着他，说：“没有……”她想到了什么，突然叫了起来：“他不能在您面前这样谈论我！”

　　“他什么都没说过。是我自己想问你。”谢尔皮林说。由于她气得涨红了睑，他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而且以后也会对他说实话的。“在你没碰到阿纳托利之前，也没有跟谁好过吗？”

　　她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只是泪水夺眶而出，她气呼呼地用手掌擦掉眼泪。

　　“好。瓦季姆是你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阿纳托利是第二个。而你呢，据我所知，却是他第一个爱上的女人。你该怎么说呢？你有什么过错呢？你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的妻子，再理想也没有了。假如我有第二个儿子的话，不会找到比你更合适的媳妇了。你的阿纳托利可算是生来有福。”

　　谢尔皮林说这些话的目的，是想叫她不要妄自菲薄。可是没想到正是这些话使她放声大哭起来。

　　他望着她，等着她停止哭泣。同时，他想到了自己。他这样热情地证明她做得对，大概也是为了替自己辩护。他自己是五十岁的人了，曾经和一个很好的女人过了很长一个时期美好的生活，而现在才感觉到单身生活是不好过的，在她死后只过了一年半时间，他不但已经打算爱上另一个女人，而且很难想象今后没有这个女人怎样生活下去。

　　在这个现在坐在他身边轻轻地吸泣着的安尼雅和她的二十岁的阿纳托利之间发生的事情，同他和巴兰诺娃两个中年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还是有它们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在于：对人来说，单身生活是不好过的，他们不会，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尽管有时在别人或者自己面前装得好象他们既会这样生活，又愿意这样生活……

　　“你的工作怎么样？”谢尔皮林等安尼雅哭过之后问她。

　　“还是老样子。姑娘们都很好，大家都搞熟了。对我很尊重……我当上小组长的事儿，去年冬天我就写信告诉过您了……”

　　她停了一下，心里在寻思，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接着，叹了一口气说：“有一个姑娘上星期收到一封从克里木来的信说，她弟弟失踪了。如果象从前那样往后撤，那是可能的，可现在是在进攻，怎么还会失踪呢？”

　　要跟她讲清楚为什么在进攻中也会有人失踪，需要花很多功夫。再说，她此时需要听这种解释吗？

　　谢尔皮林沉默了片刻，问道：“你们在缝些什么？”

　　“和以前一样，老是缝军便服。”

　　“是呀，老是缝军便服。”从她的话中，隐约地透露出悲哀的调子，引起了谢尔皮林的思索：“从前缝的是翻领衫，现在是竖领衫……穿着这种衣服驰骋疆场，也穿着这种衣服长眠于地下，有的人已经身亡，有的人暂时还是‘下落不明’……”

　　“我今后不能再领您的军饷了，”安尼雅说。“从一号起，您不要汇钱来了吧。”

　　“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还是和阿纳托利一起商量过的？”

　　“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怎么，难道我错了？”

　　“即使你对，至多也只对一半。即使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的肩膀是够宽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没有理由把抚养我孙女儿的责任也放到他的肩上去。你自己可以让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照顾，孙女儿就让我来负担吧。”

　　“假如他要从她做女儿呢？”安尼雅甚至带点挑衅的口吻说。

　　“有这样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爱你。可是按理说，孙女儿该由我来抚养。暂时就这么办，等打完仗以后再说。”

　　她动了动嘴唇，说了声“谢谢”，但是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这句话好象是在提醒她，人总是要死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上尉今后还得打仗，现在就认女儿未免太早了。她竭力克制自己，但是爱情和恐惧煎熬着她的心，终于使她忍不住讲了出来“只是求您别让他离开您。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以后一直跟着您。”她又重复了一遍：“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谢尔皮林想。“可是总觉得不妥当。她终于下了决心，提出了这个问题！其他的事看来是两口子一起商量过的。这一点可没商量过！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不过您别跟他讲我求过您！”她的话证实了谢尔皮林的猜测。

　　“他不能再当我的副官了，”谢尔皮林说。“这对我对他都不方便，也不妥当。可是谁也不会叫他去送死的。两星期之后，他会写信告诉你他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是否对生活感到满意。”

　　儿媳妇叹了一口气——谢尔皮林心里仍称她儿媳妇。

　　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在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谢尔皮林说：“我该走啦，要不然，今天就来不及了。”

　　“你的未婚夫呢？”谢尔皮林站起身来问。“也许在车子旁边等着吧？我送你到他那儿去。”

　　“不，他在民事登记处。在那儿排队等着。”

　　“现在那儿还排什么队7”谢尔皮林和她在小路上并肩走着，问道。

　　“那儿什么事都办，可是只站一个队。”她解释说。

　　谢尔皮林想起来了：民事登记处不仅办理结婚和出生登记，而且还办理离婚和死亡登记……现在是战时，主要是死亡登记。还有领取抚恤金证明和补助金证明的。那儿的人当然就多了。他想，排在这样的队伍里可不是一件太愉快的事儿。最后他对她说：“明天经过莫斯科的时候，我来喝你们的喜酒。白兰地由我带来，你烧一只葱煎土豆下酒。我不准备在这儿吃早饭，在你那儿吃了。行吗？”

　　“行。我还有几听罐头。您什么时候来呢？”

　　“你什么时候下夜班？”

　　她红了脸说：“今天我请了假。不上班。我和一个女朋友换了个班，下次我代她上班。”

　　“我正九点到。”谢尔皮林想到，今天她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是最后一夜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在一起过夜还不知道。于是又补充说：“告诉阿纳托利，叫他不要到这儿来接我了。让他派车子在八点半直接开到大楼，他自己就在你那儿等我。明白吗？”

　　“好的。”

　　“噢，”谢尔皮林和她走到门口时，想起了一件事，就说：“我有一件事要托你。”

　　“什么事？”她乐意地问，使她感到高兴的是，他现在还托她办事。

　　“阿纳托利对你说过我父亲的事吗？”

　　“说过。”

　　“现在看来，父亲已经碰不到我了。如果他来了，就让他住在你那儿。”

　　“我知道。阿纳托利跟我讲过了。”

　　“在不妨碍你的工作的情况下，你照料他几天。他到底上了年纪了。七十七岁啦。”

　　“好的。阿纳托利关照过了。我会安排好的。”

　　“那好，我想，如果有什么事，你的女邻居会帮忙的。你和她相处得怎么样？”

　　“还不错。”她没立即回答，吞吞吐吐地说。

　　“我看，你没把话讲完？怎么，关系不好？”

　　“不，关系还好。”看来，她不想讲下去。“在她不酗酒的时候，还好。”

　　“她酗酒了？”在谢尔皮林的头脑中，两个印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一个是他上次回家安葬妻子时见过的女邻居玛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另一个是开始酗酒的女人。她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哪儿来的钱喝酒呢？

　　儿媳妇耸了耸肩膀，说：“她在后送站工作，一昼夜值班，一昼夜在家休息。当然，她不是天天酗酒，但是常常喝。她是用面包去换的，家里的东西也一件件变卖了。”

　　“她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从去年秋天她儿子上前线之后就这样。”

　　女邻居的儿子格利沙上前线这件事，谢尔皮林是知道的。他不但知道，而且还曾准备帮助他上前线去。可是用不到他帮忙，这件事由格利沙的父亲生前指挥过的近卫师的新任师长一手包办了。他批准了申请，把这孩子编进了乐队。那时，格利沙写信告诉谢尔皮林说，他编入了乐队，不过编制上虽然属于乐队，实际上是进了师的侦察队。他答应下次再写信，可是后来就没有再来信。看来，他在莫斯科时对谢尔皮林的短暂的依恋之情已被前线的另外一些更加强烈的感情所取代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他和好人在一起的话，尤其如此。怎么会和坏人在一起呢？当然是和好人在一起。可是他母亲孤单一人，结果就变坏啦。谁能想得到啊？

　　“明天早晨我去跟她谈谈，”谢尔皮林说。

　　“您谈不成了。她今天午饭后就去值班，要值一昼夜。您看不到她了。”

　　“那可怎么办？怎么去帮助这个女人呢？”谢尔皮林心里想。

　　“给她写信？责备她？吓唬她说，我要告诉她的儿子？可是，谁会忍心提起笔来给她在部队里的孩子写信说，他的妈妈由于丈夫牺牲、儿子上了前线，痛苦得开始酗酒了呢？”

　　“你多少要照顾着她点。”谢尔皮林犹豫不决地说。

　　“我难道没照顾她吗？休息日我还到她工作的地方去过，让人家帮助她。可是，她每隔一昼夜总是在家里，我可天天要上班，怎么劝阻得了呢？”

　　“哦，还有件事儿，”谢尔皮林想了起来。“衣橱里有一双长统靴料子和一段大衣料子……”

　　“还在，我已经撒上了樟脑粉，”安尼雅说。

　　“父亲来了，你就交给他。阿纳托利说，父亲的靴子和大衣都坏了。”

　　安尼雅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好吧，明天见，”他们走到了大门口，谢尔皮林说。

　　儿媳妇停住脚步，在去民事登记处之前，她似乎还想听他讲些什么。但是，要谈的已经都谈了。

　　她走了。他回到房间里，在桌子旁边坐下，从军用背包里取出一本拍纸簿放在面前。如果父亲来的话，该给他留一封信。但是，分别了这么多年，写些什么呢？

　　谢尔皮林跟父亲从来没有特别亲近过。父亲是一个粗鲁的快活人，年轻的时候好斗，天不怕地不怕。娶了母亲之后，他强使她受了洗礼，但也很会保护她，不让别人说她的闲话，也不让外人欺侮她。有时，他也会扬起拳头吓唬她，但在谢尔皮林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打过她。母亲死后，父亲很想念她，成天借酒浇愁。可是不到一年，他又娶了一个。娶了后母之后，家里从此就把母亲压根儿给忘了。他新娶的年轻老婆潘尼亚——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就这样立即在家里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她不管当面背后都把前妻的儿子喊作“鞑靼人”，并不处因为他象鞑靼人，而是想用这个名称把他同自己以及自己接连生下来的三个女儿区别开来。但是，即使她不这样做，他对这个新家庭也已经感到疏远了，所以他拒不叫她母亲，而喊她潘尼亚大婶，到成年以后，就叫她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她是一个勤劳、吝啬的女人，对自己、对别人都从不顾惜，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这会给家里带来好处还是造成损失。她并不妨碍父亲在人家而前称好汉，但暗中却把他控制得牢牢的，尽管从表面上看，父亲好象仍然自由目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谢尔皮林考取医士学校，离开土马到梁赞去上学之后，就切断了对家里的一切感情上的联系。由于母亲早亡，他的童年生活笼罩着一层悲哀的灰暗色彩。他对童年的回忆，就象在日食时透过被烟熏黑了的玻璃看太阳一样。童年留给他的，只有对他的母亲的回忆——母亲永远是他的善良性格的源泉——和对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敏锐的嗅觉。而他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则是在后来的对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养成的。直到过了许多年之后，在一九二二年，谢尔皮林才回过一次家。那时，他在察用律移交了一个团，去莫斯科进报批人员进修班学习，顺路回家看看。那是隆冬季节，他头上戴了一顶威武的布琼尼式军帽，身上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军服和军大衣，左袖上缀着团长的标志———四个菱形、一颗星。

　　那时，父亲生活过得挺不错。他修得医道，并且知道一个能干的人怎样利用医道在农村获得好处。他有一所房子，养了些家畜、家禽，还有果园、菜园和养蜂场。大女儿许给了一个合作社职员。家里生活够富裕的了，但还想更富裕。从父亲和后母的谈话来看，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这个。父亲得知谢尔皮林虽然当上了团长，但军饷很少，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想不想退伍回来当医士。当谢尔皮林回答说，他不想回来时，父亲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你自己更清楚……”

　　当他听说儿子娶了自己同志的寡妇为妻，而且还收养了她的孩子，他又不赞成地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娶了个寡妇，还带了个孩子来。”

　　父子俩在离别多年之后只团聚了三天，彼此互不了解，彼此都不以为然。

　　他们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六年，离上一次见面又过了十三年。这一次不是谢尔皮林自己想回去，而是后母叫他去的。她写信告诉他说，父亲病了，“您，费佳，最好回家来看看他。”她用“您”来称呼他。她所以记起他来，大概是由于报上公布了获得军衔的指挥员的名单。他那时在莫斯科服役，在军事学院任教，而且已经晋升为旅长了。

　　他请了假回家。是一个人去的，没有把妻子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带去。他认为这次旅行不会使她感到愉快。

　　父亲果真病了，但还不准备去见上帝。当谢尔皮林到家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毡靴在家里走动了，而且还准备去上班。他那时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还不想领退休金。

　　父亲多半是听了后母的话，向儿子试探，将来他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生活费？他俩年纪都老了，可以开口谈这件事了。三个女儿都已出嫁，现在都已经分开住了。两个就住在土马，一个嫁给合作社职员，另一个嫁给小学校长，第三个嫁给铁路职工，住在外地。谢尔皮林从后母的口气中听出：她的三个女儿都不肯负担父母的生活费。或者是因为她们知道娘家家境不坏，或者是由于她们缺乏教养。

　　谢尔皮林没多加考虑，就同意每月从军饷中给他们寄一笔不大的款子。

　　“别忙着答应，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再说。”父亲对他说。

　　他们仍旧互不了解。父亲只知道自己的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的脾气，不理解怎么能不同妻子商量就自作主张。而谢尔皮林却了解自己的妻子，认为这种事根本用不着去问她。

　　从他开始寄钱回家的时候起，土马家里就月月给他来信，告诉他汇款已经收到，同时也写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信并没有使他和双亲亲近起来，况且通信也没能持续多久……

　　后来，在四三年，在通信中断了六年之后，父亲在写给谢尔皮林的第一封信中说，他那时不给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写信是因为不愿意触动她的愁思，说几句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说空话自然无济于事，但可以采取另一种做法嘛。可以写信对她讲：你来和我们一块儿住吧。但是、即使父亲有这个想法，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也是不会同意的。

　　父亲给谢尔皮林写这封信是在四三年三月，这时他在报上读到了授予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立功的将军们“库图佐夫”勋章的消息。

　　父亲这封信是寄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后来由莫斯科转寄，几经周折，直到五月份才到谢尔皮林手里，这时他已经在中央方面军了。父亲在信里向媳妇和孙儿问好。谢尔皮林回信说，他们俩都已不在人世了，并吩咐集团军财务主任从自己的战地津贴中取出一部分钱给父亲汇去。

　　那时他没想到要和父亲见面。不久前，在他来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之后，才产生了这个想法，因为他收到了从前线转来的父亲的信，得知家里又接到了第二个女婿的阵亡通知书。他想起不久前他自己也几乎去见上帝，又想到父亲已快七十八岁了，所以他设法给父亲弄了一张进入莫斯科的通行证，并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乘吉普车去接他。

　　但是事出意外，父亲没有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做，很难理解。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也无法解释。头天晚上老头儿还讲，第二天早晨动身。可是到早上该动身的时候，却又说他不舒服，而且要花一些时间作准备。他说，他以后自己乘火车经梁赞来莫斯科。

　　听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两老在战时的生活过得并不坏。晚饭时，他们给他吃油煎鸡蛋，早上又请他喝奶茶——他们养了一只母山羊。

　　“依你看，他到底为什么不来呢？”谢尔皮林再三问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只是耸耸肩膀，不知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不愿意讲。

　　“算了，他愿意怎么来就怎么来吧，我不再派人去接他了，”谢尔皮林想。“开了吉普车去接过他一次也够了，还有司机、副官也随车去接了。是啊，我们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以在各方面利用这些条件。但有时也使用不当！”

　　他这样想，并不是指自己，因为他认为象父亲那样的年纪，派吉普车去接是应该的。

　　应当给父亲写封信，因为他已经老了，而你自己年纪也不轻了，何况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写些什么好。不过他却记起了一件事：可别忘了把准备给父亲的钱留在安尼雅那儿……

　　一个女卫生员出现在房门口：“将军同志，有个妇女要见您。”

　　谢尔皮林刚刚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卫生员身后的门就打开了，一个长着一张善良的胖睑的丰满的中年妇女轻捷地挤开了那个干瘦老太婆，走进了房间，说：“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请多多原谅，我是皮金娜。”

　　谢尔皮林向她问了好，请她坐下，把拍纸簿从桌上收掉。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我打扰您啦！”

　　“您没打扰我。不过，半个钟头之后我得去参加医务会议。要是您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午饭后来的话，那我就有空了。”

　　“没关系，没关系。”她说着，脸上掠过欣喜的微笑。“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正好有便车，就把我带来了。总之，请您原谅！”

　　谢尔皮林望着她，想起过去皮金提到她的来信时常说：“我那傻女人给我来信啦。”也许，她真是个傻女人，但心地大概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的心地不仅可以从她那现在已发胖而风韵犹存的脸上看出来。在她整一整披在肩膀上的厚围巾时那种沉静的动作中也可以觉察到这一点。她的双手柔软而肥胖，手指头肉鼓鼓的。花白的头发梳成大方的平分头，一个大发客稳当地扎在后脑勺上，无论是她的双手还是发式，都给人一种善良的感觉。

　　“大概正是太傻了，竟然还戴着钻石耳环，”谢尔皮林想。“到我这儿来为什么要戴耳环呢？”

　　“看到您我很高兴，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皮金娜说。她在说话之前深深地吁了几口气，这倒不是由于悲痛，而是因为她喘息未定。“我一眼就认出您了。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曾经寄给我一张他和您一起照的相片。不过您现在的样儿比相片上好看，而且显得年轻。您身体怎么样？车子出事之后身体复原了吗？”

　　显然，她知道他为什么住在这儿。

　　“复原了，”谢尔皮林说。“医生再检查一次，就可回前线去了。”

　　她以为这是在催她，所以急忙说：“请您放心，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她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只信封，用她那只指头胖鼓鼓的柔软的手把它顺着桌面推过去。“这是您在皮金出事之后给我寄来的钱，我非常感激，现在奉还给您。我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没动用它，但是我没有把它寄还给您，怕引起误会。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想当面对您的好心表示感谢。”

　　“这哪儿是什么好心！”谢尔皮林没接桌上的信封，气呼呼地说。“我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了，我当时认为这对您也许用得着。难道您手头真的这样宽裕，连钱也没处花了吗？”

　　“我马上把全部情况告诉您。”

　　她把两只肥胖的手掌合起来，她那神情象是要把全部情况讲给一个孩子听似的。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但她没有发觉，仍旧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您也知道，由于我的弟弟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缘故，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二五年不得不从军队中复员。”

　　谢尔皮林这时才想起她叫什么名字。皮金曾告诉过他，但他忘了。现在他记了起来，她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前在俗时是个有钱人，开了一家大商行。他自己既是企业家，又是工程师，这在当时是合时的。可是后来却……”

　　她没有讲下去，在找合适的词儿。可是谢尔皮林不理解她为什么用“在俗。这个奇怪的词儿。“在俗”，“在俗”，这个“在俗”指的是什么呢？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由于拒绝交出财产，在财产被没收以后被流放到索洛夫基。您知道，这就影响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和我的命运，他不得不转业当了会计。”

　　“这我知道，他对我讲过。”

　　“但是，我自然不能对弟弟一点也不关心。他在索洛夫基时，我去探望过他，后来他恢复了自由，住在托木斯克，我也去过。在西伯利亚，他丢掉了世俗的事务，担任了教职。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在沃罗涅什教区任职，直到那儿遭到轰炸后才奉上级教会之命离开了沃罗涅什。”

　　“噢，原来四二年夏天她弟弟在那儿！”谢尔皮林想。“他待的地方离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井不远。不同的只是：他是奉教会领导之命离开了遭到轰炸的地区；而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则按照我们领导的指示，冒着轰炸，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不过，关于小舅子当上了主教或者甚至总主教这件事，皮金没讲过。也许是他不好意思讲，也许是怕别列日诺依会嘲笑他。

　　“在俗时，我弟弟叫谢尔盖，担任教职之后，就改名叫尼科基姆了，”皮金娜讲这句话的语气使人感到，只要谢尔皮林一听见这个名字，就会知道她的弟弟是谁。

　　他的确记得，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名字。这个尼科基姆可能是法西斯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曾在这个委员会的文件上签过名，也可能是在号召教徒们为红军捐献坦克和飞机的呼吁书上签过名。

　　“从他移居莫斯科之后，我就为他料理家务。可是，那算什么家务呀！”皮金娜把双手一摊，仿佛表示：一个神职人员会有什么家务呢？“不过，用不到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且，除此以外，”她稍微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妈过世时还给我留下了一些首饰。战争刚开始时，我把她的两颗宝石坠子和一枚胸针捐献了出来。但我还留了一点以防万一。”

　　她略微举起手，指了指耳环。

　　“噢，所以你戴上了耳环，”谢尔皮林想。“原来是为了向我表明，你生活并不困难。”

　　这时，皮金娜又用刚才指过耳环的那只手彬彬有礼地把信封顶着桌面推过来。

　　“那好，不需要就不需要吧。”

　　谢尔皮林拿起信封，把它塞进放在桌上的军用背包里，决定把这笔意外之财加到留给父亲的款子里去。

　　“您有没有听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消息？”皮金娜问。她早就在等机会提这个对她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不过她不愿意在解决这笔使她不安的款子之前就提这样的问题。

　　“很遗憾，没有听到，”谢尔皮林说。“我们是不会听到这一类消息的。也许，根本就毫无消息。”

　　他确实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皮金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去年秋天，在皮金的事已经过去，不再查究以后，而库尔斯克会战已经结束，谢尔皮林又一次立功受奖，于是他便写信给军需机关询问：被俘将军的妻子是否能按规定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

　　皮金恰好在被俘前夜获得将军衔。但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他还没来得及换上将军服，所以在德国人的公报里仍旧称他上校。可是在我方军需文件上已列入将军一级了。

　　回信很快就来了。军需机关通知说，被俘将军的家属可以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但必须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叛徒。

　　因此，打算让皮金的妻子领取生活补助这个念头只好打消。现在也没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她。

　　“现在只能相信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结实的身体能经受住俘虏生活的折磨。况且，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至于他被俘后的表现，我本人对这一点并不怀疑，”谢尔皮林把自己认为应当对她说的主要一点作了补充。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她低声说，说得很随便，好象在谈一件谁也不会怀疑的最平常的事情。“但愿他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他在战前就得了糖尿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谢尔皮林说。他想，大概皮金不让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是那种一有病就哼哼的人。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皮金娜叹了口气说，“报上说我们的盟军正在轰炸德国，炸得可厉害啦！但愿他别挨到炸弹！可是轰炸时炸弹是乱扔的。我曾想通过红十字会去了解他的情况。我去见了叶卡杰琳娜·巴甫洛芙娜·彼什科娃。她是一位非常可爱、很有教养的女人。但她告诉我说，红十字会也毫无消息。据说，我们过去没有在一个公约上签字，所以现在无法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了解，而我们不能。”

　　这话使谢尔皮林大为震惊。是的，他当然知道，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过一个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了解俘虏的情况，甚至还可以给被俘军官寄送包裹。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和眼下这场战争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什么红十字会？这一次是和法西斯打仗，它还能有什么用？还谈得上什么协定、公约？”

　　简直不能想象，在我们和法西斯之间，红十字会协定还会起作用，还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去打听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目前在法西斯俘虏营里的情况——他死了，还是活着？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个想法，和在这三年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是多么地不协调，以致使人感到十分荒谬。

　　“可是彼什科娃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皮金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她本人对我非常关心。她的秘书对我也很照顾。他们红十字会里的人待人都很亲切……当然，我是带了我弟弟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她补充说。

　　“原来如此！”谢尔皮林想，“上帝的安排真是奥妙莫测！她的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陷身在法西斯俘虏营里，可她却拿着弟弟的介绍信去向红十字会乞助。她弟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在索洛夫基流放了十年，而现在当上了不知是主教，还是总主教。红十字会接待她特别亲切，就是因为她带着弟弟的介绍信。”

　　谢尔皮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形成的对教会的恶感，非常自然地使他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怀疑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是，奇怪的是，随着这个善良的胖女人的来访，生活突然又向他展示了另外一个侧面。一个他很不理解、然而却是现实存在的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世界属于另一些人们，属于对未来怀着与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理想，而且对过去大概也抱着另一种观点的人们。

　　他沉默不语，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控制住了。而皮金的妻子却把他的沉默看作是谈话的结束，认为自己该走了。

　　“您大概该去了。”她站起身来。

　　他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

　　“我们慢慢地顺着林荫道走到大门口，时间刚好。我们可以相信，下一次我们再见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能够和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欢聚一堂了。”

　　“只希望他的糖尿病别恶化！战前他曾经发过一次病，需要打针治疗……在那边怕是办不到了……”

　　“在那边还想打针！”谢尔皮林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

　　“您明天就要回前线？”当他们走到花园里的时候，她问。

　　他点了点头。

　　“假如您信教，我就要给您佩戴一个护身香囊。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上前线的时候，我要给他戴上，可他不要，”她说得很伤心，仿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后来才出了事。

　　谢尔皮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始终不说，多少受过点教育的人怎么会相信上帝。他知道有这种人，但总是不能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惰。可是和他并肩走着的这个女人和他恰恰相反，她不能想象的是，一个人怎么能不信上帝。

　　“她，跟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他忽然这样想。这时他记起了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埋葬的一个大尉的事情，这个从预备队补充进来的四十五岁的大尉在自己的炮兵阵地上英勇地牺牲于坦克之下。他被埋葬之后，有人来报告说，死者的所有证件连同一个贴身挂的十字架都交到人事处去了。他脖子上挂着这个十字架，不知是他从前隐瞒了信神的事呢，还是他在战争中信了神。可是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当时，谢尔皮林在得知从死者身上摘下了十字架之后，甚至对来报告的人发火了：“他死的时候身上有什么东西，葬的时候也该让他带着！”

　　他非常生气，仿佛人家对死者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儿。也许，这确实是一件不公正的事吧？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告诉我：您从哪儿得知我在这里？”

　　“我们那儿有一个教友说起了您的事儿。”

　　“大概是这儿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的哪一个卫生员或护士。”谢尔皮林心里想，但是没有问。

　　“剩下的教堂很少，”皮金娜继续说。“有多少人希望不单把阵亡战士写进死者名册，而且要为他举行单独的祭祷仪式，他们就象排队买东西一样一天天等待着。看到这种景象，真使人伤心得掉泪！”

　　“可不是嘛。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祭祷。”谢尔皮林说。

　　她和他在林荫道上走着，继续对他说，有多少人开始祈祷上帝，现在连从前线回来的军人有时也上教堂了，虽然这种情况还不多。她讲着这一切，似乎认为谢尔皮林对信教的人数增加这件事必定会寄予同情。

　　谢尔皮林完全不为她的感情所动。这个善良而糊涂的女人所说的话虽然幼稚无知，但却有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她跟他讲这番话，似乎他到前线去不是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是为了保卫她的东正教教会。而且他觉得，对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几乎就是一回事。

　　他们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望着谢尔皮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三十五岁以前是信教的，只是因为在红军里服役，所以不上教堂。到后来，他在财经夜校学习当会计，就不信教了。但是我们俩并没有因此而各走各的路……他现在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使我日夜不安。”

　　谢尔皮林望着她那变得苍老和可怜的睑孔，确定无疑地想：“她不只为此而日夜不安，而且还在天天做祷告，希望丈夫重新信仰上帝，靠神的力量在法西斯的地狱中得到拯救。就让她去祷告吧。何况，这样做的人同时还在捐献坦克。祷告未必有用，但武器却能救人。”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件心事；最好在发动进攻的时候能有一个机械化军。接着，他俯下身子，吻了吻这个善良女人的胖手。

　　“我和您一样相信，他会回来的。”

　　吻过后，他抬起头来，看见大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旁边站着巴兰诺娃。

　　“不要拿到配药间去，直接送手术室，交给外科护士长，”她对汽车里的一个人说。

　　后来，她看到了谢尔皮林，就走了过来。她的身材高高的，穿着一套合身的军便服，脚登一双合脚的铬鞣革高跟皮靴。

　　“我到莫斯科领麻醉药去了，要不是自己去，又可能落空。”

　　谢尔皮林给她们介绍了一下。巴兰诺娃简短地对皮金娜说，她从费多尔·费多罗维奇那里常听到对她丈夫的夸奖，接着行了个军礼，便朝诊疗大楼走去。

　　她走了二十来步，回过头来对谢尔皮林大声说：“医务会议别迟到了！”

　　她走远了。谢尔皮林送皮金娜到她乘来的“爱姆卡”汽车跟前，汽车正停在这儿等她。

　　“爱姆卡”汽车的驾驶盘后面坐着一个阔脸膛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胶布雨衣，戴一顶帆布制帽。

　　“大概，也是个教徒，”谢尔皮林淡淡一笑，给皮金娜打开了车门。“也许，她弟弟有自备的‘爱姆卡’汽车，眼下谁知道他们呢。”

　　汽车开动了，皮金娜还在车窗里向他挥手。然后，他回转身来就走——开会迟到的确不好。

　　巴兰诺娃站在前厅的衣架旁边。她正对着镜子整理头发。

　　在这段时间里，她本可以走到二楼了。看来，她是在这儿等他，想跟他说些什么。

　　她见他走进来之后，就从镜子前转过身来，很快地迎上去，走到他面前，拉住他的手，根本不往意站在衣帽间柜台后面看着他们的卫生员。

　　她拉着谢尔皮林的手，跟他站得那么近，几乎紧挨着他。他从上往下看，就看到她的一双朝上望着他的眼睛、微微泛起红晕的两腮、她的嘴唇和下巴。

　　“我非常希望，”她用清脆的嗓子对他说，他觉得她说得太响了，以致整个前厅都听得见。“希望他们让你出院，并且准许你明天就动身，希望你能如愿以偿。我非常希望能够这样……”

　　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仿佛还想以此表示，这是她的由衷之言。

　　“你走吧，我随后就来……”

第十三章

　　巴兰诺娃对整天穿军装感到腻烦了，不想马上穿它。她穿着线衫、线裤，赤脚穿一双软底便鞋，。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走着。每天早上，她总是穿着这身衣服在自己房间里做早操。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谢尔皮林刚从她这儿离开，他去收拾行装了，因为八点半他就要上前线，而她则要更早一些，在八点之前，到诊疗大楼去开碰头会。

　　谢尔皮林临走的时候，她拥抱他，跟他告别，然后看了看他身上穿的蓝色滑雪衣，大声笑着说：“我和你象是两个‘老运动员’！现在看着你这身打扮，我甚至想起了从前参加区女子篮球选拔赛的情景。”

　　不出所料，谢尔皮林回答说，他是真的老了，而她还年轻。

　　尽管他很有头脑，但总是摆脱不掉这个关于年老问题的愚蠢想法。他仍然不能相信，她和他在一起真的会感到幸福，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或者中年人和中年人在一起所感觉到的那种幸福——一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主要的是幸福。

　　“假如我和你在一起不感到幸福，我需要你干什么呢？你自己想想吧，”她在今天清晨对他这么说。

　　她说的是实话。虽然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东西，但是缺少这一点，主要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

　　“什么是主要的，什么不是主要的，你倒去分分看，”她既轻松又幸福地想。同时，由于她意识到自己在他的眼里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心里感到很高兴，仿佛在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前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相貌如何。其实，即使在一个月之前她也很清楚，但是直到现在，她才感到高兴。

　　“如果我们俩不是互相倾心的话，”她在今天早晨对他说，“你会把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向我倾诉吗？我自己也是这样，总是急于想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你，现在再也想不出什么来啦！我尽力回忆，但是怎么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以告诉你了。”

　　幸福使她变得爱笑起来，她想开玩笑，甚至想逗他，这几天来她有好几次发觉他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她总是脑子里一想到什么，马上就和盘托出，可是他呢，往往是事先考虑好了自己对某件事抱肯定还是否定态度，然后把事情讲出来。这就是说，他们两人在思考问题和讲话方面的习惯各不相同，彼此还得熟悉和适应。

　　只是在这一方面，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是属于不同类型、有着不同习惯的人，需要彼此熟悉和适应……

　　他要她嫁给他。她回答说，他过几天就要上前线，而且要在那儿待到战争结束，而她也将上前线，但是是到另一个地方去，既然如此，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无论对他或者对她来说，都没有必要。他不是一个新兵，她也不是一位小姐，非要在上战场之前办好结婚手续，以防万一。如果他俩在前线能够住在一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线，不管是怎样的家庭生活，总会被捞不到这种机会的人看作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如果领导同志在前线带着合法的妻子，人们的意见总会少些。

　　当时，他一声不响，什么也没回答她。

　　但在第二天晚上，他回答了。他说，他考虑了她的活，但不能同意她的意见。她应当明自，他是多么希望和她生活在一起，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可以这样做。相反，他认为，这在部队里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如果能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短期探亲假，这对军务的影响倒要小一些。

　　“理论上是这样，”她说。“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表示同意。

　　“你既然了解我，难道你就不相信，我在前线和你在一起生活，对你的工作不会有妨碍吗？”

　　“可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我自己。”

　　“这话怎么讲？”

　　他开始解释说：他要负责一个集团军，他的每一个错误或每一次疏忽，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安危和事业的成败。可是他和任何人一样，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他必须把这有限的精力用到战事上去，不能在前线考虑其他事情，包括她的安全问题在内……

　　“我的安全问题我自己会考虑的。不过，那也好，就这样吧！我不跟你去！”她打断他的话，用平静而忧伤的声调说。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仿佛她向他宣布了判决书似的。

　　“你干吗望着我？”由于他不理解她的意思，她生气了。“是我对你讲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吗？我不跟你到前线去，不跟你住在一块儿。等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一块儿住。现在，我到前线另一个集团军去，不去你那个集团军，我会给你写信的。有时会写得很长，你回信可以简短些，但是每次都要回信。”

　　他吻了吻她的手，问：“不过你为什么总不愿意……”

　　“因为现在就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未免太愚蠢了。好象我们彼此不相信似的。我们又不住在一起，这对我们有什么必要呢？”

　　说也奇怪，从他第一次留在她房间里，或者说，从她第一次把他留在自己房间里起，总共只过了四个白天和四个夜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归根到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事实，他们两个都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这四个夜晚中，他们在一起过了三夜，有一夜她在疗养院值班。第二天早晨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好象久别重逢一样。

　　是啊，离别是非常难受的，即使信写得很长，也终归是难受的。

　　在这几个白天和夜晚，不论是躺在被窝里，还是面对面坐在桌子旁，或者在通往餐厅或诊疗大楼的路上相遇，他们所谈到的一切，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或者只是片言只语，现在汇合成了一条互相表白心迹的长流：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两人都需要对方？

　　开始时，他们彼此把称呼都搞混了，因为他们两人都觉得用“你”称呼对方很别扭。想到这儿，她笑了起来。

　　“我和你现在的这种关系……”他第一次留在她房间里，早晨醒来时说。

　　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有点蠢，所以打断了他。

　　“怎么能讲‘现在’呢？我们的关系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也不会到现在结束。说来可笑，有时人们不一定要这样做。感谢上帝，我和您却这样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但是，这个‘现在’是什么意思？现在是这样，那以前怎么样呢？”

　　当时，他用“你”称呼她，而她对他却用了“您”。她笑了笑，回避了她自己毫无准备的谈话。仅仅在一分钟之前，她自己也想到：现在她希望能跟他一块儿上前线去。“现在”这个词儿虽然不是她，而是他讲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却道出了她的心声。

　　尽管他的话当时被她的嘲笑打断了，第二天他还是把话讲了出来：他提出要她嫁给他。

　　原来，他在讲“现在的这种关系”这句愚蠢的话时，想说的正是这个。

　　他们在这几天的交谈中所涉及的一切，总是离不开战争这个题目。

　　她了解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做过上千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不可能不了解战争。但是，她有一次说，他对士兵的生活大概要比她了解得多。

　　他先是点了点头，可接着象是自己不同意自己似地说：

　　“到八月份，我在军队里服役将满三十年了，怎么能不了解呢？了解是了解的。但是，要亲眼观察士兵在战争中的生活情况，这种机会现在比从前少了。一个集团军不比一个师或一个团。一个士兵在冲锋时可能会活下来，也可能会牺牲，或受了伤被抬到你的手术台上，然而在他冲锋之前，我能看到他多少时候呢？不过一两分钟，而且还是在观察所的望远镜或潜望镜里看到的。我看见：他们坐在堑壕里，一看到信号就爬出来，跑着、跌倒、消失在炮火的硝烟中。每次战斗之前，我们出去侦察地形，趴在地上沿着前沿阵地爬行；挑选突破口的位置，这时候，我当然能够比别的时候更经常地看到他们，接近他们。能够跟这个士兵聊聊，跟那个士兵谈谈，再跟第三个讲上几句……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留下来，待一会儿，和他们在一起坐坐。谁是真正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对地形或敌情的看法，谁仅仅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士兵们看得很清楚。可是，在现代战争中，当战斗白热化的时候，集团军司令很少有机会和士兵们直接接触。在混乱的时候，在受到包围的时候，如同我们以前经历过的那样，那当然是另一回事。那当儿，你自己有时也会处于一个士兵或下级指挥员的地位．可是现在，正象大家所说，战争己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当时她感到“轨道”这个词听起来很怪，甚至很不人道，仿佛战争是一种什么事业似的，它可以走上轨道，也可以越出轨道。但是，他对她经常谈起的熟悉士兵生活这个问题的回答，使她又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他越来越强烈的爱情。他考虑问题比她原先想象的更为深刻。

　　“你可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一次新的攻势之前，当你的第二梯队里补充了一个新的师，而每一个士兵都已经懂得这个师为什么补充进来，只是还不知道开始进攻的日期的时候，土兵们最想听到的是什么？你认为，他们把什么看成是你对他们的关怀？他们希望从你那儿听到些什么？他们希望听到，在这次进攻中我们已经准备好许多大炮，有重炮，有自行火炮，还有火箭炮！并且还有大批坦克开来！而当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又有强击机队的空中支援！最主要的是强击机队。士兵们最相信强击机队。你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背后有些什么东西在支持他们，因为在进攻之前，这些东西的多寡，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能亲耳听到一辆辆坦克在夜间轰鸣，或者亲眼看到一门门重炮安放在树林中隐蔽的阵地上，这比听到你的话更重要。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决的辩证关系：按照规定，为了保密起见，不应当让士兵们看到和听到这一切，然而，为了提高他们的士气，恰恰相反，却应当这样做。”他停了一下又说：“用一把削笔刀做不了大手术……然而我在报上读到，有时却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也是这样：没有武器，我们怎么能作战呢？然而有时也不得不……”

　　还是两星期之前的事，有一次，她突然到他那儿去，看到他正在看书。桌子上还放着一大堆别的书籍，书中夹着书签。

　　“你书是不是看得太多了，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她当时问。

　　“看得太多了？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他摘下眼镜，朝她看了看。“看书看得太少的人我倒见过。可是看得太多……我不懂您的意思。大概我没有考虑周到。”

　　“我具体指的是现在，在疗养院里，您是不是看得太多了。”

　　“如果具体指的是现在，我真是在狼吞虎咽。许多书过去都没看，因为事情太多，没有时间看。”

　　“您在看什么书呢？”她问。“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什么？作为一个军人，而又处在象我这样的地位，几乎一切都需要。从气象学一直到心理学。如果问我什么东西不需要，这倒比较容易回答。当然，要什么知识都掌握，这只是理想。而在实际上……”他把一本灰色封面已经破损的书放在她面前。“比如，现在我正在看一个叫西考尔斯基①的人所写的书。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是飞机建造师吗？”

　　“不，是一个将军。在俄波战争中和我们打过仗，以后在伦敦的第一届波兰流亡政府中当上了主席。后来，我们收编波兰部队，他就到我们这儿来谈判。最后，他在直布罗陀上空被打死了。谣传是英国人把他打死的，因为他过多地迎合了我们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她心里觉得，这种卑鄙的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何况是在我们和英国人联合对德作战的年代里。但是她没有作声。既然他这样讲，也许他了解得更清楚。

　　“一九三四年，那时他已经退伍，写了一本书，叫做《未来的战争》。就是这本。大凡将军，到退伍之后都喜欢写书。也许我们这些人退伍之后，也会这样干的，”他笑了笑说。“书写得不坏，甚至挺有见解的。十年前他就在书里预言说，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因为增加了新的因素；布尔什维主义和它的对立面——法西斯主义。因此在这种战争中，民族间的冲突必将具有社会政治性质，这一点我们三年多来都已亲眼目睹……他还写到许多别的问题，”他翻了一页，把书合上了。“直接谈到了同我们的专业有关的问题：机动的恢复、进攻的速度、机械化部队的作战行动……他还写到，对波兰来说，如果接近德国，那不仅是一个政治错误，而且无异于自杀。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过去的人们对我们亲眼目睹的这场战争是怎么设想的，这挺有意思…·你们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图书馆很好，简好太好了。真没想到，这里会收藏着这么好的书！”

　　①弗拉迪斯拉夫·西考尔斯基（1881—1043），波兰资产阶级政治家、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考尔斯基参加组织“波兰军团”，站在奥匈帝国和德国方面与俄国作战。1922—1928年任波兰政府总理。1939一1948年间领导设在伦敦的由波兰资产队级和地主组成的波兰国外流亡政府。——译者

　　以后，她好几次回忆起那一张堆满书籍的桌子，他就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好似一个饿极了的人，不管是否吃得下，一下于叫了很多菜。从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好家书看得很多，自从遇见他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她把这个想法跟他讲了，他笑了笑说：“没关系，你比我年轻十岁。还能超过我的。到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俩一块儿看书，我看一本，你就看两本；我看两本，你就看三本。”

　　“战争结束以后你想做什么呢？”她问。

　　“想做什么？我要服役到必须退伍的年龄为止。战争结束之后，想必会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总会考虑到的。不管你会不会感到委屈，反正没有理由把老年人留在部队里。”

　　“不过，你自已在战争结束之后到底想做什么呢？”

　　“有一次，我们集团军的前任司令巴久克指责我说：你这个人呀，一个人有两种性格，既有指挥员的气质，又有参谋人员的特性。他说得还接近事实，虽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参谋人员的特性要求我战后能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战术研究教研组仟教，可是指挥员的气质却又使我想到，最好能让我去指挥一个军区。喔，对啦，巴久克和他的妻子到哪儿去了？你们医生什么都知道——该知道的你们知道，不该知道的，你们也知道。”

　　“这我倒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他前天被召到莫斯科去，回来之后，就出院走了。”

　　“一定是得到了新的任命。真有意思，不知现在派他到哪儿去了？……”

　　今天天亮前，他们醒来之后，她忽然对他说：“我认识你们的集团军卫生部主任。”

　　“涅菲杜夫将军？”

　　“现在是将军，从前是病理解剖学教授。他在我们学校给三年级讲课。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觉得他年纪不轻了。”

　　“他的年纪的确不轻了，和我同岁，”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这跟你不相干，”她笑了起来，接着问道：“要是我们有了孩子，那会怎么样？你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想到过。”

　　“你应该想到。我完全有能力生孩子，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还是不要。我想还是不要好。太晚了。”

　　他不作声。

　　她在半明不暗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睑，觉得他在听到自己还可能有一个儿子或女儿时，感到挺可笑。

　　“这的确可笑，”她想。但她想到的不是她们两人，她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她想到这一点就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他问。

　　“中年人应当少谈热烈的爱情，虽然有时想谈。旁人看到我们这样，一定会觉得可笑。”

　　“谁要看我们？”

　　“可能谁都不要。”她继续逗他说。“可是你不能禁止别人。总会有人看见的。人家又不是瞎子。我在这儿的生活情况都在人家眼里。我的女邻居昨天早上就直截了当问我：‘你跟他怎么啦？你是当真跟他好吗？’”

　　“你是怎么回答她的？”

　　“我说：‘当然！’我为什么要回避事实呢？可是，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发生了这种事总觉得非常可笑。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种事用不着隐瞒，但我也不想告诉任何人。”

　　“所以我也没细谈。只是回答她说：‘是的’。至于该怎么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那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我至今还没考虑好。”

　　“你不用考虑了。你就写，我向你求婚，而你回答说，等战争结束后再作决定。别的什么也别写了。”

　　“我不能这样写。如果要写，就得把事情写明自。如果要讲，也得讲明白。不过，这件事该怎么办？怎么才能鼓起勇气来呢？”

　　的确，怎么才能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儿子呢？他们两人，一个在前线，另一个也即将上前线，而你在这儿，儿子不在身边，却感到幸福……怎么能够这样写呢？虽然事实如此，而且这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什么……

　　“不，不对。这种想法恰恰不对。他们会失去什么的！至少你将不仅仅想念他们，也不仅仅为他们的生命担忧。你的心只有一颗，但已经不只挂念两个人，而是在挂念三个人了。因此，必须鼓起勇气才能给他们写信。”

　　“要我来给你整理行装吗？”她问。“你们的行装总是你们的妻子或者副官和传令兵给整理的，你们自己一般都不会整理。”

　　“我不在此例。我自己会整理。等你来的时候，我一定都准备好了。最好能在动身之前坐上十分钟。”

　　房间里只留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把窗户敞开，一阵寒风吹了进来。于是她想到他将乘车上前线的事儿。他已经好久没乘吉普车了，这一次车子颠簸，会不会使他感到难受——毕竟有五百公里路，而且还得绕道行驶……

　　她站在敞开的窗户旁穿衣服。他们两人之间交往的情景，断断续续地掠过她的脑海。

　　一定要请求他，别把那两本书还给图书馆：一本是他给她看过的西考尔斯基写的书，还有一本他曾对她谈到过，是描写梁赞和弗拉基米尔之间的麦谢拉森林的书，他就是在这地方出生和长大的……还有，在开碰头会的时候，该吩咐护士给他准备好路上用的药品……

　　她还在扣军便服纽扣的时候，隔壁的女邻居就已经来敲门了，她们每天早晨总是一块儿上诊疗大楼的。

　　“可以进来吗？”

　　“进来。”

　　女邻居爱克司光科医生罗扎丽雅·巴甫洛芙娜走了进来。她是一个瘦小的女人，戴着眼镜，一头染过的灰白头发。她现在不知为什么留着长发，过去头发剪短，倒比现在好看些。

　　虽然罗扎丽雅·巴甫洛芙娜年纪已经不轻了，但大家并不用父名称呼她，而只叫她的小名罗卓奇卡。她很注意自己的外表，经常修指甲，做体操，现在甚至还留长头发．但是，这都无济于事，人家看到她，还是会感到她好象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她的身材并不匀称，特别是穿上军装之后，更加显得难看。

　　“怎么样？”罗卓成卡问。

　　“你静一会儿不行吗？”

　　“你干吗这么冲人哪？”

　　“我不是冲你。我不爱说话。走吧，要不就迟到了。”

　　她把女邻居轻轻地推了一下，让她走在前面。

　　在林荫道上，她们碰到了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卫生员。她迎面走来，跟她们打招呼，脸上的表情仿佛她也已经知道了什么似的。也许，这不过是巴兰诺娃的感觉罢了——做贼心虚嘛！

　　看到了女卫生员，她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个女卫生员和其他所有的女卫生员一样，都叫她青年医生，而管罗卓奇卡叫老医生，虽然罗卓奇卡并不比她大多少，总共只大七岁。

　　“你笑什么？”罗卓奇卡问。

　　“没什么，”她这么回答，但心里却在想：“再过七年，我也要四十七岁，和现在罗卓奇卡一样年纪了。那时，我也要变成老医生了……不，我不会……可是，整个说来，七年以后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呢？难道现在能够设想，谁在七年之后会怎么样吗？”

　　于是，她又一次不安地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

第十四章

　　谢尔皮林把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代他从莫斯科定购来的一包书放在衬衣和皮背心上面，啪的一声关上箱子，看了看手表。东西整理得太快了，他甚至觉得遗憾。现在是七点四十分。到八点半，才能上路。而巴兰诺娃最早也要在他动身之前十分钟才能来。她不可能早来。虽说是碰头会，其实，开会的时间也不会短。

　　他检查了一遍房间，看有没有忘掉什么。他看到窗台上有一瓶喝了三分之一的白兰地，就把瓶塞子揿紧，重新打开箱子，把酒瓶放了进去。

　　白兰地是他昨晚喝的，由于什马柯夫突然来访，他才破戒喝了点酒。原来，什马柯夫到疗养院来治疗已经有好几天了，就住在附近的房间里。但直到昨天晚上他才得知谢尔皮林也在这儿，于是，便在打熄灯铃之前不久，撑着拐杖走来了。

　　两个人喝着白兰地，在一起坐了一个半钟头，回忆着四一年什马柯夫被派到团里来当政委时的情景。

　　什马柯夫受伤之后回到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研组任教。他从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现在仍然是这样。只是他失去了一条腿，名副其实的一条腿，截肢一直截到大腿。残肢经常折磨着他，痛得他寝食不宁。已经动过一次手术，看来，还得动第二次。

　　什马柯夫凭记忆引用美国公布的关于德国军事潜力的材料——开始是多少，现在还剩多少。材料表明，不管美国和英国怎

　　么轰炸，德国的许多种军用品的生产水平仍未下阵，有一些甚至还上升了。但这是垂死挣扎。潜力已经挖到顶了。

　　听在这些分析，谢尔皮林怀着敬意想起四一年夏天他们还在突围时他的政委讲过；德国人野心勃勃，妄想一口吞下一头大象。他从这一点看出，德国人由于缺乏潜力，害怕战争持久进行下去。

　　时至今日，得出这样的结论算不得怎么高明，然而在四一年而势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却必须有敏锐的头脑，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而不光是伤心痛哭。

　　而且，这些话不是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喝白兰地的时候讲的，而是在森林里啃着最后一块用水泡软的黑面包干的时候讲的。那时他们隐蔽在一条大路旁边，德国坦克轰隆轰隆地在路上驶过，通宵不断。

　　“是吩，这是个真正的政委！”谢尔皮林望着什马柯夫想。什马柯夫坐在他的对面，拐杖靠桌子放着。“我那时候能有这样的政委，真是幸运！”

　　“我现在驻扎的地段，几乎就是开始和你并肩战斗的地方。”

　　“战争拖长了，德国人失算啦，”什马柯夫说。

　　“也不能说，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把一切都估计到了。”

　　“是的，”什马柯夫表示同意。“但有一点补充：他们在选定发动战争的那一天，认为自己是作好了准备的。而我们是被迫的，我们没有估计到战争会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我们以为这将要在四二年、甚至四三年才开始……”

　　“糟就糟在这里！”

　　“但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我说的是德国人失算的问题。这一点越是往后，就越是明显。”

　　“一般说来，他们的计算能力是不错的，”谢尔皮林说。

　　“不过，也许那些计算得比较切合实际的人当时没有讲话的机会吧？”他朝什马柯夫看了看，往酒杯里斟满了白兰地。“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我们来干一杯。”

　　关于德国人对战争的计算方法的高谈阔论突然使他感到讨厌，因为大地上还有另外一笔帐，那就是祖国土地上亲人的坟墓数字。战争目前还在祖国的国土上进行。只有在南线占领了几个罗马尼亚县城，其他战线仍旧在祖国的国土上。今年秋天必须大大跨出一步，把战场推到国外去。

　　什马柯夫记起，谢尔皮林在莫吉廖夫和他进行的第一次坦率的谈话中曾对他说：“唉呀，谢尔波·尼古拉耶维奇，我的同一个教门的弟兄，和我共同挑着团的担子的患难兄弟……”想到这儿，他笑了起来。

　　“我当时还以为你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呢。谁知你却是医士出身！”

　　他重又沉浸在回忆中。但是谢尔皮林对此不感兴趣，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他怕什马柯夫会突然谈起巴兰诺夫来。现在他不想谈这件事情。

　　熄灯铃响过后，他才把什马柯夫送走，所以到巴兰诺娃那里已经迟了一会儿。他对她说，一个同事把他耽搁了。

　　她并未见怪，只是抬起头来望着他，好象在等他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他没有再说什么，为此他们在早晨发生了第一次龃龉。原来，她对他有一种使他感到不习惯的要求。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什马柯夫到你那儿去过了？”她问。“首先，要想瞒我是愚蠢的，我们这儿反正什么都会知道。但是，要是我不知道，那就更糟。什马柯夫来访，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们两个大概在一起谈论和回忆了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

　　“关于你的事，我们既没谈论，也没回忆。”

　　她伤心地叹了口气说：“难道我只是想知道这一点吗？我也不认为你会和他谈起我的事，相反，当我知道他坐在你那儿的时候，我就确信，象你这种人是不会和他谈起我的事来的。”

　　“的确是这样。我确实不想和他谈起你的事，甚至故意把话题引开了。”

　　“瞧！你怎么还是不明白，这一切对我是多么重要？”

　　“你指的是什么？”

　　“指一切。为什么你不想和他谈起我的事？你和他谈了些什么？回忆了哪些事？为什么你见了他之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补色异样，满脸愁容，好象刚送丧回来似的？你在竭力摆脱这种情绪，但一下子摆脱不掉，我看出来了……对于你的这些情况我怎么能不了解呢？关于衣着、饮食方面的问题，我不会来过问。也许这不好，但我不会这样做！然而你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脸色跟往常不一样……这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自己想想！我们俩应当相K了解，要么了解彼此的一切，要么什么都不了解。假如彼此什么都不了解，那彼此也就根本不需要了，至少是我不需要。”

　　他赔了个笑脸，支吾了过去：“我有错，今后改正。”

　　他感到高兴，因为她笑了，后来她就没有再谈起这件事。

　　是啊，老习惯不是一下子能够打破的。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原来以为，在他的一生中，有多少事情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会说，然而在这几天里他却突然说了出来。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知道自己对一个女人什么事会讲，什么事不会讲。

　　他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从今天早晨的这番谈话甲，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她需要知道你的一切，你自己知道多少，她也要知道多少。他对于这种亲密的程度感到不习惯，感到困惑：今后他们将怎么办呢？

　　他平常不愿意把现在的生活与过去他和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共同度过的日于作比较。但是现在他想到了这一点。在那已成为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双方都是真诚的、和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不可能不这样。但是，这种真诚和今天她对他要求的那种真诚却是不同的。从前，他的真诚表现在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但考虑问题，作出决定，却习惯于独自一人来做。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总是“先斩后奏”。至于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怎么决定的，他却从来也不讲。如果两人发生什么分歧，他们常常是彼此缄默。

　　而现在，她不仅需要了解他的行为，而且还要求他披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个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她希望和他共同思考问题，共同决定问题。可是，怎么能共同决定问题呢？生活可确实没教会他这种习惯啊！

　　他力图保持原来的习惯，而这个女人却想动摇它。他想到，他不曾和她商量就自己一个人作出了决定：他们不能一起上前线！可是，后来他又想：不，这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决定！当他在考虑怎么决定以及在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他始终感觉到，她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使他能够作出这个决定。

　　不可能想象她以后会责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决定？”即使她要说什么，那也只会说；“我们当时不该这么决定。”象她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说别的话。

　　他想到了她的两个儿子。她在给他们的信中会怎么说起他呢？这两个和他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是上尉，一个是炮兵学校学员——收到她的信之后，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将会对母亲采取什么态度呢？他知道，这种事情在部队里会比在其他地方引起更深的感触。于是，他感到自己对不起她的两个儿子。

　　一切M仿佛都很正常：他们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干他们该干的事情。他们的父亲，不管他是好是坏，已在三年前去世了，而母亲在经历过前线的艰辛之后又将重返前线。如果说，她到了四十岁的年纪还希望得到女人的幸福，那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什么错。但是，对她的两个儿子，他总怀着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他每想到这个和他相恋的女人就会想到他们。

　　她的大儿子己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小儿子在军校的速成班受训，也赶得上打仗。说不定，他们中间的一个，甚至两个，一去不能复返，那将会给他们母亲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使她原来的生活一无所存。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不同意现在就和他结婚？她想等两个儿子凯旋归来之后再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但是，她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是不是因为这种话她说不出口？

　　可是，如果他们一块儿上前线，她为什么就同意结婚？这是因为她想和他在一起。现在，她不仅仅为两个儿子担心了。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她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一次也没有和她谈过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们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是他没有想过。在战争中，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意外。似现在已经不是四一年，也不是四二年了，可以说，集团军司令没有被打死的危险了。

　　“不该为我担心，应当为孩子们担心。”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门开着，门口站着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谢尔皮林用诧异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看了看下表：八点整。

　　“怎么，我的命令没转达给你吗？为什么又来了？”

　　“我送老大爷来了。”

　　“他在哪儿？”

　　“在吉普车里坐着呢。请他来吗？”

　　“我亲自去接。他什么时候到的？来的什么车？”

　　“乘从梁赞来的火车，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到的，下车以后直接到安娜·彼得罗芙娜住的地方去了。我们不想打扰您，而且他路上也累了。”

　　“你们把他安排在哪儿过夜？”

　　“让他睡在房间里的床上。”

　　“嗯，他打扰了你俩离别前最后一夜的好梦。”谢尔皮林一面想，一面戴上制帽。

　　吉普车就停在大楼拐角处。

　　父亲还没有下车，他坐在前座，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向司机打听什么事。

　　谢尔皮林走近汽车，听到了片言只语：“那么，比方说，如果妻子死了，军饷证该交给谁呢？”

　　“你好！”谢尔皮林走到吉普车跟前，他父亲坐着的那一边，说。

　　父亲好象没听见，并未转过身来，只是把手掌贴近耳朵。等了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从吉普车上走下来见儿子。

　　谢尔皮林扶着父亲下了车。然后，他脱下制帽，和父亲亲吻了三次。他闻到了马合烟味。他对这一点特别敏感，因为他在不久前才戒了烟。

　　父亲的老花眼睛里噙着泪水，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我们总算见面啦！”这是他用谢尔皮林感到陌生的颤抖的声音讲出的第一句话。但是他马上又用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声音补充说：

　　“当上将军啦，费奇卡①！我听说了，在报上也看到了，但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得慢慢儿习惯。”

　　①“费奇卡”是谢尔皮林的小名。——译合

　　他叫谢尔皮林“费奇卡”，这不是因为他叫惯了，而是故意当着儿子的司机和副官——将军的这些随从的面这样叫，以此表示：对你们来说，他是一位将军，可对我来说，他仍旧是费奇卡。

　　谢尔皮林依稀记起了母亲的慈容以及她对父亲的那种百依百顺的样子。那时候，父亲身上有着某种力量，使得母亲一心一意地跟了他。

　　即使到现在，父亲虽然显出了老态，但他年轻时那种粗暴而又威严的作风，依稀犹在。

　　“我们进屋吧。”谢尔皮林挽着父亲的手，低头朝他膘了一眼。父亲的头微微抖动着，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的炮兵制帽，上面有一条黑色帽圈，但没有红星。他身上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士兵棉袄，由于上了年纪，从前曾经是宽阔的肩膀现在变得狭窄了，所以棉袄象一只麻袋似的挂在身上，这使谢尔皮林觉得他好象比从前矮了一些。也许他从前本来就是这样的。

　　“将军同志，”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拦住了谢尔皮林。“现在还有什么命令？”

　　“命令！”谢尔皮林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略微转过头来，考虑该怎么办。

　　推迟动身的日期已经来不及了。已经通知了集团军，而且经下令从晚上十时起在集团军后勤部队驻地的边界上打信号灯接

　　应。看样子，恐怕那里不仅仅有信号灯，而且还有鲍依科或者扎哈罗夫来迎接他。

　　“命令照旧。但有一点修改：动身时间稍微推迟一些。”

　　谢尔皮林望了望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心里想：“你毕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没让司机一个人把我父亲送来，你出于对他和我的尊敬，牺牲了自己民宝贵的最后一个小时。”

　　他微微一笑，想起了自己的青行年时代，知道这一个小时的含义，于是决定把这一个小时偿还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你回去帮安尼雅准备早饭，然后打发吉普车来接我们。”

　　“她早饭已经准备好啦。”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老实报告说。

　　“执行命令，”谢尔皮林说完后，挽着父亲的手往屋里走去。

　　“其实，我们干脆还是和他一块儿去吧？”父亲问。

　　但谢尔皮林知道，巴兰诺娃马上就要到他这儿来了，父亲终归会看见她的，因此直率地对父亲说：

　　“还有人来和我告别哩。等我告了别，车子开了回来，我们再走。”

　　他们进屋之后，父亲先不忙着坐下，而是仔细观察房间。谢尔皮林发觉了这一点，于是也开始象父亲那样重新打量起自己的房间来了。

　　房间很宽敞，住一个人显得太大了。陈设的家具都很漂亮，椅子、沙发都套着白色帆布罩。

　　谢尔皮林以为，父亲这样仔细观察房间之后，一定会说些什么。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也不想说。他把炮兵制帽挂在门边的镀镍挂钩上，然后在桌边坐了下来。

　　“把棉袄脱了吧？”

　　“不用，暖和一些骨头不会痛。在火车里着凉了：一会儿这扇窗开了，一会儿那扇窗开了。我得当心身体！”

　　“你为什么不乘吉普车来呢？我是特地派车子来接你的。”

　　“为什么派人来接我呀！你应该亲自来一趟，我们欢迎你来．你晚上派车子来，一早就要动身，我这么一把年纪受不了。”

　　“我是想来，但是医生不会放我来的。”

　　“你是医生不让来，我是潘卡不让走，”父亲说。他这是胆大妄为，背着彼拉盖娜·斯杰潘诺芙娜这样叫她。和他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叫她的小名，是想用以表明他并不怎么怕她，“在临动身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还有，你的司机正好当着她的面在屋子前让车子陷在烂泥里，差一点翻了车。她看了就为我担心，要我坐火车走，还有……”

　　父亲还想讲些什么，说明他为什么不马上来。但他改变了主意，没说出口。“多谢你弄到了通行证。莫斯科我们很久没来了，还是在三○年来过一次。”他讲的是自己，但却用了“我们”。“通行证不能搞两张吗？”

　　“这个我没有想到，”谢尔皮林说。

　　实际上他是想到的，但他不希望父亲带了后母一起来。

　　“这么说，你知道我身体还不错，不用老太婆照顾，一个人也来得了，”父亲带着自负的口气说。“潘卡说我成了个干瘪老头儿了，可我还挺结实呐！她倒是老了，已经不如从前啦，这儿痛那儿　的，”他说话的口气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怜惜她呢，还是在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尽管她比他年轻，但体弱多病的首先是她，而不是他。

　　谢尔皮林看着父亲，心里想，父亲在这八年中间（其中三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并不象他所意料的那样老多少。父亲的脸色给人一种结实和健康的感觉，两顿的皮肉并不松弛，还带着老人特有的古铜色的红晕，只是眼圈四周布满皱纹，但两只眼睛仍和从前一样，是细小的、浅蓝色的、敏锐的，不减当年的神采。

　　父亲的嗓子也象从前一样，是他熟悉的高亢的男高音，不象一般老年人那样带点儿嘶哑。

　　“你还唱歌吗？”谢尔皮林问。他记得父亲在青年时代以及在进入中年之后，酒后常常用他那粗犷、激越的男高音唱各种各样的歌曲——有古老的村歌，有赞美诗，还有俏皮的士兵歌曲。他常常突然从这一首歌转到另一首歌，以此为莫大的乐趣。

　　“现在还唱歌呢，”父亲说。

　　谢尔皮林暗暗责怪自己，心里想：“真是！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但是，父亲的话却另有涵义。

　　“现在，别说酒精，就连变性酒精药房里也很难弄到。给病人看一整天病，只给你这么一小瓶！”

　　他用两只手指比划着瓶子的大小。

　　“无论你多么需要，也没有留给自己的份儿了——干事得凭良心哪。伏特加又喝不起。想自己酿点酒吧，又用啥米酿？一张干嗓子还唱什么歌！”

　　可是，他出其不意地用高亢有力的嗓子准确无误地唱了起来：

　　祈求万能主，拯救尔黎民，

　　万物皆主造，愿主赐怜悯。

　　克敌得胜利，全仗主指引……

　　他刚开了个头，马上就中断了：“等你们赢得了胜利，我就唱给你们听，在哪儿唱都行——在教堂唱诗班里或者大会上唱都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赢得胜利哪？”父亲忽然压低声音问，好象在打听什么秘密，而且谢尔皮林似乎也应该秘密地回答他。

　　“敌人精疲力竭日，是我高奏凯歌时，”谢尔皮林用从小记得的赞美诗里的一句话来回答。

　　“最好能在明年开春之前，”父亲说。“否则，又只能靠母牛和娘儿们来耕地啦。”

　　谢尔皮林想起父亲说过干嗓子唱不出歌的话，于是打开箱子，把那瓶喝过的白兰地取了出来。

　　“我们是不是喝点酒？”

　　“有下酒的菜吗？”父亲问。

　　“没有。到那边去才有。”

　　“那就到那边去喝吧．”

　　谢尔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里，又在桌边坐下。

　　“我们家里的生活情况，你问过副官了吗？”父亲问。

　　“他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给我讲了。”

　　“他能听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顿饭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饭就走啦。你该象我一样，也去听听，咱们家里那些娘儿们哭得可厉害哪……”

　　于是父亲开始讲述，三个女婿的阵亡通知书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一张接一张地送到他们家里来的。

　　第一次接到的并不是阵亡通知书，而是小女儿写来的一封信。她嫁给一个铁路职工，从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被打死了。她带了几个孩子逃难，在路上从塔尔诺波耳给家里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可是，看样子她没能逃出来，因为从此以后一直就没有再来过信。

　　“塔尔诺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经解放了。”

　　“我在报上看到过，”父亲说，“可是信还是没有。也许是给赶到德国去了。报上说赶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继续讲下去，语调平静，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连想也懒得想了。

　　嫁给合作社职员的大女儿接到了一份通知书，说她那个做准尉的丈夫失踪了。通知书是战地邮局寄来的，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却没有写明。

　　“是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可是俄罗斯大得很哪，”父亲忽然悲痛难忍地说。“通知书正好是在基督受难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们就流着眼泪，天天盼着，也许，他还能找回来。我们那条街上，是有过这样一个人的。”

　　嫁给小学校长的第二个女儿，是在去年九月里收到阵亡通知书的。通知书里写得很详细：一级政治指导员是在什么地方阵亡、如何牺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里。他就被安葬在离科马里契车站十公里的尤里耶夫卡村。

　　谢尔皮林听到这里就想，如果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十公里，那正是他的集团军原先的防区。那么，他的妹夫过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团军里服役。但是，现在去问尤里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还是北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提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用处呢？

　　他没有问这件事，而是问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过。

　　“看来你对我们的生活情况很不了解，”父亲说。“现在怎么能去呢！”

　　谢尔皮林没作声。不，对于生活情况，他了解得并不差。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扫墓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葬在什么地方，而且那里还画了一张地形图给他寄来，这张图放在他的文件夹里已经一年多了。可是他没有到墓地去看过，因为分不开身。但是，妇女们有时会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就这样问了一句。

　　“小女儿音信全无，大女儿天天在我们身边唉声叹气，二女儿住在离我们家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但也经常来哭哭啼啼……”父亲挥了一下手，继续说：“彼拉盖娅为三个女儿大哭大叫。幸好，她空闲的时间并不多。年轻的时候，她上教堂去只是为了讨几只红蛋，和娘今们闲聊一阵。现在她可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啦。”

　　父亲始终没有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痛苦。他用忧郁的语调来嘲笑女人的眼泪，却把自己的痛苦隐藏了起来。在他这种嘲笑别人而忘却自己痛苦的态度中，包含着一种骄傲和力量。尽管父子俩过去彼此疏远，但在此时此刻这种骄傲和力量却突然使谢尔皮林的心跟父亲贴近了。

　　不管过去他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但现在对他来说，父亲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整个俄罗斯，人们吃尽千辛万苦，过去和现在都终日操劳，耐心地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们，一心指望他们早晚结束这一场该死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你自己怎么样？”谢尔皮林问。“阿纳托利对我说，你在战争爆发之后又开始工作了。”

　　“不是在战争爆发之后马上就工作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考虑：已经七十五岁了，年纪不饶人哪。可是到了冬人，男人人得一个也不剩了，我才打定主意去给人家治病……”

　　“工作很辛苦吧？

　　“嘿，难道整天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就会轻松些吗？至于工作嘛——人们空着肚子，病自然也会少一些。只有外伤或皮肤病……别的病很少。生疖子的倒不少，都是身体虚弱引起的，”他回忆说。

　　“如果生这种病，那只有黄油和面包才能治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治呢？即使是兽医给饿坏的母牛看病，他手里也得有草料，否则怎么能把它治好呢？我虽然老了，但工作还能对付过去。我还能治病。疖子啦，脓疮啦，都能给开刀，手不会发抖。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拔牙……你要拔吗？”

　　谢尔皮林笑了笑。父亲在他笑的时候看见他的门牙上装着钢制的齿桥，就问：“在哪儿装的？”

　　“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地方装的。”

　　“现在这种齿桥即使到梁赞去也未必能装得到！牙医师说，他们没有这种材料，一点也没有……”

　　“几个外孙长得好吗？”

　　“大的一个不常见，和他娘一起在国营农场做工。快入伍了，已经十七岁啦。几个小的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去年土豆收成很好，除留种外，还有两麻袋。还有一只母山羊，挤的奶足够冲茶吃。我不骗你，我们的生活比许多人家都好。而且，今年学校里也在尽力而为，不管是什么汤吧，但总能给孩子们每人喝上一盆。苏维埃政府对下一代总要比对行将就木的人关心。”

　　谢尔皮林一时没有听懂，但后来领会了：“他大概是抱怨退休金少。”

　　于是他问：“你的退休金有多少？”

　　父亲冷笑一声说：“如果算现金，数目挺大，维持生活足够了。可是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算，那就只能买两只多一点面包。等战争结束以后，你的退休金大概总会比我的多。”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先得活到那一天。”

　　“战争快结束了，你会活到那一天的，”父亲说。“你们将军现在可真多啊！报上登的任何一个通报都会提到十来个将军。这些将军协助另一些将军……谁能想到你也会当上将军呢。军衔以前被认为是沙皇时代的遗物。你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军衔的……中间有过波折。”

　　“对，是有过波折，”谢尔皮林说。

　　“去年我从报上看到你当上了将军，还得到了勋章之后，一连两个星期，我把这份报纸给每个到我家来的左邻右舍看。我还带了报纸去过区执行委员会。没费任何口舌他们就批给我修屋顶用的铅皮。为什么突然把你抓了起来又突然把你放了出来？”父亲问。

　　谢尔皮林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中，使他感到奇怪的并不是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而是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地方很远吗？”父亲问。

　　“差点儿能看到美洲。”

　　“真是一件花钱的事儿，”父亲说：“光旅费国家得花多少钱。而且还得送回来……”

　　令人不解的是，他真的想到国家白花了钱呢，还是他惯于说挖苦话。

　　“你已经当上将军了，你告诉我，”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亲眼见过斯大林同志吗？”

　　“见过。”

　　“他长得怎么样？和画像上的一样吗？还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因为生过天化，脸上有麻斑。”

　　“有一点儿。”

　　“但他是个聪明人，可以说，比谁都聪明……”父亲说这句话的口气，好象斯大林比谁都聪明这—看法同他从前对斯大林的想法是互相矛盾似的。“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可你为什么要问呢？据我看，这是不可言喻的事。”

　　说这话的当儿，有人敲了敲门。谢尔皮林已经猜到这是巴兰诺娃，所以一面站起身来去迎她，一面喊：“请进来。”

　　巴兰诺娃把门敞开，正想说话，看到一个背向她坐着的老头儿，就打住了。她猜想这是谢尔皮林的父亲，本来说他不来了，但现在还是来了。

　　她立即随机应变，说了完全不是她本来想说的话：

　　“将军同志，我把路上用的药品给您送来了。我本来想直接放到到吉普车里去，但不知为什么车子不在那儿……”

　　父亲迅速转过身来，好奇地望着她。但谢尔皮林好象父亲并没有在场一样，对她说：“多谢你送来药品。但我还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他拉着巴兰诺娃的手对父亲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他们走出屋子，在林荫道尽头的拐角处停了下来。林荫道很长，一直通向远处黄色的主楼。

　　“是你父亲？”她问。

　　他点了点头。

　　“我可猜着了。为什么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怕花掉时间。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回去以后我再告诉他。他反正要问的。”

　　“那自然。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谢尔皮林听她说话的语气，感到她不喜欢父亲。接着她又问：“现在你什么时候走呢？”

　　“等车子回来就走。”

　　“他来了，你不晚点走？”

　　“现在已经不能再晚了？”

　　“给你药盒。”

　　她一直把药盒挟在腋下，现在交给了他．于是，他的手里拿着药盒，而她的手却空出来了。她拥抱住他，问道：“你现在离开了我，可怎么过日子呢？刚才我只想到自己，现在忽然想到你了。”

　　谢尔皮林的眼梢瞟见有人在不远处走过。她也觉察到他看见有人走过。

　　“没关系，”她说。“正象我儿子有一次在信里所说的那样：派得再远不会超过前线，做得再小不会低于排长。最多让人家说几句闲话、或者写信告诉别人，有一个女医生和一个好人搞上了关系。可我乐于承认：不错，是搞上了关系，你愿意承认吗？”

　　但她止住了他，不让他回答。

　　“你别说！我这是瞎说。我只是不能想象，离开你日子将怎么过。我现在真想大哭一场。据说，这也是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方式。要说的话我们都说过了，我现在没什么话要说的了。”

　　她的视线突然从他的脸上移开，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接着，她从手上解下一只男式大手表，递给他说：“给你带在身边。”

　　他曾听她说过，这只手表是她父亲留给她的纪念品，她已经戴了多年，一直表不离手，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不能谢绝。他默默地接过手表，把它戴在手上，同时，把自己的表从手上解下来，拎着皮表带，犹豫不决地递给她。她笑了笑，闭了闭眼睛，表示她正希望他这样做，而且他应当这样做。然后她接过手表，把它放进白色工作服的口袋里。

　　“再见啦，亲爱的……还要跟你说些什么呢？”

　　她一连吻了他几下。

　　“现在我该去查病房了。你进屋去吧。”

　　“为什么？”

　　他不想进屋。相反，他希望她沿着这条长长的林荫道向主楼走去，这样他还能久久地目送她。

　　“你走吧。这一次又不是你送我，是我送你呀。走吧。”

　　于是，她再一次使劲地吻了他一下，离开他的怀抱，用严厉的口气重复了一遍：“走吧。”

　　他感到她心里非常难受，就回身走了。他走进房间，没朝父亲望一眼，就走到窗前，注视着她远去的背影，但心里却感到内疚，因为她不许他这样做，而他还是背着她这样做了。

　　她顺着林荫道走着，已经走得很远了。她在制服外面穿着一件浆过的白色工作服，她经常笑着说，这是她的大礼服。

　　林荫道很长，所以他目送了她很久。

　　最后他朝父亲转过身来。

　　“这是谁？”父亲问。

　　“给我看病的女医生。”

　　“就是她不让你回家看我的吗？”

　　“正是，”谢尔皮林说。“等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和她结婚。”

　　“她同意了？”

　　“同意了。”

　　“那自然。”

　　父亲说这句话时隐约流露出嘲讽的口吻：“她当然会同意，你是一位将军，她怎么会不同意呢？”

　　“长得很漂亮，”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是，很遗憾，你差不多是个老头儿了，对你来说，她不是太年轻了吗？”

　　“没关系，”谢尔皮林充满自信地说，这种自信是她给他的，他因而感激她。

　　“那自然，”父亲用和刚才不同的另一种语调重复了一遍。现在，他大概不是在想儿子的事，而是在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了：“要是结了婚，那将来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

　　谢尔皮林感觉到了父亲的这种顾虑——这是父亲同一个爱钱如命的女人长期共同生活的结果，于是他想起了该给父亲的两笔钱：一笔是自己给父亲留下的，另一笔是昨天皮金娜拿来的。他打开军用背包，掏出两只信封放在父亲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钱。家里的人都分一点，给谁多少，你自己瞧着办吧。不要把安东尼娜和她的儿子忘了。”他特别提到不和父亲住在一块儿的妹妹，以防万一。“一共八千卢布。”

　　父亲接过信封，犹豫了一下，心里在想：要不要数一数呢？但他终于没数，解开棉袄，花了很长时间，把钱分藏在棉袄里面左右两边的口袋里。

　　“谢谢。放心好了，我会给外孙的。我和彼拉盖娅没有这些钱也过得去。我和她不需要很多钱。”

　　“还说什么需要不需要……”谢尔皮林想起在吉普车旁边听到的父亲的片言只语。“那么比方说，如果妻子死了，军饷证该交给谁呢？……”

　　“现在我可以到旧货市场去买一点小礼物了，”父亲说。“彼拉盖娅送我的时候对我说：最好是弄一些布来……”

　　“我哪来的布啊？”一刹那间谢尔皮林感到很生气。“有一块皮靴料子给你，还有一块大衣料子，拿去给外孙们做过冬衣服。东西都在安尼雅那儿。你去向她要。我已经跟她讲过了。”

　　“她什么也没跟我讲，”父亲既担心又生气地说。

　　于是谢尔皮林又想到，这是他和彼拉盖娅·斯杰潘诺芙娜长期共同生活所受到的影响。

　　“他年轻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不是这样的人。跟一个坏女人长期共同生活会把一个人弄成什么样子……不过，为什么说她是坏女人呢？对我来说，是坏女人，但对他来说或许还是个好女人呢。”

　　“她不会藏起来的—一她不是这种人。”谢尔皮林说的是安尼雅，但心里却仍在想着后母。“她一定是忘记告诉你了。”

　　“怎么会忘记呢？”

　　谢尔皮林没回答。他想起安尼雅的女邻居昨天夜里值班。安尼雅说过，女邻居现在出去的时候总要锁门……那就是说，他们把父亲安置在床上，让小女儿睡在沙发上，他们自己只能在厨房里过了这最后一夜。

　　“这一些他是根本想不到的，”他这样想着父亲。“可是倒说，她把那块皮靴料子给忘了……”

　　“听说他们登记结婚了，是吗？”父亲问。

　　“是的。”

　　“这么说，他们已经登记结婚了……”

　　父亲的话里又流露出一种顾虑，顾虑什么，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大概还没有考虑好：这件事对他和他家里的人有利还是不利。从一方面来说，既然登记了，那就是说，她已经是泼出去的水了，现在该让上尉去关心她的生活了。可是另一方面……谁知道另一方面又怎么样。

　　谢尔皮林听见窗外吉普车转了个弯开来了。

　　“车子来接我们啦，”他对父亲说。

　　他着了看巴兰诺娃送来的一纸盒药品，把它顺着桌面推给父亲，说道：“拿去给乡邻们治病吧。你不是讲药品不够吗，这里大概有不少药。”

　　“将军同志……”司机已经站在门口了。

　　“拿着箱子，我们走吧！”

第十五章

　　吉普车和尾随它的“道奇”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华沙公路上已经连续颠簸了八个多小时了。

　　马洛亚罗斯拉维茨、麦迪恩、尤赫诺夫早已驶过了，到克里切夫还有将近两百公里的路程。过了克里切夫，拐一个弯，就是去集团军的公路。

　　已经是六月初了，可是还感到有点冷，天色阴沉，但没下雨，所以还能按照预定计划以平均每小时四十公里的车速行驶。公路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破坏，尽管养路工尽了一切努力进行过整修，但是即使要保持这样的车速也得费很大的力气。

　　现在是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代替司机在开车，司机正坐在后座打盹。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竭力想做到既不降低车速，又能平稳地行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车子驶过被破坏的地段时仍旧象一只山羊似地蹦跳起来，把一小时前睡着的谢尔皮林忽上忽下剧烈地颠簸着。这一直使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担心：可别把司令头上那顶崭新的将军制帽给震落了。这项制帽是昨天他在莫斯科的军人商店里给谢尔皮林买来的。

　　“他的身体到底不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朝那在睡梦中还紧紧抓住挡风玻璃支架的谢尔皮林膘了一眼，心里想。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想起了前天的事情。那时，还不知道是否会让谢尔皮林出院，但奥尔加·伊万诺芙娜医生乘谢尔皮林不在的当儿就已经严肃地叮嘱他说，给将军开车得小心点儿。她说，将军在上次车祸中受伤之后，乘吉普车长途颠簸是很不相宜的。

　　“无论如何不能一口气开过罗斯拉夫耳。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您就扯个谎，推说车子坏了！”

　　“她大概以为，他对待我们也象对待她一样。”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心里想。“他现在已经从莫斯科脱身了，脑子里除了想尽早到达自己的集团军之外，旁的事情都已置于脑后，在这种时候你倒去给他扯个谎试试！他早已下了命令：无论如何今天必须赶到。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因为车子要加油，他才准许停了五分钟。连喝茶吃点心都不让停车，要大家轮流吃，不让驾驶盘后面的位子空着。吉普车上是这样，后面‘道奇’汽车上也是这样……”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又看了看仍然睡着的谢尔皮林，想起了今天早上他们在安尼雅家里吃早饭和告别的情景。

　　谢尔皮林来到家里，一进房门就亲热地吻了吻安尼雅和他，以示祝贺。接着谢尔皮林把孙女儿抱起来，在她的头上吻了几下，使人感到他舍不得和她分别。

　　但是，他把孙女儿放下之后，立即说：“我们吃饭、告别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十点钟上路！”

　　后来，他虽然没有催促，也不再提醒，但是一切仍照他的时刻表进行。

　　吃早饭的时候，他坐在父亲旁边，但是彼此并不说话，似乎他们之间已经把该讲的话都讲完了。他只跟孙女儿和安尼雅说话。他还不让安尼雅把脏盘子收拾到厨房里去，说：“坐着，过一会儿再收拾吧。”

　　安尼雅对他说：“你们在前线别为我们担心，你们是军人，没有我们，操心的事情也够多的了。”听到这句话后，他突然问道：“今年你缝了多少军便服？”

　　安尼雅回答说，她没有统计过。

　　这时，他伸出长长的手臂，隔着桌子抚着她的头说：“你自己没统计，我们会统计的。你以为只有肩上有肩章的人才算军人吗？不。凡是肩负着战争重担的人全都是军人。”听他说话的语气，好象他感到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似的。这使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可是，将军的父亲却一直默默地坐着。他象昨天一样打量着房间，看屋里有些什么东西。也许这是因为儿子只顾跟安尼雅谈话，他干坐着感到无聊。后来他说：“我在你们这儿住三天就回去。”接着就开始打听到萨尔蒂科夫卡车站的莫斯科大旧货市场去该怎么走。他在梁赞听人家说起过这个旧货市场。原来，去年冬天他家里宰了一头猪，他把剩下的猪油带来了。他想把猪油卖掉，然后买些布回去。

　　“你带来也罢，要卖要买也罢！可是为什么当着将军的面说这些话呢7”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不满地想。“等他去前线以后再讲也来得及嘛。你反正要留下来，安尼雅会告诉你，到萨尔蒂科夫卡车站该怎么走……”

　　对于将军的父亲，他在见面之前就没有好感。为了去接他，他有两天一夜的时间不得不离开安尼雅。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已经屈指可数了。现在，在战争结束之前，谁也不会补还给他们的。

　　起先，他不让自己的不快流露出来。到了土马，他得知老人的三个女儿都成了寡妇，三个外孙成了孤儿之后，他甚至为自己的不快感到惭愧。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老人突然变卦不愿乘车同行了，这时，这种不满情绪又涌上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心头。

　　既然他不想立刻乘车子来，那就是说，他并不急于跟儿子见面。既然这样，本来就不必专门派车子去接他，只要把通行证寄给他就行了。

　　昨天夜里老头儿却来了，这也真使人扫兴。虽然他和安尼雅都未动声色，一直陪着他谈家常，还准备了水让他洗澡，等着他洗好澡，然后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床上……总之，出于对他的尊敬，一切该做的都做了。

　　可是他俩当然为自己感到惋惜。最后几小时就这样完了。加上今天一清早就什么宰猪呀，买布呀，唠叨个不停。

　　将军一声不吭。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感到，他对此也感到不高兴。有一瞬间他甚至为将军竟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遗憾。

　　早饭比预定的时间结束得早。

　　将军站起身来对孙女儿说：“我们到院子里看汽车去。”

　　“我已经看见过了，”孙女儿说。

　　但是将军解释说：“我另外还有一辆大的，你没见过。”

　　说完后，他便扶起父亲，拉他一块走：“我们一起去，让他们在分别前谈几句。”

　　“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去，”安尼雅不好意思地说，但将军阻止了她。

　　“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在那儿聊聊。你们慢慢儿谈吧，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在十点一刻走。天不下雨，时间可以在路上补回来。”

　　于是，他把父亲和孙女儿一起带到街上，把这最后十五分钟时间留给了叶弗斯吉格提耶夫和安尼雅。他俩原先对此已不抱希望了。大概是他事先就这样考虑好的。

　　“是呀，不管怎样，至少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想到谢尔皮林，同时又想起了安尼雅的一双哭肿的眼睛和她离别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或许还会把你留在身边……”

　　刚想到这里，前面到了铁路过道口，他在拦木前刹住车，回过头看看谢尔皮林。

　　谢尔皮林已经不在睡觉了，他在刚才刹车的时候被惊醒了，现在正望着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当他们的视线接触之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又想起自己不止一次对安尼雅说过的话：“他不会把我留在身边的。”

　　在这一点上，既不能说他心肠好，也不能说他心肠狠，他怎么决定就怎么做。所以，看来应当主动要求到团部或营部去，而且你越是早一些提出要求，他越会器重你……

　　“怎么样，亲戚，”谢尔皮林微笑着问，“我睡着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自己的事，想怎么打报告，司令同志。”

　　“假如是想打报告的事，那你已经不是在为自己，而是在为我着想了。处理这种事情，在报告上签一个‘同意’终究要比自己下命令容易得多。谢谢你。我睡着的时候走了多少路？”

　　“到柳季诺沃去的岔道口已经过了。马上向右拐，就是通向斯帕斯一迭缅斯克的岔道口。到罗斯拉夫耳还有九十五公里。这里是叶尔希车站。”

　　一个穿着铁路员工的黑色大衣的老太婆移开了拦木。

　　“暂时和预定的计划差不多，”谢尔皮林说。“天阴沉沉的，要是有太阳的话，四周景色会显得更有生气。”

　　他又望了望天空。过了过道口之后，他立即转过头去，不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话了。

　　现在，在这条去前线的路上，他似乎感觉到，他的一种生活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而另一种还未结束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他早先过的那种生活，不久之前被他在莫斯科所经历的一切打断了，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前面：这是从现在起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将要过的唯一的一种生活。

　　华沙公路勾起了他许多亲切的回忆。今天，在驶抵尤赫诺夫前后的一段路上，处处都使他回忆起四一年冬天和四二年所发生的事情。

　　驶过波多尔斯克——这是为他的师缝制伪装服的地方——

　　驶过克烈斯特——在德国人进攻莫斯科的最后几天里，他在这儿接管了一个师……

　　驶过沃斯克列先斯克车站——这是他在发动攻势后的第三天攻克的地方，至今仍然是一片废墟……

　　驶过尤赫诺夫——他也参加了攻克该城的战斗。过了尤赫诺夫，向左拐弯就是通往区中心城市格拉奇的公路。他的师曾经按照他的计划，深入敌后进行迁回战，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就占领了格拉奇。但是，他占领得迟了一些，又没有执行原来的命令，因此被撤去师长的职务，虽然撤他职的人也明知他是对的。

　　要是在现在，他就不会被撤职了。相反，也许还会因他的巧妙的战术而通令嘉奖呢。可是，当时他却被撤了职。

　　在通向格拉奇的岔道口，他甚至想停下来看看，但是他并没这样做。从四二年冬天至今，又过去许多时间了……

　　谢尔皮林听到司机在后座动了一下，迷迷糊糊地咳了一声。他没有回过头去就问：“古特科夫，睡足了吗？”

　　他命令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代替司机开车，为的是好让司机休息一下，准备开最后一段最难走的路程。

　　“睡足了，司令同志。”古特科夫说，他竭力忍住，不让自己打呵欠。“让我换上尉吗？”

　　“暂时不必。过了罗斯拉夫耳再换。歇着吧。要是想抽烟，就来这会儿有空的时候抽。”

　　“是，将军同志！”古特科夫高兴地回答。

　　他很了解，当你在替谢尔皮林开车的时候，不管连续开上几个小时，不用说抽烟，就连开口说话都不行。司机在开车时，将军除了发出往哪儿开，向哪儿拐弯的想示外，不跟他讲一句话。

　　“我还没有机会问您呢，”谢尔皮林说，“在莫斯科过得怎样啊？和亲人见面了吗？”

　　古特科夫的一个姐姐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米手希。

　　“见了四次面，司令同志。还住过两夜。谈了谈战时的情况。”

　　“他们生活过得怎样？”

　　“在现在这种时候，算是过得不错了，司令同志。姐姐和姐夫都在工作，姐夫在米季希工厂，姐姐在车站，有两张职工配给证。姐夫在工厂吃午饭。他说，去年冬天，厂里伙食不坏，现在稍微差了些．他们靠副业得到的东西，没到夏天就吃完了。

　　”

　　“怎么是两口子？没有孩子吗？”

　　“怎么没有？有的。不过他们已不靠父母生活，他们都在服役，享受一级供应标准。”

　　“他们在哪儿？”

　　“女儿是铁道兵，当调度员，儿子在高射炮部队。”

　　“在高射炮部队，真幸运，干这一行活下来的希望大得多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但他马上住了口，因为他想到谢尔皮林不允许开车时分散注意力。

　　“那么你姐姐和姐夫凭配给证能买到些什么呢？够吃吗？”

　　“怎么说呢，司令同志。两张职工配给证能买两份面包，一共一千二百克。面包是够了。可是别的东西就不能说了。要是配给证上写明的东西都能如数买到的话，那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常用别的东西代替：有时用蛋粉代替肉，有时用土豆代替麦米，或者用糖果代替食糖。一块方精捣碎后，早晚吃两顿茶也够了。可是，如果给你糖果，一颗糖你能分几次吃吗？还有，什么时候去买，怎么买？姐夫在厂里生产，姐姐在车站工作，姐夫的配给证规定在一个食品店里买东西，姐姐的配给证又规定在另一个食品店里买。这儿要排队，那儿也得排队……还有，你接到通知以后，如果不马上去买，那就危险了——即使你凭通知去买，有时也会没有货色！这样，凭证也就没用了……”

　　古特科夫说到这里蓦地打住了，他大概觉得自己扯得太远了，而且尽说些丧气话，所以用振奋的语气补充说：“不过大家还过得去，谁也不叫苦。而且大家都认为，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过是过得去的，”谢尔皮林想，“而且很少叫苦。对这种人真该脱帽致敬。你处在将军的地位，在前线即使常常整天吃不上饭，那也只是因为忙得没有时间想到吃饭。你根本不必考虑用什么东西去塞饱肚子。这当然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你肩负着重任，无暇去为这种事操心。但是，当你一想起人们在后方过着那样的生活时，心里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忽然，古特科夫在他背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想到什么笑话了吗？”

　　“正是这样，司令同志。我想到姐夫跟我讲起寄包裹的事了。他有一个姐姐住在坦波夫，姐夫已经死了，她靠职工配给证过活。他给姐姐晒了些黑面包干，积了两个月了，可是怎么寄给她呢？寄包裹得有寄物券。可是寄物券只有军人才有，而且一般是不肯随便送人的。于是，他们夫妻俩先把黑面包干晒好，然后再花一个月时间搜集酒瓶。每十只空酒瓶可到店里去换半公升伏特加。他们积满十只瓶，换了半公升酒，就用这酒向一个铁路卫兵换了一张寄物券，这才把黑面包干寄走了。看，这是多么麻烦的事，真叫人哭笑不得！”

　　听完古特科夫讲到寄黑面包干的事，谢尔皮林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已死去的母亲，感觉到她好象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大后方，和他爷俩不住在一起……假如她还活着，现在该有七十一岁了。记得他在童年时，母亲有时给他爷儿俩做一只叫“巴乌尔一塔拉克”的鞑靼菜—一填塞着切细的羊肝、葱末和鸡蛋的熏香肠。她做好后，不知为什么自己不吃，而是喜欢坐在一边看着他爷儿俩吃……

　　“罗斯拉夫耳到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报告。

　　在谢尔皮林的记忆中，罗斯拉夫耳是一个可爱的绿色小城。战争爆发后的第九天，他们的军用列车就停在这里的车站上，那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从这儿到莫吉廖夫已经很近了……

　　车子顺着一条破损不堪的鹅卵石马路驶上一个山岗。罗斯拉夫耳的一条大街已经认不出来了。原来矗立在路边的两座旧教堂已被炸毁——一座中了炮弹，墙上都是窟窿；另一座被炸弹命中墙基，钟楼倒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

　　街道两旁的木头房子全都烧毁了。石头房子没有完全倒塌，还留下一些断垣残壁，其中有些不住人，有些住着人，墙上的窟窿用从废墟上拣来的碎砖草草地堵塞起来。

　　只有树木幸存了下来，但也比从前少，因为有的已被锯下来劈成木柴烧掉了。

　　谢尔皮林本想在罗斯拉夫耳停下来活动一下身子，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出了城再休息吧，那儿的景象总会使人愉快些。

　　刚开出罗斯拉夫耳，他们就看到前面有一列拖着一二二毫米大炮的”斯蒂倍克”汽车队。到前面的铁路过道口有七公里路，他们开足马力想超过这个车队，但还是没能超到它的前面去。

　　‘斯蒂倍克”汽车是新的，大炮也是新的。看样子，这是一个突破炮兵师在开赴前线，这个师或者是新编的，或者是领到了新的物质装备。

　　这些汽车和大炮在罗斯拉夫耳的火车站上卸下来之后，便自行开往前线。

　　谢尔皮林看了一下手表。炮队行驶的时刻是预先计划好的，为的是不让德国人的飞机侦察到。看来，炮队是昨天夜里卸车的，第二天白天分散待命，到傍晚才往前开，以便在天黑时进入靠近前线的地带，然后乘黑夜开进驻地，到天亮时就全部隐没在树林里，连一点踪影也看不见了！

　　前面到了过道口。此时，正有一长列满载着伪装好的“Ｔ－34”型坦克的货车徐徐通过，也向克里切夫前线驶去。谢尔皮林的吉普车在带领炮队前进的一辆吉普车旁边停了下来。从那辆吉普车里走下来的三个炮兵军官——两个中校和一个少校，站在拦木旁边。

　　他们看到来的是一位将军．老远就举手敬礼，但没有走过来。

　　他也没叫他们过来。尽管他很想问问他们是什么人，到哪儿去，归谁指挥，但他忍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向他回答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不能回答。而且实际上也没啥可问的。既然他们是在罗斯拉夫耳下了火车，现在正开赴克里切夫，那就是说他们将归他所属的那个方面军指挥。至于他们究竟要开到哪一个地点，对一个过路的将军来说，即使他是集团军司令，也不应当去问。最近以来，在我们的部队里都能很好地遵守这个制度。

　　他在车子里坐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下了车，舒展一下身子，不过他没朝炮兵军官站的地方，而是向另一头走去。由于长途乘车，头有点儿疼，但他自己感到比预计的要好些，所以心里很高兴：治疗确实有效果，没浪费时间。

　　他很想知道，在克里切夫那边的岔道口迎接他的将是谁，又会告诉他哪些消息。他心里希望是扎哈罗夫。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集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在战场上共同生活的日子再长，也总是合不来。这种情况是经常能听到的。但他和扎哈罗夫用不到相互适应，就自然而然地相处得很好。

　　谢尔皮林回到吉普车旁边的时候，古特科夫和叶弗斯古格涅耶夫已经互换了位置，古特科夫坐在驾驶盘后面，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坐在后座。

　　这时候，在拦木那边，最后几节载着坦克的车皮紧压着路基上的枕木，隆隆响着，顺着铁轨驶了过去。

　　过了过道口，大约只开了三公里快车，又只能象乌龟一样爬行了，为了要赶过另一个“斯蒂倍克”牵引的炮兵团，就得时常靠边行驶。这个团的物质装备已经多次受过战火的洗礼。汽车的车身、大炮的炮架和护板都弹痕累累，凹陷不平。

　　越过这个团以后，又畅行无阻地行驶了大约十五公里，只是在迎面有车辆驶来的时候才减慢车速。但是到了傍晚又碰上了由履带式汽车牵引的二Ｏ夫妇三毫米重榴弹炮队。这些炮差不多把整个路面都占据了。古特科夫费了好大的劲才在黑暗中一辆接一辆地越过这个炮队。

　　“一切都井井有条，”谢尔皮林又在想。“让榴弹炮队先走，中间保持一定的间隔，使道路不致堵塞。”

　　他在超越炮队时的那股高兴劲儿，比他在路上因受阻而引起的烦闷，要强烈得多。因为他看到：有一支这么强的兵力正在开往他们的方面军，这可是非同寻常的事啊！

　　古特科夫终干越过了整个炮队，把车子开上了开阔的路面。他摘下船形帽，擦了擦汗水。这最后十公平路可够他受的——一在超车的时候，他必须让车子左面的轮子紧靠着公路的边沿走，只要差一点点就会翻进水沟里去。

　　“开得大胆！”谢尔皮林心里感到满意，终于决定不更换司机。

　　在到达克里切夫之前，还得在夜里绕过什么人的“摊子”，绕过他的后勤部队。从这么多的汽油加油车来看，这是一个坦克部队。

　　“摊子”这个词儿并不是军事术语，多半是普通生活用语，从前在军人的日常用语中并没有这个词，可是在战争中却不知不觉地用惯了。起先用这个词儿是为了保密，避免说出哪一个团、哪一个师、哪一个集团军的番号，而是叫某某人的“摊子”……于是所有的人都“摊子摊子”地叫开了……后来，这个词就慢慢地成了最恰当的不可缺少的军事用语了。因为它能说明事物的本质。

　　事实上正是这样。不管你是一个多么大的首长，对你自己在战场上掌管的一切，还能用什么别的词儿来称呼呢？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以及人们在战场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人们用来战斗的武器、乘坐的车辆、挖土的铁锹，还有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扎伤口的材料，全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全都是你“摊子”内的东西。从弹药到军大衣口袋里的急救包，这一切全都在内。

　　如果在这个“摊子”中缺少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东西不足的话，你就是一个蹩脚的当家人。

　　过克里切大后又开了一公里多路，就看到右边的拐角上有一盏信号灯在闪烁。这盏信号灯大概已经亮过不止一次了；他们至少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这就是我的‘摊子’了。”谢尔皮林想。借着调度员手中信号灯的亮光，他看见扎哈罗夫从吉普车里走了出来。到底是扎哈罗夫来接他了。

　　“参谋长下午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扎哈罗夫说。他记得谢尔皮林的锁骨折断了，所以拥抱他时很小心。

　　“作战处处长挺忙。而我们这些当军事委员的，正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总有空闲的时间，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别糟踏自己啦！”谢尔皮林说，“你哪来空闲时间！”

　　扎哈罗夫在灯光下显得满脸倦容。

　　“够受的吧？”

　　“说实话，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最近一个星期，”扎哈罗夫一面说，一面朝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中校点了一下突。“我带普罗库廷一起来了，以防万一。如果你想了解以往这十八个小时内的情况，他可以在路上向你报告。”

　　“到家里看着地图再谈吧，我可以再忍耐一下。”谢尔皮林说着，和普罗库廷打了个招呼。

　　他环视四周，看看还没跟谁打招呼，接着就问起自己的副司令：“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没来吗？”

　　“他想来，可我把他劝住了，差一点要对他下命令啦，”扎哈罗夫说。“他在生病。”

　　“伤口又裂开了？”谢尔皮林不安地问。

　　“不是，老头儿喉咙发炎了。照他的脾气，明天准得起床。咱们走吧？”

　　“走吧！”

　　“怎么坐呢？”

　　“随你的便。”

　　“那我坐在你后边。”

　　“会不会把你从后座上抛出去？这条路，我可还记得……”

　　“你好久没走这条路了。我们这条路现在比华沙公路还要好。我们修过啦。”

　　“军事委员同志，允许我转到您的车上去坐吗？”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问。

　　“去吧。在莫斯科的时候，你大概记挂着前线吧？没什么，现在我们又会在一起了。”

　　叶弗斯季格涅耶夫没有回答，他一声不响，因为他知道现在他不会再和他们在一起了。

　　扎哈罗夫和谢尔皮林坐上吉普车，开头几分钟大家没开口，久别重逢，不知从何谈起。他们前面的一辆车子里坐着作战处副处长普罗库廷。

　　“路确实不坏，”谢尔皮林说。

　　“再过七公里，就是去我们集团军的公路了。这里还是方面军的公路。我们那儿的路也不见得比这儿的差……我们的鲍依科到方面军司令部去见参谋长了。明天一清早我和你就得去见方面军新任司令。咱们一块儿去。”

　　扎哈罗夫忽然笑了笑。谢尔皮林不懂他为什么笑。他感到惊奇的是任命了新的方面军司令。

　　“任命谁啦？”

　　“难道你不知道？在莫斯科没人跟你说起过？”

　　“我不知道。”

　　“巴久克上将。昨天到的，接管了方面军。”

　　“那他呢？……”谢尔皮林想问原来的方面军司令调到哪儿去了。

　　“暂时还不知道。只知道明天我们得向新任司令巴久克上将报到。世界上什么巧事都有！”

　　“怪不得他突然离开疗养院，不知去向了。”谢尔皮林想。“这么说，巴久克……”

第十六章

　　新任方面军司令巴久克上将接管方面军以后，还未见过谢尔皮林的面，现在正等待着他的到来。

　　将和谢尔皮林一起来的，还有集团军军事委员扎哈罗夫．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巴久克还未见过他。当时，巴久克被召到莫斯科去，就和他分手了。巴久克被召去的时候，领导上没有向他说明原因。后来，过了一些时候，巴久克曾经打听过，那时扎哈罗夫是否了解一些内情，还是真的一无所知。他认为扎哈罗夫是一个心地坦率的人，但想检验一下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谢尔皮林有这样一位军事委员可真幸运！巴久克想，同时他想起了方面军军委第一委员李沃夫。刚才他还给李沃夫打过电话。

　　李沃夫的副官回答说，李沃夫同志早上六点就寝，现在还没醒。要是换了别人，总该问问：要不要叫醒他？可这个副官却只讲了一句“还没醒”就完了！看来，他认为，即使是司令打来电话，也不应该叫醒李沃夫。巴久克没有听到副官问这个惯常要问的问题，所以他自己说：“别叫醒他。等他起身后，向他报告，说我给他打过电话。”说罢，放下了听筒。

　　他实际上并不打算叫醒李沃夫。相反，他料到早上九点钟李沃夫正在睡觉，所以他要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在这个时间来。不过，他觉得给李沃夫挂个电话还是有必要的，这样，以后他便可以推托说：“集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应召来见，本想和您一块儿接见他们，但是不愿打扰您睡觉。”和李沃夫这个人相处，可得步步留神。战前，他本人同李沃夫有过接触，从别人嘴里听到的事则更多。这一次来赴任时，他就下了决心：这是初次指挥一个方面军，可不能让李沃夫一开始就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不从一开始就加以防范，你就会垮台。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也不能让李沃夫抓到把柄，说你不尊重他，等等。李沃夫可不是扎哈罗夫。和扎哈罗夫研究问题，你可以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即使彼此有些话说过了头，最后还是能把意见统一起来，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不管你怎么不好，扎哈罗夫不会在你背后打小报告。可人家说，这一位打小报告可勤啦。他怎么会不写呢？你没见他什么时候才躺下睡觉吗？他愿意的话可以写一个通宵！

　　前任司令为什么被解职？对这个问题，巴久克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这儿都没有问起过。他认为问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既然任命你当司令，那你的事情就是接下这个摊子，投入战斗。至于前任司令为什么被解职，那让被解职的人自己去考虑吧。在你自己被解职的时候，你曾经为这个问题伤过脑筋。现在可用不到你去考虑啦。

　　尽管他有这样的看法，但他的脑子总摆脱不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对脑子可没法下命令。前任被解职，并非由于他在作战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明摆着的事。他提出的作战计划，未经重大改动，就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批准，现在仍旧被认为是正确的。来到这里之后，巴久克感觉到，和他一块儿来的总参谋部代表不仅并不希望他对计划作什么修改，而且还委婉地暗示，方面军新任司令最好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不，他的前任被解职并不是因为在作战问题上犯了错误。至于说他是由于健康的原因而被解职的，那么，在办理移交手续时，他又不象是有病的样子。他介绍情况时不慌不忙，不动声色。他走的时候，神态自若，十分沉着。

　　对于他的这种自制力，巴久克感到钦佩，要是换了他自己，恐怕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既然是因病离职，那就躺医院，一走了事！至于这儿的情况，就让健康的人给来人介绍吧！

　　象前任这样的情况，过去根本没碰到过。这里面如果没有李沃夫插手的话，那事情简直就不可思议了。

　　尽管巴久克的脑海里翻来复去地想着他的前任和李沃夫的事情，但这到底不是他要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他对于自己得到新的任命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心情压倒了其他的一切。因为这一次任命的原因只有一个：斯大林同志肯定了他在南方作战的功绩，改变了过去对他的不公正的态度。所以，巴久克在担任方面军司令这个新的职务的头两个昼夜里，主要是考虑方面军的未来，因为今后他将对此负主要责任。

　　从他现在已有所了解的作战计划来看，他的方面军在整个战役范围内只担负助攻的任务，所以分配下来的兵力比友邻部队要单薄一些。尽管如此，过去他只指挥过集团军，他的经验也只适用于集团军，现在可是整整一个方面军啊！不管你在战场上积累了多少经验，也不管你从前自以为有能力指挥一个方面军，一旦真的当了方面军司令，你就觉得不可能在一天内把什么都学会！你的手现在伸得更长了，怎样能使它们运用自如，你还得学习！况且，未来的作战计划又是在你到任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即使别人的脑袋不比你差吧，但是要透彻地掌握别人的思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家暗示，现在再修改计划已经晚了！但是总想作一些修改。

　　前天听了参谋长和各兵种首长的汇报之后，巴久克有一点感到怀疑：为什么突破地段选定在右翼，而不是在左翼？从右翼到第聂伯河必须强渡三条河，而从左翼突破，至少可以少渡一条河。因为去年冬天我们已经渡过了那条河，而且在对岸占领了登陆场。

　　他刚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立刻异口同声地对他说，计划不用作任何修改，虽然按计划要多渡一条河，但我方的河岸高于对岸，对方地形我们了如指掌，有利于我军炮兵压倒敌人的防御炮火。一句话，他们已经选中了这个突破地段，比这儿更好的突破口没有了，也不可能有了！而且，总参谋部的代表也提醒说，这个计划已经批准了。巴人克自己也知道，现在想要对计划作任何原则性的修改，都必须重新提到最高统帅部去研究。

　　昨天早上，巴入克把接见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的时间推迟了一昼夜，自己驱车到左翼集团军去，想亲眼观察一下他感兴趣的这个登陆场。如果这个登陆场的确于我方不利，就不去考虑它了！如果是大家的想法错了，那就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要求作必要的修改，现在还为时未晚。

　　巴久克希望自己来到前线之后能够对未来的作战计划提出修正，使它更臻完善。然而，当他昨天渡到对岸的登陆场看过地形之后，他认为不必再与人家争论了——可以封锁登陆场的制高点完全控制在敌人手中，地形于我方不利。

　　通过昨天亲自观察，消除了疑点，巴久克为此感到高兴。这对谢尔皮林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他可以多出一昼夜的时间来熟悉情况。这样，通过今天和巴久克的谈话他就可以作出最后的决定了，因为按计划规定，突破口就在他的集团军地区内。

　　不过，昨天李沃夫使人大为扫兴。二十三点正，巴久克紧接着参谋长之后，在一份送呈总参谋部的战况综合报告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派人把这份报告送给李沃夫去签字。送报告到李沃夫那儿去的军官回来之后，一声不响地把报告放在司令面前的桌子上。巴久克先朝军官看了看，然后再看那份报告，好久没作声。李沃夫的名字已经签上了，但是除了签字之外，还对报告的文字作了修改。有的句子被红笔勾去了。在司令已经签了字的报告上涂涂改改，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李沃夫以前一直这样做惯了呢，还是他想教导巴久克，或者他有什么别的想法？如果你对哪一点不同意，你可以来一次，或者打个电话来说明情况，指出该作哪些修改。要是你硬要显得高人一头，你也可以拒绝签字，另外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你竟然用红铅笔在司令已经签过字的报告上打叉叉！这种事儿哪里见过？……

　　巴久克涨红了脸，但克制住自己，只说了一句：“放在这儿吧。”

　　等军官走了之后，他把李沃夫修改过的地方又看了一遍。实际上李沃夫也役有作什么大的修改——他不喜欢报告的某些措

　　词，有两处作了改动，第三处勾掉了一句话的后半句，他认为这句话是多余的。总之，他用红铅笔作了措词上的修改。

　　怎么办？巴久克考虑了几分钟，命令把这份报告就这样送出去，同时他给李沃夫打了个电话，请他有空来一次。

　　李沃夫一小时后才得空来见。两人的谈话很简短。李沃夫说，他认为没有争论的必要。如果他在原则上不同意，那他会不签字就把报告退回来，而且还会说明原因。至于那三句句子——其中一句是赘词，另外两句措词不够好，他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认为没必要前来说明，所以就修改了一下，签上了名。

　　巴久克听完他的话之后说，如果是写文章，那在文化程度上他不想和李沃夫比高低，但如果是写战报一类的文件，那他还知道该怎么写，多少还学过一些。他已经习惯了：凡是司令签过字的文件，来经司令本人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改动一个字。在所有的方面军里都有这样的规矩。他们这个方面军也不能例外。这一点希望李沃夫中将同志今后记住。

　　李沃夫站起身来走了。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巴久克对自己讲的话并不后悔。为了这支红铅笔的事儿。他们迟早总会吵架，迟吵不如早吵……

　　巴久克在电话里听鲍依科说，谢尔皮林已经在路上了。当天，他就高兴地对李沃夫说；“这一下所有的集团军司令都到齐了。”但是李沃夫却皱起眉头，就象有一只苍蝇掉到他喝的场里似的，不以为然地说：“要是健康完全恢复，那回来当然好；可要是没治愈……”

　　“即使还没完全治愈，他能回来我也高兴，”巴久克说。“来了以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会好的。”

　　他看到李沃夫又皱起了眉头，就问：“他有什么地方使你不满意？”

　　“没有什么。我不过是希望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担当这个职务。”

　　“五天之前，我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见过他。那时候他就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健康。当然，你得走近他去看，而不是只从这儿了望。”巴久克故意撩逗李沃未，等他反驳。

　　但李沃夫没有反驳。他认为现在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了，因为斯大林注意到了他报告中第一点关于撤换方面军司令的意见，但不支持他第二点关于对谢尔皮林的看法，而且通过高频电话不满地对他说：

　　“李沃夫同志，您不觉得您管得太多了吗？您那儿的人都成了病人：这一个有病，那一个有病，就只您一个人身体好。您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身体。别以为我们都失去了警惕。谁的健康情况怎么样，有必要的话，医生会向我们报告的。以后别再写这些了。真讨厌！”

　　对这一切巴久克毫无所知，因此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李沃夫在听了他关于谢尔皮林健康情况的话后只回答说；“那最好。”但是从李沃夫此时的脸部表情来看，他脑子里似乎在想；“那更糟……”

　　“你有什么事，巴拉班诺夫？”巴久克问副官。这时他正在想李沃夫的事儿，副官的到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司令同志，司机请求换两只车轮。新的已经运来了。这会儿您哪儿也不去吗？”

　　“让他换吧，我不出去。”已久克看了看巴拉班诺夫。“谢尔皮林上将将要来了。他是你的朋友，我和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谈起过你。”

　　“您跟我讲过了。”巴拉班诺夫忧郁地回答。

　　“可现在我又想起来了，那时候，你闯了祸，害他吃了多少苦啊。为了占领你那个可恶的高地，他的行期被延误了，结果没能在老婆临终前跟她见上一面。”

　　“您干吗还跟我提这些，司令同志？”巴拉班诺夫仍旧那样忧郁地问。

　　“就为了让你别记仇。因为不仅是你为他吃了苦头，他也为你吃了苦头。我可了解你，你这个家伙可爱记仇啦！”

　　“要是我没错，我才会记仇，”巴拉班诺夫说。“中饭该准备几份？”

　　“一份也不必准备，”巴久克看了看手表。“和他们谈完话之后，我还要和参谋长商量工作。到那时再看什么时候吃午饭……快去迎接！”他听见打开的窗户外有人声传来，便补充了一句。

　　巴拉班诺夫快步奔出门去。巴久克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很快地来回走着。他满意地耸了耸肩膀，感到自己身体结实际，毫无倦念

　　他高兴的是，他和他的老战友在担任新职之后又重逢了。

　　谢尔皮林第一个走进门，巴久克首先和他握手，然后拥抱了一下扎哈罗夫，说：“五天前，我和你的司令一块儿喝过牛乳酒，可是和你几乎有一年半没见面了。”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谢尔皮林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脸色真不错！”

　　“不仅脸色好，而且精神也很好，司令同志。”

　　“我们正希望这样！我们这儿正有一位同志在担心，生怕你病没治好就出院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你却这么结实！比过去更健康了。顺便问一下，我走后你没结婚吧？”

　　“暂时还没有。”

　　“我给李沃夫打过电话，”巴久克转身对扎哈罗夫说，“本想和他一起接见你们。可是很遗憾，他在睡觉。他睡得很迟……你们这一位怎么样？”巴久克把头朝扎哈罗夫一摆，问谢尔皮林，“他不会睡过起床号吧？”

　　“别的不能说，可是这样的事还没有过，”扎哈罗夫笑了起来。

　　“那么说，我走了之后，你倒没变得不听话，”巴久克说。“不然的话可糟糕了：这个已经起床，那个却刚刚躺下，这个已经躺下，那个却打电话来了，总之，凑不到一块儿去！”

　　他挥了一下手，丢开这个话题，请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

　　“谈谈你们的打算吧。你们想怎么打？咱们就从这方面谈起。”

　　谢尔皮林在铺着地图的桌子上摊开自己带来的地图，开始汇报集团军司令部制定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是鲍依科在他回来之前就拟定好的。

　　谢尔皮林汇报完毕之后，巴久克问了几个细节，然后说：“你们对给你们指定的突破地段有什么看法？从整个方面军的防区来看，这个突破地段真是最理想的吗？”

　　“从整个方面军的范围来看，我不敢说，”谢尔皮林说。“但从我们集团军的范围来看，我们认为是选得正确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补充建议。允许我报告吗？”

　　这个补充建议是谢尔皮林昨天察看了突破地段后想到的。这个突破地段位于集团军的最右翼，同友邻集团军相接。建议很简单，但要作出决定，集团军没有这个权力，只有方面军才能办到。

　　未来的整个突破地段，宽十二公里，全部在谢尔皮林集团军的右翼，与北面友邻集团军交界。这个友邻集团率在未来的战役中担任助攻。它必须首先在开阔的战线上进行防御，然后，等到敌人在我军打击下开始撤退时，进行追击。

　　在界线那边友邻集团军的前方，有一片连绵不断的小高地延伸到德军驻地的纵深地带。谢尔皮林认为，这些小高地对我军非常不利。如果计划不作修正，那么集团军的右翼在突破之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冒着德国人从这些小高地上射来的侧翼炮火继续进攻，或者是在进攻过程中展开队形，攻占小高地，这样就会降低进攻的速度。

　　谢尔皮林的意见是：把他的集团军和友邻集团军的界线向北推移两公里，不把这些小高地留在突破地段之外，而是把它们包括在内，让右翼在刚开始突破时就占领这些小高地。

　　昨天，谢尔皮林同鲍依科和炮兵军官们一起进行了讨论，拟定了草案，今天早晨又同扎哈罗夫通了气。在来方面军司令部的路上，他考虑到巴久克的脾气，认为汇报得愈早愈好，这样就能让方面军司令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参加这项建议了。

　　巴久克仔细听取了这个建议，没有象他过去惯常的那样提出一些问题来打断汇报。他不看谢尔皮林的地图，俯下身子，一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的地图，研究着友邻集团军的前沿地形，立即看到了这个建议的全部优点。跟过去相比，他能较快地抓住事情的本质了，谢尔皮林暗自这样想。

　　“想法很好，”巴久克把视线从地图上移开，接着说。“今天你们把这个方案再加加工，明天我到实地去看过后再作决定a我也得听一听你们右邻集团军司令的意见。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你想侵入他的防区，挖掉他两公里。万一他说：‘您把补充给谢尔皮林的兵力分一点给我，我可以从小高地的右面发动进攻，这下该怎么办？’”巴久克笑了笑说。“这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打敌人不能张着巴掌打，必须握成拳头打。但是必须听听友邻部队的意见。他们的司令也是一个久战沙场的老将了。”

　　“如果您同意的话，那我在对方案进行加工之前，亲自去找他谈谈，”谢尔皮林建议说。“把我向您报告的意见和他商量一下，然后一起去实地看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我的观察所里进行观察的，别人的防区未经请示还没去过。”

　　“行，”巴久克说，接着沉思了片刻。

　　他觉得谢尔皮林的建议非常合理。看了地图以后，他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在这以前竟然没有想到。当然，你刚到这里，不可能一下子掌握全部情况。但是，前任司令怎么也没想到呢？他从四月底就开始考虑了呀！主攻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从地形来看，应该把主攻方向稍微朝右边推移一点。然而，由于这里是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界线而没有这样做。有时候，我们考虑问题总是受到这些界线的限制，好象这是不能变动的。可是，只要把界线移动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巴久克想，他将对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作出修正，这一修正既是明显的，而从修正的规模来着又不必重新呈报最高统帅部审批，因此他觉得很高兴。

　　“在这方面你没有别的建议了吗？”他问谢尔皮林。

　　“没有了。’

　　“这很好，”巴久克说。“我本来以为，给你在右面增加两公里，你会要求从左面减去两公里。你要注意：右面我让你伸入友邻部队，可是左面我不会让你缩小地盘，划给别人。增加的两公里全由你们自己负责。”

　　“我们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伊凡·卡比顿诺维奇，”扎哈罗夫说。“即使多出两公里，我们的力量也还绰绰有余。”

　　“对，现在的确能打仗了，”巴久克说。“你们现在手头确实很阔绰，跟咱们过去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简直不能比。”他笑了笑，继续说：“何况你们又是担任主攻，我们把你们左邻和右邻部队的东西都搜刮给你们啦。左邻还没什么，可右邻几乎被你们刮光啦。他们已经向我诉过苦了！”

　　巴久克拿起电话听筒，吩咐接谢尔皮林准备去见的那位集团军司令。

　　“我亲自告诉他，你要去找他。”

　　从巴久克的语气和脸色来看，谢尔皮林知道，他已经坚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正因为这样，他想从“开始就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他才亲自打电话。

　　“你好，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电话接通后巴久克说。“我马上派你的左邻到你那儿去谈谈看法，并听听你的意见，………到哪儿？……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噢！……”巴久克斜眼看了一下地图说：“他直接到你那儿去。你等他……什么时候？”巴久克看了看表。“现在是九点四十五分。十一点半准到……没什么事要找我吧？你们俩见面之后，你给我来个电话。祝你健康。……”

　　谢尔皮林听着这些话，暗自觉得好笑。

　　“他亲自为我作了安排：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间到达。甚至没想到问问我，我毕竟也是个集团军司令啊。在战争中他的才干增长了，可是脾气却一点也没改。”

　　“他正好在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左翼三O五师，指挥所在迪亚特科沃南面的丛林里。”巴久克放下听筒说。“我不留你们吃午饭了。时间还早，你们没空，我也有事。如果你们请客的话，明天我们一块儿在你们随便哪个军部或师部吃午饭。我早上九点钟就来。”

　　“那我们……”谢尔皮林认为谈话已经结束，欠起身来，准备告辞了。

　　但巴久克止住了他。

　　“慢着。我要到十点正才到参谋长那儿去商量工作，现在还有十二分钟时间，咱们可以随便聊聊。”

　　“真想不到，”谢尔皮林想。“从前他可没有这种习惯。不管对工作方便不方便，他认为自己是第一把手，应该让别人带上一切材料到他那儿去。这真是新鲜事儿。”

　　“昨天我到你们的左邻集团军那儿去了，训了他们一通，”巴久克说。“你们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我到他们的后勤部队转了一圈，只见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奖章！离战场越远奖章就越多！可是，到了他们的两个团里，队伍集合好之后，我一看，在整个队伍里，不管士兵也好，军士也好，胸前都没有奖章。大约二十个人才有一枚奖章！我问了一下，了解到他们有一半以上的人很早就开始打仗了！可是为什么没得到奖章呢？问题很清楚：大部分是因为躺进了医院的缘故！进了医院以后，不是每个军官都能得到嘉奖的，更不用说士兵了！但是……”说到这个“但是”的时候，巴久克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使谢尔皮林感觉到他昨天是怎样训斥左邻的。“这儿却有的是时间！我们在这儿已经驻扎一个多月了！他们倒没有把自己也忘了，写了一叠又一叠的报告呈请奖励。士兵们没作声，不想坏他们的事！可是谁会想到给士兵们嘉奖啊！”巴久克看了看谢尔皮林，仍象昨天那样激动地用威胁的口气大声说：“我明天到你的团里去走走……你得留神！要是你那儿也是这样，我会当众要你的好看！”

　　“我们那儿也可能有缺点，”谢尔皮林想了一想，觉得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有，甚至一定会有，然后平静地说：“我们一定改正。”

　　巴久克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但想到谢尔皮林刚回集团军不久，所以说：

　　“这不能怪你。你自己也刚出院嘛，”巴久克本想提高嗓门，可是却平心静气地这样说了。“但是你一直在这里，”他转向扎哈罗夫说：‘唯你是问，如果你那儿也象你的左邻那副样子，那就有你受的了！你还得注意：不要今天听到了我的警告之后回去装门面给我看看，把有奖章的人统统都排在队列前面！我是不会上当的！”

　　“您可是白操这份心了，伊凡·卡比顿诺维奇，”扎哈罗夫说。

　　“管它是不是白操心，事朱得给你说清楚。”

　　“不过我还得说，您是白操这份心了，伊凡·卡比顿诺维奇，”扎哈罗夫重复了一道。这一次他稍稍提高了嗓音，虽然并不过分，但巴久克仍然能够察觉到。

　　“可是现在，你应该少说话，多听听。”巴久克说。

　　“现在”这个词大概是他无意中脱口说出来的。他只是想到，从前和扎哈罗夫一起在集团军共事时，碰到争论问题，扎哈罗夫往往坚持己见，不肯后退一步。“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不能再这样行事了，因为他们双方的地位跟从前大不相同了。但是，让这个词脱口而出总是不应该的！巴久克从房间里出现的沉默气氛以及谢尔皮林的睑色上发觉了这一点。当然，他本来可以隐藏自己的不满。但是他没有隐藏，也不想隐藏。

　　“你也真不错，”巴久克想打破沉默，转身对谢尔皮林谈起了他今天本来不想谈的事情。“我看过领导干部的名单。一看，噢，你选中谁当副手啦！库兹米奇将军！找到了这样一个副手！难道不能找一个年纪轻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的人吗？你以为既然他在战场上没地方安插，那就该由你来收下吗？”

　　“没什么，他不会给我们添麻烦的，”谢尔皮林说。

　　“如果是因为他年岁大而给他一个中将的军衔，那就让他去当苏沃洛夫军校的校长算了！对他来说，这是最恰当的位置。他在那儿倒可以安度晚年！可是他又钻到前线来了，而且，明白吗。又偏偏是钻到我这儿来了。”

　　“实际上是在我这儿，”谢尔皮林忍不住说。

　　“他在你那儿，你可在我这儿。”

　　谢尔皮林本来想说，尽管他们两人对库兹米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集团军里，一个副司令起不了特别大的作用。可是，他忽然想起，巴久克本人不久前也担任过这种角色，不过范围大一些，是方面军罢了。若是这样说了，他可能会多心。

　　“那他的身体怎么样？老腿还撑得住吧？”巴久克问。他见谢尔皮林默不作声，口气缓和了一些，因为他惯于把沉默看作是同意的表示。

　　“他的身体不坏，”谢尔皮林说。“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还负责检查战役伪装。他亲自坐飞机从空中检查——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有暴露目标的地方，有没有违反伪装规定的情况。已经飞过十二个小时了。昨天他汇报过。”

　　“居然还飞到天上去呐！你告诉他，明天可别躲着，我要见见他本人，看看他现在身体究竟怎么样。”巴久克站起身来说。

　　如果他能够克制自己，那么这会儿他也许会对扎哈罗夫说：“别见怪，康斯坦丁·普罗科菲耶维奇，我对你不是故意的—……”但他不能克制自己，所以在告别的时候，只是同扎哈罗夫握手握得稍微紧一些，而对谢尔皮林则说：“你的邻居接了我的电话之后，我估计是不会反对的……”

　　巴久克也该动身了。他到参谋长那儿去，要穿过他的房子和参谋长的房子之间的一条公路。他本来可以同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一起走，但他留了下来，在房间里待了一分钟才动身，因为他不愿意在别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他出门送部下的印象。一般说来，已久克并不是等级观念特别严重的人，似是他在接任了方面军司令的职务以后，处处都考虑到了自己新的地位。

　　他迟走一分钟，桌子上的电话机恰恰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我是一号。”巴久克拿起听筒说。

　　“您好，我是李沃夫。您给我打过电话了？”

　　“对。谢尔皮林来了。我想和您一起接接他……”

　　“他在哪儿？在您那儿吗？”

　　“已经走了。”巴久克感到满意的是，李沃夫亲自给他打来了电话，总算把昨大的不愉快勾销了。

　　“您没别的事要跟我说吗？”李沃夫问。

　　“暂时没有。”

　　“我在自己这儿。”李沃夫首先放下听筒。

　　“他睡得倒不多，”巴久克心里想着李沃夫，“六点钟躺下，现在才十点……”

　　巴久克戴上制帽，刚想出门，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是方面军参谋长打来的。

　　“伊凡·卡比顿诺维奇，已经十点零五分了。您有什么吩咐？要不，还是我到您这儿来吧。”

　　“我就来。”巴久克放下听筒。

　　“十点零五分！这个人也有一股子牛劲，还特地来提醒我别迟到。这儿谁都有一股子牛劲……”

　　他又想到谢尔皮林，这一位的牛劲也不小，不过他早就搞熟了谢尔皮林的脾气，知道他会怎么干，也知道他不会怎么干。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决不会骗人。让一个他摸熟脾气的人顶在主攻方向上，他感到很满意。

　　巴久克想到明天将要到自己指挥过的集团军里去，感到很高兴。在他的方面军即将发动的第一个攻势中，正是他指挥过的这个集团军担当主攻任务，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高兴。这个集团军是巴久克编建的，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和这个集团军一起开始了战斗的道路，所以在它即将建树的功勋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不仅仅是现在的功劳，而且也包括过去的功劳。这一段历史，是不能抹煞的。

　　“我们怎么办？”谢尔皮林问扎哈罗夫。这时，他们已经从巴久克那儿出来，沿着公路，向停在拐角处的吉普车走去。“如果直接去迪亚特科沃，”谢尔皮林打开背包，取出地图看了看说，“至多只要五十分钟，打得宽一点也只要一个小时。但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就走，沿路找一块地方，坐在云杉树底下讨论问题。我们还有事情要谈。”

　　“讨论问题我同意，”扎哈罗夫说。“不过，到友邻部队去我不奉陪了。我没必要老是在你身边碍手碍脚的。我现在就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那儿去一趟，我正需要去找他。我们一起到前面岔路口，在那儿坐一会，然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行吗？”

　　“现在乘我的车，”当他们走近停在房屋阴影里的吉普车时，谢尔皮林说。到这儿来的时候，他们坐的是扎哈罗夫的吉普车。

　　扎哈罗夫坐上后座，吉普车就开动了。第二辆车跟在后面。

　　途中，他们俩谈论着他们认为可以当着谢尔皮林的司机古特科夫的面谈论的事情。当着这个司机的面，除了那些规定不准当着任何人的面谈论的内容之外，什么都可以谈。

　　“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刚才来的时候就想问了；你怎么没带副官？已经打发他走了？”扎哈罗夫问的是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我们在早晨就分手了。他上——一师去了。我把辛佐夫找来接替他。”

　　“如果你不担心他的那只手的话，”扎哈罗夫说，“那很好。”

　　“我不担心。又不是叫他抬担架。说起来，他用这只手还能够开汽车哩。”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很难过吧？”

　　“我自己也为他难过。说不定，他会因此而牺牲！那时候，我的儿媳妇会第二次成为寡妇，孙女儿也会又一次成为孤儿……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也许他不会遭到不幸，”扎哈罗夫说。“现在的伤亡应该说不象从前那样大了。我和你早晨乘车来，现在又乘车回去，路上一次也没有朝天上望。可是你记得从前怎么样？在那一段时间里，要从车子里跳到外面去多少次啊……”

　　公路右面是一个斜坡，上面长着一片云杉林，前面已经看得见他们即将分手的岔道口了。

　　“靠边，古特科夫！”谢尔皮林命令道，“这儿干燥。”

　　吉普车驶离大路，停了下来。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向云杉林边缘走去。

　　“司令同志，要不要把两用油布带上？”古特科夫追上来，叫道。

　　谢尔皮林回过头来说：“我怕躺下就会睡着。今天没睡够……也好，带着吧。”

　　古特科夫给他们送来两块两用油布，铺在一棵云杉树下。谢尔皮林半躺着，一只手托着脸颊，胳膊撑在地上。扎哈罗夫没躺下，在一个被雨水冲洗成灰白色的、还很结实的老树墩上坐下，微笑着，做了一个扯起钓竿把鱼儿拉出水面的动作。他做得很逼真，使谢尔皮林也不由得笑了。

　　“我已经记不起还是什么时候钓过鱼了。”扎哈罗夫说。“这场战争把人弄到了这种地步，简直把我们拉回到石器时代去了。捕鱼用手榴弹去炸，就好象从前穴居人用石头去砸一样。”

　　他愉快地把话题扯远了，因为他猜到谢尔皮林马上会问他什么问题，而他很不乐议提到这个问题。

　　“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接到你的信以后，”谢尔皮林说，“我知道，形势要求我尽快回来。可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形势的要求，我的头上出现过乌云，也许现在还在头上呢。”

　　“你说什么，什么乌云？”

　　谢尔皮林朝扎哈罗夫瞥了一眼，满有把握地想，扎哈罗夫虽然出于好意，但他是在装聋作哑。他这个人有时就是这样的。

　　“昨天，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鲍依科也认为有必要告诉我，十天以前，李沃夫请他去谈话，盘问了一个小时，问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健康情况怎么样，精神状态又如何。”

　　“问就让他问嘛。了解干部情况，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我倒不认为这有多大意义。”

　　“你不认为这有多大意义，可是鲍依科却认为有意义，他是对的。而且，他认为有必要告诉我，这也是对的。今天，我又知道，方面军司令显然也曾跟这个李沃夫解释过，说我并不是一个气息奄奄的病鬼，还有能力指挥集团军。经过这一切之后，我对你的信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在信里你不能明写，这我同意。可是，为什么我来了之后，你还不把知道的情况摊开来谈呢？”

　　“唉，费多尔·费多罗维奇，你对我的要求未免过分了！”扎哈罗夫望着谢尔皮林想，同时回忆着和李沃夫的谈话。“要是从头说，起，那话就太长了。而你得准备进攻，两周或三周以后就要率领十万人马投入战斗。不能让你分心去考虑李沃夫同志的话和你自己头上的乌云，现在不是这种时候。”

　　他心里这样想，但嘴上却只问了一句话：“你相信我吗？”

　　“请原谅，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这没什么。但既然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那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头上即使有过乌云，现在也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们的全部生活是在那边，”他向火线的方向挥了一下手。“鲍依科即使是出于好心，把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告诉了你，我也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如果他跟我谈，不再告诉别人，那就好了。”

　　“你怎么躲躲闪闪的，捉起迷藏来啦？”

　　“对于必需办的事情，我从不躲躲闪闪，”扎哈罗夫说。“但事情结束以后，我不再旧事重提。如果有谁不喜欢我，却又奈何我不得，那会使我活得更加高兴！我希望你也能这样！”

　　“好吧。等打完这个战役之后，如果我们都还活着，那时再谈吧。”

　　“等攻克了柏林以后再谈更好，”扎哈罗夫笑了笑说。

　　谢尔皮林什么也没有回答，从两用油布上站起身来，注意地谛听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 辆不知是坦克还是履带式拖拉机开过。

　　“真正的夏天总算来到了，”谢尔皮林是在比喻战争，接着又补充说：“算来已经是第四个夏天了……”

　　古特科夫走来，收起商用油布，拿到吉普车里去。

　　“你认为巴久克怎么样？”扎哈罗夫问。

　　谢尔皮林没有立即回答，他不仅想起了今天与巴久克的谈话，而且还想到了上次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的谈话。那次谈话使他感觉到巴久克的身上增添了一种新的、在战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前所未有的因素。

　　“我认为他现在很吃力，但他竭力想把新任的工作做好。”

　　“他毕竟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人，”扎哈罗夫说。“要是事情不顺利，我怕他会莽撞行事的。”

　　“走着瞧吧。不过，事情是否顺利，这跟我们也有关系。”

　　谢尔皮林先坐上吉普车走了，扎哈罗夫在自己的吉普车旁边站了一会儿。他没坐进车子，目送着谢尔皮林远去。

　　“现在他可记住了这个李沃夫！我没把一切细节告诉他，他生气了。可是为什么要告诉他呢？至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我和他是老交情了，我倒应该把自己和李沃夫的谈话内容告诉他！我自己也想知道：我把火引到自己身上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李沃夫同志是不是过于自命不凡了？大概他心里在想，自从他不在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当第一把手之后，全军的政工人员都不行了！没有他的领导，他们全都工作得很糟糕！一切都不象他在的时候那样了！”

　　这个想法，对李沃夫来说，也许井不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扎哈罗夫伤透了心，因为李沃夫不但不信任他，而且也不信任谢尔皮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军队政工人员，他愿意为谢尔皮林负责，而且准备负责到战争结束！为谢尔皮林感到委屈，也是扎哈罗夫自己所受到的委屈的一部分。但是，他之所以对李沃夫感到愤慨，还有一个比个人委屈更为深刻的主要原因：李沃夫的这一切做法实在太不合时宜、太不分场合了！现在正是准备进攻的时候，大家都不想、不需要、不希望做这种事情。他们考虑的不是这些问题！他们不是为此而去牺牲，也不是为此才活着的！

　　“我和他——也是如此！”扎哈罗夫想到自己和谢尔皮林。

　　他心里感到非常气恼，因此他甚至犹豫起来：现在就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那儿去，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呢，还是到下一次再说，现在干脆就回到集团军去，那儿即使没有李沃夫这件事，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但是，他克制住自己，决定还是现在就去谈谈，于是他坐上了吉普车。车子转了个弯，沿斜坡驶去，把柔嫩的青草压进泥里。

　　“这个时候天气还太潮湿。但愿在开始进攻之前天气能干燥一些。”扎哈罗夫望着车辙想。

　　扎哈罗夫想得对：谢尔皮林的确忘不了李沃夫对他健康情况的优虑。不过，话虽这么说，他一直到夜里仍然没有工夫去想这件事。

　　和友邻集团军司令会面以及路上来回所花的时间，占去了将近五个小时。起先友邻集团军司令带着几分伤心的口气开玩笑，说他是“侵略者”。“先是被你夺去了整整一个军，现在又来向我提出领土要求了！”但是后来他表示同意，认为把两个集团军的界线改变一下是合理的，而且答应根据这个精神向方面军司令报告。

　　中午回来以后，谢尔皮林立即和鲍依科一起开始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把需要的人召来，而需要召来的人是很多的。由于集团军发动进攻的地带向右扩展了两公里，所以几乎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但是变动最多的是炮兵和工兵的战前准备。设置了新的火力网，拟定了新的行动路线和新的渡口。谢尔皮林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明天方面军司令来视察时能够看到他们的工作进展得多么快。他们想证明，这些变动尽管工作量很大，但他们不会延误时机，影响集团军准备进攻的期限。

　　昨天，谢尔皮林把自己想到的建议和鲍依科商量时，就觉得鲍依科对此并不感到突然。今天夜里，当他们两人在一起工作了整整一天之后，他完全确信参谋长以前早就考虑过这个建议了，因为他提出的各项意见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鲍依科的脑子很好，但是不管脑子怎么好，临时想出来的东西和脑子里酝酿已久的东西终究是不一样的。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谢尔皮林等工作完毕，其他人都已离开，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说，“我还以为我昨天发现了新大陆呢，实际上你在我之前就有这个打算了，是吗？”

　　“是的。”

　　“那为什么不报告？”

　　“想等您亲眼看了前沿之后再报告。可是您一回来，自己就想到了。”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为什么你不说明，我的想法对你来说并不新鲜？你怕触犯我的自尊心吗？这又何必呢？我和你相识已经不是一年半载了。”

　　“只要能想出来，那就好了。至于是谁想出来的，这并不重要。”

　　在鲍依科的话里，谦虚胜过自豪，缺少这一点谦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参谋人员。

　　谢尔皮林自己也当过参谋长，知道在战争中一切设想归根到底都会落到司令的名下：“司令决定……”，“根据司令的意图……”至于在这个意图里包含着多少别人的设想和努力，你就休想弄清楚。每次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连自己也记不清楚。在最高统帅部的通报里，也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在司令的名字后面提到参谋长的名字。而在这以前。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参谋长似的……

　　鲍依科讲了“这并不重要”以后，谈话就此结束了。他没再讲什么，就告别回去了。

　　谢尔皮林则带了集团军里搞侦察工作的古兴上校连夜到六十二军去了，因为在这个军的防区选定的未来的突破地段内，已经有了一个设备不错的观察所。他打算在巴久克来到之前，在贴近火线的一个团里过一夜，以便在黎明时分若干次——分别在五点、六点、七点观察前线的动静。多观察几次，好好儿想想。顺便还可以找士兵谈谈。身边不带随从，谈话的收效就大，你不但能更好地了解士兵的士气，而且还可以听到他们对敌情的估计，他们离敌人只有三百米，连对方说话的声音也能听得到。

　　一路上，谢尔皮林一直在回想与鲍依科的这次谈话。鲍依科在代理他的职务时，已经有了和他相同的想法，但是鲍依科为什么不向方面军提出建议呢？

　　最简单的回答是：他不想担风险，因为弄不好会自己倒霉。

　　但他是了解鲍依科的，知道鲍依科并不是怕个人担风险，更可能是他怕这样会毁了自己的设想。要是建议一开始就被否定了，你还能再提第二次吗？也许，他曾经想把这个想法作为个人的建议提出来，但他珍惜自己的想法，忍住了没提，想通过大家的努力把这个想法付诸实现。

　　谢尔皮林在黑暗中把手腕举到眼前，看了看巴兰诺娃送给他的手表，想到再过几分钟自己重返集团军就有两昼夜了。在从莫斯科来的路上，他一直在为自己担心。他并不担心自己精神上是否受得了，而是担心自己身体是否支持得住，会不会因为不习惯而容易疲劳。现在两昼夜已经过去了，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工作将近二十个小时，可是，不管头部也好，锁骨也好，从前的伤口也好，都没感到不舒眼。他甚至不感到疲劳，相反，他觉得浑身是劲，连山也推得倒！

　　他想起了巴兰诺娃说的话：她活在世界上只能有助于他作战，不会对他有任何妨碍。

　　也许正是这样。不过，尽管他非常想见她，但现在毕竟是战争时期，所以不能不分居两地。他试图想象，她在自己身边的某个地方，他不但能想到她，而且能触摸到她。但是他想不出，她在这儿

　　能安插到什么地方去。

　　谢尔皮林从座位上稍稍转过身去，差一点凭老习惯叫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不过他知道，在吉普车后座上，现在坐的不是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而是辛佐夫。

　　“你怎么样，没睡吗？”

　　“没睡，司令同志。”

　　“白天我忘了问，你见到妻子了吗？”

　　“没有，她大概还没到达集团军，还在路上……”

　　“等她来后，向我报告。”

　　“是，司令同志。”

　　“如果她身体不好，我们也许可以给她找一个较轻的工作。在集团军里，我们男子汉多得很，而象你妻子那样的女人可……”

　　谢尔皮林没说下去。他回想起在从前被包围的日子里，在札伊契柯夫死后，他扶着她的肩膀突围的情景，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

　　“黎明时你能够从观察所看到朴罗尼亚河的浅滩。四一年八月一日夜里我们在那儿涉水过河，一直到凌晨。那时天气干燥，河水很浅。现在水可深得多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我要检验一下你的视觉记忆力究竟怎么样。”

　　古特科夫减低了车速。

　　“做得对，”谢尔皮林回过头来对他说。“马上要转弯了。别再象昨天白天那样开快车了！”

第十七章

　　几乎直到进攻的前夜，辛佐夫才得到假期去看望妻子，他本来以为假期是不可能有的了。

　　晚上，他随谢尔皮林视察部队回来。路上下着蒙蒙细雨。谢尔皮林乘车离开火线之后，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他坐在前面思考问题。辛佐夫坐在吉普车的后座，用一只好手抓住车篷支架，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来。两星期来，生疏的例官工作使他感到比预料的要疲劳得多。他陈婉地感到他们的吉普车在继续行驶，一种杂乱无章的思绪，和车轮下的公路一样，在他脑子里闪过。

　　“妻子怎么样啦？还没到吗？”谢尔皮林从前座问他。

　　“到了，”辛佐夫猛然惊醒过来，回答说。

　　“什么时候到的？记得一星期前我问起过你。”

　　“在这之后第二天就到了。”

　　“她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啊。你不是说她是乘飞机来的吗？”

　　辛佐夫解释说，塔尼雅没能搭飞机离开塔什干，她乘钟车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车到斯摩棱斯克，最后搭上顺路的汽车到达方面军司令部，再从那儿到集团军来的。

　　“妻子来到后，你应该向我报告。”

　　“您哪有时间听我的报告啊，司令同志。”

　　“这几天里你们见过面了吗？”

　　这个问题是多余的。辛佐夫每天从早到晚和他寸步不离，甚至夜里也不能擅自离开。但是谁知道呢，也许谢尔皮林有自己的想法。

　　“暂时还没见过面，”辛佐夭回答。“只通过电话。”

　　“她现在在哪儿？”

　　“和从前一样，仍旧在后送科。在各野战医院巡回，准备接收伤员。”

　　“她白天出去巡回，但晚上总得回到什么地方过夜吧？你把气象报告给我拿来之后，坐备用的吉普车去跟她见见面。以后怕真的没有时间了。我准你在明天九点前回来。”

　　最后一次气象报告应该在二十三点送到。这就是说，有整整十个小时的假期！

　　辛佐夫深为上级对他这种意外的照顾所感动，但还是提醒谢尔皮林说：“您明天早上五点半要去视察部队。”

　　“我去视察部队，这是我自己的事，”谢尔皮林说。“如果需要去，没有你，我也能去。”

　　辛佐夫在二十三点送来了气象报告，然后在谢尔皮林面前立正，问道：“允许我离开吗？”谢尔皮林正在看地图，他抬起头来，默默地朝辛佐夫看了几秒钟，好象突然对他感到羡慕起来，但一句话也没说，只挥了一下子，放他走了。

　　辛佐夫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就走了。

　　车子用不了开多远。在三昼夜以前，集团军卫生部随同后勤部所属各科室一起转移到了集团军司令部原来的驻地。辛佐夫不仅知道该往哪儿开，而且也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塔尼雅。卫生部驻在一个村子里，占用了离树林最近的几所房子。从前这里住的是通信兵，他们的通信总站就隐蔽在树林的边缘。

　　塔尼雅住在哪儿，他是知道的，但什么时候能见到她，要到今天夜里才能知道。

　　起先，她通过自己的首长给作战处的值班员通了一个电话，请他转告辛佐夫，她已经回来了。两天后的夜里，辛佐夫从火线回来，打电话到卫生部找她。他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等人家去叫醒她来听电话，生怕有谁占用了线路，打断他们的通话。后来她又托人带来了一张便条。她的便条上是这样写的：看来人家不会让她到他现在住的地方来，同时，她也明白，他要到她那儿去同样是很困难的……

　　如果一个女人能够谅解你，知道你为了能见她一面甘愿闯过布雷区，但由于职务羁身又无法前往，——在战时，这种谅解已经可以使你享受到幸福的一半了。而当你终于能够抽身去同这个女人见面，而且已经在计算，再过几分钟就能见到她的时候，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幸福呢？

　　过去，辛佐夫对塔尼雅遭到的不幸想得很多，怕会影响她的身心健康。现在，这些顾虑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现在怀着十分幸福的心情乘车去见她。

　　他原来以为，只要花三十分钟，至多四十分钟，就能驶完这十五公里路。但结果，却花了一个小时。先是碰到坦克通过，只好等待；后来又有一段路必须绕道行驶，因为从昨夜起实行了单向行驶，只准驶向前线的车辆通行。这一点他本来是知道的，但是因为脑子里想着心事，竟忘了预先告诉司机。

　　车子开到司令部从前驻扎过的阿威罗夫卡村之后，辛佐夫让吉普车停在后勤部设置的拦木旁边，他自己就朝村边第三所房屋走去。照塔尼雅写的便条来看，她就住在这所农舍或旁边的小屋里面。

　　究竟是哪一间呢？他正在寻思，恰好这时候，黑暗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台阶上叫他：“是辛佐夫吗？”

　　“是我，”辛佐夫答应了一声，朝暗处望去。

　　台阶上坐着齐娜依达·谢尔盖耶芙娜，通常大家只叫她齐娜依达。塔尼雅很喜欢和她住在一起，即使住在很小的角落里，也非要两个人住在一起不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男子汉讲义气的性格，一旦有什么需要，她随时都会帮你的忙，如果需要她让开的话，她也决无二话。

　　“我一眼就看出你了，”齐娜依达说。“高个子，准不会把你认错。请坐，一块儿抽支烟……”

　　辛佐夫在她身旁坐下，在黑暗中握了握她那只象男人一样又大又硬的手。

　　“塔尼雅在哪里？”他问。他已经料到塔尼雅不在这儿，否则齐娜依达不会对他说“请坐，一块儿抽支烟”的。他担心的是，弄得不巧，她恰恰今晚在野战医院里过夜。

　　“她在这儿，”齐娜依达说，“在科里值班。到二十四点交了班，马上会来的。”

　　“已经二十四点了。’

　　“你再等一会儿。你早就应该来看她了。”

　　齐娜依达跟塔尼雅和辛佐夫都很熟，而且已经习惯于自己走开，让他俩待在一起。他对辛佐夫称“你”，和他谈话时就象姐姐对弟弟那样，虽然她的年纪比他小。

　　“是戒烟了，还是没有烟？”

　　“有烟，”辛佐夫从背包里拿出纸烟来，对了个火。

　　齐娜依达把自己的纸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递给他对火。借着纸烟的火光，他看清了她那有着漂亮的厚嘴唇和扁鼻子的脸孔。齐娜依达是俄罗斯人，但由于她有一个扁鼻子，塔尼雅就叫她卡尔梅克人。

　　“你为什么不来看她？”齐娜依达问。“我们女人不喜欢这样。特别是在生了孩子之后……你知道她回来了，就是爬也得爬来！”

　　“要是能够的话，我早就爬来了。”

　　辛佐夫听了齐娜依达的话并不生气，他知道不管她怎样骂他。只要他和塔尼雅在一起，她总是愿意为他效劳的。要是塔尼雅不是和他在一起，而是和别人在一起，她也愿意为那个人效劳……

　　“我就是这样跟她讲的，”齐娜依达说，“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好了。”

　　“塔尼雅怎么样？”

　　“她来了你自己看吧。已经忍耐了多少时候了，再忍耐一会儿吧。我们这儿的发电机在二十三点之后只给司令部送电。不过我们有蜡烛。你可以借着烛光看，她到底怎么样。”

　　“我去打发司机回去，”辛佐夫站起来说。

　　“你能在这儿过夜吗？”

　　“能。今天准我假了。”

　　“到几点钟？”

　　“明天九点得回去。”

　　“唉！”齐娜依达叹了口气说：“塔尼雅明天早上六点得起床，七点钟就有汽车来接我们到后送医院去。”

　　“我知道了。”

　　辛佐夫让司机回汽车连去过夜，明天早上七点钟到这儿来接他。他回来的时候，齐娜依达已经不在台阶上了。

　　“她大概到屋子里去给我们俩安排住处了，”他怀着对齐娜依达感激的心情想。她是一个有夫之妇，丈夫是另一个方面军的野战医院院长。听塔尼雅说，她怨丈夫喜欢惹草拈花，所以尽管她仍然爱着他，却经常故意搞一些不幸的恋爱关系。这些事情辛佐夫本人没有看到过，只是听塔尼雅这么说，当然，她比他更了解。

　　他坐在长凳上静听着，屋子里寂静无声。在塔尼雅即将走来的那条路上，也没有一点儿动静，只听见发电机在远处隆隆作响。

　　他想走过去迎接她，但是他忍住了。下班的时候，大伙是一块儿走的，可他想单独见到塔尼雅。他感到高兴的是，齐娜依达现在没坐在这儿，不和他一起在台阶上抽烟，而是走到屋子里去了。

　　塔尼雅走来了。他并没有看到她，而是听出了她的声音。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究竟听到了什么：是她在被雨水淋过的土路上行走的异常轻盈的脚步声呢，还是她走路时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真不明白，这一切怎么能在老远就分辨出来，但他却分辨出来了。等她走得更近一些时，他就完全肯定这是她了。

　　她举起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甚至使他感到有点儿痛。她让自己整个轻盈的身体，他所熟悉的同时又淡忘了的身体挂在他身上。起初她双脚离地挂在他身上，后来陪起脚尖，伸出双手，把他的头搂到自己怀里，长时间地吻他的嘴唇。最后她说出了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我们坐下吧，”并且推推他的胸部，让他坐下。他坐下后，她也在他旁边坐下，但没挨着他，接着，她双手捂住脸，突然悲痛地哭了起来，使他难受得心如刀割。

　　当他去拥抱她时，她推开他的手，依旧掩面痛哭。过后，她呜咽了几声，就不哭了。她伸出一只手在黑暗中摸到了他的手，紧紧地握着说；“你别生气。”

　　他没生气，也不可能生气。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因为她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哭过。她只哭过一次，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她仍旧紧握着他的手，用鼻子大声地吸了一口气，突然象根本没有哭过似的，换了一种非常幸福的语调说：“你能来过一夜，这有多好啊！齐娜依达告诉我了。我刚才迎面碰到了她。我看见她肩上搭着一条被子，就知道你来了。”

　　他坐着，认为她迟早会问他为什么不早些来看她。这一点只有在离她很远的他们的指挥所里，才能够给她和他自己作出解释。在这儿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她大概自己也懂得这一点，所以她继续握住他的手，默默地坐着。后来，她说话了，但不是讲他，而是讲自己：“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因为我一直没给你写信，使你苦恼了这么久……”

　　他想打断她，说他并没有生气，但她不让他插嘴，自己继续说：“我实在不能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你，我没有勇气写。我本来深信她会活下来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医生们也答应过我。他们口头上答应我，其实是骗我。后来他们对我说，她受了感染，所以不能抱来给我看……可我却始终没想到他们会骗我。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为我担心才骗我的。你别生气，我自己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了解真相。后来，等到我知道了，心里却突然感到无所谓了。我想，我反正不会回到你身边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差点儿死掉。但等我病愈之后，我多么想见到你，把一切经过情形都告诉你。哪怕你怪我不写信，生我的气，哪怕你打我，我也要亲眼看到你，亲口告诉你……”

　　他又想不让她讲下去，插嘴说，这一切他都能理解……但她仍然不许他讲，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后来，飞机没有起飞，我连妈妈也没告诉，就坐在飞机场上一连等了五天。起先是天气不好，后来又是人太多，所以没有带我走。我乘上火车之后，一路上渴望能见到你，差点儿绝望了，后来才又满怀着希望……”

　　她在黑暗中笑了一笑，更紧地握住他的手，轻轻地拉着他说：“走，到我们房间里去……”

　　于是他们向她们的房间走去。他们走进堂屋，穿过一间有人在睡梦中轻轻地打鼾的房间，进入农舍最里面的一间夏季贮藏室。这很象搭在农舍旁边专供郊游的人住宿的小屋。当她点着了刚才齐娜依达讲起的蜡烛之后，他才看清了这个房间。

　　贮藏室很小，墙壁是用有许多裂缝的木板钉成的，窗口挂着一只麻袋当帘子，一扇朝外开的门也有许多裂缝。他不懂，塔尼雅为什么领着他穿过屋子，从几个睡着的女人身边走过，而不是让他从这一扇门进去。

　　地板上堆着被服袋，叠着两只他熟悉的箱子——一只是塔尼雅的，另一只是齐娜依达的。箱子上有一面小镜子，这就是两个女人的全部家当。

　　靠墙放着一张做得很粗糙的木床，床上垫的是草垫，草垫上一半铺着被子，另一半空着，大概这一半本来铺着齐娜依达的被子，现在已被她拿走了。看来，她们俩就一起睡在这个草垫子上面。

　　塔尼雅对着镜子整了整头发，没向辛佐夫转过身来，负疚地说：“请原谅，这儿弄得象猪窝一样脏，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这样过。我们来到这儿已经三天，每天都是从早忙到夜…·到这儿来只是睡觉，连收抬都没收拾过。”

　　她仍旧没向辛佐夫转过身来，走到木床边，撩起被子，把下面的被单铺开，然后把枕头拍松，仿佛她必须把这一切都做好之后才能向他转过身来。

　　“我们认为反正是这个样了。”她终于朝辛佐夫转过身来，说。

　　她指的是这间没有收拾过的房间，并不是指她自己，但她讲得很伤心，好象是在讲她自己似的。

　　“我已经死心了，以为这几天看不到你了。不，不对。我是怕想这件事，不愿意预先作好准备，免得引起不吉利的后果①。所以就让它这样……”

　　①俄国人的迷信：事先说了好的话，会引起不吉利的后果。这里指塔尼雅不愿把房间预先收拾好，准备辛佐夫到来，她伯这样做了辛佐夫反而不能来。——译者

　　她说话时，他看着她。出乎他的意料，她并不显得消瘦，相反，她到了前线之后，这些天来，身体倒稍有好转了。他看到，在她那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睑上，有着一种过去没有的绝望的神色。

　　从她的睑色来看，好象她不准备同他团聚，而倒象是要同他分别似的，这使他几乎叫了起来：“你怎么啦？”

　　“我没什么。”她又扑到他身上，勾住他的脖子，没再说什么话。

　　以后的一切都是匆忙地、默默地进行的。他感到了她那急不可耐的心情，感到了她那异乎寻常、毫不害羞的亲呢劲儿，感到了她那不加抑制、也不想抑制的狂热的欲念。

　　他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同时也知道自己对她的思念是多么强烈，所以事先就警告过自己：决不能放纵自己，要为她着想，不能只想到自己。为此，他就更强烈地感觉到她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但是她却对他的这种温柔态度感到生气。他没马上迎合她的急切心情，低声问：“你的身体这么干能行吗？”她一言不答，紧偎着他的身体，生气地很快点点头，好象是在怨他：在这种时候他竟然还要问。

　　于是他不敢再问她什么了。既不问她身体怎么样，也不问她怎么干行，怎么干不行。反正什么都不用问。他明白，她现在不希望听到任何问题。她只想让你感觉到，她仍旧象生龙活虎一样，你和她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她的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好象她力图向自己、向他，或者向他们两人证实什么似的……她此时成了一个放荡、贪婪的女人，仿佛换了一个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急于要满足自己的全部愿望。

　　后来，她抱住他，把滚烫的脸颊紧贴在他的胸膛上，开始生气地低声责备他，说他不该去当谢尔皮林的副官。她没头没脑地突然说了这些话，仿佛这些话非要此刻说不可，一分钟也拖延不得。

　　他起先不想回答，只是抚摸着她的头发，沉默不语。她虽然心里明白，他想不让她讲下去，但仍然一个劲儿地絮叨着：“为什么，你究竟为什么同意了呢？”

　　他回答说，在这之前，他刚请谢尔皮林帮忙，使他重返部队，同时，他还把到伊林团去的事讲了一遍。

　　她听了之后，低声说：“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我早就觉得你应当这样，只是没有讲，因为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既然能够做到，那你干吗去当副官呢？你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向她解释说，最后他肯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现在办不到，因为谢尔皮林需要，而他之所以能返回部队是叨了谢尔皮林的光。

　　“你没有叨谁的光，”她说完后又低声说：“为什么，你究竟为什么同意了呢？”她的话里带着责备的口气，好象他同意当副官这件事完全不符合她对他的看法。

　　“我自己也不想当，”他终于说，“你怎么不理解我呢？”

　　“唉，你这个人哪！嘴上说不想当，可就是当了……”

　　“要是人家对你说，他需要你，你也会当的。”

　　“我就是不当，”塔尼雅生气地说。

　　他深信她会当的，但他不愿争下去。

　　“你应该辞掉这个职务，无论如何应该辞掉。”

　　“我会辞掉的。等打完这一仗，我就走。”

　　“可是这要等到哪一天？”

　　“不知道。”

　　“瞧你，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她对他很理解，但故意找他的碴儿。“你得想办法让他现在就把你赶走。”

　　“什么叫赶走？难道我是他的奴仆吗？”

　　“反正我希望他把你赶走。”

　　“他不会把我赶走的。只要我尽力把事情做好，他就不会把我赶走。”

　　“难道他看不出你根本不愿意当副官吗？”

　　“也许他以后会看出来。但现在未必会察觉。如果他找人换我，那就得花一段时间跟这个人处熟，可他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你知道他的工作情况吗？”

　　“我只知道你的工作情况。送送信啦，递递公文啦……”

　　“不完全是这样，”他沉住气说。

　　“不完全是，但总出不了这一套。只能是这一套，”她伤心地低声说。

　　他感觉到，她不是不相信他。她懂得他在这个时候不能不去当谢尔皮林的副官，因为他不是去当别人的副官，而是当谢尔皮林的副官。但是她不能克制自己。她所以生气，是怕人家看不起他。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由于这个副官的问题而争吵起来，因为她对他讲了这么多刺耳的蠢话。但是，她一边低声说着，一边却仍然把脸颊紧贴在他的胸膛上。要是他们没有偎依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吵起来。但既然他们偎依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吵起来。她嘴上虽跟他纠缠不休，但她的身体仍旧紧贴着他的身体，这说明她不会，也不想离开他。

　　她责备他，劝告他，态度显得异常严肃，仿佛今天说不服他，以后就不能再说服他了。

　　对于这一点，他只是想了一下，但没有想下去，因为去想这一点是荒谬的。但是，他毕竟想了一下……

　　她忽然沉默了，似乎想起了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改变了刚才急促的低语，用平静的语调小声说：“唉，归根到底，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总而言之，反正一样。”

　　“怎么会反正一样呢？”

　　“就是这么回事，反正一样嘛，”她重复了一遍。

　　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刚才还在为这件事生气，现在却突然完全失去了兴趣。但是，她终于不作声了，这使他感到满意，因为这场谈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不管她怎么说，他已经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决定了。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她认为，人家会贬低他，可是对他来说，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贬低。

　　后来，塔尼雅第一次离开了他的身体，朝天躺着，她双手枕着头，出其不意地说：“当我软弱无力地躺在野战医院里的时候，我想，在遭受了这么些痛苦之后，我今后什么也不想要了，而且和谁在一起都不会感到幸福了。”

　　“‘和谁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由得问。他并不是为了这句话本身才问她，而是听到她讲话的语调才不得不问。

　　“是的，和谁在一起都不会感到幸福，”她重复说，“不管是和你还是和别人在一起都是这样！要是你离开了我，我只能和别人在一起……但是，和谁在一起都不会感到幸福。”

　　“你为什么这样想？”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不知道。”

　　他觉得，这不是真话，不过是为了敷衍一下而已。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话了，仿佛是在继续她内心早已开始的默默无声的独白：“我的柯尔卡也被打死了。”

　　这使他感到奇怪，因为她以前从未当着他的面这样称呼过自己的前夫……

　　“去年冬天，在科尔松一谢甫琴科夫斯基附近……医务人员常常是这样牺牲的。德国人突围的时候，经常要杀人。他们突围时，碰到我们的野战医院的人员，就要杀……”

　　“谁告诉你的？”

　　“我妈妈。她也是听他妻子说的。……四三年在厂里接待过我的那个老书记也死了。是妈妈在我身体快好的时候告诉我的。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我和妈妈一起为他的死痛哭了一场！”

　　她只说是老书记，跟从前一样没说出他的姓名，所以辛佐夫一直不知道，玛里宁已经在塔什干的一家工厂——塔尼雅的母亲就在那里的翻砂车间于活——的工人居住区里与世长逝了，而这个人过去曾帮过他多少忙啊……

　　塔尼雅提到老书记时说，“我和妈妈一起为他的死痛哭了一场”，听她的口气，仿佛她是经常哭的，哭，对她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辛佐夫想，她流眼泪大概也有不同的情况。刚才她提到的那种痛哭，这是女人的眼泪，在女人之间是不把这种眼泪当作一回事的。可是，她当着他这个男人的面流的眼泪，那就不同了——这是一种不轻易流淌的、痛苦的眼泪……

　　辛佐夫开始问她生孩子的情况，问她怎么会早产的，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但是，看来她为此受尽了折磨，所以现在不大愿意谈。她显得很勉强，仿佛她已经把一切经过情况都跟他讲过了，现在又得重复一遍。

　　她把产院里的医生、护士、卫生员全都夸奖了一遍，想以此说明，她的不幸遭遇跟谁都没有关系，责任全在她自己身上。她甚至没忘了火车上的旅客，说她怀着孩子乘火车到塔什干去，一路上旅客们都很关心她，给她送茶递水，不让她出车厢，怕她滑倒摔跤。

　　可是她说到自己的时候，却是气呼呼的，好象在讲某个她早就感到讨厌的人似的：“就是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不幸的女人……她们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做不成，什么都不如人家……”

　　然后她讲起了女儿的事。这一点他没有问，怕引起她伤心，但她自己突然讲了。她说，女儿虽然没有足月，但是生下来的时候并不小。

　　“是一个很好的小姑娘，长得挺秀气。他们抱来给我看的时候，样子挺健康。所以，当他们后来对我说，他们不抱来给我看是因为她受了感染，我就相信了他们的话，以为她还活着。”她最后伤心地说：“谁都没有错，全是我自己不好。我太瘦弱了，不能给你生个孩子。她就是由于我的缘故没活下来。因为我太瘦弱了。”

　　辛佐夫把身体向她靠近些，吻着她的手、脸和头发。他满怀柔情地吻着，吻了很久，竭力使她感受到他对她的爱情，使她了解到他是多么地爱她。

　　但是她满脸愁容，一动不动地躺着，默不作声。后来，她突然翻过身来，紧贴在他的身上。她不想再离开他，始终要和他贴在一起。她甚至跟他低声讲了许多以前从未讲过的话。然后，她又象刚才那样，把头枕在他的胸口，开始讲述地这次回来后会见卫生部主任的情景。她说，她感到自己象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因为她离开前线已达三个月之久。

　　“可我为什么离开前线呢？没什么理由！就这样离开了。而在那里，在后方，你可知道，人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我甚至不想多说。我这样回去，在他们面前感到难为情。到了这儿呢，我也感到不自在，因为我是空手回来的。因此我要求主任把我派到团里去。”

　　“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跟你商量什么呢？你自己也没有跟我商量呀。可我感到难为情，所以想设法弥补。大家都认为，那边总要艰苦些。尽管我们这儿工作也不少。在哪儿工作都一样，不过……”她没说下去，但他懂得她的意思：她不是说工作艰苦不艰苦，而是说危险不危险。

　　“那他怎么说呢？”辛佐夫指的是卫生部主任。他想起了这个眉毛浓浓的阴郁的少将，昨天他刚到谢尔皮林那儿去作过汇报。

　　“他把我赶了出来。他说，你原来在哪儿工作就回到哪儿去工作，要是你敢胡闹，再打报告来，我就要撤你的职。我将委派一个委员会，审定你不够服役条件。说罢，便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塞到我面前说：‘瞧你象个什么样子’。可我倒觉得自己的脸色并不难看。”

　　辛佐夫感到她笑了，她的脸颊在他胸口颤动了一下。

　　“我的脸色当真难看吗？”

　　“不，”他说。“我甚至想对你说，你脸色很好。”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不敢说。”

　　“真傻，”她感到幸福地说，“我今天脸色很好，这使我很高兴。点亮蜡烛以后，你站在那儿看我，我就明白了。但我还是想听到你这样说。我上回给你捎去的便条写得平平淡淡，因为没有信封，只是折了两折。当然，我并不认为罗斯里亚科夫会看便条，但没把信封上总觉得不好意思写什么。懂吗，啊？”

　　“当然。”辛佐夫想起了给他带便条来的集团军卫生部副主任罗斯里亚科夫中校。他长着一只鹰钩鼻，穿着相当讲究。“他从来没有追求过你吗？”

　　“只有过一次，”塔尼雅说。“那时还没有碰到你。后来他明白了，就追求别人去了。他为人不错，只是样子象个好色之徒。”

　　但辛佐夫此时不是在想罗斯里亚科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的外表怎么样，而是在想她说的那句话：“那时还没有碰到你。”事实上，的确有过一段时间，当时，她还没有碰到他。但这段时问该怎么算呢？

　　他告诉她说，谢尔皮林在视察部队时想起了她，想起了四一年他们一起涉水过朴罗尼亚河的情景。

　　“他说，如果你的身体不好，应当给你找一个比较轻的工作。”

　　“我不需要他的任何帮助，”塔尼雅冷冷地说，“不需要他的帮助，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形助。我已经在后方逍遥了三个月了，现在还要给我找一个比较轻的工作！”

　　“为什么你要把自己说成这样呢？”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事实本来就是这样。过了三个月假期，这在战时是谁也不该享受的。”

　　“这是由不得你的……你干吗要折磨自己？要是……”

　　但她不让他说下去。

　　“什么‘要是’？要是不落到这般地步，我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侍候你了。”她对他说这话时甚至带着几分敌意，但同时，却又轻轻地把他的头搂到自己怀里。然后她又离开他的身边，抬起身子把一只枕头塞到背后，靠墙半坐着。“我现在就得经常起来喂奶。你知道，我的奶水多足啊！不需要奶了，可它却特别多！”

　　他想起，她临走前曾经担心地对他说：“万一我没有奶，那怎么办？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否则我已做了妈妈，每天晚上陪着孩子，而不是赶走了女伴，来陪你这个少校了。”她仍旧抱着他的头说。

　　“你胡扯些什么啊？”

　　“当然是胡扯。因为我只有一种思想准备，但结果却完全相反，所以我怨恨自己，又象个傻瓜似的拿你出气，好象你有什么错似的。”

　　“谁也没错。”

　　“当然谁也没错。这样想最简单了。”她用一种异样的、冷漠的语调说着，仿佛她现在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和他们现在的话题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也许，正是她的这种语调使他也想到了另一件事情。

　　“我在去莫斯科之前，见到巴威尔了。我们一起看了地图。我们都认为我们的集团军将向格罗德诺挺进……”

　　“不知怎么搞的，我越来越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她。”塔尼雅指的是辛佐夫的女儿。她说话时满怀热情，好象要他相信她对此深信不疑。“你一定能找到她！她不会出什么事的！”

　　他提到自己的女儿，因为谈这个问题他并没有什么顾虑。在塔尼雅动身之前不久，他们也谈到过这件事。“我自己也要生孩子了，但你别担心，”她当时开玩笑说。“你对我还不了解，我一个人就能服侍你们爷儿三个。给你们做饭，缝衣服，上班也不会迟到。”

　　但是现在他悔不该提起女儿的事，因为塔尼雅不知为什么一个劲儿地重复着说：你一定能找到她，你一定能找到她！好象这件事与她无关，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好象她只是指他能找到，而跟她毫不相干。她从前谈起他女儿的时候，经常说，希望自己同他再生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就有两个女儿了，而现在好象完全改变了主意。

　　“要是找得到的话，那不是‘我能找到’，而是‘我们能找到’，”他说。

　　她什么也没回答。

　　“大概，我不应该跟你谈起这件事。”他说。

　　“大概是这样，”她的回答好象回声一样，接着就不作声了。

　　他知道，当她突然这样闭口不言的时候，接着就会是长时间的沉默，她要沉默多久就会沉默多久。因为她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回答，但又不愿意随便敷衍。

　　他们就这样沉肽着，一直到塔尼雅开口问：“在莫斯科的时候，你到娜佳那儿去过吗？”

　　“去过。”

　　“她现在和巴威尔怎么样？”

　　“不清楚。”他回避了这个话题。“她热情地接待了我，请我吃了一顿饭，还想留我过夜。”

　　“你为什么不留下过夜呢？”

　　“我到卫戍司令部去了，我在那儿已经登记了一个床位。”

　　“你会跟她在一起吗？”塔尼雅突然问，她一反常态，问得出人意料地粗暴。

　　“你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呢？”

　　“不为什么。可是究竟会不会呢？”

　　“我根本没想过，”他回答说。他想到自己也许会这样做，不过事实上他过去并没这样想过。

　　他记起，那一天娜佳想从餐具柜里取婴儿衣服给他们的女儿，结果被抽屉夹痛了手指。当时他对她说：“暂时不需要，但愿不要有什么不幸！”

　　塔尼雅的态度是那么反常，所以他以为她还会问下去。但她没再问什么，就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儿；她循着自己的思路，仿佛跳过了一大段话似的，接着问道：

　　“那你相信我吗？”

　　他是否相信她？他可能对她的某些做法感到生气，感到不理解；但是，不相信她是不可能的。她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地方。而且他们之间还从未谈起过这种相信不相信的问题I

　　至少直到目前为止从未谈起过。

　　“需要我回答吗？”他生气地问．“还是不回答就算了。”

　　“就算了吧。”

　　“那就谢天谢地啦。”

　　“不过你别生我的气，”她带着歉意说。

　　但是，尽管她低声表示了歉意，他还是感到生气，不理解她怎么会这样。他想问，但却忍住没问。因为在她失去孩子以后，这是他和她第一次团聚，看来不应该去问她，为什么她的性情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别生我的气，好吗？你睡一会儿吧，”她仍旧带着歉意低声说。“这样睡你舒服吗？”她重新把枕头塞在背后，把他的头搁在自己的胸口。

　　一丝暗淡的晨曦透过窗口的麻袋片射进房间。已经五点半了。从透进来的光线判断，今天是阴天。

　　辛佐夫朦朦胧胧地睡着，他把残废的左手放在塔尼雅的背后，另一只好手抱住她的肩膀，头埋在她的胸脯里。她半坐半躺着，一动也不动，一只手抱着他那沉沉地压在她胸脯上的头。

　　她没有发觉他已经醒了，所以辛佐夫看到了她那一对凝视着墙壁的眼睛，这是一双呆滞的、悲哀的眼睛。

　　他仿佛看到了他没有权利看到的东西，看到了她不愿意让他知道或者不能够让他知道的东西。于是他重又闭起眼睛，装作好象刚醒过来似的样子。

　　她感到他动了一下，于是放下他的头，身子从枕头上滑下来，紧紧地偎依在他的身旁，想让他快一点醒过来。这时，她才怅然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了。

　　“他是我的丈夫，”她紧紧靠着他的身子，带着万念俱灰的心情独自思忖着，“我跟他睡完最后一夜，一切就都结束了。然后我将主动离开他。”

　　辛佐夫突然在晚俄中看见了她的眼睛，深深地感觉到，她不愿意让他分担自己的不幸。但是他想到的，只是他能够想到的一点，即他们的孩子不幸夭折。然而，她遭到的不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不幸如此巨大，以致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失去孩于的不幸，他俩都是知道的，这是他俩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一起加以弥补，或一起忘掉的。

　　然而，另一个不幸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而且仅仅是同于她个人的不幸，不是他的不幸。对他来说，恰恰相反，甚至还可能是一种幸福。而对她来说，若要使这个不幸从她的生活中消失，那就必须让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随之一同消失。她目前处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幸福招来了灾难。她在回自己的集团军时，路过方面军后勤部队，恰好在方面军卫生部驻扎的村子里的一条街上，遇见了她从前那个游击队的队长卡希林。她打听到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要给她那个集团军送裹伤材料去，她可以搭这辆便车走，所以准备去找一个地方过夜，这样就在村子的街上碰见了卡希林。他现在胖了一些，心情愉快，已经不象打游击时那样留着大胡子，也不象上次在莫斯科见到他时那样胡子拉碴的。他留着两撇威武的乌黑口髭，军便服上佩着两枚勋章，这是他在他们分手后获得的。

　　尽管卡希林穿着上校军服，而且和好几个军官一道走着，但当他看到塔尼雅之后，先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然后抱住她，热烈地吻她，接着又把她从地上举起来转了一圈，才把她放到地面上。他还是这副老样子，跟从前一样。他把她放到地上之后，就问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塔尼雅跟他讲了来到这里的原委。她把一切都讲了，因为对卡希林这样的人应当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他一时忧伤起来，甚至把制帽朝前额推了推，难过地搔着后脑勺。但是他立刻又笑了笑说，没关系，等战争一结束，一切自然而然都会好起来的！他说得那么自信，竟使塔尼雅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自从遭到不幸之后，她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想到，等到战争结束，要是她和辛佐夫都能够健康地活下来，那时她将再冒险生个孩子。

　　卡希林问清楚塔尼雅要去的地方之后，接过她的箱子——她带着一只箱子——把她带到停在屋后的“爱姆卡”汽车跟前，让她坐在汽车里等他，对她说：他这次来是为了跟医生商量一件事情，他现在就去谈，半小时以后他就回来送她到邻村，到他们的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所在地去过夜，明天早晨再从那儿送她回集团军。

　　卡希林办事干脆利落，而且使人感觉到，非这样办不可。他和医生没有谈半个小时，只过了十分钟就回来了。他仍旧让塔尼雅坐在前座司机旁边，说，“你就坐在那儿，病后还是少受震动好。”同时他当场给司机下了命令，要他作好准备，万一明天没有便车，就在八点钟送大尉军医到集团军去。

　　车子开到目的地之后，卡希林象小学教师一样伸出一只手指，问：“我们晚饭吃些什么呢？要不要喝伏特加？”

　　她说她不喝，他同意了，说：“那我今天也不喝这鬼东西了。”

　　他叫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人，这是打字员娜杰日达·弗罗洛芙娜。他向她介绍了塔尼雅，并且说：“请你今天带她到你那儿去宿一夜，免得人家说闲话！”

　　但是，尽管他不愿意贻人口实，他还是把塔尼雅留在自己的屋子里两个人一起吃晚饭，因为他见到她很高兴，而且想和她单独谈谈。

　　吃晚饭的时候，虽然他回忆到了不愉快的事情——谈到他俩都熟悉的几个同志牺牲了，——但是，他有一个习惯，这是塔尼雅知道的，他谈起沉痛的事情时，好象是在讲早已过去的事情，而谈到未来时，好象从此再也不会发生沉痛的事情了。这种习惯冲淡了回忆的悲伤气氛。卡希林在谈到未来时，好象只要鼓足勇气，冒着枪林弹雨再冲一小段路，战争就可以结束了。虽然塔尼雅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她也知道，卡希林比她更懂得这一点。然而这个快活而坚强的人对未来的大胆乐观的看法，深深地吸引着她。

　　本来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可是这时卡希林突然皱了皱眉头，他想起了一件事，笑了笑说：“天底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你记得维罗尼嘉吗？”他看到塔尼雅脸色呆板，以为她想不起来，又说了一遍：“就是我们的维罗尼嘉，你的好朋友，你后来就是代替她到斯摩棱斯克去接头的。记得吗？”

　　“当然记得，”塔尼雅说，脸上的表情仍旧像刚才那样呆板。

　　“她非常可能还活着。去年秋天斯摩棱斯克解放以后，我去处理人事问题和清理档案材料时，得到了这个消息：有一个女人在斯摩棱斯克解放后报告说，她见到过她，她还活着。”

　　“她还活着！”塔尼雅差点儿叫出声来，但是她没有叫，反而默不作声。

　　“后来我们查明，她的身分证的确同别人掉换过了，”卡希林解释道：“那一天夜里，监狱里有一批人被押出去枪杀。人家把当天夜里死于监狱里的一个姑娘顶替了她，使她幸免于难。她冒用了这个姑娘的身分证，被编入另一批被押解到德国去的人们中间。给我讲述这件事的那个女人曾经看到，她和这一批人一起被赶上载牛用的车皮运往华沙……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以为她被杀害了，可是她却非常可能还活着！到底怎么样，要等我们打到德国以后才能知道，在这以前未必能弄清楚。他们现在不敢把那些被他们赶到德国去做苦工的人留在东普鲁士边境地区，而把这些人弄到西部地区去了。她很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在那儿做苦工，或者给他们的地主老爷当长工。生活嘛，当然是……”卡希林叹了口气说。“但终究没死，而是活着。”

　　他朝塔尼雅望了望，发觉她面色苍白，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塔尼雅使劲控制自己，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但是卡希林不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感觉到，她忍着眼泪，不让自己哭出来。

　　“你怎么啦？想大哭一场还是怎的？为了什么呢？人家多半还活着。那就不该哭，应该高兴才是。”

　　“我是在高兴，”培尼雅说，但是全身仍然在颤抖。她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双手紧握在一起，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几转，然后再坐下，把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伊凡·伊凡诺维奇，我已经把她的死讯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尼雅一双眼睛直得愣地望着卡希林，并没意识到这句话实际上没说明什么问题。

　　“那又怎么呢？”卡希林耸耸肩膀说。“在战争中，这种情况还少吗？起先我们以为某某人死了，后来才知道他还活着。要是情况相反，我们以为他还活着，而实际上却已经死了，那就糟啦。你只能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他。除此以外，你还能告诉他什么呢？即使他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自以为是鳏夫而另外找了一个女的，但等到他和活着的妻子重逢时，过去的一切也总是可以一笔勾销的。我们已经有过这种例子了。”

　　他说的这些

　　全都是多余的，既没有用处，又毫无意义。他还在说什么重逢不重逢啦，可能不可能啦，可是塔尼雅却心情沉重地坐在他对面，等他住口。她甚至不想打断他的话，因为他继续讲下去也好，缄默也好，现在对她说来都同样没有什么意义。

　　“我嫁给他啦！”卡希林住口以后塔尼雅说。

　　“嫁给她丈夫了？”卡希林愕然问道。

　　“对！嫁给她丈夫了。”

　　“这情况……”卡希林说不下去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问她的丈夫是谁，在那儿工作。

　　塔尼雅都说了。她说，她丈夫在他们那个集团军的作战处工作作。她当时还不知道辛佐夫已当了谢尔皮林的副官。

　　卡希林默默地考虑着现在该给她出什么主意。考虑定当后，他劝她在战争结束之前什么也别告诉自己的丈夫。

　　“我不知道他人怎么样，”卡希林说，“但是不管他怎么样，反正不要告诉他！要不然，你同他的生活就毁了。也许，我告诉你的消息是不足为凭的。我们讲她还活着，可是谁能担保她确实活着呢？何况，她被赶到德国去了。他们中间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活着回来，现在谁也不清楚。”他想了想，又说出了另外一个他认为是重要的理由。“即使她活着，她在那儿已经生活了三年，她也可能和哪一个被赶去的苦工结合了，相处得很好，那又怎么样呢？”

　　塔尼雅摇摇头。她并不是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而是因为她不想为自己开脱。

　　“你别摇头！这是完全可能的事儿。难道你从前没跟杰格昂尔好过吗？”

　　“好过。”

　　“那么她和你一样，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难道能说你不好吗？相反，你很好。这是常有的事！你别告诉他！不要毁了你自己的生活，也不要毁了他的生活。实际上眼前还什么都不清楚。”

　　塔尼雅木然坐着，直愣愣地望着他。她哪里会料到，她到他这儿来，会碰到不幸。是的，是不幸。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但实际上她却还活着，这难道是不幸吗？是的。是不幸。生活中真是无奇不有，突然之间这却成了不幸。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它恰恰是可能的。

　　“你一点儿也没错。”卡希林见她沉默不语，以为她同意了自己的看法，就说，“即使是你把她的情况告诉了他，你也没错；因为你和我一样，当时确实以为她已不在人世了。你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卡希林说她深信不疑。是的，的确深信不疑！她既深信不疑，他也深信不疑。不过这里还是有区别的：卡希林是一个男人，他说这些话——而且说的可能是事实——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他不会同辛佐夫结合在一起。可是她是一个女人，她就会同他结合在一起。她会拥抱他，和他同床共枕，共同生活。

　　“深信不疑”。她觉得“深信不疑”这句话特别使她苦恼。她深信不疑，所以告诉他，说他的妻子死了，于是他也就深信不疑了。而现在，当他已经深信不疑的时候，又得告诉他说，他的妻子没有死……

　　卡希林难过地站起来说，他要到自己的司令部去。塔尼雅也站了起来。

　　“你听我说，”他戴上制帽，对她说，“我大概可以跟他通个电话。如果找不到他，那就找作战处的值班员。用电话告诉他，你明天将回到部队。”

　　“不必了，”塔尼雅担心地说，“不必了。”她重复了一遍，生怕卡希林会照他自己的意见去办。’

　　当卡希林说他要打电话给辛佐夫时，她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念头：等她一回去，就去见卫生部主任，向他讲明一切情况，并请他立即把她调到另一个集团军去，这样可以不再同丈夫见面，然后她从那儿给他写封信，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

　　卫生部主任对她的请求大概会同意的。可是她自己却做不到！

　　她到了将军那里，突然违反本意，请求派她到团里的卫生连去当医生。她想起，去年他们科里有一个女医生坚持要到卫生连去，结果只过了一个星期就牺牲了。这时，她狂热地想：“也这样把我打死吧。那就太好了，再好也没有了！”

　　但是，当这位年老而聪明的将军把她训斥、嘲笑了一通之后，她就不再坚持自己的请求了，因为这只是一时绝望的冲动。她对自己和别人都不赞成由于绝望而到战场上去做或想去做某件事情。

　　整整一个星期，她在等待同丈夫会面，但又害怕这次会面。有时，她对自己说，应该当机立断，把一切情况一下子都告诉他。有时，她又动摇不定，带着负疚的心情想，要是她什么都不讲，情况会怎么样。甚至当她看到齐娜依达肩上搭着被子走过之后，她还没有拿定主意。直到她在黑暗的街道上向他凑近并紧偎着他的时候，她才感觉到她不可能离开他，而且现在她什么也不会说了。

　　在这一夜里，她使他感觉到，她和他在一起很幸福。同时，她又竭力使他相信，除了和她在一起以外，他和谁在一起都不会如此幸福。

　　是的，她是这样想的，而且也希望他能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一夜里，她不再象过去那样有所节制。

　　她这样做是想让他压根儿忘掉别的女人。因此，她才粗鲁地问起他和娜佳的事。她想从他的嘴里听到一句话：除了她以外，他谁也不想，也不可能去想。

　　当他说起格罗德诺和自己的女儿时，她感觉到，她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想他的女儿了。这是因为，虽然她本人仍旧和他在一起，但是现在，他不仅仅有女儿，而且还有妻子留在战线的那一边。别人可以说她们已经死了，也可以说她们还活着，但她应该相信她们还活着。不仅是他的女儿还活着，而且这个女孩子的母亲，他的妻子，也还活着。换句话说，他的真正的妻子还活着。当她毫不留情地考虑自己的问题时，就是这样想的。

　　“是的，我没错，一点儿也没错，”她想起了卡希林的话。“是呀，要是她在那儿没活下来，已经不在人世，那我的确一点儿也没错。这样说来，我是希望她死吗？为了使我没错，就得希望她不能得救吗？我几乎就是这样希望的，因为我现在跟了他，而且今后也想跟他在一起。只有在我强迫自己和他断绝关系以后，我才能在内心深处不希望她死。如果我继续和他在一起，而且什么也不告诉他，那么我就不能希望她活下来，不管这种想法是多么可怕。我只能说服自己希望她活着。我不应当再和他在一起。今晚的相会，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想。于是，她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感到无限怜悯起来，因为她的身体今晚是最后一次和他接触，最后一次被他拥抱了。今后，假如她按照她自己的决定去做，按照她应该做的去做，那么她将失去他而成为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她带着她今天早晨即将与他永别的心情想着他。也许，她没有这个力量。但是这不过是时间问题，她反正不能不说明真相而和他继续生活下去，也不能在说明真相之后和他继续生活下去。即使他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她也不可能继续和他生活下去。

　　“要是我把这一切告诉他之后，他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她已经不是在想自己，而是在想他了。

　　在她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她和他结合，是由于他们以为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如果现在那个女人即使还活着，他却不爱她，而爱上了你，那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带着惶惑的心情在想象中把不能两全的两个人联到了一起——一个是现在和他睡在一张床上的自己，另一个是在那边，在德国的女人，她在那儿过的生活恐怕只是靠她对未来的信心支持着。你哪怕在想象中剥夺了她的信心，那也无异于置她于死地。只有一点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那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吗？

　　她感到可怕的原因，还在于她竟然跟他会了面，同他睡在一张床上，但什么都不告诉他。可是她随即又象刚才责备自己那样地可怜起自己来了。

　　“怎么，难道我连这最后一次幸福都不应该享受吗？为什么我不应该享受呢？我这样做难道是对谁做了坏事？”她几乎带着跟行将灭亡的人同样痛苦的心情想。这时，辛佐夫刚好醒来，看到了她脸上痛苦的神色。

　　这是一个阴暗的早晨，四周静悄悄的。辛佐夫随着塔尼雅一起穿过他昨夜走过的那个房间。她先探头朝里面看了一下，对谁讲了一句：“把头蒙起来。”房间里的铺板都空着，大家都已经起身走了。辛佐夫只瞥见角落里有一张女人的脸露在被子外面。

　　“值班回来该好好睡一觉，”塔尼雅回过头去，说。“跟你讲过了，可你连头都没蒙起来。”

　　她说话的语气平静，嘴角带着笑意，不象是生气的样子。当她和辛佐夫一块儿走到街上之后，仍然微笑着补充说：“即使在战场上，我们女人终究还是女人啊！”

　　她要乘的汽车到七点钟才开。他们出来得早了，所以她建议送辛佐夫到他的吉普车停放的地方。要是车子还没来，那就在那儿告别，然后他留在那儿等车子，而她就离开。

　　“你今天要跑很多地方吗？”辛佐夫问。

　　“很多。要到好几个点去。现在每天都是这样。”

　　她陪他沿着乡村街道走着，毫无顾忌地挽着他的胳膊，问：“后来没再受过伤吗？”

　　今年三月，正好在她动身之前不久，他在火线上遭到了扫射，当他从车子里跳出来的时候，他那只残废的手在支架上碰痛了…

　　“没有。总的说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是从一条战线转到了另一条战线。”

　　“妈妈把你的信给我送到医院里来，我看了以后就知道你们转移了。我一读到你现在就待在我和你相识的那个地方，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我没有想到真会这么快。”

　　她讲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微微露出笑容，显得那么安详、平静，不由得使人感到奇怪。

　　昨天夜里，辛佐夫有好几次感觉到，她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到了早晨，他看到她那张安详、平静的脸，他就不朝这方面去想了。他认为她不过是过于劳累了，因此他暗暗责怪自己。即使夜里的一切都是她自己要求的，他也应当记得她不久前才出院。应该尽可能多少照顾她点儿！但是现在再提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他没说什么，只是更紧地挽住她的胳膊。

　　“你又在这儿了，我真高兴！”

　　“我也高兴。”她从他的胳膊弯里抽出自己的手，向迎面走来的军医敬了个礼，然后又挽住他的手说，“我在医院里的时候，连敬礼都不习惯了。现在每天都得敬礼，敬礼……但愿战争结束就好了。可是，等到战争结束，也许会把我留下当干部……”

　　“到那时再说吧。”辛佐夫想的不是战争何时结束，相反，他想的是：在他们这条战线上，激烈的的斗重新打响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要是留下当于部，又得敬礼了，”她说。她好象没听见他的话，脑子里一直在想，和他分离以后自己将怎样生活。

　　他俩走过拦木时，辛佐夫老远就看到，吉普车已经停在树林边缘的树荫下面了。

　　“我们再走过去几步。”塔尼雅回头看了看站在拦木旁边的土兵。

　　他们又走了几步。

　　“就在这里分手吧。”

　　在前线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当她在他那儿时，一切都由他安排，由他决定送她到哪儿，在哪儿告别；而当他在她这儿时，一切都由她决定。这一回也是这样。

　　“再见了，万尼亚！”她叹了口气，双手搂住他的脖子。

　　他低下头来，热烈地吻了吻她的嘴唇。但她扭过脸去，不让他再吻，好象她此时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是不慌不忙地、轻轻地吻了几下他的眼睛。

　　他没有跟她讲，他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事情很清楚，在进攻开始之前，他们不可能再见面了。等到进攻一开始，同样也没有这种可能。进攻停下来以前，他们是不可能再见面了。如果他们出乎意外地能在这之前见面，那只能算是运气好，但是，他们从来不寄希望于万一。

　　“她身体不好，”他看到在塔尼雅微微抖动的嘴唇旁边渗出了几滴虚汗，暗自思忖。

　　“你怎么啦？”他问。他觉得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异常悲哀的神色。

　　从前，当她觉得他的问题提得没有必要时，她总是微笑着回答他说：“你真傻。”但现在她没有笑，也没有回答什么，依旧站在那儿，目送他朝吉普车走去。

　　他在司机旁边坐下，当车子开动时，向她挥手告别。接着，车子开到拐弯处，他又向她挥了挥手。可是她依旧木然地站着，一直到他的车子驶远。

　　他克制住不安的心情，又一次安慰自己，把她的这一切表现看成是疲劳过度的结果。在经受了这一切不幸之后，她的神经变得脆弱了。只要回想一下，她如何尖锐地责怪他当了副官，事情就清楚了！

　　当然，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着想。她觉得他担任这个职务大概感到很吃力，因而很担心。她猜对了。给谢尔皮林当副官，每天忙于听呀，记呀，传达呀，弄清情况呀，在地图上作标记呀，而且还必须在脑子里记住各种各样的事情。到了夜里，你总感觉到，好象每天有十八个小时一直都跟在首长后面跑，事先从来不知道首长要走几步，走几步才会停下来，在什么地方只是匆匆经过；在什么地方会暂时逗留下来，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在什么地方坐下来，在什么地方又得开步走。任凭你给一个多么好的人当副官，这都不是一个好差使！要是你凭自己的良心去做，把它看作是战时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再属于你自己了。要是你象一个懒散的奴隶那样去对待它，那么到头来你就真的会变成首长的奴隶，而不是战场上的战士。

　　辛佐夫想起塔尼雅生他的气时，心里想，他俩总得相互了解，他应当向她说明，不管他是否乐于担任这个职务，但他总不能由于接受了这个任务而蔑视自己。他没有为自己找过，也找不到轻松的活儿。

　　前面有两道车辙向右拐进树林，路上看得见履带的痕迹。路的两旁满是枯枝——这是夜里路过这儿的坦克丢下的伪装。也可能是火箭炮丢下的。前面又有好几道车辙拐进了树林。路标指明，向右拐弯是某个部队的驻地。接着又有二块路标，指出向左拐弯通向另一个部队。远处有一道拦木，到那儿必须出示通行证。要是没有通行证，白天不让通行。

　　这是延续了两个月之久的战斗间隙的最后一个早晨……

第十八章

　　白俄罗斯战役就要打响，剩下的钟点已经屈指可数了。

　　三个方面军将于明天，六月二十三日清晨发起进攻，第四个方面军在几昼夜之后也将加人这次战役。

　　发起进攻的时间，正是卫国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发起进攻的地点，就在三年前德国人使我们惨遭失利的地方。一度几乎进逼到莫斯科城下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现在正挡在我们直捣柏林的通路上。这种局面不仅我们感到了，就是德国人也感到了。

　　从审讯俘虏中获悉，德国人确实已经把德方白俄罗斯防线后面的土地称之为“法帖梁德”即祖国了！至于是他们官方这样称呼的，还是士兵这样称呼的，可以不必去管它，这反正说明德国人自己也已经感觉到，柏林就在他们背后了。

　　对即将开始的进攻我们自己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在制订这次战役的计划时所提到的几乎所有的地名，都使人联想起一八一二年的战争。联想起拿破仑东进莫斯科和他的强大的军队遭到覆灭的下场。虽然制订这次战役计划的各位将军和校官都并不相信什么征兆，但是，这一系列城市和河流的名字：维帖布斯克、莫吉廖夫、波里索夫、明斯克、格罗德诺、第聂伯河、德鲁特河、别列津纳河、涅曼河……使他们回忆起的，却就是上面提到的这场战争。

　　一个月之前，还在春天的时候，斯大林给这次战役确定了一个至今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密码代号“巴格拉季昂①”。所以要用这个代号，不也是这些回忆的结果吗？

　　那些参加过“巴格拉季昂”战役而在战争中没有牺牲的人，战后有可能读到德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德国的历史学家把这次战役称为德国军队的崩溃，认为它的规模之巨大和后果之严重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格勒会战。

　　然而在当时，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这一切无论在德国的军事史中，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军事史中都还没有记载。在白俄罗斯的森林中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还仅仅是一份计划；准备进攻的四个方面军和各级指挥人员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千方百计迷惑德国人，尽可能使他们晚些知道我们将要进行打击的时间、地点和方向。

　　为进行“巴格拉季昂”战役，集中了将近一百五十万人、三万多门炮、六千架飞机、五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准备工作，而完全不让对方觉察是不可能的。只有给德国人制造假象，使他们觉得：我们虽然到处都在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在这次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中，我们主要打击的地点，首先还不是在这里，不是在白俄罗斯，而是在它的南面，在乌克兰。

　　为此，制订了一份制造假情报的庞大计划，包括佯装调动部队，造成使其集结于南方的假象。这项工作要用各种各样非常严密的伪装；有时无线电故意保持沉默，有时又用无线电制造假情报。有一个集团军，自从去冬失踪以来，德国人一直在寻找，认为它已被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但它在使用无线电通信时，突然“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给德国人测到它正在调往南方，他们认为它在那里投入战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然而，这个集团军实际上早已拆散了，存在的仅仅是一组无线电信号而已。而实际存在的几个坦克军则改称步兵军，正往北方开拔；坦克军的几位军长暂时都改名换姓，连来往公文上盖的也都是临时的、别的部队的印章，一辆辆坦克都被装在平车上伪装成车厢，往北运送，坦克兵甚至在到达了各自的目的地之后，也还是戴着一般士兵的肩章，暂时领取步兵的给养。

　　①彼得·伊凡诺维奇·巴格拉季昂（１７６５－１８１２—一俄国步兵上将。1812年卫国战争时曾指挥俄同军队打败法军。—一译者

　　由于我方做了所有这些工作，德国人开始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的主要打击地点不会在白俄罗斯，而是在它的南面，于是，他们就预先把自己的部分预备队由北往南调动。此时我们的游击队接到命令：在德军调动部队的沿火线的几条铁路线上暂时减少活动，一俟“巴格拉季昂”战役开始，德国人需要火速把自己的预备队由南往北调回来的时候，再对这几条铁路进行攻击，打响大规模的“破坏铁轨战”。

　　当然，如果认为我们处处都能把德国人引入迷途，那是不够慎重的。但是，整个细致而又耐心的迷惑对方的工作，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很久。这个工作是夺取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进攻的准备阶段，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

　　要求事先尽可能作好一切准备，以此来确保胜利，不达到这些要求决不罢休——这一点不仅是三年来我们的作战能力日益提高的结果，而且也证明了大家都有迫切的需要：力求真正做到少流血而夺取辉煌的战果。

　　现在已经进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了，举国上下都意识到最后胜利已近在眼前，但是，每作出一次新的努力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这就是说，谁也无权去做徒劳无益的事情。既不能徒劳无益地去干，也不能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动手。这样干，就是对国家犯罪，因为我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已累得疲惫不堪了，但他们还是用劳累过度的双手，在后方生产出比三年前多三倍的坦克，比三年前多五倍的飞机。我军在这次白俄罗斯战役的准备工作中所表现的坚持不懈、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意识的反映。这种意识既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军队里，它在某些最主要的方面决定了前线和后方的人们的行动。

　　死亡的威胁使每个参加战斗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装备得好一些，防护得好一些。但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前线的人们对战争初期他们苦苦地想望的东西想得越来越少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感到打德国人的武器不足了。他们领到了所有从前缺少的东西，领到了很多现在恰恰是德国人缺少的东西。

　　当然，即使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已占了毋庸争辩的优势，也并不是占这种优势的人每次都能打胜仗——过去德国人常有这种情况，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再说，跟过去一样，对每个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的人来说，被打死的危险性始终是存在的。不过，大家还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在四一年连想都不敢想的充足的军事装备，这种感觉，使人们在战场上的日子好过得多了。

　　“我们会打仗”，这个概念是指我们所有的人说的，而“他会打仗”，这个概念是指某个人说的，这两个概念在战争的进程中，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虽然人们还象以前一样，把自我牺牲的精神看得非常崇高，但与此同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也提高了。随着这种认识的提高，各级军人开始比从前加倍严肃地对待这样的问题：在战争中统称为损失的那些经常不断的牺牲究竟是必要的呢，还是不必要的呢？这种对自己日益严格的要求，现在，在“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前夜，也就成为托尔斯泰曾经描写过的军队士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这次参加白俄罗斯大规模进攻的有二十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谢尔皮林的集团军不过是其中一个，它的人数不多不少，恰恰是十万人。说得确切一些，连同所有配属给它的部队在内，根据昨天统计，列在名册中的是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二人。

　　“等于我们三个梁赞市的人数，”昨天谢尔皮林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想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那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梁赞市是一个只有三万五千个居民的省城，他在那里的医士学校念书，快毕业了。

　　在谢尔皮林集团军的地区里，集中了大约三千门火炮和迫击炮，三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几乎所有这些装备都对准着那块十四公里宽的狭窄的突破地段，这是决定这次战役成败的地方。现在，这里每公里土地上有两百门火炮和迫击炮，每五公尺土地上有一门炮，假如平均分配的话，那么每五十公尺就有一辆坦克或一门自行火炮，当然，实际上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坦克将主要用来支援步兵，只有一个坦克旅除外，它的任务是在渡过第聂伯河之后，加入机动部队，绕过莫吉廖夫，切断敌军的退路。更大的坦克部队，最高统帅部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集团军，也没给它所属的方面军。显然，在主攻方向上将有几个友邻方面军在左右两翼进行活动。他们配有几个机械化军，可能还有几个坦克集团军。这些事情他这个集团军司令就不必知道了，但推测总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当儿不推测才是怪事，现在，在主攻方向上没有坦克是没有办法打仗的。

　　一般说来，这些想法都是在看大地图时产生的所谓胡思乱想。不管全局的计划怎样，在这里，在他这个方面军里，主攻的任务是交给他了，所以，一回到集团军之后，他对所有其它的事情就无暇顾及了。任务规定，在战役打响之后的第五天解放莫吉廖大。要解放它，就必须一直攻打到那里，可是，一路上接连横着四条河，每条河都得强渡过去，而渡每条河又都很棘手，因为河滩都变成沼泽地了！

　　当然，可以估比到，他这里是德方防御的中心地，他的任务不仅要攻克莫吉廖夫，而且还要尽量把敌人的力量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这样南北两翼的方面军就能在摧毁对方的防线之后，突入纵深，夹击敌人，然后在明斯克附近的某地封闭包围圈。这样的考虑对集团军司令来说，不是没有必要的；你能预见到事态发展的梗概，那么你就会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然而，他毕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挤不出时间来啊！要挤出时间只好不睡觉。可是睡觉也是需要的。谁能在战时养成晚上不睡觉的习惯，那他是在欺骗自己。当然，每天的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奇迹到底是不会有的。晚上睡眠不足，白天就得补上。如果睡眠不补足，那么有一部分工作，就只能迷迷糊糊地去干。因此，除了万不得已，晚上六小时睡眠最好要保证，而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做工作。这不仅对健康有好处，而且对工作也更有利。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

　　谢尔皮林回到集团军已经有十七天了，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用了十个昼夜的时间就冲破，并彻底摧毁了曼纳林防线和它的三道防御地带，昨天又攻占了维堡。他过去听人谈起苏芬战争的情况，说那时攻占维堡所花的时间不是十昼夜，而是十个十昼夜——三个多月。回忆起所有这些传闻，会使你又一次想到：我们毕竟是学会怎样打仗了。现在，这里也需要你拿出这种摧毁防线的本领来。

　　在西方，盟军总算在法国登陆了。昨天情报局发表的关于卫国战争三周年的总结报道里也提到他们登陆这件事情，并说这一仗打得很出色，但是他们打了两个多星期，目前却还待在那个登陆的科汤坦半岛上，还没有冲到开阔地带。当然，如果仔细想想，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算你在一条小河对岸的什么地方占领了一个登陆场，要守住它，你就得花很大的力气。何况这里是远隔重洋啊！诚然他们准备登陆已经不止一年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结集“强大的力量”。但是，尽管他们有“强大的力量”，看来，德国人也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德国人要让盟军知道德国人的厉害，要让盟军知道，要吃掉德国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没关系，让盟军再卖点力气吧。如果盟军打得过于顺利，我们甚至会感到委屈。尽管你祝贺他们获胜，但同时心里却希望让他们也尝尝我们饱尝过的那种苦头，哪怕是尝一点儿也好。

　　不过，谢尔皮林没有时间多考虑这个问题。开头，他叫辛佐夫拿来一张法国海岸地图，曾看着地图研究过，近日来，却一直没有功夫。听说没有特别的变化，也就算了。

　　甚至不久之前他在莫斯科时日夜考虑的那件私事，现在，不知怎的，考虑起来也象病人吃东西那样有所节制了。有时忍不住要想起来，他就强迫自己摆脱这些念头。没什么，这也是做得到的。事情一多，也就把这些念头丢开了。

　　这些天来，他收到两封长信，每封都有好几张信纸，正反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象这样的信，他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两封信好象是那次谈话的继续。尽管她和你身处两地，她却象坐在你的对面似的，娓娓不倦地向你倾吐你走了之后的种种思念之情。

　　这两封信他都是在深夜，在办完了所有的事情之后才看的，回信则在一清早，在开始办理事情之前写。当然，他信里写的并不是他的工作情况。他只写他还活着，没生病，同时遵照自己的诺言，坚持作息制度，努力做到每天睡足六个小时，每天坚持做锻炼锁骨的体操。

　　只消信笔一挥，他就能写上爱她甚于所有他过去爱过的人之类的话。但是，回想到自己的过去，他的笔就有千斤重，怎么也不能把这句话写上去。

　　第二封信的末尾写着军邮信箱的号码……“回信寄到这里。后天我就动身了”。既然她后天就动身，那么，信还在路上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那里，到了右邻方面军的一所医院里。她本来就准备到那里去的，现在果然去了。

　　着信的时候，他老是想起她的话：“把我调到您那个集团军去好吗？”而他则回答：“不行”。可是他的内心却非常希望她到这里来，而不是到那里去。

　　这次回到集团军之后的十七天里，他一直非常紧张地工作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张。

　　在整个战争时期里，他和所有的指挥员一样，总希望自己能支配的人力、物力比以前多。在战争中，你永远不会感到你的哪一样东西是多余的、这次他回到集团军里来，集团军的编制比原先扩大了一倍，他的内心是很激动的。这种激动的心情尽管瞒得过别人，但毕竟瞒不过自己。这么大的摊子他过去还从来没有指挥过。只有一次，他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指挥过八个师，而一般往往只有五、六个师。十三个师，还从未指挥过。为了支援这次进攻，上级给他派来了十二个重炮兵团、一个担负突破任务的炮兵师、几个近卫迫击炮旅和两个反坦克旅。虽然没有给他的集团军配属机械化军，但是，现在，在这个集团军的编制内，除了额定的坦克数量外，到底还是增加了三个坦克旅和两个自行火炮团。接着，又相继派来了几个工兵营、架桥部队和其它工程部队，这一切措施反复提醒他，他们必须克服河串障碍。

　　在进攻前夕，集团军这个摊子……请你想象一下吧，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在战争的年月里，而是在和平环境里，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比的呢？大概，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比的，因为负责这个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他能减少预计的伤亡而保全一部分人的生命呢，还是让伤亡的人数超过预计？

　　他认为人家对他的这种看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看待人家的。他满腔的热情，毕生的阅历，服役三十年来在部队中、军事学院里、战斗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昔日饱尝的辛酸和患难，以及他的优良的素质、坚强的意志、对人的无限信任——这一切。他现在都毫无保留地用到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之中。取之于战争的一切，又用之于战争。

　　对将要发动的进攻作好充分准备是指什么呢？是指能够突破德国人的阵地、打垮德国人、强渡四条河、攻克莫吉廖夫，并且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些任务吗？是的，是要做到这些。但这还不能说是全部。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还要求在人力和技术装备方面尽量少受损失。攻入莫吉廖夫时不是筋疲力尽，而应该还有力量，继续推进。不要有无谓的牺牲，这是泛泛之沦，在战斗中，一切都是具体的：同样的牺牲在一种情况下是无谓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必要的。说了“不要有无谓的牺牲”这句话之后，应该有思想和行动跟上去，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下面：要爱惜人力。在战场上光提这样的要求而不给予任何物质上的支援，那只是空口说白话：你倒说说看，哪一个将军不说这种话：要爱惜人力！说了这种话之后，如果没有具体行动，那只有傻瓜才会感激涕零。有哪一个首长会说不要爱惜人力？这样的首长在全军也找不到。要做到既获得胜利又真正地爱惜人力——这就是军事艺术。

　　对人的真正关心，同时也就是对战事的关心：假如在今天的进攻中，你的部队受到了可以设法避免的伤亡，那么，明天还有什么人跟你一起去打仗呢？假如集团军在进攻开始之前，装备了一切可以装备的东西，这就是对人关心的基础。在突破地段，在步兵的一背后，每公里将有两百门火炮按德国人，这就是对人的关心。在突破地段，将有坦克配合步兵冲锋，这也意味着以此来保全人的生命。保证供应足够的炮弹，这也是对人的关心，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据今天的报告，除方面军的医院外，集团军本身已准备了七千六百个床位，这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是说，士兵一受伤，就能立即送医院抢救！同时，我军还设立了前沿急救站，这也是抢救生命的措施。问题不仅在于弹片打伤了多少人。打伤多少，总归是多少。而这些打伤的人，在受伤之后经过多少时间才能被送上手术台，这才是关键所在！为了亲自了解医疗救护工作的准备情况，今天，进攻前最后一天，谢尔皮林一清早又把集团军卫生部主任叫来，要他当面汇报工作。汇报是他和扎哈罗夫两个人一起听的。三天前，他俩共同对工程保证计划作了几处修改，今天，对伤员后送计划也作了几处修改．

　　在德国人设置障碍的地区和布雷区，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打通前进的道路？扫清障碍、开辟通路，用人工爆破呢，还是把装满炸药包的小车推到那里，然后轰击整个布雷区，使这些炸药包因传爆而爆炸？这项工作对工兵伤亡的多寡和穿过通路的快慢也能起决定性作用。抢渡河川的情况也是这样。准备好什么器材？数量多少？我们渡河的速度越快，付出的代价就越少！

　　最后，是对步兵准备进攻所进行的训练，就是在自己的后方对明天将要投入战斗的战士进行过的一个半月的训练。训练得好不好，关系到进攻能否成功。如果紧跟火网前进，那就不会遭受重大的伤亡。如果赶不上火网，卧倒了——一错过时机，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在这次与实战条件相仿的强渡河川和在火网掩护下冲锋的训练中，由于弹着点过近而牺牲了四人、伤了二十个人；尽管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但是付出这些伤亡的代价也是为了确保今后不再遭受十分巨大的伤亡。

　　前天，巴久克在侦察突破地段的地形时，把一个拍马屁的家伙痛骂了一顿，那个人企图讨好他，说什么方面军司令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尽管方面军司令勇敢过人，也无权在前沿爬来爬去。他骂得对！巴久克感到那个人的话完全是虚伪的奉承，就打断了他，不让他再说下去。这样做是正确的。有没有必要在前沿阵地爬来爬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自己来决定。如果你感到还想再次亲眼观察一下你的部下将要奋起冲锋的地方，那怎么能不去呢？

　　方面军司令的生命或者集团军司令的生命当然是宝贵的。如果他们之中有谁被打死了，你总不可能用面包瓤一下子捏一个出来代替他。可是，当你还有可能斟酌情况，还有权做一些修正、补救工作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再次亲眼去看看敌人的前沿阵地呢？怎么能忽视这一点呢？车生命去冒险，这是谁也不愿意干的，但是，倘若你永远不迫使自己把个人的生命安危看作是次要的事情，那又怎么能去打仗呢？比别人勇敢是指什么？是指毫不犹豫地举枪杀人吗？然而，难道我们认为第一个自告奋勇去枪毙逃兵的人就算勇敢吗？难道他就是勇敢的人吗？勇敢的人，不是能打死人的人，而是不怕被人打死的人。说得确切一些，他虽然害怕，但是为了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并不因为有被打死的危险而停步不前。

　　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为什么要枪毙？为什么要叫他们叛徒呢？是因为他们想叛变吗？是因为他们希望德国人幸运，而希望我们倒霉吗？多半不是这样！他们既不希望德国人幸运，也不想叫我们倒霉，而只是想比别人活得长久一点，想让别人替他们去死，让自己替别人去活。如此而已。为此就要枪毙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起码也得送他们进惩戒连：叫他们用鲜血来赎罪，强迫他们拿出勇气来。

　　那些喜欢当众吹捧首长勇敢，说他不该不爱惜自己宝贵生命的人，自己多半是胆小鬼。因为一个勇敢而又爱护首长的人是不会说这些无益的空话的，他只是一声不响地跟随在首长身边，一声不响地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他。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为参加这次战役而做的准备工作，前后延续了近两个月，参加这项工作的集团军司令部、政治部、各军种司令部及后勤司令部的所有的人，都感到疲惫不堪，现在这项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所有的部队都已进入阵地，炮兵也已进人阵地。剩下的事，就是在明天拂晓，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把一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从待机阵地调入出发阵地。

　　在这次战役开始之前，谢尔皮林过去指挥的——一师，一直在突破地带担任防御。现在这个师已经撤到后方，编入第三梯队，而在这个师原来的阵地上调入了四个步兵师。

　　第一梯队中要参加进攻的各团的先头营已经进人前沿的掩体，那里本来由——一师各部布成了一条比较稀疏的散兵线。这次部队的换防，是在两个晚上完成的，事前采取了一切措施，使这次换防不出声响，不让德国人觉察。昨天和今天到达的部队，一点也没有暴露自己，目前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德国人的动静。

　　各师师长及各团团长，还有大部分营长早就不止一次地到这里来侦察过地形。但是所有的连长和排长、中士和士兵到这里前沿来还是第一次；而正是他们，明天将要首批奋起进攻，所以他们对面临的一切情况也应该熟悉，应该适应。

　　就在那两个晚上，继第一梯队各师之后，第二梯队的各师也跟着推进了。

　　为了使这一切都能够准确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既要行动迅速，又要不出声响，司令部和后勤部的工作都达到极其紧张的程度。

　　谢尔皮林昨天花了一整天、今天又花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巡视了各个部队。在回来的路上，他感到在他的集团军所属地段内，这部战争机器已经调节好了，油加足了，润滑油也涂上了，现在只要把它开动起来就行了。

　　虽然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他不得不因为自己部下的大小过失而训斥了他们好几次——不这样做是不行的，——但回来的路上，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本来嘛，要是正视现实的话，你就会感到：没有成千上万人在进行忘我劳动，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贡献，你孤零零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是无能为力的。虽然你当上了集团军司令，由于担任这个职务而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办事时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必须用“我命令”、“我决定”这样的字眼，虽然这些东西似乎会妨碍你有这种清醒的认识，然而只要你正视现实，那你就会有这种认识。

　　谢尔皮林回来时绕道到司令部原先的所在地去待了半小时，那里现在是后勤部的驻地。

　　他同后勤副司令谈完话后，根据近日来在前沿看到的情况作了几点指示，又看了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早晨最新的物资综合报告。

　　除了个别地方外，报告是符合计划要求的。师属炮兵和重炮兵的炮弹准备情况特别好，这使谢尔皮林感到高兴。每门火炮备有三个半到九个弹药基数！汽油的补给量达四个半基数，这又保证了在进攻过程中能把弹药及时运送到目的地。喂马的燕麦和大麦能维持十七昼夜。就是说，即使用马力牵引也可以往前推进。马目前还能起很大的作用，在白俄罗斯的这一大片沼泽地带上，没有马，行动将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雨季。

　　谢尔皮林对后勤副司令称赞了几句。后勤副司令听到这种意料不到的称赞，简直受宠若惊，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因为通常在这种时候，人家总是催这催那，真够他受的！后来谢尔皮林又乘车到自己指挥过的——一师师部去。撤离前沿之后，就驻扎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师长阿尔杰米耶夫和师参谋长屠玛年都在那里。为了把自己的部队撤离前沿，他们已经两个晚上没睡觉了，现在大概才起身不久，正坐在师部吃早饭。

　　他们邀请谢尔皮林一起吃早饭，谢尔皮林不想吃，只要了一杯茶。

　　师长和参谋长两人的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他们早就估计到，在进攻前夕，一定会把他们换下来编入预备队的，因为他们在宽阔的正面担任防御已经很长时间，应该让大家休整一下了。不过，尽管估计到了，但当你要把自己的地段让给别人，又知道他们明后天就要投入战斗，就要一马当先，冲入两个月来近在咫尺的德国人的堑壕的时候，你哪能高兴得起来啊！

　　“看来，你们对集团军的指挥有意见罗？”

　　屠玛年没吭声，而阿尔杰米耶夫承认说：“是这样，有意见，司令同志。”

　　“原来如此，还来一个‘是这样’，”谢尔皮林笑呵呵地说。“你们的意见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呢？”

　　“让我们参加战斗，就没有意见了。”

　　“这样的话，不久就会没有意见了。”

　　“不久，司令同志？”阿尔杰米耶夫问。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一种希望，希望谢尔皮林已经事先考虑过，什么时候让他们这个师投入战斗。

　　谢尔皮林心里盘算着，第三梯队的各师最好用得晚一点，等渡过第聂伯河之后再用。渡河时，让他们跟在其它部队后面，使他们保持完整无损，直到攻打莫吉廖夫的时候，用我们军人的话来说，才出动他们，或者，更理想的是，攻克莫吉廖夫之后，在追击敌人时才出动他们。

　　他的这个打算鲍依科和扎哈罗夫都同意，但是没有必要事先对师长和师参谋长解释，为什么要让他们尽可能晚些出动。

　　“凭老交情，怎样对你们讲呢？”谢尔皮林把目光从阿尔杰米耶夫身上移到屠玛年身上。“你们不是常常想把某个营尽可能长久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吗？我也是这样。我不比你们来。可是，我和你们曾在军事学院里学习过，知道一个战役的胜负不光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意图，还取决于敌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意图的力量。我的意图我明白，可是敌人的意图和我们恰恰相反，问题就在这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在战时要时刻作好对付一切的准备。”

　　“这个我们懂，”到现在为止一直没吭声的屠玛年开口了。“今天我们休整一天，明天的训练任务我们已经布置好了。”

　　“进行哪些训练？”谢尔皮林问。

　　“那些在前沿不可能进行的训练，”屠玛年说。“一个营在火网掩护下进攻……”

　　“这是正确的，”谢尔皮林赞许道。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件事，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了。

　　六天前，在另一个师里，也恰恰是在这种以营为单位的训练中，一块迫击炮弹的弹片把资格最老的团长茨维特科夫上校打死了。他是不久之前从这儿——一师调到那里去当副师长的。

　　“不过要小心一点，”谢尔皮林皱着眉头说。

　　“通报我们已经看过了，司令同志，”屠玛年说。“我们会注意的。”

　　在他们师里，跟这个集团军的其他单位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故。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他的脸色依然那样阴沉。他们会注意到这一点，那是当然的事。可茨维特科夫却不能死而复生，这是无法挽回的了。

　　“最近在前沿连续执勤的同志，还得让他们好好休息两昼夜，而不是一昼夜！”谢尔皮林沉默了一会，命令道。“你们自己当然可以不休息，尽管你们在前沿爬来爬去，一回到师部，总还是可以在床上睡个觉吧。而战士们是待在掩体里的。这些天来，他们睡眠不足，已经疲劳不堪了。”

　　谢尔皮林又沉默起来。如果他把自己的想法摆出来的话，那么他就会说，因弹着点过近而误把茨维特科夫打死的迫击炮班的炮手们，也同样睡眠不足，疲劳不堪。

　　“你最好给我讲讲这样一些事情，师长，”谢尔皮林沉默了一会之后对阿尔杰米耶夫说。“还有你，参谋长，”他回过身来对屠玛年说。“你们两个人用四只眼睛观察德国人已经有两个月了。照你们看，德国人现在怎么样？你们发现了他们哪些情况？”

　　“我们发现的情况全都报告了，司令同志，”屠玛年困惑不解地说。

　　“你们报告的，我们全看了。不是我看过，就是鲍依科看过。你们现在把没有报告过的情况对我讲讲。在发动冬季攻势之前，你们在前沿也待了一个半月。现在又待了这么些日子。德国人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还跟去年秋天一个样？”

　　“抓来的‘舌头’都说……”屠玛年刚准备讲，谢尔皮林就把他打断了：“‘舌头’说的，我也都知道了。当然，这有用处。可是对俘虏总不能完全相信。一个大口袋往他头上一套，把他拖到俄国人这里来审讯的时候，他是一种心情；而他在自己人那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心情。据你们两个月来的观察，他们执勤的情况怎么样？秩序怎么样，纪律怎么样？还是像过去一样，一切都准时准点吗？”

　　“‘舌头’比去年秋天抓得多了，”阿尔杰米耶夫说。“也比较容易抓。不能说很容易，可总归比过去要容易抓。”

　　“我同意，这说明了一个方面，”谢尔皮林说。“那么其它方面呢？”

　　屠玛年的脸上现出专心思考的神色。看来，他正在逐一回忆这两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想尽量确切地回答司令突然提出的这些问题。

　　“别伤脑筋了，斯捷潘·阿瓦科维奇，别去想那些细枝末节。把你随便想到的东西说出来。”

　　“伪装纪律差了，”屠玛年说。“射击纪律也差了。常常发现违反射击规定的悄况。过去，他们的这些纪律是十分森严的。食品的运送，也经常发生迟误的现象。”

　　“我想补充一点，现在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神经过敏，”阿尔杰米耶夫说。

　　“神经过敏是指什么？”

　　“对一切事情的反应过于敏锐。每次我们去抓‘舌头’，他们不仅在被抓的地方乱打枪，而且，在整个团的防线上乱打枪。我们每一次夜间搜索之后，他们就连续好几夜惶恐不安——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神经都绷紧了。”

　　“这种神经过敏是怎么引起的呢？”谢尔皮林问。“是因为在等待我们进攻吗？”

　　“等待进攻是一个原因，总的来说，我想，他们感到疲劳了。”

　　“我们难道就不感到疲劳吗？”谢尔皮林心里暗暗地问自己，同时想到阿尔杰米耶夫的话谈出了对未来的进攻具有重要意义的真实情况。虽然我们和德国人都感到疲劳，但是，这两种疲劳是迥然不同的。我们是由于历尽千辛万苦而感到疲劳，是由于过去所经历的那一切最可怕的事情而感到疲劳，但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大家都终于深信不疑：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的疲劳和德国人的疲劳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德国人在这几年战争里也是相当疲劳的，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因为等待未来的命运而感到疲劳。他们并没有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师长关于德国人神经过敏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的神经已经绷紧了。这是好事情。

　　“到今天清早，仗已经打了三年了，”阿尔杰米耶夫突然说。

　　“战争开始的时候你在哪里？好象在远东？”谢尔皮林问。

　　“在后贝加尔。我开始打仗应该算在十二月，在莫斯科城郊。”

　　“那次碰到你的情景，我还记得。”谢尔皮林确实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他正沿着被大雪掩盖的公路乘车去接受一个师，路上碰到阿尔杰米耶夫正在高地上消除交通阻塞现象．

　　从阿尔杰米耶夫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很高兴提到这次会面。这时候，如果换了别人，也许就会迫不及待地对司令说。“是啊，我也记得您，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是，他却没有讲这种话，他没有接话。

　　阿尔杰米耶夫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喜欢在首长面前转来转去。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五天前，朱可夫元帅到集团军里来听取有关战役准备工作的汇报，包括几个师长的汇报，阿尔杰米耶夫也是其中之一。听完汇报后，朱可夫把情况设想得更复杂，提了几个问题，问他们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准备如何行动。他对汇报很满意，后来又抽出时间和几个军长和师长进行所谓“无拘束”的交谈。临走前，朱可夫在军委食堂里喝茶，突然发现他认识阿尔杰米耶夫。他问起谁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师长，扎哈罗夫回答说，是阿尔杰米耶夫，并说：“他是一九一二年出生的。可是打仗比别人开始得早，在哈勒欣河就开始了。”

　　朱可夫听了这话，皱起眉头想；“现在才把他给想起来了……刚才听他汇报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我过去侦察处里的人啊？”

　　阿尔杰米耶夫曾经在朱可夫领导下在哈勒欣河打过仗，这件事朱可夫回忆起来了。阿尔杰米耶夫本来完全可以刊用这个机会插上几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谢尔皮林根据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阿尔杰米耶夫的优点。

　　“你呢，斯捷潘·阿瓦科维奇，我看，你是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开始打仗的吧？”

　　屠玛年点了点头。

　　“也在现在这个方向。在正西的方向。当时，我们的团部就设在格罗德诺西南五十公里的地方，离索库利卡车站不远。”

　　“你是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开始打仗的，这我记得，至于在这个方向，我可不知道。”

　　“我和师长统一了口径，”屠玛年说。他是很少开玩笑的，现在脸上不带一丝笑容。“随着我们往前推进，我们俩请求指挥部把我们派往格罗德诺近郊。我是在那里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他也有他的原因。”

　　谢尔皮林抬起眼睛看着阿尔杰米耶夫。

　　“我的母亲留在格罗德诺，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留在那里的，”阿尔杰米耶夫说。“她身边还有我的外甥女。您的副官辛佐夫没有跟您谈起过吗？我的外甥女就是他的女儿。战前，他跟我的妹妹结了婚，现在我的妹妹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跟师长说过：咱们一起去找！怎么能把自己的母亲丢了呢？”屠玛年带着亚美尼亚人固有的骨肉情深的感情，用一种异常悲痛的语调说。

　　阿尔杰米耶夫没有开口，谢尔皮林也避而不答。明天早晨，德国人的防线终究要被我们摧毁的，冲破了德军防线之后，在我们这些人中间，究竟谁生谁死，现在难道能够预料吗？

　　谢尔皮林没有回答屠玛年的问题，却谈起了自己：“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地方离这儿很近，就在莫吉廖夫城郊……”

　　说完了这句话，他不禁想到，他的集团军里有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在白俄罗斯开始参加战斗的。原来屠玛年也是在格罗德诺近郊参加战斗的。集团军参谋长鲍依科也一样，他在谈起自己的时候说过，他那时是在布列斯特南面的多马切沃附近，在团长牺牲之后接受团长职务的。还有炮兵司令马尔基安尼，他在回忆过去时也谈到，他那时是在斯洛尼姆附近，因为不能把自己的一二二毫米榴弹炮运过沙腊河，而把它们炸毁了。辛佐夫那时也在莫吉廖夫附近。他的那个小医生也在那里……

　　“是啊，”谢尔皮林想起明天的进攻，对德国人顿时怒不可遏，“那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完了，他们的战车从我们身上开过，把我们轧得粉碎，我们就此完了。但我们没有完——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人吗？！”

　　“该回去了。”他把没喝完的第二杯茶放在茶碟上，站了起来，又问屠玛年：“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在你们这里表现怎么样？”

　　“给您报告过了，我们把他安排在作战处。您是不是想看看他？他就在这里附近，五分钟内就可以把他找来！”

　　“我问起他不是为了要找他。”屠玛年想去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谢尔皮林对此感到不快。“他的表现怎么样？你们同意把他留下来，现在不感到后悔吗？”

　　“他还没有来得及表现呢，”阿尔杰米耶夫说。“没有机会。参谋长认为他工作很认真。我还没有跟他打过交道。”

　　“他一到，就请求我把他派到团的侦察科去，”屠玛年一边说，一边等待谢尔皮林发表意见。

　　“那么你怎么安排呢？”谢尔皮林问。

　　“那里暂时不要人，可是他坚持要去。”屠玛年说这句话，是希望谢尔皮林暗示一下，对他过去的副官应该如何安排。

　　但是谢尔皮林似乎没有听出屠玛年的言外之意。他和他们俩—一握过手之后，就乘车走了。

　　从——一师回来的路上，谢尔皮林一直在想刚才和他分手的那两个人。

　　屠玛年尽管有个坏习惯，喜欢过于匆忙地对首长讲“是”，然而他是说到做到的；他答应做什么，就无论如何也要做到。尽管他自尊心很强，喜欢听表扬，但他一贯是老老实实地去争取这种表扬的，报告的时候从不夸大自己的成绩。他意志坚强，很有毅力，谢尔皮林认为将来可以把他从参谋长提升为师长。

　　阿尔杰米耶夫受到谢尔皮林的器重，是因为他年轻有为，经验丰富。他的资历不浅：进过军事学院，搞过参谋工作，指挥过团，当师长也已一年多了，可他才三十二岁1

　　象他这样的年龄，在部队里还可以千二十五年，前途未可限量。这次战争——尽管奥尔沙·伊万诺芙娜认为不该讲这种不吉利的话——毕竟未必是最后一次。既然如此，就应该多想想那些还有大半辈子事情可做的人。

　　原来，辛佐夫战前是和阿尔杰米耶夫的妹妹结婚的。阿尔杰米耶夫说他的妹妹“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说，要么早就死了，要么在战争中牺牲了。可辛佐夫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件事。早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集团军里的人都认为他和小医生是夫妻哩。

　　“是啊，”谢尔皮林不再去想辛佐夫和他已经死去的妻子了，他想起了自己，“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起先认为至死不渝，可后来却又另有所恋了！”

　　公路穿过一个树林，通到一片开阔地。在树林边缘的地方，有一辆吉普车停在拦木旁边。车里跳出一个军官，乱挥着双手，正在和一个自动枪手争吵。路上车辆通行的制度已有严格规定。发给每一个部队的车辆通行证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通行证实是各不相同的：一条路线使用一种通行证，以便保证所有有部队集结的地方都不让德国人发觉。

　　白天，在集团军所属的地区内，车辆通行不得超过两个月之前的数量，其余的车辆只能在夜间通行！应该为库兹米奇说句公道话，他从早到晚在各条路上奔波，把秩序整顿得井然有条。

　　谢尔皮林的车子开到拦本前时。他命令古特科夫刹车，斜眼往右面树林里一着，发现树下停着几辆从大路上被赶到那里去的汽车——一辆不知哪一个司令部的大客车和两辆“爱姆卡”小汽车。

　　“到我这里来！”谢尔皮林从吉普车的车窗里探出头来，对那个军官喊了一声。那个军官没有看见首长到了，还在大骂那个端着自动枪固执地站在他面前的中士。“到我这里来，您听到没有？”

　　军官转身看见一个将军，马上就跑步过来。这个身材魁梧、气得脸红耳赤的军官， 是个少校，头戴坦克兵的帽子，身穿工作服，外面披着一块两用油布。

　　“少校工程师布雷金，一○八独立坦克旅的技术副旅长，”他报上自己的姓名，同时也没忘记报告他们的旅不是普通的旅，是荣膺“红旗”勋章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的卡拉切夫近卫旅！

　　“你们是近卫旅，这很好，对坦克兵我们是尊敬的……可是您有什么理由对执勤的中士骂爹骂娘呢？他在执行指挥部的命令，我的命令。既然我的命令您不喜欢，那是不是对我也要大骂一通呢？”

　　“司令同志……”这个坦克旅副旅长本来不认识谢尔皮林，但是已经猜出在他面前的是集团军司令了。“旅长命令我在十五点钟之前亲自向他报告两辆损坏的坦克完全修复的消息。不报告，就要剥我的皮。可他却拦着我！”

　　坦克旅副旅长继续保持“立正”姿势，只是猛地把头往拦木的方向一摆。

　　“你们旅和其它旅一样，已经发给你们两张白天通行证了，”谢尔皮林说。“如果旅长知道您的车子没有通行证而叫您去，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如果您有一辆有通行证的车子，可是却开一辆没有通行证的车子来，那您只能去给旅长解释，为什么不能按时去报告。”

　　“有一辆有通行证的车子，司令同志，”坦克旅副旅长说，“我让它装上配件先走了，而自己……”

　　“而自己，管它的！大首长嘛，所以嗓门才这么粗……”谢尔皮林冷笑一声，对他改称为“你”了。“士兵面前还不是一冲就冲过去了！可就是冲不过去，战士知道自己的职责，你却不知道！他应该受表扬，而你应该受批评。把车子从公路上开走，开到树林里去！到二十一点再走。”

　　“是，马上执行您的命令，司令同志！’

　　“等一等。”谢尔皮林朝坦克旅副旅长打量了一下。“为什么还戴坦克兵的帽子？关于伪装措施的命令你们知道吗？”

　　“是，我们知道的。”

　　“那么你就是无法无天了？急着要暴露自己的身分吗？要让德国人知道你们这个荣膺‘红旗’勋章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的卡拉切夫近卫坦克旅到这里来了？想使德国人闻风丧胆吗？你们这样搞我们可不允许！”

　　谢尔皮林本来可以对这个少校工程师加以严厉的训诫。如果这事发生在三天之前，他确实会这样做的。但是，明天早晨就要发动进攻了，战斗一开始，这个坦克旅就要参加进攻，这个技术副旅长。是明天战斗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如果把他拘留几昼夜，就会在战斗之前破坏旅部的情绪，因此谢尔皮林不想这样做。

　　最近一个星期里，已有好几个军官由于违反伪装纪律而被拘留。有一个明知故犯的甚至被送交军事法庭。不过今天对这个人只要吓唬一下就够了……

　　“走吧！”谢尔皮林说。他看到坦克旅副旅长向他自己的吉普车走去，一面走，一面从工作服里掏出一只船形帽戴在头上，把坦克兵的帽子藏在两用油布里，看到这副情景，谢尔皮林又冷冷一笑。

　　谢尔皮林的吉普车开到拦木前，他把中士叫过来。

　　“在您值班的时候，除了这次，还有没有人企图违反命令？”

　　“还有过一次，司令同志。”

　　“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把它记下来，向上报告。””

　　“是，向上报告！”中士说。

　　“您的任务执行得很好，谢谢您！这里一切都井井有条。”谢尔皮林指了指后在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通行证说：“我们可以过去了吧？”

　　“是的，司令同志！”

　　吉普车一直开到指挥所，谢尔皮林下了车，走进司令部。现在，司令部的作战组已经在树林里了。谢尔皮林考虑到过几天司令部就得往前移，因此，他命令不要造掩蔽部，只要把去年秋天从德国人那里缴获来的一座金属小房子架起来，就能对付着用。这座小房子象手风琴一样，只要拉开来，就能很快地架好了。冬天，待在这个金属的手风琴里是很冷的。现在是夏天，正好拿它来派用场。

　　小房子架在绿荫如盖的大树下，房子里很凉快。谢尔皮林在一张折椅上坐下，叫辛佐夫过来：“你报告一下我不在这里时的情况。方面军司令在什么地方？”

　　“在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还没有离开那里。他们还没有打电话来。”

　　基尔皮奇尼科夫是个军长，他那个军将在突破地段的右翼行动。

　　“知道了，”谢尔皮林说。“午饭准备好了吗？”

　　“行政管理科科长报告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有谁打电话来过吗？”

　　“检察员打电话来过，他问有没有变化。您叫他十五点到这里来的。”

　　“您怎么回答的？”

　　“我回答没有其它新的命令。”

　　“妻子看到了？”

　　“看到了。”

　　“她身体好吗？”

　　“好。”

　　辛佐夫解开图囊，把一张气象报告单放在谢尔皮林面前。他已经摸熟了谢尔皮林的脾气，谢尔皮林很关心天气预报，一天要问几次，并且喜欢亲自看气象报告单。

　　“好了，你可以走了。”

　　气象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无风，阴天，这样的天气总是很难预测它的趋势的。气象报告单上，在气压数字一项下写着：“夜里可能有雾”。

　　“是啊，可能有雾，”谢尔皮林想。“这里毕竟沼泽地多，如果和前几次一样，浓雾到第二天早晨还不消散，这是会有影响的，那只能把炮火准备开始的时间和发动冲锋的时间推迟。这种可能性不仅不能排除，而且要预先估计到。当然，最好是不要推迟。”

　　假如夜里有大雾，空军的行动也会受影响。对敌人的后方，本来有远程航空兵的三个师负责袭击。但是，假如有大雾，那又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意”让原来确定的那些人起飞，即使让他们起飞，在能见度这么差的情况下，他们轰炸的效果又会怎样呢？如果今天夜里对敌人的后方狠狠地炸它一夜，这对明天的进攻来说，我们就算赢得了一分。如果夜里不轰炸，那就相反，我们输掉一分。

　　不管你对这次战役准备得如何充分，但是天气还可能在最后的一刹那间打乱你的计划，对你造成不利。

　　谢尔皮林打电话给参谋长。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我回来了。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过半个小时，我就到你那里去……这我知道！”

　　鲍依科在电话里对他说，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并且告诉他，方面军司令还没有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出来。

　　方面军司令巴久克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今天早晨一到集团军，谢尔皮林就知道了，虽然那时他在远离司令部的一个团的观察所里。

　　巴久克早晨到集团军司令部来，没有碰到谢尔皮林，就对鲍依科说，不要打断集团军司令的工作，让他在部队里办他的事。李沃夫听说扎哈罗夫一早就到另一个师里去了，也就对鲍依科说，不用去找他了。

　　巴久克和李沃夫带了在指挥所碰到的库兹米奇将军，一起乘车到基尔皮奇尼科夫的军部去了。

　　方面军司令今天本来不打算来，昨天在离开集团军时，他还对谢尔皮林说：“你把扫尾工作搞好。我要到音乐开始前一小时才到你这里来。”

　　“在音乐开始前一小时”，就是说，正在炮火准备开始的时候。在那边观察所里，为谢尔皮林准备了几个有挡板的小掩体，离这些掩体一百公尺的地方，为方面军司令准备了一个同样的观察所。通往那里的电话线已经拉好了，一切必要的东西也准备好了。他明天不想和谢尔皮林一齐观察，想各归各观察，一切全都安排停当了！

　　可是他毕竟忍不住，今天还是来了。

　　谢尔皮林知道方面军司令到来，心里并不高兴。在战斗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方面军司令在这里兜来兜去，也许会发现什么事情不称他的心，或者，更糟的是，他会突然想出什么新的主意。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不过，他心里倒没有责怪巴久克今天到这里来。如果他自己处在这种地位，他也可能会忍不住，跑到这里来的。这里毕竟是担任主攻的地方。巴久克当了方面军司令，还是第一次指挥这样的战役。难怪他坐不住了。

　　谢尔皮林不想急急忙忙地去迎接首长。相反，他从电话里得知巴久克命令不要打扰集团军司令之后，就仍然按原计划行事：先到前沿的一个团去，接着到第二梯队一个师的师部去，然后到重炮阵地去。他和炮兵们不谈炮火准备的情况，不谈战斗开始的情况，而是谈进攻第一天结束时的情况：估计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变换阵地，跟上步兵。

　　谢尔皮林从炮兵阵地又乘车到坦克部队，就是捱过他一顿批评的少校技术副旅长所在的那个卡拉切夫旅。每到一处，他总是把自己下一个要去的地方预先通知各个部门，而他们就打电话告诉他，方面军司令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这样，他也顺便检查了通信联络的情况。通信联络正常，没有故障。

　　如果方面军司令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出来，不再到集团军司令部来弯一弯，直接到右邻部队去，那么库兹米奇会回来报告，他们巡视了哪些地方，有些什么意见。如果巴久克回去的时候经过集团军指挥所，那么，为了防备万一他要留下吃饭，在用作军委食堂的帐篷里面，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谢尔皮林早晨在几个部队里兜了一圈，回来之后，感到下面的人也象他一样，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但是没有忙乱的现象。他们没有在首长面前手忙脚乱地转来转去，他们神态自若，举止从容，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完全准备好了，只待迎接自己的决定性的时刻。

　　谢尔皮林今天不急于巡视更多的部队，只在几个部队转了一圈，想摸摸部队的士气，有所选择地检查情况，不仅检查准备进攻的情况，而且还检查进攻之后下一步的准备情况。部队很多，进攻路线图上箭头密布。对这次战役的某些细节，他今天也作了检查，在炮火准备得手之后，即使能一下子突入纵深很远，还不能算大功告成。突入纵深之后，还可能会甚至肯定会产生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情况事先必须估计到。

　　现在，回来之后，他想起那个坦克旅的技术副旅长，就打了个电话给汽车装甲坦克部队司令斯维里多夫上校。他先对斯维里多夫说，他已经到卡拉切夫近卫坦克旅去过了，坦克旅旅长加尔乔诺克上校第一次见面就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再要求斯维里多夫注意该旅的技术副旅长少校工程师布雷金在未来的战斗中的表现，等这次战役结束之后向他报告。

　　斯维里多夫在电话里只说了个“是”，他没有问打这个电话来的原因，显然他猜到了——谢尔皮林有一个癖好：他希望凡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人，以后在战斗中会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好。

　　“司令同志，集团军检察员来了，”辛佐夫报告。

　　“让他进来。”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十五点正。检察员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准时来了。

　　虽然在进攻前夕好象已经挤不出时间来接见检察员了，可是谢尔皮林还是挤出了时间。他想解决掉检察员为此而来的那个严重问题，使它不再成为自己头脑中的负担，以便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进行战斗。

　　“奉您的命令来到。”

　　“请坐，”谢尔皮林说。他放下了气象报告单，抬起眼睛，打量着从门外走进来的这位初次晤面的军法中校。

　　这个检察员是十天之前来接替波洛兹涅夫的。波洛兹涅夫是这个集团军编成后就来的，一直在这里任职。恰巧在谢尔皮林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天，波洛兹涅夫在前沿被弹片打伤了。伤并不是致命的，可是受伤的地方很不巧——叫他坐立不得。

　　波洛兹涅夫为人很好，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跟他相处得也不错，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免不了要取笑他一番，说德国人到底把检察员按军法惩办了！

　　新来的检察员一到任，就碰上一件非常特别的案子：副师长茨维特科夫上校在军事训练时被一颗可恶的迫击炮弹的弹片打死了，在他旁边的团长也被同一颗炮弹的弹片打伤了。

　　大家感到这个案子很棘手；因为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预谋，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不是预谋，而案情又极其严重，以致必须严惩罪犯。

　　除此之外，审理这件案子的人听说，素来沉着冷静的集团军司令，得知茨维特科夫上校死亡和团长身受重伤的消息后，怒不可遏，要求严加侦查。他对这个确实糟糕透顶的事件非常关心，对茨维特科夫之死感到万分悲痛，因为茨维特科夫是他还在当师长的时候就跟着他参加过整个斯大林格勒会战的。

　　集团军司令总是集团军司令。不管你作出什么判决，还得由他去批！明知首长要求严加惩办，再要设法根据法律条文从宽处理，那就难了。即使有人要这样做，也无能为力。在前线，特别是在可能判处死刑的场合，大家往往都希望从宽处理。周围死的人已经够多了。因此，很少有人再想通过判处死刑，让更多的人去死。做这种事往往是迫不得已的。

　　审理这个案子也是迫不得已的。犯罪的人立即就发现了，他也不想抵赖。

　　案子的详情是这样的：在与实战条件几乎相同的情况下进行训练已经是第三天了。在此之前不久，师部捱了谢尔皮林的批评，因为他们在师里只搞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不进行认真的踏踏实实的训练，所以，实际上是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工作。副师长被撤掉了，由茨维特科夫接替他的职务。茨维特科夫一上任，就加倍努力进行训练，想以此证明他到这个师里来不是吃干饭的。他连续训练了几天，把大家搞得疲劳不堪。

　　这天从早晨起，他规定的以营为单位的训练项目，是在火网掩护下冲锋。火网是由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交织组成的。茨维特科夫带了团长，在营的散兵线里亲自示范，要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安全地跟着火网前进。

　　之后，散兵线继续往前推进，茨维特科夫带着团长开始返回，打算再到另外一个营去。就在这个当儿，有人打了那该死的一炮。

　　迫击炮进行远程射击时，按规定，它的炮弹要补充装药。在连续射击时，有一颗炮弹没有发火。把炮弹从炮身里取了出来——发现不发火的原因是，在这颗炮弹放进去之前，撞针上有一块弹壳底缘的碎片。

　　撞针上的故障排除之后，迫击炮又架起来了，但是装填手心急慌忙，错拿了一颗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班长看到之后，命令停止射击，大骂装填手粗心大意。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莫名其妙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完全不按规定，自说自话地拿了一颗炮弹，开了一炮。这颗炮弹原来也没有补充装药——拿错了……弹着点非常近，散兵线中的战士倒一个也没碰着，炮弹落在他们的后面，说也凑巧，正好在茨维特科夫和团长走的地方爆炸了。团长的一只脚齐踝骨炸掉了，茨维特科夫的腹部中了七块弹片，一直昏迷不醒，死在手术台上。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还能活一个半小时。

　　严格地说，除了瞄准手之外，谁也没有罪。班长命令暂停射击，而去申斥那个失职的战士，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瞄准手恰恰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心血来潮自说自话地去开炮，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审问连长、班长之后，在他们的行动中没有发现构成罪行的因素，建议给予他们纪律处分，已经按此办理了。上尉连长由于连里有人开了这一炮，算他倒霉，按玩忽职守处理，由上尉降为少尉，由连长降为排长。迫击炮班班长由中士降为列兵。瞄准手也是中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问他为什么擅自开炮，他解释说，因为他想快点继续射击。再问他，怎么会没有发现那颗炮弹没有补充装药，他讲来讲去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双手一摊，老是重复着一句话：“现在有什么办法！我犯了罪，我来承当。”他的神情十分沮丧。在他受审讯期间，检察员甚至有些担心他会自杀，曾命令对他进行搜查，看他身上有没有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

　　搜查他的时候，他猜到进行搜查的原因，于是就说：“你们这样怀疑我是多余的，我不是犹大，不会去上吊。我有罪，但不怕受审判！”

　　军事法庭判处：迫击炮班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因擅自发射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打死了副师长，打伤了团长，犯违抗军令罪，后果极其严重，应判处极刑，予以枪决。

　　听完判决之后，尼库林只是长叹一声，没有说话。假如，他说几句话，也许心里会好过些。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军事法庭对他说明这个判决应上报集团军军委批准．尼库林中士对这句话或者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未加注意。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样的判决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是因为他老想着，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把人打死了，那么自己就要准备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应该的。

　　两天前，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报到集团军司令。担任司令这个职务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许许多多必须办理的事情，其中也包括象审批军事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这样重大的事情。

　　幸而这种事情是难得碰上的。谢尔皮林在担任集团军司令的一年半里，只碰到过三次。前两份判决书，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第三份判决书他没有批准。退了回去。后来，这个人被改判进惩戒营，结果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是第四份判决书。谢年皮林看完了由军事法庭庭长和检察员签署的报告之后，没有批。把它搁在一边。他想亲自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在这份判决书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而且“犯违抗军令罪”这句话，根据法律上的措词来说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不完全符合实际。违抗军令，应该是指：命令往前进，他却不往前进，反而往后跑。而这个案子里的全部罪行，是没有得到命令而开了一炮！茨维特科夫已经安葬了，葬在克里切夫市的广场上。在他的墓前，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致了悼词，并用二十支步枪为他鸣枪致哀，而后，写信通知他的寡妻。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被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情所湮没了。现在，把犯有打死茨维特科夫之罪的士兵判处死刑，好象与茨维特科夫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了，因此，必须把这两者分开来看。谢尔皮林把判决书搁在一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到明天即将进攻，这个士兵既不是临阵脱逃的人，也不是故意伤残自己肢体的人，不能在队列前枪毙他，因为无论从这个案件本身来看，还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都没有必要这样做。恰恰相反，根据进攻前的形势需要，不应该这样做。如果简单地把判决书付诸执行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完了。而这个即将要处死的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昨天夜晚，谢尔皮林看了给他送来的档案材料。从档案中可以了解到：打死茨维特科夫上校的罪犯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年三十九岁，普斯科夫人，家里有妻子、岳母和三个孩子，全家至今还在法西斯占领下的普斯科夫。他过去在普斯科夫一个货站的仓库里当工人，从里应征入伍，在战场上荣获“战功”奖章一枚，曾经三次负伤：第一次是四一年十一月在提赫文近郊，第二次是四二年七月在顿河上游，第三次是四三年三月在别尔哥罗德近郊，每次受伤后都进医院治疗，伤愈之后又回部队继续战斗。

　　原来，打死茨维特科夫的那个战士和茨维特科夫有很多相似之处；茨维特科夫今年四十岁，那个战士年纪也不轻了，茨维特科夫不止一次进过医院，每次出院之后总是重返前线，那个战士也是每次出院之后又继续参加战斗；茨维特科夫家里子女多，那个战士也是家里有老有小，只是茨维特科夫的家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疏散到后方去了。

　　看完档案去后，谢尔皮林不仅要检察员到他这儿来，而且对他说，让他把犯人也带来。把犯人带到这里来是不合规定的，他明知道不合规定，但还是命令这样做了。

　　他心里大体上已经拿定主意，不批准这份判决书。昨天看完档案之后，他甚至打了个电话给扎哈罗夫，同他商量能不能这样做。然而，毕竟还需要亲自看看这个无意杀人的罪犯，根据个人对他的印象来作出决定。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亲眼看到某个人之后，你心里有关他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原来是这样决定的，一下子就会改变主意。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不在自己身上试一试呢？

　　“我还是第一次和您见面，”当检察员坐下来之后，谢尔皮林说。军法中校还年轻，最多不过三十五岁。

　　“我到集团军来才十一天，司令同志。”

　　“刚来就碰上这样棘手的案子，”谢尔皮林说。“您瞧，判决书我到现在还没批。”

　　“我知道，司令同志。我们正等着呢。”

　　“等什么？等批准，还是等不批准？”

　　“等不批准，司令同志。”

　　问得开门见山，答得直截了当。显然，心里的话都脱口而出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呢？”谢尔皮林一边问，一边看着中校，中校感到他的眼睛里露出责备的神色。

　　中校不顾这种责备的目光，依然直截了当地说，

　　“当时犹豫不决，司令同志。法庭庭长和我在报告上签名的时候，都犹豫不决。不想判得这么重，但是他犯了这样的罪，不得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

　　谢尔皮林看了看中校的眼睛，突然清晰地回忆起，在最初的一刹那，在他尚未进行任何思考之前，是什么东西驱使他扣住这份判决书的。他现在回忆起来，在他们给他送来的那份报告里是这样写着的：“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过去没有判过罪，三次负伤，每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

　　现在，谢尔皮林望着中校的眼睛，才明白，最后这句关于三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的话，按照法律上的格式，在判决书上是不必写上去的，现在所以写上这句话，是要让谢尔皮林在审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停住，让这句话打动他。他们写上了，预期的目的也达到了。

　　“犯人带来了？”

　　“是的，带来了。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让他和一个押送人员都坐我的‘爱姆卡’小汽车来。”

　　“做得对。难道说，还要用囚车把他押来吗？再说，这种因车你们大概也没有吧！按编制是不会有的。”

　　“按编制，我们只有一辆有篷的卡车。”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 “把犯人带进来。”

　　不一会儿，中校把犯人带来了。没有其他人跟进来，显然，他让那个押送人员留在门外了。

　　被判罪的中士站立的姿势，不象一般士兵站在首长面前那种应有的姿势——双手紧贴裤缝，而是倒背着手站着。谁教他这样站的，是那个押送人员吗？他的军便服上的腰带和肩章，按照规定，都拿掉了。只看得见拿掉肩章后留下的线脚。穿旧了的军便服已经褪了色。两肩留有戴过肩章的深色痕迹，胸前有挂过奖章的痕迹。三条表示负过伤的标志，其中两条金色的，已经谈不上是金色的，早已褪成红褐色的了，还有一条是红色的！这些标志还未拿掉。大概，没有这种拿掉标志的指示吧！三条标志缝得很牢，就象嵌在肉里的子弹一样。

　　中土是中等身材，个子瘦瘦的，剃的是光头，但现在已经长出了斑白的头发。下巴刮得很光。

　　“大概这是在带到我这里来之前刮的，”谢尔皮林猜想。

　　犯人站在那里，眼睛既不朝地下看，也不朝谢尔皮林望，而是看着旁边的墙，仿佛不想用自己的目光去打扰人家。他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了，他不想让人家看他的眼睛，不想使人家为此而问心有愧。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在脑际盘旋的念头，也不能使谢尔皮林忘记：站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个遭到不幸、等待处死的人，而且，正是他，正如判决书里确切地写明的，就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双手，用他擅自发射的一颗炮弹打死了茨维特科夫上校，并使团长成为残废。

　　“你说说，尼库林，”谢尔皮林问道，“你是一个老兵，在迫击炮部队待了将近三年了，你明知有这个纪律，为什么不得到班长的命令就擅自开炮呢？何况，你是瞄准手，又不是装填手。而且，这又不是在战场上，在那里，有了伤亡，这一个人就不得不去替代那一个人！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我想保持炮火射击的速度，”中士回答时，望了望谢尔皮林，脸上露出困顿已极的样子。他已经不能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有这种愿望并不错，”谢尔皮林说，“但是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开炮。这一点你也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开炮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司令同志。”

　　在中士那呆呆的、疲惫不堪的脸上，倏地掠过一种表情：好象连他自己也感到突然，他竟然想起了件什么事情：“卡拉肖夫在那天才回来，他生了三个星期黄疽病，一直待在卫生营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讲的这句话，起先使谢尔皮林感到莫名其妙。

　　“卡拉肖夫是他们迫击炮班的班长。”中校解释道。

　　“我代替他，做了三个星期的班长，”中士说，他感到人家没有听懂他的话，想把自己还没有完全讲出来的意思解释清楚：可能，因为在前几次射击训练时，他代理班长职务，由他发“开炮”的命令，因此，这次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开炮了。讲了这些话，他就不作声了，再没有讲别的什么话。

　　看到他不作声，看到他并没有拚命抓住这个突然想到的解释来为自己开脱，谢尔皮林感到，他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不会说谎的，是不善于为自己申辩的。也可能，他已经没有这种愿望了。

　　“那你是见了鬼了，怎么会把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塞进去呢？那时，你的脑袋瓜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大喝一声。

　　在他那大喝一声的急躁情绪中，反映出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无比恼恨，反映出他多么希望所有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也就在这个时候，中校才意识到，司令是不会批准这份判决书的。

　　“谁知道，”中士说。“问过我多少次，我也想过多少次了，我想不起来，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

　　“你想不起来，人倒死了！”谢尔皮林气呼呼地说。

　　“我有罪。”中士的眼睛又从谢尔皮林身上移开，转向一边，往他原先看的地方看。他一边仍然看着旁边。一边接着说：“难道我不明白吗？四二年在索菲耶夫卡附近，我们自己的榴弹炮连向我们，向我们阵地打来一排炮弹。死了两个，伤了九个。后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的罪过讲给他们听。讲又有什么用呢？死了的人反正不能复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显得非常伤心，好象这番话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说的，而是代表所有其他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说的。

　　“是啊，在激战之中，如果因为每次弹着点过近，因为一颗炸弹炸在自己人的头上，或者因为一颗炮弹打在自己人身上，而要审判这些有罪的人，那要损失多少人啊！”谢尔皮林想到这里，又回忆起茨维特科夫下葬的情景。当时他刚死不久，躺在尚未钉上盖的棺材里，棺材停放在墓坑旁边，几分钟之后就要钉上棺材，随后大家往墓坑里撒上几把泥土就下葬了。死者的脸色蜡黄，两颊深陷。

　　这次，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对这个罪犯已经不再感到愤恨，而只是对茨维特科夫和其他那些不应该死而死的人怀着惋惜的心情。听到这种情况，他是多么难受啊！

　　“我的决定怎么跟他讲，什么时候讲？”谢尔皮林看了中校一眼，心里忖度着。“现在讲，还是先叫人把罪犯带出去？”

　　中校的目光正巧碰上谢尔皮林的目光，他会意地站起来，把门稍许打开一点，向押送人员喊了一声，然后命令罪犯出去。

　　谢尔皮林把放在桌子上的公文移到自己面前。

　　“我打算在你们的报告上这样写：‘判决过严，不予批准……’下面怎么写呢？‘退回重审’？还是‘命令重审’？你们一般该怎么写？”

　　“您最好直截了当写上，您准备改判什么。”中校说。

　　“改判什么？送他到惩戒连去。我想只能这样。还有什么可判的呢？难道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吗？您去找军事委员签个字。我想，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签好字，您马上就去办，”谢尔皮林想起了明天的进攻，就说。

　　他写上“拟送尼库林到惩戒连，让他以血赎罪”，并且签了字。他签名的笔迹很端正，不用花体字，下面习惯地写上日期和钟点，然后把公文交还给中校。

　　检察员走了出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之后，谢尔皮林慕地回忆起一件事，那是四三年冬天，恰恰在他担任集团军参谋长的第一天，巴久克也不批准一份死刑判决书，当时他是在场的。

　　巴久克拿着那份判决书看了很久，好象突然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似的，就问当时他们的检察员波洛兹涅夫：“你看怎么样，波洛兹涅夫，如果我们不判处他死刑，他也许还能打死个把法西斯分子吧？……”

　　谢尔皮林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这间德国制的窄小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打电话给鲍依科。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他在你那里，那更好。”

　　鲍依科说，集团军炮兵司令在他那里。

　　谢尔皮林戴上制帽，吩咐辛佐夫留在这里，守在电话机旁，就往鲍依科那里去了。树林里很凉快，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闻着树林里的潮气。从树丛之间的空隙里，没有透进一线光来，只见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很低。

　　在战争中，天气总是不能受人的计划的支配，这仍然使谢尔皮林感到不安。

　　鲍依科命令给自己搭了一个小小的掩蔽部，就睡在那里，而工作则在一个宽敞的、由两个帐篷连起来的大帐篷里。他喜欢工作的地方宽敞些，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给自己弄个大一点的工作室，把它收拾得整整齐齐。鲍依科需要有一个宽敞的工作室，还因为谢尔皮林一般不叫参谋长到自己那里去，而总是亲自跑到参谋长那里去工作，他认为这样做，对工作更有利，同时也节约时间。这种工作方法是他在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司令部里看到的，从那时起，他自己这里也照办了。现在看来，仿效这种好办法的不止他一个人。巴久克也跑到自己的参谋长那里去工作。过去，他只是顺便去看看情况，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制度了。

　　谢尔皮林走进帐篷时，鲍依科和炮兵司令马尔基安尼将军正站在鲍依科的办公桌旁边，弯着身子看一张同办公桌一样长的要图。两人直起身子迎接谢尔皮林。鲍依科的头几乎碰到帐篷的帆布顶。

　　“这家伙长得真高！”谢尔皮林每次满意地打量着鲍依科时，总不免要想到这一点。鲍依科身材非常高大，但配上他那宽阔的肩膀、健壮的体魄，却显得十分调和。他那傲然昂起的头上，长着淡黄色的卷发。鲍依科的脸长得端正、漂亮，但是，人们通常并不认为这种脸漂亮，因为这种脸上威严的表情盖过了它的其他特征。

　　马尔基安尼的身材也挺高。他是个细高个儿，但是站在挺直了身子的鲍依科身旁，就显得矮小了。鲍依科平时惯于把身子挺得笔直。不管是他向首长报告，还是下级向他报告的时候，他的身子总是挺得笔直，他的性格生来就是这样。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是挺直了身子。无论是睡在村子里哪个老乡家的床上，还是睡在他自己随身带的行军床上，传令兵总是在他脚后再添上一条长凳，使集团军参谋长那一百九十五公分长的身子即使在睡觉时也能挺得象直线一样。

　　谢尔皮林没有问他们在干什么，径向桌子走去。鲍依科和马尔基安尼往两旁一让，谢尔皮林就站在他们两人中间，看到桌子上放着的正是那张他想看的要图——炮兵进攻路线图。

　　每一项复杂的军事任务中都有辩证法，同样，在炮兵随同往前冲锋的步兵变换阵地的过程中也有它的辩证法，怪不得大家都说：“猛烈的炮火加上紧密的配合”。一方面，战斗的展开要求炮兵的火力支援不要间断。另一方面，如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炮兵一直不变换阵地，老在原来的阵地上，不间断地用火力支援越来越往前推进的步兵，那么结果可能射程达到极限之后，反而会使步兵完全失去支援。

　　考虑到上述这两个方面，必须制订一份这样的炮兵变换阵地图，使三分之一的炮兵暂时停止射击，往前推进，而三分之二的炮兵仍在原地射击。

　　在战争初期，一方面因为火炮的数量不够，另一方面因为墨守成规，炮兵转移到新的阵地都是在每个营的范围内以连为单位进行的。两个连射击，一个连往前推进，然后，当这个连进入新的阵地后，第二个连开始往前推进……现在，这个方法已经不用了。变换阵地时单位分得过小，反而会搞乱事情，造成无谓的忙乱。现在火炮的数量和战争初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而能确保实施下列原则，即火炮的转移不是以连、以营为单位，而尽可能以几个团、几个旅为单位。几个团留在原来的阵地上继续打，另外几个团往前推进，还有几个团准备往前推进。所有这一切在鲍依科和炮兵司令看的那张图上都反映出来了。

　　“这就是你部署在沼泽地上的那个团吗？”谢尔皮林看到图上的一处炮兵阵地下面没有标出往前推进的虚线，就问。

　　“是的，”马尔基安尼说。

　　上面提到的那个炮兵团就驻在沼泽地上。炮兵们把那里的树水砍光，做成木架，填上石子，然后把火炮架在这些木架上。这一切都是在夜里偷偷地搞的，因为那里离前沿不过一千公尺。

　　这个团将要从最短的距离内，出其不意地发射出杀伤力很大的炮火。之后，在整个第一个昼夜里，它就在这个阵地上不断加大射程，一直到极限。因为要从沼泽地里把重炮拖出来，可不是简单的事啊！

　　这些大致的情况，谢尔皮林已经知道了，但是，既然他又问起这个团，马尔基安尼就再次把这个团的情况比较详细地作了汇报。

　　“炮击敌人后方地区的火力要图，你们都看过了吗？”谢尔皮林问道。

　　“看过了，”鲍依科说，同时回过头来看看炮兵司令。

　　炮兵司令打开皮包，又拿出一张图，铺在桌上，盖在第一张图的上面。这张图曾经过几次修改，最初的方案、修订过的方案和最后确定的方案谢尔皮林都很熟悉，但现在，他又俯身看着这张要图，心里想：这个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现，这是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啊！

　　如果进攻进行得顺利，在第一天里，我们突破德国人的第一道防线，把他们从那里打退，那他们必然会拚命想在夜里在第二道防线上稳住阵脚。这道防线，我们已经用可能达到的最大精确度在这张图上标出来了。不让他们在夜里或在第二天早上在那里稳住阵脚，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个任务的解决将决定这次战役令后的进程。就是说，应该在第一天结束之前，把炮兵往前推进，使火炮的射程能够达到德国人的第二道防线，这样，当德国人想在那里站稳脚跟的时候，我们就用几百门火炮轰击他们。

　　对已经作出的计划没有什么可补充了，谢尔皮林不过是站在那儿再一次看看这张图罢了。在制订战斗计划时，要有个适当的限度，过分自信地预测未来，会变成自己骗自己，会使你在情况一旦起了出乎预料的变化时感到措手不及，那时你就既不能随机应变，也不能当机立断了。

　　但这张图还是把他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不能丢下不看，因为他满心希望，一切都能按照这张制订得完美的计划进行。

　　“行了，收起来吧，”谢尔皮林一边说，一边强迫自己不去看这张图。

　　“还有一张也收起来吧，我们不再看了，”鲍依科说。

　　炮兵司令熟练而迅速地把两张图按原来的折缝折叠好，放进皮包里。

　　“你们那儿的气象报告怎么样？”谢尔皮林在马尔基安尼折图时问道。“和我们的气象报告有不同吗？”

　　炮兵司令有自己的司令部，部里有作战处，处里有气象勤务。

　　“已经互相核对过了，”马尔基安尼回答。“没什么不同，大家都一样担着心呢。天气真复杂。”

　　“怎么样？”鲍依科看了炮兵司令一眼。“我们两人谁报告？我吗？”

　　马尔基安尼点点头。

　　“空军集团军参谋长是半小时前离开这里的，”鲍依科说。“我们和他进一步核实了空中侦察的最新情报。航空兵坚持说，德国人的那个军部还是搬到这里来了，它的位置是在库尔日察的北郊，在森林南部的边缘上。”鲍依科在刚才被两张炮兵要图遮这着的那张地图上指出这个地点。“空中侦察还侦察到另外有—条穿过树林的备用公路，这条公路过去我们认为没有修通，实际上，它的最后几公里不过是用伪装网遮盖住罢了。还发现了一条通信联络线；今天早晨强击机在掠地飞行时，飞过这条通信联络线。因此，原来的结论得到了证实。”

　　“我没来之前，你们作出了什么决定呢？”谢尔皮林睑上露出一丝笑容。

　　谢尔皮林已经猜到，鲍依科在和空军集团军参谋长谈话之后，决定先和炮兵司令商量一下，预先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再向他报告。

　　在这方面，对他们也无可非议：这一切在谢尔皮林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也摆脱不了人皆有之的弱点——让他们明白，他是知道他们的心思的。

　　“我们姑且认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军部，”鲍依科说，“如果我们夜间轰炸这个地方，那也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他们司令部里都有坚固的掩蔽所，他们现在可是战战兢兢的。如果就在今天，在天黑之前，用驱逐机作掩护，出动强击机去轰炸，德国人可能会遭到一些损失，但是，他们还有一夜的功夫，可以在轰炸之后转移到没有被我们发现的备用指挥所去。最好的方案是，在炮火准备开始的同时，用远射程火炮进行打击，然后把炮火袭击和扰乱射击交替进行，不让他们的军部进行工作，切断它的通信联络，扰乱它的指挥。”

　　“这都很好，”谢尔皮林说，“不过，射程考虑过没有？射程够不上吧！没有往前推进之前，我们只能用最大的射程进行射击。这只能是白白浪费炮弹。”

　　他对自己的这些话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对这一切已经考虑过一次了。实际上，他们的火炮从现在的阵地上是打不到那里的。

　　“刚才马尔基安尼告诉我，”鲍依科把头朝炮兵司令一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中有一个新式的强力炮兵团，现在调拨给我们的方面军指挥了。如果把它部署在这里，”鲍依科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德国人的军部就在有效射程之内了。”

　　“部署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戴上眼镜，看了看地图。“这里是你们的火箭炮阵地嘛。”

　　“我们把火箭炮调到这里，”这一次不是鲍依科，而是马尔基安尼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说。

　　“好，”谢尔皮林说。“就算是这样吧。调走火箭炮，换上炮兵团，即使这一切你们都来得及按时完成，可是谁给我们这个炮兵团呢？拿我来说吧，我还没有听谁说起过有这么个炮兵团呢。”

　　“有这个团的，”马尔基安尼说。“它是昨天到方面军来报到待命的。不过他们不打算在进攻的第一天就把它投入战斗，想把它暂时留作预备队。”

　　“你们要我怎么办呢？”谢尔皮林笑了笑问。

　　“把这个团要来，司令同志，”鲍依科说。

　　“向谁去要？”

　　“当面向方面军司令要。”

　　“是不是等他到我们这里来了之后向他要？”

　　“是的，是等他来了之后向他要。我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了解到，他从一清早到现在，跑了不少地方，在哪里也没有吃过东西呢！看来，他会在我们这里吃点东西的。”

　　“嗯——嗯”谢尔皮林拉长声音说。

　　这个建议很妙，但是他不想去向巴久克要这个远射程炮兵团。设身处地为巴久克想一想，就不难理解，尽管这个建议很妙，集团军炮兵的数量毕竟已经够了，他可以把这个团暂时留作预备队。完全可能碰一鼻子灰，遭到巴久克的拒绝，这是不足为奇的。

　　碰一鼻子灰，遭到拒绝—一这不单是有伤自尊心的问题，而且他不想使自己的请求惯于遭到上级的拒绝，也不想使上级惯于拒绝他的请求。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要是那里确实是德国人的军部，要是对它组织这样的火力……

　　“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办，”谢尔皮林说。“不过，马上再确切地计算一下，如果这个团给了我们，那么到达我们这里需要多少时间，你们算过吗？”

　　“算过，”鲍依科说。“现在它在这里，在卸载区。”他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地点。“他们接到命令后，靠履带牵引，三小时内就能到达这里，进人阵地。”

　　“什么时间调动呢，夜里吗？”

　　“不，白天，”马尔基安尼说。“最好，在天黑之前让它进入阵地。”

　　“如果德国人白天在它到这里来的路上发现了它呢？”

　　“为了防备万一，我已经跟空军讲好了，”鲍依科说。“让他们的驱逐机不间断地巡逻，来掩护炮兵团的行动路线，不让德国人观测到，这个我们还是做得到的。现在昼长夜短，在二十一点，我们还来得及进行试射。一进入阵地，马上进行试射。”

　　“你们打算怎样进行试射呢？”

　　“一直试射到能命中目标。试射的标高，不选在自己前方，而选在右邻部队的前方，然后取得数据，”马尔基安尼说。“当然。我们试射的炮弹，是不会打到他们的军部，去惊动他们的！”

　　“这当然罗，”谢尔皮林说。“我们一试射，就暴露了我们这儿来了这样大口径的火炮，那怎么办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暴露呢，司令同志？”马尔基安尼反问道。“等我们暴露的时候，德国人知道也晚了。况且，这不是在突破地段。好吧，就算德国人知道这样口径的大炮凋到前线来了！他们在一夜之间又来得及采取什么措施呢？下面报告，调来了这样口径的大炮，如此而已。”

　　“是啊，这个建议很妙，”谢尔皮林说。

　　这时，电话铃响了。鲍依科拿起听筒一听，就把它交给谢尔皮林：“您的电话。”

　　辛佐夫向他报告，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打来了电话。巴久克和李沃夫已经离开基尔皮奇尼科夫的那个军，往这里来了。

　　谢尔皮林方挂上听筒，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打给鲍依科的，内容也是这个。

　　“我该回去了，”马尔基安尼急急忙忙地说。“我可以走了吗？”

　　“你要我为你向方面军司令要这个炮兵团，而自己想溜之大吉吗？弄得不好，我碰一鼻子灰，你倒没事？过去我倒没有看出，你有这一套东方人的狡猾手段。”

　　“我到自己那里去准备准备，”马尔基安尼说，他对谢尔皮林这种半开玩笑半责备的话避而不答。“我要派一个操纵手到我们的第四炮场去，第四炮场就在这个团的旁边。只要打个电话到第四炮场给他，他五分钟之后就能到那个团。”

　　“瞧，你已经打好如意算盘了！”谢尔皮林说。“走吧。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你得告诉我，有关这个团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我不会说出消息的来源，不过想知道一下。”

　　“万不得己的时候，您也可以说出来，”马尔基安尼说。“是勃林诺夫告诉我的。”

　　“怎么会是勃林诺夫？”谢尔皮林困惑不解地问。

　　集团军通信处处长勃林诺夫和所有干他这一行的人一样，是消息灵通人士，但是，这个团刚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的消息，怎么会是他第一个打听到的呢？这就搞不懂了。

　　“他们刚刚到达这里的时候，自己的通信线路还没有架好，就借用我们集团军的线路向方面军炮兵司令报到。他们和我们的勃林诺夫打过交道。”

　　“喔，既然和我们的勃林诺夫打过交道，那当然……”谢尔皮林点了点头，示意马尔基安尼可以走了。他半开玩笑半赞扬地谈起勃林诺夫。在他看来，勃林诺夫这个人，工作很出色，可就是过分机灵了。方面军司令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尽管这个团长是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里来的，也可能会受到斥责。

　　本来，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要和鲍依科一起研究，但是，现在来不及了。在集团军的地段内，路都修好了，虽则巴久克不喜欢车子开得很快，也会马上就到的。

　　“拉甫里科夫！拉甫里科夫！”鲍依科喊了两声，第二声嗓门更响。

　　帐篷门口出现了他的传令兵拉甫里科夫，他是准尉军衔，同时还执行副官的职务。鲍依科在司令部里总是和军官们一起工作的，到各个部队去，也总是带着他们中间的什么人一起去，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专门派一个军官作自己的副官。战争开始以来一直跟随着他并且已经升为准尉的拉甫里科夫，办事能干，就把副官的工作包了下来。

　　“马上到军委食堂去通知他们，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到那儿。六个人……也可能七个人，”鲍依科想了想说。“让他们准备热的饭菜，不过，先不要分盛在盆子里。”

　　“你说，怎么会有七个人？”谢尔皮林问。 “可能，马尔基安尼会来的。”

　　“未必会来。他正想方设法不来呢。不能说我和你对上级十分尊敬，但是他……他不象是格鲁吉亚人，倒有点儿象隐土，修道士……他可能不吃午饭了，”谢尔皮林停了一会，说起巴久克来。“他不过顺便到这里来一趟，要我们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在这方面，他是抓住不放的。我记得，他每次经过我的地方，从来不会过门不入。而且，如果情况许可的话，每次总是把他要来的事预先通知的。今天是例外。确实是个例外。集团军又不是啤酒店，这里不需要突如其来的检查：看我们少给了多少啤酒？我讨厌这样的检查员。”

　　“我也讨厌。”

　　“当然，如果他本来就把我们大家看作是一伙欺骗领导的家伙，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你自己确实是一个军人，而且是到军人那里去的，那么，你要是感到自己有能力，就不要怕事先通知别人：我要来了，你们作好准备！然后，尽管他们准备得相当充分，还是能看出他们的不足之处……明天你打算到观察所去看看情况吗？”谢尔皮林想到了明天的事，便问鲍依科。

　　“不打算去。我想，我没有必要去。”

　　“即使没有必要，你是不是也很想去呢？比如说我吧，在斯大林格勒城郊当集团军参谋长的时候，就忍不住经常和巴久克一起乘车到观察所去，想亲眼去看看情况。”

　　“我想，这一次我能够忍得住，”鲍依科说。“即使我不去，喜欢用望远镜观察的也大有人在。如果从工作着想，我从这里，通过电话，情况反而会了解得更清楚。”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谢尔皮林表示同意。

　　他知道参谋长不赞成花过多的时间待在观察所里。参谋长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在象集团军这样的单位里，更不用说方面军了，一个人的视野，和周围发生的事情的规模比较起来，是太小了；所以，亲自观察的好处，往往弥补不了指挥战斗的人待在观察所里所引起的弊病。全局反正是看不到的，而且，如果每下达一次命令都必须经过观察所和指挥所两道关口，那么，下达命令的速度和命令的正确性就差了。此外，鲍依科还有一整套理论，这套理论他已经对谢尔皮林讲过多次了：他认为，亲自观察会导致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作出不确切的估计。你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对你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你在这个时候看不到的其它一切可能更重要的东西来得强烈。结果，从观察所回到司令部之后，你仓车下达的命令往往是从亲自观察到的情况中作出的结论，而不是根据对整个战局的估计。

　　鲍依科认为，他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这个看法迟早会被大家所接受。即使在这次战争中不接受，那么将来总是会被接受的！

　　谢尔皮林认为鲍依科的看法太偏。他自己喜欢乘车到前沿各个部队去，他认为，能够亲手摸摸战斗的脉搏，是发布命令的必要前提，不仅对个别部队发布命令是如此，对整个集团军发布命令也是如此。他心里承认，鲍依科的看法不无道理，可是他不能摆脱已经养成的到前沿各地去跑跑的习惯。

　　鲍依科认为，他作为参谋长，在侦察地形时，必须陪同司令爬遍整个前沿阵地，但是，指挥战斗的时间一到，他就几乎寸步不离司令部了。他认为，只有在司令部里，战斗的全部情况才会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他手里。

　　“我再派勃林诺夫亲自去检查一下，”鲍依科说，“看看您的观察所同各军长之间的通信联络是否可靠，是否听得清楚，这样，我们可以尽量减少使用复式通信。”

　　“这很好，谢谢，”谢尔皮林称赞道。

　　鲍依科是个地地道道的通信迷，他总是想尽办法，非把通信联络搞得畅通无阻不可。他经常把通信兵搞得筋疲力尽，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格，然而，也千方百计地给他们提供帮助。他经常这样说：“失去通信联络的司令部可以比作什么呢？好比一个砍下来的脑袋瓜儿。眼睛还在眨巴，可是什么也看不见。手脚还在颤动，可是已经没有生命了。”

　　“我想，要是一切都正常的话，今天就早点睡，”谢尔皮林说。

　　“战况综合报告一写好，马上就睡。以后，还不知道能捞到多少睡觉的时间呢。”

　　他们俩听到汽车驶近的声音，就走出帐篷去迎接。

　　驶来了两辆车子。一辆是方面军司令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另一辆是李沃夫乘坐的双轴传动的“爱姆卡”越野汽车，李沃夫喜欢坐“爱姆卡”，不喜欢坐吉普车。

　　巴久克从吉普车里走了下来，他头戴军便帽，身穿直领制服，外面披了一块军用油布。接着，从后座走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自从巴久克接管方面军以来一直带在身边的旅伴，作战处副处长兰斯科依上校，另一个是库兹米奇将军。

　　“原来如此！今天他竟然把库兹米奇也带到自己的吉普车上了，”谢尔皮林一边向方面军司令问好，一边想。

　　从“爱姆卡”里走下来的是李沃夫，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已经跟谢尔皮林和鲍依科打过招呼的巴久克跟前。大家沉默了一会，好象他们此刻在这一片树林里，站在帐篷前，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谁知道呢，这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为什么突然会这样浪费起时间来了。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大家长期以来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日子来话已经谈得太多，现在几乎连谈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现在只要等待明天早晨发动他们费尽心机所准备的战斗了。

　　“瞧，我们这位把腿搞瘸了，”巴久克把头朝李沃夫一扬，说。“今天他走路可费劲啦！”

　　“把我们的外科医生找来看看吧？”谢尔皮林问道。

　　“碰伤了腿、没有关系，”李沃夫说。

　　“不是碰伤，是扭伤，”巴久克纠正他说。“外科医生昨天检查之后，向我报告说，要是在别的时候，换了别人的话，他要让病人躺上一星期，不让走路。”

　　“别提这个了，”李沃夫悻悻地说。从他这种说话的调子可以听出，他不仅不爱谈论自己，而且也不善于谈论自己；他不习惯象他这样的人，竟然与普通人一样，会有什么病痛；他不习惯有谁可以不顾他的脾气，竟然大声地讨论这个问题。

　　李沃夫走了三步，绕过巴久克背后，他脸上虽毫无表情，但可以使人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痛得咬紧牙关。

　　“顺便到你们这里来看看，一会儿就走，”巴久克说。“从你们这里再到你们的右邻去。虽说我把他们的装备都夺了过来，给了你们了，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也得打仗啊。过去我在你们这儿看到的问题，都已经谈了。今天，有关战斗进程的指示么，喏，”他朝库兹米奇那边点了点头。“在路上给伏龙芝的战友都谈过了，他会向你报告的。我还得对你提出严重的警告，我当面再对你重复一遍，”巴久克脸色一变，气呼呼地对谢尔皮林说。“两个坦克旅的集中地区，离出发阵地远了点。我已经及时警告过你，你却固执己见，好象其它的地点就找不到了！我再一次提醒你。如果坦克不能按时进入阵地，不能及时支援步兵，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时你就只能怨你自己了。”

　　“明白了，司令同志。”

　　“你明白什么？”巴久克睑色阴沉地问。

　　“我明白，这个责任由我自己来负。根据我们的计算，一切都能按时完成。”

　　巴久克气呼呼地瞪了谢尔皮林一眼，大概，没想到谢尔皮林会这样回答，但是他没有发作。不知是因为这些天来他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再发脾气了呢，还是因为他准备把这股怒气积到明天再发。不管战事的进展多么顺利，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要发泄怒气，总能找得到借口的。

　　“请您在这里吃午饭，司令同志，”谢尔皮林说．

　　“要多少时间？”巴久克问。

　　“如果抓紧一点，三十分钟就够了。”

　　“既然这样，那就吃吧。本来不想匆匆忙忙的，可是现在只能抓紧一点。你们这里哪儿可以洗手？”

　　军委食堂主任得到命令：桌上除了餐具之外，还得摆上酒杯，除了平时餐桌上常备的克瓦斯麦酒之外，还得摆上白兰地。方面军司令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外作客，吃午饭时一般是不喝酒的，但是，如果要喝的话，就得喝白兰地。

　　“这是怎么回事？”巴久克第一个人座，他指着白兰地说。“请我们喝酒？有什么可以庆贺呢？目前我们还一点没有立过功。你们没有，我和军事委员也没有，”他朝李沃夫扬了扬头。

　　“如果看着讨厌，那就把它拿走吧，”谢尔皮林说。

　　“既然摆上来了，那就喝吧，”巴久克说。“往后的表现，往后看，我们论功行赏。要说过去呢，不管怎么算，战争已经进行三年了。这三年里不管大家怎么互相责骂——上级对下级是大声地骂，下级对上级是肚子里骂，——不管怎么样，大家已经打了三年仗了，德国人的闪电战算是吹了。这样说，这酒也该喝。况且今天我身上受了潮。这鬼地方到处都是沼泽地，加上夏天又潮湿。不过，要喝，得大家一起喝，”他转过脸对李沃夫说。

　　李沃夫默默地点点头，伸手拿过酒瓶，给自己倒了四分之一杯酒，而后把酒瓶递给巴夫克。

　　“我看，您今天完全是一副有病的样子，”巴久克说，好象想到李沃夫有病，他就感到高兴似的。

　　谢尔皮林看了李沃夫一眼。李沃夫那张瘦削的三角形的脸上，显得疲惫不堪；眼圈发黑，眼圈下边有点儿浮肿，看去确实是一副病容。他的身体比平时更糟了。

　　李沃夫和巴久克斟过酒之后，大家也挨个儿给自己倒上白兰地，服务员弗罗霞端上一只冷盘—一鲱鱼凉拌菜，——巴久克端起一杯比李沃夫斟得多一点的酒，打开了话匣子，谈到北方又有一个方面军转入反攻，第一份战报挺出色。

　　巴久克提到的那个方面军，就是他在调到南方当近卫集团军司令之前，曾当过将近一年副司令的那个方面军。

　　“那里一直很平静。我在那里的时候，除了打过几次小仗之外，几乎一直没有战事。在这种情况下，纵然你有满腔热情，可是哪来用武之地呢？你们说我有什么办法？打了三年仗还活着的人，愿他们继续活下去；在三年里牺牲了的人，愿他们在地下安息！”说罢，巴久克朝大家看了一眼，把酒一饮而尽。

　　李沃夫也干了杯，他象吃药那样，索然无味地喝了下去。其他的人也都喝了。

　　“谁知道，我们第一个反攻的地方，出人意料，会在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境，第二个地方会在和芬兰接壤的边境？起先在南方，现在在北方……”巴久克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如果他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那他还要说上一句：现在该看我们的了。但是，他住了口，不想说出他们大家面临的那件事情，不想说出一直蔡绕在他们心头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已经近在眼前，他们一直在扳着指头计算，离开那个约定的“进攻开始”的时刻还有多少钟点。

　　“我们把这次战役开始的前后，比作耶稣降生的前后，”近日来，谢尔皮林常常这样开玩笑说。

　　服务员弗罗霞端来了鸡块面条汤，在每个人面前放了满满的一盆。

　　“这一道菜之后还有什么？”巴久克抬起头来看着她问。

　　“肉丸子还是红焖牛肉，随您选一种。”

　　“什么也不要了。我们把你的面条汤吃完，把分到的鸡块啃完，就乘车上路。茶留着到友邻部队去喝，免得他们见怪。好吗？”巴久克转过脸问李沃夫。

　　李沃夫点点头。

　　谢尔皮林想起了一件事。上次李沃夫在这里吃饭的时候，唤副官到汽车里去拿东西。副官拿来了一个油纸包交给他。李沃夫打开纸包，拿出了几个自备的专供病人吃的菜丸子；他自己吃了不算，还请人家吃。现在他谁也不唤了，桌上也没有菜丸子了。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你们的伪装搞得不坏，订出的制度能一直坚持到底，”巴久克一边吃面条汤，一边说。“各条路上的车辆通行纪律，也搞得非常出色。这样严明的纪律，是伏龙芝的战友在这里搞的吧？”巴久克朝库兹米奇扬了扬头，对谢尔皮林说。

　　“是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出了不少力呀，”谢尔皮林说。他感到高兴，库兹米奇在和巴久克一起巡视的时候，看来并没有捱训。

　　“纪律严明啊！”巴久克又朝库兹米奇扬了扬头，笑着说：“他本来想让我和军事委员同坐一辆车子，我们俩怎么能同坐一辆车子呢？我喜欢呼吸新鲜空气，坐车时，喜欢四面没有遮拦。而伊里亚·鲍里索维奇一上车，就马上把所有的玻璃窗都插上。我们俩怎么能坐在一起呢？另一方面，你们集团军里有命令，接近前沿的地方，在一起行驶的汽车最多不能超过两辆。没有办法，只好让库兹米奇将军和我坐一辆了。既然你们保证打个漂亮仗，我就只能照你们的规矩行事了。”

　　“我们保证，司令同志，”鲍依科虽然说得不响，但是口气非常严肃，使大家都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

　　“我今天和李沃夫同志总算弄清了一件事，”库兹米奇被大家在饭桌上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就对谢尔皮林说，“原来，在二Ｏ年，在这里西线，我和李沃夫同志是在两个邻近的部队里。我在七师师长谢尔盖耶夫子下，指挥以莫斯科无产者命名的二十九四，而他，”库兹米奇把睑转向李沃夫，“在我们的左边，是十四钢铁旅的政委。可以说，我们俩并肩作战，几乎一直打到了华沙。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我们一下子往后撤了一百多里。战场上的事，真是变幻莫测啊！”

　　“倘若不是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不会往后撤的，”李沃夫怒气冲冲地说。他说得又短又快，就象打了一梭子弹似的。

　　饭桌上顿时笼罩着一片沉寂。大家都以为李沃夫接下去还要不顾情面地说出一些尖刻的话来，可是，他却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拿起给客人准备的、用练习簿纸裁成的揩嘴纸，用它裹住鸡腿的一端。他左手拿着鸡腿，右手使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小折刀，把鸡腿上的肉一块一块切下来。

　　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图哈切夫斯基就被认为是叛徒，对此，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战争的时间拖得越久，军队里也就越来越不喜欢谈论这一类话题。不知是由于这类话题已经越来越变为遥远过去的事呢，还是由于它已经被人撇在一边了。因此，当李沃夫突然说出这些话时，大家都感到不自在。

　　“你那时在什么地方？我记得你好象在波列科普吧？”巴久克打破了沉默，对谢尔皮林说。

　　“起先在北塔夫利雅，后来在彼列科普，在那里指挥一个团，”谢尔皮林说。

　　他感到，巴久克本来就清楚地知道他那时在什么地方，现在是由于李沃夫讲了这些话，才故意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看了看李沃夫——李沃夫为了不让指头沾上鸡油，还是用那张纸裹着鸡腿的一端，用小折刀割鸡腿上的肉……

　　“我那时得了伤寒病，”巴久克说．“当时，第一骑兵军正从西布格河向卡霍夫卡挺进，可我却什么事也没干，在生伤寒病。”

　　他没让李沃夫把鸡腿上的肉割完，就站起身来。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走了。”巴久克扣上制服的风纪扣，用手指把口髭抿平。

　　“司令同志，有一个紧急问题，”谢尔皮林说。他没忘记，问题要尽快提出来，可是得等他们先把饭吃完。

　　“什么问题？”

　　“是不是到司令部去谈？我想在地图上……”

　　“就在这里谈吧，”巴久克说。“你的地图我已经了如指掌了，说吧。”

　　谢尔皮林先从今天航空兵再次证实德方军部所在的地点谈起。

　　“已经向你再次证实了，却还没有向我报告过呢，”巴久克嫉妒地说。

　　“这是在我的地段内，”谢尔皮林说。“您当时又不在场。”

　　“好吧，“巴久克冷冷一笑。“回去后，要弄弄清楚，为什么这些情况先向你报告，而不先向我报告。你有什么问题？想炮击这个军部？”

　　“是的”

　　“我们会炮击的。”

　　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现在一心想走。可是，对谢尔皮林来说，最难启口的事还在后头呢。

　　“我们有一个建议和请求，”他说。

　　“请求？”

　　巴久克睑上流露出不满的神色，谢尔皮林从他的脸色中看到早在意料之中的那种责备：“已经给了你多少东西了！把所有友邻部队的装备都拿来给你了！我们自己的装备也都给你了。方面军留下的预备队才勉强够用。一切都给你了！你怎么还要提出请求呢？”

　　然而，谢尔皮林还是把他打算说的话都说了。他提到那个到方面军来报到待命的远射程炮兵团，还说这个炮兵团必须暂时归集团军指挥，用它来打击德方的军部。

　　谢尔皮林说这些话的时候，巴久克的睑慢慢地涨红起来。他想克制自己，但是克制不住。

　　“我不给！”他毫不客气地说，同时把一直拿在手里的军便帽往头上一戴，然后抓住帽檐往下一拉，一直拉到额上。

　　“司令同志，请允许……”谢尔皮林还准备说下去。

　　“我不允许！完全是蛮不讲理。你们以为，我们这个方面军里就只有你们一个集团军吗？我们拨啊，给啊，就象填无底洞似的，什么都填下去了！可你却还想要！要知道，这个炮兵团是昨天才到我这里的！昨天才到，今天你就要我把它给你吗？你们从哪里打听到，这个炮兵团到我们这里来了？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你们的？兰斯科依，是你透露给他们的吗？”巴久克转过身来问站在他背后的上校。

　　“作战处对谁也没有透露过一点消息，司令同志，”上校说。“预备队从最高统帅部到这里来，按规定是绝对保密的。”

　　“对有的人保密，对有的人就不保密！对他们就是不保密。”巴久克已经往汽车那边走去，可是，一边走一边又转过身来，说：“按道理，还得问问清楚，这件事你们是从哪里打听来的？”

　　“可也确实应该问问清楚，”一直没作声的李沃夫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本来是应该问的，可我不想问，”巴久克把手一挥。“反正弄到后来，上面的人都把责任推得一于二净，还不是下面的人变成替罪羊！我不想在进攻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来追究这种事情，否则我倒真是要问问清楚。这个炮兵团我不给，你也休想！”最后一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

　　听到巴久克第二次讲“我不给”的时候，谢尔皮林心里想：他们要这个炮兵团是为了战斗，这个想法毕竟印入了巴久克的脑子里。可是，巴久克现在怒气冲冲，对谢尔皮林大为不满，在这种情绪下，他是不会冷静思考问题的。

　　“谢谢你的款待，”巴久克一边坐上吉普车，一边说。“我倒以为你请我们白吃一顿，原来不是白吃的！我们明天在观察所再碰头吧。”他举起手，碰了碰帽檐。

　　“方面军司令同志，”站在车旁的库兹米奇开口道，“我可以送您到我们集团军的边界吗？”

　　“您要没有事的话，就送吧，”巴久克说，“不过，得乘您自己的车子，”说罢，对司机挥了挥手：“开吧！”

　　李沃夫冷淡地、不慌不忙地同谢尔皮林和鲍依科握手告别之后，坐上自己的“爱姆卡”。谢尔皮林根据李沃夫脸上的表情估计到，李沃夫还是要查究，他们的集团军是从哪里获得关于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来了一个炮兵团这一消息的。

　　库兹米奇开玩笑似地摇了摇头，象老年人一样咳了一声，坐上停在这里食堂旁边的备用的吉普车……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在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没听说过，”谢尔皮林说。

　　“等我回来向你报告陪同巡视的情况时，我再讲给你听。”

　　库兹米奇的吉普车调过头来，跟随着前面两辆车子驶走了。食堂门口只留下谢尔皮林和鲍依科两个人。

　　“您干吗垂头丧气呢，费多尔·费多罗维奇？”鲍依科望着谢尔皮林问。“别理他。”

　　“对他的态度，我可以不计较。但对事情的实质，却不能置之不理。我宁愿给他臭骂一顿，可这个炮兵团得给我们呀。他不采纳合理的建议，这我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在这里，在我们这个集团军里，不可能看到全局，但是我相信，明天在我们建议的那个地方动用这个炮兵团，是再恰当不过了！眼看着一个人好象正在一步步变好，可是后来你却会突然发现：在某些地方，他是变了，在其它地方，还依然如故。”

　　“我们去研究一会儿工作吧，”鲍依科建议道。

　　“不去工作又去干什么呢？去哭鼻子吗？我们走吧。”

　　他们工作了三十分钟左右。电话铃响了，鲍依科拿起听筒。

　　“我是鲍依科。是的，在这里。你最好过一会儿再打来，现在不要打扰他。司令正在工作，没功夫和你讲话，”鲍依科说话时打着官腔，这套官腔他早就有了，不过在代理集团军司令之后，显得更足了。“是尼基津打来的电话。”鲍依科手里拿着听筒，转过身来对谢尔皮林说。“他说，只打断您一分钟。”

　　谢尔皮林接过听筒。他想，集团军特工处处长尼基津多半是因为他没有批准对那个中士的判决而打电话来的。可是，尼基津打电话来，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

　　“请原谅，司令同志，打扰您了，”他在电话里说得很快。“我这里来了一个人，他就要走的。我相信，您一定很想看到他。请您安排一个时间，我带他到您这儿来。”

　　谢尔皮林一听到这番话，几乎马上就想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尼基律不说出他的名字和职务，可是他忍住了，只吩咐尼基津二十一点到他这里来，临了，还补充一句：

　　“先一个人进来。”挂上听筒时，他发现鲍依科脸上掠过一种好奇的表情，而他自己也露出一丝笑容：“他还严守秘密呢。看来，是私人的事，他不想在电话里报告。”

　　他们俩又工作了半个小时，电话铃第二次响了。鲍依科又拿起听筒一听，立即把它交给谢尔皮林。

　　“方面军司令打来的？”

　　“把你所要的那个炮兵团拿去吧，”巴久克没有称姓道名，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下了命令，这个炮兵团明天交给你指挥一天。往后就别再指望了，我要把它收回。”巴久克没再说什么，也没有说声再见，就把听筒挂上了。

　　“要他回心转意可不容易啊，到了友邻部队，到底还是转过来了！”谢尔皮林想。他兴冲冲地叫鲍依科打电话给马尔基安尼，让马尔基安尼按计划开始行动。

　　“我连对方面军司令说声‘谢谢’都来不及。他一下子就把听筒给挂上了！”

　　鲍依科打电话给马尔基安尼，和他商量妥当之后，担心地对谢尔皮林说：

　　“我说，只要我们一拿下这个小树林，方面军司令立刻就会亲自派人到那里去检查！那里是不是军部，我们的炮打得是不是命中目标，您瞧着吧。”

　　“一点不错，他肯定会派人去的，”谢尔皮林说。“他不会把这个炮兵团白白给我们的！”

　　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要到了这个炮兵团，可以用它来打击德方的军部；同时也感到担忧：拿下目前德国人的这个军部的驻地后，检查的结果不知会怎么样。

　　现在，在进攻前夕。他们俩谈论这个问题时，互相之间毫不拘礼，就在这种毫不拘礼的关系中，反映出战争三年来在军队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一点连他们俩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您允许我进来吗，司令同志？”库兹米奇走进帐篷时问。

　　如果不考虑对他本人的称呼，而是就一般而论，谢尔皮林原则上是不赞同对下级称呼“你”这种习惯的。不过他已经不能摆脱这个习惯了，而且对此也没有很好地考虑过。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根深蒂固地养成了当时严格遵守的习惯，对红军战士称“您”——“战士同志”，对尉官也称“您”——“尉官同志”。甚至在大声呵斥时，也称对方为“您”：“您站得象个什么样子？！”

　　而在指挥员之间，日常同志式的关系使他们在公余之暇习惯于彼此称“你”。可是，在履行公事时，不知怎么一来这个“你”竟不知不觉地在他和其他人的口中变成了“你”和“您”两种称呼了——上级对下级称呼“你”，下级对上级称呼“您”。这样就沿袭下来了，尽管，按理来说，这样的称呼是不应该的，并且，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习惯成自然了。

　　库兹米奇是个例外：你对他称“你”，他对你也称“你”。他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只有象现在这种场合，他正式按照你的职位来称呼你，那当然要称“您”了。他是遵守这个规矩的。

　　库兹米奇在桌子旁边坐下，笑呵呵地说：“我把方面军司令送走了。路上，他的气算是平息了一点，我代表大家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请您保重身体，否则两条老腿又要吃不消了。’这使我回忆起斯大林格勒的那件事，”库兹米奇对谢尔皮林眨了眨眼睛。“今天，他一整天都对我用‘您’称呼。”

　　“这有什么不好？”谢尔皮林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我们自己也没有发觉，我们已经忘记应该这样称呼了。”

　　“假如这是出于尊敬和诚意的话，那当然没什么不好，”库兹米奇表示同意。“而他很可能是出于这样的打算：好吧，你这个老家伙在你没进棺材之前，我就用‘您’称呼你！可是，随便说一句，方面军军事委员也不比我年轻，他和我同岁，也是一八八六年生的。”

　　鲍依科听了他这番话，不禁疑惑地看了库兹米奇一眼：他和方面军军事委员同年，这怎么可能！在鲍依科看来，库兹米奇是个老头儿；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还是个小老头儿。而李沃夫呢，就完全不同了。他尽管年纪也不轻了，可是既不能称他为“小老头儿”，也不能称他为“老头儿”。在他身上，有一种与这种称呼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许，在他身上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的那种长期身居要职的气派，使旁人没有把这个早已上了年纪的人看作老头儿。

　　“你有什么打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皮林问。他知道库兹米奇办事素来勤勤恳恳，可是已经有了一种老年人的毛病：工作到极端疲劳之后，感到自己有权休息一会，就不管对方有没有兴致，总喜欢唠叨几句。

　　“我的打算很简单。喝完茶，睡上三个小时，然后，晚上再到各条道路上去看看，不让什么地方出现破坏纪律的现象。否则，谁知道，我们那些老兄又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大伙儿一直遵守纪律，努力坚持到底，现在到了最后几分钟，可别有人给坏了大事。我走了，”说罢，他戴上了制帽，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我一直在想，我还有什么没讲？原来是我答应给您讲的那个故事：‘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

　　“讲吧，讲吧，”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这是一个在旧军队里流传的故事。司务长教训新兵说，‘你记住，什么是下属服从上司：我是长官，那你就是傻瓜；你是长官，那我就是傻瓜！’”

　　谢尔皮林和鲍依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一次也没听到过吗？”

　　“听到过的话，是不会忘记的，”谢尔皮林说。“这个说法倒是辩证的，值得记住。”

　　“好，都讲完了：我走了。”

　　库兹米奇走了之后，鲍依科突然遗憾地挥了挥手。

　　“忘了告诉他，我们已经要到了这个炮兵团，也让他高兴高兴……”

　　“明天他会知道的，”谢尔皮林说，他对他的副司令不全部知道司令部里的事情，一向是不大在意的。

　　就在这种一向不大在意的态度中，反映出库兹米奇在这个集团军里所处的地位，推而广之，也反映出象库兹米奇这样的副司令在其它集团军中所处的地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些集团军副司令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他们不会提升为集团军司令，也不会去当参谋长，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参谋工作。同时，也不会派他们去当师长，因为他们都是从师长这个职位提升上来的。倘若有军长的空缺，也挨不到他们，一般总是选优秀的师长提升上去的。

　　在库兹米奇来这里之前，谢尔皮林曾有过两个副司令。一个是巴久克当集团军司令时留任下来的，他为人挺好，不过在军事上墨守成规。有一次，他照常在前沿处理日常事务时，在枪林弹雨之中阵亡了。

　　之后，派来了一个伤愈出院的年轻将军来接替副司令的职务。他在医院时渴望早日重返前线，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行。他来这里待了三个月，表现出众。这时，正巧有一个军长患溃疡病，已经到了穿孔的地步，可他还竭力瞒着别人。这时，只好把他从战场上换下来，这个军的军长就出了缺。当时，谢尔皮林认为，在几个师长中，还没有一个人具备当军长的条件，而副司令基尔皮奇尼科夫就在他身边，他宁可不要副司令，而不能让一个军没有人指挥，因此，就任命基尔皮奇尼科夫为该军军长。

　　这时，恰巧库兹米奇写来一封信。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因病住院，出院之后，晋升为中将。这次他写信来，自己坚决要求担任副司令这个职务。谢尔皮林就接受了。确切一点说，不是接受，而是表示他会同意的。后来，上边来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正式表示同意、对此他并不感到后悔。库兹米奇将军是个克己奉公、忠心耿耿的人。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二话。不过，严格地说，他在司令部里基本上是个事务将军，当然，这种职务是没有的，也是不应该有的。

　　谢尔皮林暂时离开部队的时候，谁也不会考虑由库兹米奇代替他指挥集团军。候选人只有一个——鲍依科。甚至不会考虑让其他人来代替司令。

　　鲍依科感到自己年轻有为，精力充沛；他知道，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只有他才能当第一副司令。他虽然对人严厉，但与库兹米奇相处，却可以说是小心谨慎。他不仅当谢尔皮林在职时，就是当谢尔皮林住院、他代理司令职务的时候，和库兹米奇相处得也不错，从不得罪老头儿。关于这一点，库兹米奇本人，因其天性公正，在谢尔皮林从疗养院回集团军几天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了。

　　“扎哈罗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音信，”谢尔皮林在库兹米奇走后，想起了扎哈罗夫。“大清早就下部队，一次电话也没打来过。”

　　“他现在还在前沿的什么地方兜来兜去，还不知道李沃夫已经走了呢，”鲍依科说。“他一知道李沃夫走了，就会回来的。可我呢，”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尽管大家对李沃人这个人议论纷纷，可我对他还是尊敬的。我和方面军参谋长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和后勤部部长也谈过。我对他们说，李沃夫不容许任何一列军用列车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不会让它开到友邻部队去。该给我们的，就给我们，其他人谁也别想捞到！想从别人那儿捞一把的家伙有的是！他日日夜夜办理方面军的补给工作。我们现在有这么些汽油储藏量、弹药基数和口粮，要知道，这是李沃夫的功劳。”

　　谢尔皮林一直没有答腔。回忆起今天李沃夫那张疲惫不堪的睑，他想；“当然是他的功劳，大概功劳还不小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在战争中更应该这样。”

　　谢尔皮林又和鲍依科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对鲍依科说，他将于二十二点三十分再到这里来，说罢，就回司令部去了。

　　这一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从清晨五点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以上，但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谢尔皮林命令给两个军长挂电话，让他们向他报告情况，报告今天他巡视时发现的不足之处是否都已弥补了。然后听取了集团军工程勤务主任，或者，按老的称呼，工兵主任索洛维耶夫上校的报告。他是特地为此而把工程勤务主任叫到司令部来的。索洛维耶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军事工程师了，他不是那种急于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的人。原来计划要在进攻开始之前必须完成的一切工作，他都完成了，而且还主动地超额完成了。谢尔皮林给他指出的那些不足之处，他也都弥补了。可是，他自己对明天就要开始的这个战役的工程保证工作，还是感到不满意，他在报告完毕之后，临走时，忍不住说：“再给我们三个昼夜就好了，司令同志……或者，哪怕是两个昼夜也行。”

　　“亏你想得出，”谢尔皮林笑了笑说。“现在不要说三个昼夜，哪怕是三个小时，上帝也不会多给我们了。”

　　工程勤务主任走了之后，侦察处处长来了。原来，根据炮兵部队声测侦察的报告，夜里，在德国人的后方，有很多地方发生了爆炸；这个情况空军夜航员也发现了，同时他们还发现，有十几处地方发生了大火。现在侦察处处长带来了一张图，他根据游击队总部提供的最新情报，在图上集团军将要进攻的地段上，标出了昨夜游击队在德国人后方各条铁路线上进行过破坏活动的所有地点。

　　“游击队已经把他们的静脉都割断了，”侦察处处长说，他年纪很轻，喜欢用形象化的言词。“今天夜里，游击队要切断他们所有的交通线，使他们寸步难行、进退不得！”

　　“不，切断所有的交通线，这还谈不上，”谢尔皮林说。“你要知道，战场上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切断了，另一方就会修好。我们是这样干的，德国人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游击队用这个办法使德国人的铁路运输量哪怕减少三分之一，那他们就算立了大功啦！我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对游击队同志们的感激心情！”

　　谢尔皮林在让侦察处处长离开的时候，用严肃的目光对他打量了一阵。这是战役开始之前常有的事：各级首长一面用这样的目光最后一次打量自己手下的侦察员，一面心里忖度着：他的那些预测能实现的有几分，不能实现的又有几分？他认为这些预测的可靠程度如何？他对制订各种作战计划的依据—一预计和冒险的最终结合；到底有几分信心？

　　侦察处处长经受住了谢尔皮林那种仔细打量的目光。在这种场合，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补充自己的报告，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个胖胖的、生性快活的年轻人经受住了对方的目光，仍旧为他从游击队那里得到的情报而感到高兴。他站了起来，象鸭子那样，抖动了一下身子。

　　谢尔皮林让他走了之后，就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他是谢尔皮林过去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指挥系的同学。

　　“怎么样，我的同名的朋友，”谢尔皮林在电话里问（空军集团军司令的名字也叫费多尔）。“科斯亭那里有什么消息？他有没有改变主意？”

　　“科斯亭”是远程轰炸机部队指挥员的密码代号。这个代号是专为这次进攻而确定的。

　　“没有改变。也未必再会改变。他将照原计划行动，”空军集团军司令回答说。

　　“你那里的人都健康吗，没人生病吗？”

　　“我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健康，他们从来不生病，”空军集团军司令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回头见……”

　　挂上听筒之后，谢尔皮林为了打这个电话而暗暗责骂自己。

　　这次给空军集团军司令打这个电话完全是多此一举，可是，谢尔皮林忍不住，还是打了！实在没办法。越是临近战斗，就越是坐立不安。不管你如何克制自己，这种内心的不安，只有等到明天，在战斗之中才能真正消失。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扎哈罗夫仍然没有打电话来。大概他还在路上。再过几分钟，尼基津就要来了。

　　谢尔皮林望了望办公桌。真奇怪，桌上一件东西也没有了。所有在此之前应该做的事，全都做完了。

　　“一般说来，只有把战争分成几个部分，才能在头脑里装得下，”谢尔皮林想，他疲乏地用双手抱住头，来回摇了几摇，试试折断过的锁骨还疼不疼。“此刻，你想到这件事，随后，想到另一件事，接着是第三件事，而后再是第四件事。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一切事情——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许多事又互相关联，相互牵制……如果要把所有这些体会全部汇总起来，要一下子考虑到战争的全貌：战争到底是什么，是由什么组成的？那准会把脑袋瓜都胀破，用什么箍也箍不住它。”

　　“进来，”他对出现在小屋子门口的尼基津上校说。“坐下。说吧，你有什么秘密。”

　　“我可以站着报告，司令同志。我的秘密不多，只要三分钟就能讲完，”特工处处长说。特工处早在去年就已经改名为“谍见愁”了，可是，谢尔皮林心里还是按照老习惯称它为特工处。

　　“没关系，别忙，”谢尔皮林说，“你不象别人，你难得来打扰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

　　尼基津上校有一头淡黄的头发，人长得很漂亮，年纪不小了，但看样子还挺年轻。他拿了一只凳子，在谢尔皮林对面坐下来。谢尔皮林看着他，心里在想，他和尼基津共事了两年，大概还没有谈过两小时的话呢。

　　尼基津上校沉默寡言，冷静沉着，不该过问的事，他从不多嘴，然而，对自己的职责却牢记在心。反间谍人员就该如此。他不在你眼前转来转去，很少报告，即使需要报告，多半也是由扎哈罗夫报告的。这已经成为习惯了。他做起事来埋头苦干，至于他在其它方面的详细情况，就毋庸赘述了。

　　“请原谅，司令同志，”尼基津带着他不常有的那种表情说。“说不定，您会骂我一顿，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还提这种事，可是我还是决定向您报告。今年春大，我们调到这里来的时候，您曾对军事委员说，如果能在这里碰到四一年一起突围出来的人，那么，即使花很高的代价，您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也在场……”

　　“我说过，那又怎样呢？”谢尔皮林问，他由于预感到一种暂时还不知道的好兆头，心里感到高兴。“不仅仅是上帝的传者才相信奇迹，我们W人也相信奇迹。战争如果没有奇迹，那还成什么战争呢？”

　　“奇迹倒不是奇迹，”尼基津说，“不久之前，从莫吉廖夫那里派来一个人，他是在那里为我们工作的。过去，我们在刚开始收复失地的时候，由于情报工作做得不好，所以干了些蠢事，现在接受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我们就不再惩办那些表面上给德国人做事，而实际上为我们工作的人了。”

　　“这是合乎情理的。平白无故地把人处死，这是糟糕透顶的事！”谢尔皮林回忆起他在去年冬天从扎哈罗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在他们集团军的地段内绞死了一个警长。这个警长在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的时候，还喊了一声：“苏维埃政权万岁！”

　　“我们本来考虑，获得情报之后，把这个工作人员重新空投到那里，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万一德国人把飞机打下来，抓住他之后，就要逼他的口供……我们决定，在战役开始之前不冒这个险了，把他留在这里，等莫吉廖夫解放后再说。今天，他突然跟我纠缠不休起来，说：‘请您务必想个办法，让我见见司令，我是和他一起突围的……’”

　　谢尔皮林心里揣度着；这可能是谁呢？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问：反正马上就要看到这个人了。

　　“我可以带他进来，让您认一认，”尼基津没等谢尔皮林再问什么，笑嘻嘻地说，“他坐在我的‘爱姆卡’小汽车里，正在和您的副官聊天呢。”

　　“好吧，带他进来！”谢尔皮林说。

　　尼基津走出去之后，谢尔皮林站了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并不迷信，但是现在，在进攻莫吉廖夫的前夕，碰到一个当时和他一起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人，他感到这是个吉兆。在尼基津走进来的时候，谢尔皮林一看到尼基津背后那个他早就忘却的人的脸，心里顿时感到，明天的一切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祝您健康，司令同志，”谢尔皮林的这个老部下，趁尼基津闪在一旁的时候，走上一步说。他长着一头卷发，脸上稚气未脱。他那紧贴着身子的左手上拿着船形帽，他脱下帽子，大概是为了使谢尔皮林能够根据他的一头卷发，马上就把他认出来。“塞金大尉听候您的吩咐，”

　　“你好，塞金。看见你我很高兴。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一步走到塞金跟前，和他拥抱，放开之后，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好象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三年来他经历过的一切。

　　可是，从塞金的脸上恰恰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脸上总是能够看到他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的脸，不过随着岁月的消逝，逐渐变得苍老而已。而眼前这个人却并不见老，他还保持着三年前谢尔皮林看到他的那副模样：那天早晨，谢尔皮林一行人渡过第聂伯河，进入一片树林，碰到了五二七团特工处特派员塞金大尉和克瓦尔楚柯准尉，他们两人率领一队战士，带着师的旗帜。

　　在以后的突围过程中，克瓦尔楚柯准尉一直把这面旗帜带在身边，藏在军便眼里面。塞金在突围出来前的一个星期，被一颗迫击炮弹打伤了大腿和脚，伤势很重。大家背着他走了一天，夜里，他失去了知觉，就把他留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荒凉的村子里。“他的情况很不好，”克瓦尔楚柯准尉亲自把他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后，回来向谢尔皮林报告说。“可是，旅长同志，那两个妇女非常怜惜他，她们说，年纪这么轻，还是个卷发的小伙子！说不定，在她们的照料，他还能活？”

　　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他毕竟活下来了。经历了三年战争，塞金竟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卷发的小伙子又站在谢尔皮林面前了。

　　“那么，您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司令同志？”塞金高兴地说。

　　“怎么会认不出你呢？尤其是你还留着那绺额发。”

　　“我要是把额发剃了，司令同志，再蓄起胡子，那恐怕连亲娘也认不得我了！”

　　“他的第一次报告，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吗？”谢尔皮林转过睑对尼基津说。“‘突围出来十九个人，师的旗帜也带出来了’。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报告，是永世也忘不了的。哪怕你的头发全脱了，光秃秃的象膝盖一样，由于你作了这样的报告，我还是能把你认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那里表现怎么样，在我手下时，他是好样的。”

　　“在我们那里也不错，”尼基津说。谢尔皮林从他说话的语调中感到，他听到谢尔皮林夸奖他部门里的人，心里很高兴。

　　“你把他带来了，这很好，”谢尔皮林说。

　　“我可以走了吗？”尼基津说。他精明老练，一下子就明白了谢尔皮林的言外之意：谢谢你，但现在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谈吧！

　　尼基津出去之后，谢尔皮林指了指放在桌子那一边的一张凳子，然后把两肘支在桌上，默不作声地望着塞金。

　　“你说，塞金，那里的人现在怎么样？”

　　“就在那里活下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路呢？”塞金回答。

　　他说这两句话，就好象把一块石头猛然投入深井似的，震动了人们的心灵，触痛了他们心底的创伤。那里的人们现在怎么样？自从我们的部队撤走之后，那里的人们只有一条路——他们留在哪里，就只好在哪里活下去……

　　“你受伤以后，我们把你留在那里，当时你不怨我们吗？”

　　“不怨。只是清醒过来之后，我感到很害怕。后来，躺了两个月，就明白了：我还能活下去。既然还能活下去，那就得找个事情f干。我把证件都挖了出来，重新开始工作。起先担任游击旅的侦察科科长。后来。我负了伤，就把我送回大后方，又从那里作为侦察机关的人派到敌后去做地下工作。先是在奥尔沙，后来到莫吉廖夫。”

　　“是你自己要求上级把你重新派到那里去的吧？”

　　“基本上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一方面，不想去，另一方面，既然那里留着我们的人，那怎么能不回去呢？等你们解放莫吉廖夫地区的时候，甚至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中也能看到，这些年来，那里的人尽心竭力，做了多少工作啊！就拿德国人的通信联络来说吧，有多少根电线杆给那里的人们锯断了！我们锯断一根电线杆，德国人就从邻近的树林里拖来一棵树，只是把小树枝砍掉一些。连树皮也不削掉，就把它竖在旁边作电线杆用。不消一个星期，又给锯断了下他们又竖起来……你们到了那里，就可以亲眼看到，每根电线杆周围有六七个树墩，好象蘑菇杆一样。这种情况到处都看得到。再说，德国人后方的铁路线又怎么样呢？这里刚修好，那里给破坏了，那里刚修好，这里又给破坏了，真使他们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德国人当然是非常残暴的罗。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中间这样讲：我们完成了一次没有遭受损失的行动！这看来好象是事实，然而，每进行一次行动，我们都要牺牲好几个人作为代价。德国人即使抓不到干这些事情的人，反正也要随手杀几个人。”

　　“这是可想而知的，”谢尔皮林沉痛地说。他沉默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碰到过我们一七六师的人吗？”

　　“一个也没碰到过，”塞金说。“他们的墓地我们倒可能查清楚。莫吉廖夫的居民转告我们。砖厂旁边，在您的团当时担任防御的那些壕沟里，有个合葬墓。德国人曾在那里强迫俘虏掩埋尸体；大概都是您团里牺牲的人。在市立医院旁边，那时也掘了好些坑：那里埋的是我们师里各团牺牲的人，也有伤重身亡的，也有后来给德国人枪杀的几个医务人员，因为他们把俘虏藏在医院里。靠近铁路的水塔旁边，还有一个墓，这是铁路职工告诉我们的。埋在这三个地方的想必都是我们师里的人。活着的人，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过。关于您还活着的消息，过去我也不知道。直到去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之后，我才在通报里看到您的姓名。看到您的姓名，我就想：这是不是您？后来，在这里，在游击队总部，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您。我这才拿定主意来打扰您……”

　　“这还要拿什么主意，”谢尔皮林说。“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

　　看到塞金脸上的表情，谢尔皮林明白，塞全感到很不好意思打扰他，可他自己却还不打算就让塞金走。他很想问问莫吉廖夫的情况，也确实应该问问。

　　有几个游击大队的根据地就在谢尔皮林集团军即将发动进攻的地段内。这些游击大队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情报，事先早已转送到大后方，谢尔皮林对这些情报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些情报恰恰是有关德军后方防卫区的情况的，其中也包括莫吉廖夫防卫区的情况。游击队员潜入敌后比潜入德军的前沿容易一些。那些被德国人强迫拉去构筑后方工事的居民也是情报的来源之一。

　　各种情报源源而来，有的关于德军部队的人数，有的关于货物的运输量，有的关于道路和桥梁的状况，有的关于市内建筑物的状况；哪些还是完好的，哪些已经毁坏了，哪些还能利用，哪些不能利用。

　　但是，除了这些情报之外，谢尔皮林还想从塞金那里了解莫吉廖夫北边，他们将要强渡的那段第聂伯河沿岸德军阵地的一些洋细情况。

　　然而，赛金的回答却没有超出谢尔皮林已经知道的范围，塞金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他负疚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大家一起收集到的情报，都汇总起来送交中央了。我本人这几个月来一直待在地窖里，很少见到天日，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了。”

　　“那两个妇女，就是我们把你留在她们那里的那两个妇女，她们现在怎么样？你知道她们的情况吗？”

　　“去年，她们还活着，”塞金说。“去年秋天解放斯摩棱斯克的时候，我看到过她们。那次，我伤愈出院，开车到游击队总部去，路上正巧经过她们村子附近！我就开着吨半卡车到她们那用去了一趟。整个村子只剩下一所房子了。人都住在地窖里。老太太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她的女儿在照料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好端端的中年妇女，不到四十岁。而现在，因为没有吃的，地窖里又潮湿，她的手和腿都肿得这样了……”塞金用双手比划着那个妇女的手和腿肿成什么样子。“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没有。国家给了一点补助，开始的时候，军队也从后勤部调来了一些东西分给他们。但是，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她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要吃自己种的粮食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呢，说不定要等到来年？那里的人一心只等待解放，什么艰难困苦都忍受下来了，……一根火柴要劈成四根用，有时，简直忘了火柴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东西都掺在粮食里充饥！茶叶根本就见不到，只好找些野果子煮水喝。针是自己做的，要缝个扣子，线还得从旧的粗麻布里抽出来……我躺在她们家里养伤的时候，一直在想，应该如何来报答她们：我要是能活下来的话，上帝保佑我们把这些德国鬼子斩尽杀绝，那时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她们效劳！可是在斯摩棱斯克解放以后，我看到了她们，我又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呢？我刚出院，身边也没有多带什么东西。我就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给了她们。此外，我一无所有了。那里的人生活很艰苦啊，应该尽快结束战争……”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谢尔皮林说。“看着你，我就想：你的心倒是很好的。塞金。”

　　“尽管我是在肃反部门工作的，”塞金带着又象挑衅又象嘲笑的口气说。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替我说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呢？”

　　“我不过有这种感觉罢了。”

　　“你真多心哪！我对你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三年里，战争不断地打击着人们的心灵，如今大家对这种打击已经习以为常了，有的人不管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痛苦都已经麻木不仁了。可你仍然关心着人家的疾苦，就是说，你是个好人，你的心很好。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肃反人员？可能，你甚至是个完全不称职的肃反人员。譬如说，我的心思你还猜不透。”

　　谢尔皮林看了塞金一眼，想起了一开始就想对他讲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扯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一直没有讲。

　　“我必须向你报告一件事。”

　　塞金吃惊地望着谢尔皮林。这话出于集团军司令之口，可真有点儿古怪。

　　“你们那时带出来的那面旗帜，”谢尔皮林说，“我们一直保存着，后来把它交给西线司令部了。我出院之后，曾经提出过：既然我们带着旗帜突围出来，那么是不是还用原来的番号，重新恢复我们的师。那时，他们没有听取这个意见，因为德国人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不久前，我在一个文件里看到，现在又有一个一七六步兵师了。既然用原来那个番号又编了一个师，我想，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帜授给这个师了。我给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写了封信，不过还没有回音。”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似乎认为向他过去的部下报告他所知道的这些情况，是责无旁贷的。

　　而事实上，谢尔皮林也确实认为，这是责无旁贷的。

　　这时，扎哈罗夫走了进来，他没穿军大衣，只在军便服外面穿了一件皮背心，他一跨进门槛就说：“我顺便来叫你一声。鲍依科说，你准备到他那里去。”

　　“是的，马上就去。”谢尔皮林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了握扎哈罗夫的手。“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呢。”同时，他朝从桌子旁边猛地站了起来的塞金扬了扬头，说，“这是塞金大尉，是三年前和我一起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

　　“尼基津到我这里来过，已经报告过你的客人的情况了。”扎哈罗夫跟塞金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你们还没有谈完吗？你同意的话，我就在这儿听听……”

　　“既然你来了，我们就算谈完了，”谢尔皮林说。“本来已经过了时间。”

　　他站着，摇了摇电话机，叫辛佐夫到这里来。

　　“你已经看见过辛佐夫了吗？”

　　“看见过。”

　　“彼此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

　　“你把塞金带去，”谢尔皮林看见辛佐夫进来，就对他说，“安排晚饭，让他喝上一杯。就算我陪着你们吃。吃完饭，用车子送他回去。你自己二十三点正再到我这里来。”

　　塞金行了个举手礼，向后一转，就跟在辛佐夫的后面往外走去，谢尔皮林朝他的背影看了看，说：“虽然他一直在搞地下工作，可对向后转要从左边转过去这一点，倒并没有忘记。过去我们还以为他已经失踪了。由于他保全了师的旗帜，应该发给他勋章。也许现在弥补还不算晚吧？”

　　“怎么会晚呢？”扎哈罗夫说。“这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

　　“如果严格照条令办事的话，这不是我们的职权。”

　　“然而有你集团军司令这样一个活的见证人在，我们是有权授奖的。我们去对尼基津说，让他写一份呈请授奖的报告，我们把塞金列进第一批名单里去。”

　　“行啊。你去对尼基津说吗？”

　　“我可以去说。”

　　“我们到司令部去吧，已经超过约定的时间，我们要迟到了。”

　　“你就难得迟到这一回吧！”

　　这样，倒正好让鲍依科高兴高兴。他平时喜欢；今日事今日毕！可现在，他正巧碰上倒霉的事，他和基尔皮奇尼科夫的联络中断了，这样一来，今日的事，今日不能毕了。他还在等最后的报告，好把一切事都办完。架桥兵正在那里摸黑往前推进，不知在什么地方耽搁住了……现在他们正在重新搞复式通信。”

　　“这可糟了，”谢尔皮林说。

　　“鲍依科把所有的人都狠狠地批了一通，我们就不必再去责备他们了，”扎哈罗夫笑着说。“你们和顶头上司搞得怎么样，没有顶起来吗？”

　　“可以说没有顶。”谢尔皮林把有关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的那个炮兵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这还好，”扎哈罗夫听到巴久克打电话给谢尔皮林，同意给这个团的时候，兴冲冲地说。“他很快就回心转意了。从前，要他回心转意，可得等很多时间呢。那么，李沃夫怎么样？他还拿自备的菜丸子请客吗？”

　　“今天他没有带菜丸子。相反，他也喝了点白兰地。”

　　“可见，心情激动的到底不仅仅是我们，他的内心也很激动。只是谁知道他的心长在什么地方，他长心眼儿的地方，好象和我们大家不一样：你要摸它，怎么摸也摸不着。坦白说，今天我是躲着他的，故意在部队里兜来兜去。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准备战死疆场！我不想让这种心情给破坏了。”

　　谢尔皮林听到这里，心里顿时豁然开朗了，他感到他们面临的这次战役有着多么伟大的意义啊！而这种伟大的意义有时候在他或者他的战友的脑子里竟然被淡忘了。他现在感到的这种伟大的意义不是军事上的，军事上的伟大意义，他们在准备这次战役时，甚至从各种细枝末节之中也早已感觉到了。这种意义他们是记住的。现在，他感觉到的是另一种伟大的意义，是更伟大的意义，是关系到人的命运的伟大意义，这个意义使他们想起，在他们的面前不单是战争，而是曾经被他们抛弃的一大片土地和被他们抛弃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想到这些，谢尔皮林枣地感到自己不仅由于准备这次进攻的整个集团军的坚强而自身也充满了力量，而且还对留在敌占区的人们感到内疚。但是，非常奇怪，这种内疚的感觉现在并没有使他在精神上感到沮丧，相反，却使他感到更加坚强。他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他们殷切的、长久以来的期望。

　　“对，高斯嘉，明天应该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他对扎哈罗夫说。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素来密切，可是他还从来没有这样亲呢地称呼过扎哈罗夫呢。

　　扎哈罗夫感到对方的内心非常激动，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在往外走的时候，默不作声地紧紧抓住对方的胳膊。

　　“怎么啦，下小雨了吗？”谢尔皮林问，同时抬起头来看了看。

　　“我刚才从车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也以为在下小雨。原来是起风了，树叶在沙沙作响。”

　　他们已经走到了司令部的帐篷面前，忽然听到，在右面很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飞机的马达声。

　　他们俩停住脚步，侧耳细听了很久，但什么话也没说。

　　当他们走进帐篷的时候，鲍依科正站在桌子旁边，对着听筒说：“都清楚了。明白了！祝您成功！”

　　他挂上听筒，转过身子，对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说：“是科斯亭打来的电话。他的两个师已经起飞了。他们正在往目标飞去。”

　　“现在应该算开始了，”谢尔皮林说。

第十九章

　　进攻进入了第四个昼夜，谢尔皮林已经搬到树林中的一个新的指挥所里去了。这个指挥所在三天之前还是德国人的一个观察所。树林里，松树的树枝被弹片打得七零八落，树干被打得都是裂口。整个树林充满了一股浓郁的松香气味。

　　但是，为了立即跟上继续往前挺进的部队，这个新的指挥所今天又得往前搬了。

　　谢尔皮林昨天夜里回到这里，沉沉地睡了四个小时，起来之后接到一份报告说，派往第聂伯河的先头部队，有一支已经渡过该河，拿下了一个登陆场。

　　昨天夜里，军长和师长对天发誓，保证拂晓之前完成任务。现在，他们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了。

　　部下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个消息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那么打仗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按时看看手表就行了。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战场上远非所有的事都是按时按刻地进行的，人家那里是这样，你自己这里也是这样！

　　第一批在对岸登陆的部队一般是轻装渡过去的。现在，德国人和我们之间谁胜谁负，就要看谁能赢得时间。如果我们能把必需的增派部队很快地派过去，如果能用火力进行支援，那么，这个登陆场我们就能守住；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德国人就会把我们从这个登陆场上撵下来。

　　谢尔皮林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要求他派强击机队去掩护登陆场，不要让德国人，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接近登陆场。空军集团军司令答应了，不过，还得过一会儿：现在那里的能见度很差，第聂伯河上还是夜雾蒙蒙……

　　“他们就是在蒙蒙的夜雾中渡过去的，”谢尔皮林赞许地想到已经在前边，在第聂伯河对岸登陆的先头部队。“他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要看我们的了……”

　　他打电话给基尔皮奇尼科夫军长，要基尔皮奇尼科夫军的主力尽快向第聂伯河挺进，并说自己立即要到他的军里去。

　　“您在什么地方？还在昨天的老地方吗？”

　　“目前还在老地方，”军长说。

　　“遗憾哪，您还在老地方，”谢尔皮林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但还是忍住了，没有说出来。遗憾是遗憾的，但是战斗任务并不要求军长听了你的斥责之后马上就往前冲，并不要求他带着他的指挥所每隔五分钟往前推进一次，而是要求部队往前推进。有的军长往往待在很前面，你要到他那里去，非得冒生命危险不可。然而，如果他自己待在前边，而他们部队却在后边停滞不前，这又何济于事呢？

　　根据谢尔皮林自己制订的行动计划，预定在这次战役打响后第五天的傍晚攻占莫吉廖夫，这个计划已经上级批准，现在就成为他的行动准则了。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特别是在第一天碰到的那些艰难险阻，这个计划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只要他们不让敌人把他们从最初的几个登陆场上撵下来，相反，他们再占领几个新的登陆场，那么今大白天，主力部队就能挺进到第聂伯河，夜里渡河，明天傍晚之前，就可以攻占莫吉廖夫了！

　　谢尔皮林拿起听筒，准备在出发之前给鲍依科下达最后的命令，可是鲍依科却恰好在这时候走进了屋子。他是一副准备上路的打扮，雨衣上还留着好些雨点。

　　“还在下小雨吗？”

　　“还在下。我是来报告的，按计划我要到新的指挥所去。通信联络检查过了：作战处处长已经在那里了。”

　　“那么扎哈罗夫呢？”谢尔皮林问。

　　“他在五点钟的时候，到沃罗宁那里去了。我们还是毫无进展。”

　　谢尔皮林眉头一皱。他在昨天傍晚就了解到左翼沃罗宁那个军在进攻时遭到激烈抵抗，也了解到，我们毫无进展，现在，他又听到这句话，虽然还是皱了皱眉头，但是，对这种毫无进展的状态已经不很担心了。

　　“德国人在左翼，在莫吉廖夫的正面打得特别凶，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件好事，”他想。“就是说，他们低估了我们从北面，从右翼进行打击的力量。因此，我们在那里已经挺进到第聂伯河了。如果我们不贻误时机，那么就可能在那里一举成功。”

　　“你到达新的指挥所需要多少时间？”谢尔皮林看了看表问，因为他自己出发的时间就取决于此。不管根据什么规定，他和参谋长两个人总不能同时都在路上。

　　“过四十五分钟我就到那里了。”

　　“一到之后，马上打电话来。我暂时和炮兵司令一起研究一会儿工作，然后，我从这儿直接到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去。”

　　鲍依科点了点头。他原来就考虑到集团军司令会到右翼去的，因为他们已经在第聂伯河对岸站住脚了。

　　“格里戈利·盖拉西莫维奇，你一到新的指挥所，马上继续进行编组机动部队的工作。今天白天，我们要在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建立渡口，明天早晨之前让机动部队渡过第聂伯河，冲到开阔地带，绕过莫吉廖夫，从它的后面切断通往明斯克和博勃鲁伊斯克的两条公路。假如今天白天我们再能占领几个登陆场的话，那我们就能在一大段地区内给他们造成强渡的威胁，这样一来，德国人只能匆忙地补漏洞，他们顾此失彼，就抽不出足够的力量来阻挡我们的机动部队了。”

　　“一定照办。”

　　关于这个机动部队，昨天谢尔皮林从前沿回来之后就和鲍依科谈起过。开头，在方面军范围内，并没有打算成立机动部队。后来，进攻进入了高潮，谢尔皮林看到集团军的右翼在莫吉廖夫北面相当远的地方一马当先，已经在向第聂伯河推进了，这个时候，他想到，如果把一个机动部队运送到第聂伯河对岸，那它一定能够很快地突入纵深，绕到莫吉廖夫后面。因此，他决定在集团军里编组一个机动部队，并得到了上级的“同意”。

　　“现在坦克部队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问，他指的是那个还没有参加战斗的坦克旅，它将作为主力编入机动部队。

　　“目前还没有出发，仍旧在巴夏河东岸。”

　　“为什么还不过来？”

　　“我同意他们暂缓过来，”鲍依科说。“他们担心坦克会陷在河滩地里。他们想要整个旅一起投入战斗。这种想法我是同意的。”

　　他解开图囊，在地图上指出他们的位置。“从昨天夜里起，他们和工兵一起改善了渡口的条件。要到出发阵地去集中，他们是完全来得及的，那何必冒着丢失坦克的危险，匆忙行事呢？”

　　“这我同意，”谢尔皮林说。“在中午之前，最好能把我们准备编入机动部队的各个部队集中在一个地区。”

　　“一定照办。”

　　“你认为，有多少步兵可以用汽车来运送？”谢尔皮林问。

　　“后勤部主任答应运送三个营。他亲自负责调动车辆。”

　　“就算能运送一个团。这个团暂时从阿尔杰米耶夫那里调过来。我们现在也学起那些军长的坏习惯来了，过早地动用预备队了，”谢尔皮林笑了笑说。

　　“调哪个团呢？”鲍依科问。

　　“让师长自己说，他手下哪个团最棒。我想很可能是伊林团。”

　　“那派谁担任机动部队的指挥员呢？”鲍依科又问。

　　在昨天谈到编组一个机动部队的时候，鲍依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因为他喜欢尽早得到有关下一步的命令。命令下得越早，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在详细制订方案的过程中对集团军司令的初步决定稍加修改，使它臻于完善。但是，谢尔皮林昨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说是还得考虑一下。现在他也没有立刻回答。

　　派谁去指挥这个由坦克旅、自行火炮团、步兵团和工兵营组成的机动部队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可以由上面派一个人去担任指挥员，也可以在他们内部找一个。可以按惯常的做法，派一个集团军副司令去，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军衔和职位比较高，权力也比较大。但是，也有缺点’机动部队是由各种部队组成的，派一个新人去指挥的话，那他对每个部队来说，都是陌生的。

　　“我想，还是由坦克旅旅长来担任。他指挥自己的部下是驾轻就熟，其他各个部队，就让他带着跑吧。既然我们依靠机械化，依靠速度，那就得让坦克部队担任主角。中午之前如果情况没有变化，我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打电话给你，把这个问题最后确定下来。”

　　鲍依科点了点头。他很了解谢尔皮林，知道他说的“我想”这两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问题已经解决了。

　　“今天一整天，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登陆场。如果强击机还象昨天那样干得出色，那谁也休想把我们从登陆场上撵下来，”谢尔皮林在鲍依科临走的时候对他说。

　　过了一个小时，谢尔皮林同炮兵司令研究了支援登陆场的问题之后，就坐上吉普车到部队里去了。他的吉普车后面，还跟着两辆车子。一辆是通信兵乘的，带着无线电台；另一辆是自动枪手乘的。根据命令，集团军司令到前沿巡视时，应由装甲运输车担任保卫。但是，装甲运输车在前天陷在朴罗尼亚利的河滩沼泽地里了，它虽然被拖了出来，不过谢尔皮林从此却再也不想同它打交道了。

　　三辆吉普车，一辆紧接着一辆，从树林里开出来，沿着朴罗尼亚河河岸往北驶去。

　　雨停了，早晨的天色依然是阴沉沉的，乌云低低地悬在上空。公路沿着原先的德方阵地向远处伸去，从公路上往下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片将近一公里半宽的开阔的沼泽滩，不禁使人想起，在进攻的第一天，为了占领这片河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劳力啊！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劳力的痕迹——一与其说是战斗的痕迹，倒不如说确确实实是所花的劳力的痕迹。弹坑很多，但是几乎都是老的，坑里长满了野草，这是去年秋天方面军在这里朴罗尼亚河上　战的痕迹。河滩上，新的弹坑几乎没有：炮兵打得很出色，弹无虚发，每发炮弹都直接命中德国人在高地上的堑壕。德国人被我们的炮火压住了，在我们冲锋时候，他们几乎一炮都没有打。直到后来，当我们的步兵已经占领第二、第三道堑壕线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从纵深打来几发零零落落的炮弹。再后来，傍晚之前，他们轰炸了渡口，但没有命中目标。

　　只有这些痕迹是新的，其余的都是老的。然而我们把火炮、自行火炮、坦克拖过河滩的痕迹，它们陷进去，拖出来，拖出来又陷进去的痕迹，用各种各样的挡板、碎木头、木板七拼八凑地垫着把它们拖出来的痕迹—一所有这些痕迹可真是数不胜数啊！

　　现今，这些技术装备都已经拖出来了，所有的火炮、自行火炮和坦克，都已经继续往前排进了。可是，在第一天，为了要通过这个河滩，大家一直拼命干到深夜，弄得人困马乏，以至有的时候，大家甚至觉得，已经来不及把它们拖出来了，技术装备肯定要落后，没有希望赶上勇往直前的步兵了。

　　在这里失去的时间，在以后的两天之中补回来了，确切一点说，是两天两夜。在进攻进入高潮的时候，人们可以说除了战斗生活之外，再没有别的生活了。他们吃饭、睡觉都在行军途中，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

　　各种各样的困难使你不得不深思：你的决定是不是一开头就是正确的？你要攻击的地方是不是最理想的地方？

　　第一天，我军在朴罗尼亚河上毫无进展的时候，谢尔皮林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对通过河滩的困难是估计不足的，但其它的问题事先都估计到了：主攻方向是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的，他们估计主攻方向是在靠近莫吉廖夫的地方，因此，他们在那里布防比较严密。从已久克那里要来的远射程重炮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打得很漂亮，恰好命中了德方的军部、当这个小树林一拿下之后，谢尔皮林马上派自己的副官和一个侦察兵到那里去检查，这个地方是不是军部。他们报告说：那里是军部，德国人遭到炮击之后，仓惶地逃掉了，在那里丢下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我们颗颗炮弹都直接命中掩蔽部和军部的小房子。

　　“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方面军侦察处的汽车。他们问我们，到那里去怎么走。”辛佐夫说。

　　“原来如此！”谢尔皮林不禁哑然失笑。

　　后来，巴久克到集团军来时顺便说到：“你没骗我，第一天没有白费炮弹，确实打中了军部。”谢尔皮林忍不住用揶揄的口气回敬他：“是的，司令同志。一拿下那个地方，我们马上就去检查了。”“那你为什么不立即报告？”“我知道，您也派自己的人到那里检查去了，我不想剥夺他当面向您报告、让您高兴高兴的机会。”“嘿，你这个人的脾气太坏了，集团军司令。”巴久克说。他说这句话没有特别的恶意；他不喜欢人家得罪他，因此，对自己部下有这种脾气他也是尊重的。

　　昨天，谢尔皮林集团军的右翼，突入德方防线的纵深之后，进展越来越快。咋天凌晨，右翼部队首先在第二条河——一巴夏河的一大段地区渡过了河，到傍晚时，已经挺进到第三条河——烈斯塔河边，有几个地方，战士们一到河边，就一鼓作气跨过了烈斯塔河，直奔第聂伯河而去。

　　基尔皮奇尼科夫干得特别果断，毫不耽误时间。什么地方打开了缺口，他就一面派先头部队从这个缺口拚命往前冲，一面继续在自己的后方收拾还没有撤退的德国人。他军里一个落在后面的团今天早晨还在渡巴夏河，而先头部队已经在渡第聂伯河了。

　　要是在一年前，处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谢尔皮林大概不会到右翼，到冲在最前边的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去，他一定会到左翼，到落在其他两个军后边的那个军里去督促他们，要他们快点赶上，以便把战线拉平。这样做当然也行。但是，现在对谢尔皮林来说，主要的毕竟是另外一件事：要让基尔皮奇尼科夫渡过第聂伯河，扩大登陆场，这样就能把机动部队运送到对岸，然后把其他部队也一一运送过去。

　　不一定每个军都要自己建立渡口。如果我们在北面占领了可靠的登陆场，那么可以把南面的部队调一部分到那里去，通过已经建立好的渡口，把它们运送到对岸。这样，既能加快速度，又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事暂时还进行得不错。据头三天的报告，与往年相比，损失大为减少；那时，在同样的请况下，损失大，战果小。可是，战事的进行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总的来说，打仗就好比拔河，交战的双方各自抓住绳索的一端，你想往自己这边拉过来，可敌人也不松手。而这里的敌人是强大而又顽固的，从四一年冬季到现在，他们在这个方向上还没有吃过大的败仗哩。

　　谢尔皮林一路上考虑着这些问题，同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比较着战争总的进程中间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说明，一战斗正在往前推进，战果正在不断扩大。战果正在扩大的这种感觉不仅支配着谢尔皮林和此刻跟他同行的人，而且还支配着正在进攻的大道上作出自己贡献的人们。

　　拖拉机不断地把火炮从林间通道拉到大路上来—一这是重炮在变换阵地，在前推进。两辆大概在流动工场刚修复的坦克，开着座舱盖，往前疾驰，追赶着自己的部队。装着一箱箱炮弹的卡车，正在川流不息地往前驶去。在空地上，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插在布雷区周围的一面面小旗子。战利品管理大队的一个大尉带着几个司机正在检验德国人的一个车队。这个车队从树林里开出来的时候，遭到了我方强击机的袭击，车队的首尾全都烧光了，中间有几辆汽车倒是安然无恙，他们正在试着开动这些汽车。

　　云层不象刚才那样低了，在低空轰隆隆地掠过一个由六架强击机组成的机队，接着，又飞过三队，上面有几架驱逐机护航。

　　“这是飞往登陆场去的，”谢尔皮林放心地想。他回过头来，对坐在后座的辛佐夫说。

　　“我喜欢强击机！”他说这句话的神气好象人们谈起自己生平喜爱的东西一样。“我喜欢草原。”“我喜欢白桦”……“德国人把它们叫做‘黑色的死神’，而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是生命之神。每次看到它们，你就会想到：它们这次飞行能够拯救多少个战士的生命啊！”

　　又有一个由六架强击机组成的机队往前线的方向飞去。谢尔皮林从吉普车里探出头来，目送着它们远去。

　　“天气转晴了。如果六月里下几场雨，天气一直暖和的话，早蘑菇就会一个劲地长出来，你只要准备个篮子就行了。三一年，我在博勃鲁伊斯克当团长的时候，也碰上这样的夏天，蘑菇采了多少？说出来，你真会不相信。特别是在打靶场，那里一般没有人去。”

　　辛佐夫听了这段关于蘑菇的插话，感到有点突然。这三昼夜以来，司令第一次谈到这种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事——他也得让自己的头脑歇一歇啊！

　　辛佐夫进过四次医院，他觉得，在发动进攻的这些日子里，谢尔皮林有点象外科医生，而进攻呢，就象动手术。医生站在手术台旁，双手戴着橡皮子套，嘴上戴着口罩，一只手拿着手术刀，口里急促地说着：“纱布！钳子！纱布！缝线！检查脉搏！”他指挥着周围的助手，自己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任何其它的事情，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即使他要吸一口烟，也得由人家把烟塞到他嘴里，给他点着火，等他吸了一口之后，再给他拿走。

　　不管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辛佐夫却觉得很恰当。就是今天，尽管谢尔皮林已经三昼夜没有好好地睡过一次党，他在路上还是没有打过吨。有时，他看着地图，头脑里在考虑着什么，进行着思想斗争；这从他坐在前面摇头晃脑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有时，他命令停车，叫住沿路碰到的人，东问西问，向他们下命令，然后又吩咐重新开车，同时不住地注视着两边，好象怕漏掉什么重要的情况，以致会影响他以后作出的决定。

　　沿公路正在架设电线。谢尔皮林问同辛佐夫一起坐在后座的作战处副处长：“普罗库廷，你看，这根电线是通向哪里的？是不是通到塔雷津那里去的？”他指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图囊。“再往前五百公尺，向左拐弯，往那个村子的方向开过去。昨天二十三点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如果昨天夜里没有往前搬的话，他准在那里。”

　　“电线是通向那里的，不会通到别的地方去，司令同志，”普罗库廷说。

　　但是，谢尔皮林已经看到一个通信兵正沿着电线往前走去。

　　“停下，”他命令古特科夫。“辛佐夫，你去问问，这根电线是通向哪里的？”

　　辛佐夫跳下吉普车，朝通信兵跑去，一会儿回来报告说，这根电线是通往师部的。确切一点说，刚才还通向师部，而现在已经命令把它拆除了。

　　“这是他们同自己的后勤部门联络的电线，现在拆除的正是这根线，”谢尔皮林说，“而他们自己呢，我认为还在老地方！我们顺路去弯一弯。”

　　他们的吉普车从大路上驶进一个掩没在小树林中的村子。最边上的那间农舍，正巧被炮弹打中，完全被炸毁了，隔壁的一间倒安然无恙，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司机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几个自动枪手在树下走来走去。

　　谢尔皮林走进农舍。师长塔雷津，脸都没刮，穿着一件贴身的衬衣，裤子用背带吊着，坐在桌旁，正在喝饭盒里的汤。

　　“请原谅，司令同志，”他刷地一下站了起来。“我是来稍微歇一歇的，马上就回去，”他从板凳上抓起军便服，往头上就套。

　　“别忙，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皮林坐了下来。“把衣服穿好，就是战士，也应该给他两分钟时间穿衣服嘛。”

　　尽管集团军司令的话里毫无责备的意思，可是塔雷津还是觉得非常狼狈。已经早晨八点钟了，他还是这副样子，还在吃早饭，不在前沿的观察所里，却待在师部里，恰恰被集团军司令撞上了！他一边束上皮带，扣上扣子，一边解释说，他一整夜都在各个团里转来转去，三昼夜来，他第一次跑回来睡一会儿。本来吩咐两小时之后叫醒他，但是他醒不过来，到喝汤的时候，才慢慢地醒过来了。

　　“这个解释是多余的，”谢尔皮林说。“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你最好解释一下我所不理解的东西。为什么我一向认为全军最优秀的塔雷津师不是冲在人家前面，而是落在人家后头？”

　　塔雷津又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说他夜里到各个团都去过了，催促他们前进，然后又解释说，昨天和前天敌人的抵抗非常顽强；他的师拿下的地方，敌人在战场上丢下了七门自行火炮、二十多门火炮。

　　“这不是我从报告中听来的，而是在现场看到的，我去检查过了！”

　　“你一向勤勤恳恳，这我从不怀疑，”谢尔皮林说。“那么你们军的三个师当中，你的师进展最慢，这又作何解释呢？你们军的右翼已经渡过第聂伯河了，可是你仍旧还在烈斯塔河上磨蹭。”

　　“不过，我们是全线推进到烈斯塔河的啊，司令同志。我们把背后的德国人都肃清了。”

　　“坏就坏在你这个‘全线’上！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磨磨蹭蹭，这是同为你没有去找空子。你把几个团排成一条直线，让他们去硬挤；而你面前的德国人并没有绵密的正面防线，他们不过用交叉火力给你制造这种假象罢了。可是，你却信以为真！要善于找主干。找到之后就往那里冲1找到之后就冲！冲到前面，很快地把部队收拢，排成行进纵队穿过空档，然后再展开队形，准备战斗……傍晚之前，我希望不会再听到你现在这样的报告了。四三年，你在第聂伯河一仗中获得了英雄的称号。那时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中游，那里的河面开阔。可是，这里是在上游哪，这里几乎可以涉水过河，难道你倒反而对它束手无策了。您当年的英雄气概到哪儿去了！”谢尔皮林气呼呼地说，最后称他为“您”了。接着，他虽然双眉紧锁，但还是握了握师长的手说：“祝你成功。”

　　他的车子刚驶出村子，就听到塔雷津的吉普车在他们之后随即也开动了。

　　辛佐夫向来同情陷入狼狈境地的人。他作为副官，也常常会看到人家狼狈的样儿。不过，辛佐夫发现，连谢尔皮林本人也不喜欢自己的部下在他面前陷入狼狈的境地。每当司令听到与事实不符合的报告，或者听到脱口而出的空洞保证：“我马上扭转不利的局势！”他总是紧锁起双眉，象一匹马的鼻子里钻进了牛虹一样，摆动着脑袋，额上顿时暴起平时看不到的青筋。

　　由塔雷津师部往基尔皮奇尼科夫那儿去的路上，刚才他们见到的一批强击机又从他们头上飞过。谢尔皮林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于是辛佐夫就和他一起点起数来：由六架“戈尔贝利”飞机组成的机队全部安全返航，而另一个机队里却少了两架。

　　在基尔皮奇尼科夫原来的指挥所里，他们没有碰到这位军长。留在那里的工兵大尉向谢尔皮林报告说；基尔皮奇尼科夫刚才已经乘车到刚为他准备好的在烈斯塔河对岸的新的指挥所去了。

　　“前边的路你熟悉吗？”谢尔皮林问。

　　“军长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让我陪您去。当然，如果您要到那里去的话。”

　　“怎么，难道他怀疑我会不去吗？”谢尔皮林笑了笑说。“其它地方又当别论，军长那里，按理是应该去的。你们那里坐拢一点吧，”他稍稍倒过头，对坐在后面的两个人说了一句，然后命令大尉坐上吉普车。一路上，他向这位大尉详细地询问他们渡河的情况，问他们碰到哪些障碍。他让工兵大尉坐在自己的车上，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情况。

　　大尉如实地回答说，强渡朴罗尼亚河和巴夏河时困难重重，而到烈斯塔河的时候，他也在场，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渡过去了。显然，他们在巴夏河和烈斯塔河之间的地带赶过了正在从巴夏河撤退的德国人，所以，一直到他们渡过了烈斯塔河，德国人才开始向他们开火。

　　“是啊，这是他们已经从纵深调来预备队了，”谢尔皮林说。“关键是因为你们赶过了德国人。那些拖拖拉拉的人，在渡第三条河的时候，还得挨德国人的揍。你们看到架桥营没有？他们还没有到你们这里来吗？”

　　“我没有看到，司令同志。可能我错过了，没发现。”

　　“这么一大摊子人马，你是不会不发现的。想必是他们还在路上。”谢尔皮林命令普罗库廷坐到后向一辆吉普车上去，通过无线电台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解一下已经命令划归基尔皮奇尼科夫指挥的那个架桥营现在在什么地方。“问清楚之后，再赴上来。”

　　普罗库廷下了车，古特科夫重新开动吉普车，继续向前驶去。

　　当谢尔皮林打发普罗库廷到后面一辆车上去的时候，辛佐夫心里想：他们马上就要到基尔皮奇尼科夫的指挥所了，那里有电话，为什么不从那里打电话去问呢？可后来他明白了，谢尔皮林想在到达军长那里之前，先检查一下这个架桥营的情况。

　　总的来说，谢尔皮林是喜欢无线电通信的：他自己每次出去，在第二辆吉普车上总是带着无线电台。他到谁那里去，就要教会谁使用无线电通信。他总会想出各种办法，使他们不忘记无线电通信。

　　他戏称集团军参谋长鲍依和是个通信迷，其实他自己和鲍依科完全一样。有一次，谢尔皮林向辛佐夫谈起四一年的情况时，曾经说：“如果我们当时各个单位之间有可靠的无线电通信，再加上我们有使用这种通信设备的习惯，那么德国人要实行钳形攻势、锲形攻势就困难得多了。哪怕我们把这些电线砍掉一半，我们仍旧能够互相知道对方的位置。如果现在谁有了无线电通信，而不好的地利用它，那么，万一因此而倒了霉，就是咎由自取。”

　　谢尔皮林坐在前座，回想着在离开前沿很远的地方撞见塔雷津的情景，回想着他那副狼狈的样子。

　　“我们的心理状态可真有意思：碰到首长到我们这里来视察的时候，我们越是接近前沿，就越是感到问心无愧！如果你在炮声震天、硝烟弥漫的前沿掩体里碰上某个师长，即使他仗打得不好、理应受到训斥，你也会比较克制一点：原来他是待在这里！因为在到达他这里之前，你自已一路上也饱受了惊吓啊！”

　　谢尔皮林看见第二辆吉普车正在赶上来，就对古特科夫说：“停下。”

　　普罗库廷重又坐上谢尔皮林的吉普车，向他报告：“司令部回答说，架桥营正按原定线路行进。”

　　“谁回答的？”

　　“工程兵主任。”

　　“那么，这是可靠的。”

　　基尔皮奇尼科夫的指挥所在河对岸的土岗上，在离指挥所半公里的地方，工兵在烈斯塔河上刚架起一座新桥，现在，履带式牵引车正牵引着一门门重炮从桥上驶过。

　　谢尔皮林走下吉普车，看见土岗上的掩体都面朝着我军的方向。原来，基尔皮奇尼科夫在进攻的过程中占领了德军来不及使用的几个防御重点，就利用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指挥所。

　　新的指挥所里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了。在停放车辆的一个掩蔽所里，停着一辆他们熟悉的属于基尔皮奇尼科夫军部的大轿车，它是用“斯蒂倍克”牌卡车改装的，车身漆成斑斑驳驳的保护色。防空设备已经安装就绪：在几辆卡车上装着四联装高射机枪和“阿尔里空”高射炮。指挥所按照基尔皮奇尼科夫的习惯，布置得很合理，很得当。这里原来是德国人的掩蔽所，现在他们把它扩大了，上面盖着帆布和伪装网，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和几只可以折叠的凳子。

　　谢尔皮林走进指挥所，看见基尔皮奇尼科夫正背朝他坐在桌旁打电话。他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捶得电话机都跳了起来，一边骂对方听电话的人，用他自己惯常的说法，就是向对方“施加压力”。

　　“我如果是司令的话，就不全跟你这样讲话了。你自己待在后边，你的部队也不往前推进。真丢脸！从昨夜到现在才往前推进了两公里。你还知道不知道羞耻，还有没有良心？我问你，你还有一点良心没有？”

　　基尔皮奇尼科夫拧转身子，站起身来迎接谢尔皮林，手里仍旧拿着听筒。他想挂上听筒，准备报告，但谢尔皮林对地摇摇手：

　　“你先把事办完吧。”

　　“我再重复一遍：你真丢脸！”当着集团军司令的面，基尔皮奇尼科夫还是用原来的大嗓门对听筒里粗暴地喊着。“如果傍晚之前，你还不完成今天的任务，我就考虑撤掉你师长的职务。我的话完了！”

　　他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要不，早就把听筒摔掉了。谢尔皮林朝他那张气得两颊出现红斑的睑默默地看了几秒钟，然后慢腾腾地回过头去看了看。普罗库廷和辛佐夫刚跨进门口，看到这种情景，猜想到准有什么事情，于是就退了出去。

　　“你打算撤谁的职？是撤塔雷津的职吗？”

　　“撤是不会撤他的，不过吓唬吓唬他罢了。这两天他干得糟透了！”

　　基尔皮奇尼科夫的脸上，还留着刚才打电话时怒气冲冲的神色。

　　“事情都给他搞坏了，他落在最后面，”他仍旧用那个大嗓门补充了一句，他不想压住自己的怒气，也许他认为不需要这样做。

　　“这个部队比那个部队进展快，并不总是光凭本身作战勇敢，你说是不是这样？”谢尔皮林问。“可能，塔雷津离莫吉廖夫比较近，因此，比起你的其他几个师来，他们要对付的德国人可能更顽强一些。但是，即使在那里，德国人也没有绵密的防线。还是有空子可钻！而塔雷津却不会随机应变。这一点我已经同他谈过了。我刚才顺路到他那里去弯了弯。我不是直接从你这里开始检查的。”

　　“他一到自己的观察所，就向我报告说，您已经批评过他啦。”

　　“你瞧，他报告了，”谢尔皮林说。“换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马上报告的。这说明他是个老实人。你为什么还要劈头盖脸地骂他‘可耻，丢脸……’？要不是我进来的话，你还会骂得更凶呢！你倒说说看，这种蛮横的领导作风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不骂人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骂他的话不会写在牌子上示众的，司令同志。一个人在火头上什么话都会出口的。要是我听到了这种话，是不会感到委屈的，因此，人家听了感到委屈，我也不管！”基尔皮奇尼科夫忧郁地、但是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你听谁这样骂过你，”谢尔皮林说，他气得两腮的肌肉不断地颤动着。“你没有听到我这样骂过你吧？我一向尊重你，你是不可能听到我骂你的。你是集团军里最优秀的一个军的军长，但从你说的话来看，你却不尊重自己的师长。”

　　“怎么不尊重？塔雷津恰恰是我所尊重的，”基尔皮奇尼科夫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你一面说尊重他，一面却又侮辱他？”

　　“我并不每天都是这样的，司令同志。”

　　“不是每天这样，难道就可以原谅了吗？看来，我们互相还不了解。”谢尔皮林在桌子旁边坐下。“把最新消息报告一下吧，你是今天的主角啊。”

　　基尔皮奇尼科夫摊开地图，开始报告。

　　假如不算落在后面的塔雷津的话，那么，整个军的进展情况是良好的。在第聂伯河对岸的第二个登陆场上，他们已经设防守住了，刚才他们又占领了第三个登陆场。

　　“占领了第三个登陆场之后，你们有没有通知空军？”谢尔皮林马上问。

　　基尔皮奇尼科夫一下子给问住了，可是他还是如实地作了汇报。原来，占领第三个登陆场的消息，不是他通知空军的，而是空军通知他的。空军在冲击敌人之后的返航途中，看到我军又在一个地方强渡了德聂伯河，就立即通过无线电报告了自己的指挥部。强师机师长又把这个情况通知了军部。

　　“好样的！”谢尔皮林说。“你北面的第一个登陆场在这几个小时里扩大了多少？”

　　基尔皮奇尼科夫在地图上比划着，说明扩大了多少。

　　“眼下扩大得不够快啊！”

　　“德国人对我们压得很厉害。要是没有强击机的支援，我们早给撵下来了。”

　　基尔皮奇尼科夫又继续报告说；航空兵师部的一个军官早晨就到德聂伯河对岸的登陆场去了，他随身带着一架无线电台待在那儿，通过电台把飞机引向目标。

　　“好样的，”谢尔皮林听到这个情况，又称赞了一句。“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你那里的几个登陆场，当然可以指望得到强击机的掩护，可是你自己也别大意啊。”

　　“我们决不大意，”基尔皮奇尼科夫说。“有两个重炮团，”他说出这两个重炮团的番号，“从这边的岸上进行支援，有两个反坦克炮连已经通过浮桥运送到第聂伯河对岸了，还有一个坦克连运往对岸。我想他们也已经到达那里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证实。”

　　“辛佐夫，”谢尔皮林喊了一声，“你乘吉普车往回开，开到通往古塞夫卡的那条路口。架桥营应该到达这条路上了。看到他们带头的车辆，你就去找营长！让部队继续往烈斯塔村推进，把营长叫到我这里来……”辛佐夫走出去之后，谢尔皮林对基尔皮奇尼科夫说：“早上我答应给你的独立架桥营，半小时后归你指挥。你准备怎样使用它？”

　　“我们已经考虑好了，”基尔皮奇尼科夫说。“在离烈斯塔河对岸七公里、我们的部队和德国人的部队开始犬牙交错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个坦克连，一个反坦克炮营，还有一个用‘斯蒂倍克’汽车运送的自动枪手连。这些部队都用来掩护架桥兵，让他们沿着通往登陆场的公路一直往前冲。”

　　“这样做是正确的，”谢尔皮林说。“空中掩护你考虑到没有？”

　　“考虑到了，但是要等这个架桥营到手之后，我才能给空军部队进一步明确任务。”

　　“这样决定是对的，”谢尔皮林赞许道。“这个营是很强的，今天天黑之前，它应该在第聂伯河上架好第一座浮桥。明天中午之前架好第二座。你的任务是今天夜里至少要把四个团运过去。集团军机动部队马上就要编好了，明天早晨七点钟之前，你要保证让这个机动部队通过这座浮桥，并穿过你的部队。我们想绕过莫吉廖夫，切断德国人和后方的联系。你看地图。这是第聂伯河对岸你应该在明天七点之前到达的地界。机动部队在到达这个地界之前，不能受到丝毫损失。要让它不放一枪一炮，跟在你的背后到达这里！往后你就不用管它了！你带着你的三个师直扑别列律纳河。你的目标是别列津纳河。倘若塔雷津又掉在后边，那就别让他去夺登陆场了，你把他从已经占领的几个渡口运送到对岸去。你自己要抓紧！如果你的左邻今天夜里还没有推进到第聂伯河，那我先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准备把他们通过你的登陆场运送过去。集团军的预备队也要通过你的桥……”

　　“嗯……”基尔皮奇尼科夫忍不住搔了搔头皮。

　　“你干吗搔头皮呢？”谢尔皮林笑了笑说。“给谁东西多，对他的要求也就多。你要什么东西，我们有不给的吗？什么都给啦。架桥营给了你，坦克营给了你，预备队里的自行火炮团也给了你！整个强击机师都是供你使用的，其它军都没有用。因此，我们也有权对你提出要求……”

　　“我不是消求你放宽对我们的要求，司令同志，”自尊心很强的基尔皮奇尼科夫回答说。“我是在考虑，怎样更好地完成任务。”

　　“那你就考虑吧，这是有好处的，”谢尔皮林说。“让你的司令部也考虑一下，订个计划，别让那些暂时对岸还不需要的东西把路给堵住了。我现在打电话给自己的司令部。”

　　“我可以走了吗，司令同志？”基尔皮奇尼科夫问。

　　谢尔皮林点点头。他知道军长急着要去一下达紧急命令。

　　基尔皮奇尼科夫走出去后，谢尔皮林打电话给鲍依科。

　　鲍依科报告了情况。有些地方，情况混乱：在巴夏河、烈斯塔河和第聂伯河三条河之间，德国人在某些方向上正在撤退，而在其它的方向上还在继续顽抗。在我们已经突破敌人防线的部队后面，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然而即使是这些犬牙交错的混乱状态，也证明了进攻的速度正在加快。

　　鲍依科曾经搁下了自己的工作，到左右邻集团军去过。右邻集团军进行了战斗侦察，发现他们面前的德国人目前还很顽强，不准备后撤。左邻集团军则进攻得很顺利。方面军司令从那里打电话来找谢尔皮林，当他获悉谢尔皮林还在巡视途中，就只同鲍依科谈了一谈。他命令鲍依科转告集团军司令：虽然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他们的集团军，但弄得不巧，很可能友邻集团军会先拿下莫吉廖夫。

　　“他是在骂人还是在激将？”谢尔皮林问。

　　“据我看，目前还是后者。但是，如果我们完不成今天的任务，那就可能变为前者了。”

　　“我们要竭力不使前者实现，”谢尔皮林笑了笑，对着听筒说。接着，他又问鲍依科，机动部队的编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鲍依科从不放过机会让谢尔皮林明白，有些事情是用不到多提醒他的，这一次也是如此。他回答说，组成机动部队的各个部队都在行进中，按命令，在六点之前到达目的地。从——一师调来了伊林团。该团也在行进中。

　　“给坦克部队下达书面命令，”谢尔皮林说。

　　“已经准备好了。”

　　“给他们下达的命令，不仅要指明当前任务，而且还要指明后续任务。”

　　“当前任务和后续任务都已经指明了。”